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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初建
传闻多时的“洋行长”即将离职的消息终于成为事实，韦杰夫最终还是走了。
关于韦杰夫离职的原因肯定会有多个版本。人们会相信，深圳发展银行董事会的高层决策人物在决定一个关键岗位的领导的去留问题上，断然不会贸然行事。他们做出的决定，
必然有符合企业利益的确切理由。
然而，正如我们不会怀疑韦杰夫有充足的理由需要离职一样，我们也不应怀疑，深发展当初也是以一种求贤若渴的精神，满怀期望地将韦杰夫请来的。而且，在应否聘用“洋行长”的问题上，深发展的董事会必然也下了一番比较、鉴别、测试之类的功夫。因此，如果因为韦杰夫的离职，就把他说成是个“草包”，把他说得一身毛病，既不够宽容，也有董事会用人失察之嫌。
韦杰夫先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深发展行长的位置上兢兢业业地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当他离职而去的时候，我们不妨问一问，他带来了什么，留下了什么？
记得当初深发展重金聘用“洋行长”的时候，看中的是韦杰夫在国际金融界的经验。坦率地说，他到深发展之后，按照自己的思路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比如将总行与各分支机构整合到统一的管理平台上，比如推行垂直管理，向各分行派出“风险管理执行官”和“财务执行官”，以及分行行长实行轮换制，等等。众所周知，我们的银行系统一向以来存在着抗风险能力差，管理层缺乏监管等重大弊端。以此而论，韦杰夫的“洋招”可谓看得准，出手狠，一针见血。或许，他在改革过程中有操之过急、配套措施不足之类的缺陷，但公允地评价，他带来的可能是国际金融界的惯例，是基本的管理要求。这些惯例和要求，也许是韦杰夫留给中国银行界同仁的一笔宝贵财富。
关于韦杰夫离职的原因，有一个说法是“水土不服”。假如真是如此，我们倒应该追问一下，问题是出在“水土”上，还是出在“不服”上？金融体制的改革已经讲了很长时间，温家宝总理甚至有金融改革“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期许。遗憾的是，中国金融机构的问题盘根错节，积淀颇深，靠自己人改革尚且不易，又岂能指望“远来的和尚”念好这本经？而在另一方面，金融改革已是箭在弦上，韦杰夫触动的改革之弦，能否弹准调子，什么地方“跑了调”，正应该加以认真总结。如果是我们自己的“水土”出了问题，人家“不服”，“不听话”，我们难道不应该虚心就教吗？
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市场日益开放的前提下，韦杰夫可能是第一个来试水的银行家，但绝不会是最后一个。他个人的去留或许无足牵挂，但他走了之后，我们怎样利用他留下的经验教训，能从他那里学到什么，实在是值得深思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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