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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冶
受高油价阴影持续盘踞影响，现代经济的运行成本也在急剧升高。自2003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已经翻了一番，不仅数度突破65美元一桶的标志性高点，更是在本月早些时候达到每桶67美元以上的峰值。受此影响，美国汽油平均价格也已升至每加仑2.55美元的历史高点。
现在，有关油价升至每桶100美元的预期越来越多，也许就在不久的将来，阅读能源账单将成为令人胆战心惊的经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禁把目光投向政府——毕竟，无论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油价急升，如果这种情形继续下去，国家和个人都将付出更大代价。美国政府对此最明显的回应当属本月新近出台的新能源法。但是对于这份长达1700多页的新法案，经济学家颇有微词。他们认为新法案对于新能源背景下的国家应对政策考虑不多，看上去更像是在回报诸如油气公司、核能公司等富人选民。总统布什也承认，他在8月9日签署的法案不会在一夜之间解决美国所面临的能源挑战，而是要经过几年的集中努力来逐渐缓解存在的问题。
那么，是不是一定要选择这种慢热方式来解决问题呢？是否存在更为立竿见影的措施？事实上，早在前几次油价大涨之时就有经济学家提出了提高燃油税的建议。他们认为，华盛顿方面应该将燃油税从目前的每加仑18.4美分提高到50美分甚至1美元，这对减少美国对海湾地区石油生产国的依赖性以及鼓励能源技术创新都是好处多多。
首先，人们已经看到，油价的持续攀升大大削减了消费者对于高油耗运动型汽车的需求，相比之下低油耗的混合动力型车销路大开。与提高企业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CAFE)相比，从税收入手可以更好地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效果远远胜出单纯的行政制度规定。价格是最好的指挥官，面对油价上涨，消费者自己会决定如何安排口袋里的钱，他们知道要去选择何种油耗标准的汽车。而这要比国会议员与汽车及石油业说客在最小里程标准、卡车载重或者其他妨碍CAFE标准的问题上争论不休的效果好得多。
另外，提升燃油税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刺激替代能源的技术创新。高油价时代将淡化替代能源及节能技术的成本劣势，消费者可能比以往更愿意去尝试生物柴油和混合动力型汽车。同时，这将极大地刺激发明家发明更多更节省能源的设备。而随着替代技术市场的逐渐增长，技术创新的成本自然会随之下降。在这方面欧洲国家为人们提供了很好的例子。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汽油税使西方经济逐步减少对石油的依赖。欧洲的环保标准也高于美国，例如，德国的绿党一直主张严厉的高税收政策，使德国的汽车工业在节能和替代能源研究方面世界领先。适度的高汽油税收政策，起到了将经济引向可持续发展，并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
当然，提高燃油税无疑会加剧许多消费者今天已经感受到的财务痛苦，但是这种可支配收入的减少只是暂时的，也是更有远见的。原因很简单，让市场发生作用。回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低油价的麻痹之下，欧美国家大力发展能源消耗型产业，全无能源危机之虞，结果导致七八十年代产油国突然拉升油价时，欧美各国措手不及，经济陷于停滞。如果能够防微杜渐，让消费者切身体会能源支出高企的痛楚，则整个国家在应对油价威胁时都将处于更主动的地位。按照市场规律，提高燃油税的直接结果将是需求下降和节约意识的增强，从而减少美国对中东产油国的依赖程度，进而形成油气价格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外国石油生产商也将意识到将油价稳定在合理低位符合他们的长久利益。
事实上，有关提升燃油税的诸多经济利益已经得到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同，环保主义者也是支持这一举措的坚实同盟，但有关此事的争论却从未休战，原因何在？政治是第一大要因。早在2000年油价上涨时，欧洲民众不堪忍受油价上涨之苦，即通过示威、堵塞交通甚至封锁油库的方式要求政府减低燃油税征收比率。法国政府迫于压力，俯顺民意，同意减税；英国政府则甘冒政治上的风险，坚守游戏规则，拒绝减税。二者孰得孰失，外人不好评说。但在美国，人们则早已见识过提升燃油税的政治风险。2004年总统竞选期间，约翰·克里因为曾在十年前表示过支持每加仑征收50美分燃油税的意愿而被布什抓住软肋，克里更是批评布什违背了2000年有关削减燃油税的竞选承诺。不过，现在的布什已无再次竞选的后顾之忧，而且油价上涨前途未卜，他是不是有可能站出来冒一次风险也未可知，对此环保主义者和经济学家们仍然存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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