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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特约评论员 木乔
据温家宝总理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位列“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的六大任务之首。对此，经济学家萧灼基建议，我们向农村“少取”成绩显著，但“多予”还任重道远，应当适当加大财政支农的比重。
我们认为，这个意见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应当引起各方面高度重视。具体增加比例当然还需仔细权衡，但在切实推进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如何具体实行财政支农“多予”，在最终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应当得到更明确而充分的体现。
从重视解决“三农”问题，到提出建设新农村，中央明确提出要对农村、农民和农业实行“多予少取”，无疑是深谋远虑的战略决策。近几年来，这一基本方针也收效显著，特别是去年底全国人大以法律程序，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农业税；同时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实行“两免一补贴”等优惠政策，这都是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大好事。
不过，这些重要成绩，主要还集中于“少取”。据测算，今年全国取消农业税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全国农民一年减负总额超过1000亿元。但中国毕竟有8亿农民，这样算下来，人均每年减负不过120元左右，这个具体数字的实际意义其实是有限的。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我们继续对农村和农民“少取”的余地，也会越来越小。
那么，要更多地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要长远有利于新农村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我们更需要加大“多予”的力度。比如，适当增加财政支农比重，这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可以动用的一个重要政策手段，而这也符合世界上多数国家扶持农业发展的惯例。
中国20多年来的改革始于农村，但今天得到最快发展、获得实惠最多的，却并不是广大农村和亿万农民，相反，“三农”问题日益严重，甚至成为阻碍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农村和农民对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甚至国际化的贡献之大有目共睹，他们有理由得到国家财政的更多支持和合理补偿。因此在财政允许范围内，适当提高支农比重，完全符合中央努力缩小城乡差距的指导思想，应当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实质性举措。
20多年来，中国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基本上是逐年稳步增加；但如果看财政支农的比重，却并不尽如人意。1978年用于支农的财政支出，占财政总额的13.43%；上世纪80、90年代，多数年份的财政支农比重也保持在9%以上；到2000年，财政支农比重却降至7.75%；整个“十五”期间，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虽继续保持增长势头，但占同时期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没有明显上升，2004年财政支农比重不过8.28%，仍未恢复到十年前的平均水平。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家税收增长情况良好，应当有适当增加支农比重的财力余地。2005年，全国税收总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同比增加额多达5148亿元，年增幅高达20%，这其中并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既然在“十一五”期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从中央到地方工作的重中之重，那就理应在税收快速增加、财力可承受的情况下，适当加大用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财政支出。至于具体的财政支农比重，可如萧灼基所建议，“十一五”期间先达到10%，2020年前再争取增加到12%左右。
更进一步看，如果增加财政支农比重，钱应当怎么花最有效率？从道理上说，这些钱最终都应当有利于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和农民增收。但具体分析，我们认为新增加的财政支出，不宜直接转变成农民增收，而应当首先重点投向农村基础建设，努力改善农村仍然相当落后的生产环境、生活环境等公共设施；同时还应投向农村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与发展能力，从而为新农村建设的持续推行，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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