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扩大内需不是鼓励花钱消费 根本在富民

　　本报记者 章轲 发自北京

　　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有效地扩大内需，是本届“两会”代表、委员们热议的重点话题之一。

　　昨日，清华大学教授、社会学家孙立平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表示，扩大 内需的根本在富民，在利益格局的调整，而不是在于鼓励人们花钱消费。尽管通过这些措施来扩大内需将比较缓慢，但这种内需的扩大将会是根本性的，有实质性意义的。旧模式已走到尽头

　　《第一财经日报》：“十一五”规划的一个重点是增长模式的转变。对于这个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已经进行了许多讨论，那么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转变的必然性？扩大内需在这种转变中具有什么样的位置？

　　孙立平：中国过去的发展模式基本走到了尽头，其内在的动力已经是强弩之末，必须将其动力置于新的基础之上。前年和去年发生的“两荒”，即“

民工荒”和“油荒”，可以看作是传统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标志。

　　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意味着要将过去的“内需不足—依赖出口—低价竞销—利润低下—工资增长缓慢—内需不足”这样一种恶性循环，转变为一种“收入增加—内需增长—降低对出口的依赖—避免竞销—收入增加”的良性循环。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情况来看，尽管这种转变是困难的，甚至需要较长的时间，但这种转变是必须的。而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扩大内需无疑是最关键的环节之一。

　　但解决内需问题要比解决外需问题更为复杂，因为内需问题表面看起来是收入和购买力的问题，但这与社会中的利益格局、社会结构和种种制度安排密切联系。没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社会结构的相应变化、相关制度安排的形成，能够支撑内需和国内市场的基本条件就不可能出现。扩大内需并非赶储蓄出笼

　　《第一财经日报》：内需不足的问题，实际上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显露出来，从1998年开始，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刺激需求。为什么这个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有更加严重和突出的迹象？

　　孙立平：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讨论到“微观不好宏观好”等现象的时候，一些学者坚持用产权明晰来解释这个现象。我当时的看法是，产权明晰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当时不但国有企业不景气，就是私营企业也不景气，这说明不完全是产权问题。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企业生产什么什么卖不出去，满大街的“拆迁价”、“吐血价”、“跳楼价”。这说明是需求有问题。后来，中央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刺激内需的政策。从1996年5月1日至1999年6月10日,中央银行连续7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后来又对利息征收所得税，以图推动个人消费，刺激经济增长。但这些政策措施从整体上来说收效甚微。这说明，以降利率、涨物价等手段赶储蓄出笼的扩大内需的政策脉络是有问题的。而总结这个教训对于形成新的扩大内需的思路是有现实意义的。

　　现实意义之一，就是慎待目前居民在银行中的储蓄。现有的储蓄，对于逐步老龄化的人口，无论是在保障老年生活的意义上还是在医疗的意义上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味强调将这些钱赶出来，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内需满足之后再扩大

　　《第一财经日报》：那我国目前的内需不足是什么样的情况？

　　孙立平：“内需不足”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甚至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现象，不能将这个问题简单地理解为人们有钱但不花钱的问题。

　　可以用“四个并存”来概括我国目前内需不足的特征：经济快速增长与物价低迷并存；物价低迷与生活负担沉重并存；生活负担沉重与高储蓄率并存；高储蓄率与高负债并存。这“四个并存”现象，对于我们制定正确的启动内需政策是有重要意义的。这说明，对于内需问题，不能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解决，需要形成新思路。

　　新一轮启动内需政策应当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的战略构的角度来考虑扩大内需的问题，明确在满足内需的基础上扩大内需，明确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和增进人民福祉的双重目标。

　　满足内需，第一位是如何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包括贫困群体的需求。靠他们自己来增加消费是不现实的，这个费用相当一部分要由政府来支付，主要是社会保障和必要的福利。更关键的是增加其当期收入。这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向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二是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和收入。

　　将满足内需作为扩大内需的前提，在政策的层面上还需要防止用通货膨胀的方式扩大内需，放弃原来那种“掏腰包式”的扩大内需方式，转而实行一种以“富民政策推动内需扩大”的模式。调整利益关系和富民政策

　　《第一财经日报》：既然过去赶储蓄出笼式的刺激内需的方式存在种种问题，那么有什么措施可以对内需的扩大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孙立平：扩大内需的根本在富民，而不是在于鼓励人们花钱消费。具体说来，可以考虑如下几个方面：遏制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培育社会消费的主体中产阶层，使其成为消费的主要群体；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因为这方面的开支本身就可以创造需求，同时也会通过强化居民对于未来的稳定预期而促进居民的消费；解决劳动报酬在GDP和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过低的问题；增加就业，特别是为那些对GDP和税收作不了太大贡献，但可以为许多人提供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保留生存空间，甚至提供某些优惠政策；促进城市化，缓解城乡断裂；启动农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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