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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近日，美国司法部宣布以犯有诈骗、洗钱、护照和签证欺诈等十五项罪名对中国银行开平支行前行长许超凡、许国俊及其亲属提起诉讼。许超凡、许国俊和此前被美国移交中国警方的巨贪余振东都是建国以来最大的银行渎职盗窃案“开平之劫”的罪犯。
“开平之劫”被认为是中国银行业内控风险薄弱的最典型标本，因为这些贪官仅仅利用联行资金汇划系统存在的漏洞。而随后“东北高速案件”则证实了大规模的银行盗窃犯罪利用的是“裙带主义的信贷诈骗和转移”，不是“开平之劫”这种粗糙式的团伙性转移资金。
中国银行业大案要案近年不断发生，甚至已经给国有银行去美欧股市上市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很多国有银行已经把上市所在地锁定在香港)。此前，中国商务部曾经发布过严峻的事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逃贪官4000人，卷走资金500亿美元。
余振东的移交被认为是中美打击跨国犯罪的一个里程碑，余是美国第一次将中国贪官遣返回国。余的遣返其实是一种“特例”，而不是中美间国际司法方面的重要对接。目前，中美双方因为意识形态问题尚未缔结双边引渡条约，余振东被遣返回国不属于引渡，而是一种国际引渡合作的替代方式，属于一种特殊安排。余振东的故事给中国人一种暗示和鼓励，因为美国有判例法传统，这种做法可以在另外两位贪官许超凡、许国俊身上得到重演。进而希望另外一些逃避到海外的标志性贪官如赖昌星和杨秀珠回国受审则将指日可待。
不得不提到的是，美国司法部严厉打击中行贪官背后存在一个宏大的利益背景：那就是中国银行业的开放化、全球化和自由化。近年来，中国银行业，不仅仅是国有大型银行、同时也包括一些股份银行和地区性的银行，展开了大规模的引资(引进战略投资者)活动。建行的成功上市和中行的即将上市，都伴随着股权开放和治理结构加强的过程。花旗银行(浦发)、美洲银行(建行)、美林集团(中行)、美国运通(工行)以及欧洲一些金融巨鳄(例如澳洲联邦、荷兰ING、德国安联、瑞银集团)作为战略者鱼贯而入中国银行业，不仅中国银行业的股权生态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中国的银行业利益开始和国际金融财团的利益对接，牢固地黏合在一起，而这构成了美欧各国政府打击中国银行业的外逃贪官的某种动力和激励。
赖昌星和杨秀珠目前的“滞留”证明了一些所谓民主国家司法跨国合作的不情愿，而这里面有一些简单的利益故事。中国外逃贪官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外逃金钱，或多或少地让这些国家收益，而这些国家用政治问题庇护了这些贪官，或者容许这些贪官在该国法院不断地上诉(这些贪官的钱财至少一部分流入该国的律师行手里)，让这些贪官变相达到在该国长期居留的目的。
中国银行业的大刀阔斧地改革和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的另外一重令人想象不到的效应就是，中国的银行业的利益开始和国际金融财团的利益相关。作为中国银行业的股东们，这些财团有动力要求本国的司法系统加强内部治理，使得彼此在“利益和激励机制上相容”。
利益而不是所谓的价值观是国家间合作的最基本诱因。拉美国家，例如巴西和智利提供了绝佳的观察范式。独裁者皮诺切特在价值观上和西方的人权思想是分道扬镳的，但是，在皮诺切特掌权的时候，美国是乐意打击智利的卷款者(即使他是皮诺切特的反对者)，因为美国人在皮诺切特的“芝加哥学派的智利”金融体系里有大量的利益。而目前巴西的左派总统卢拉掌权，美国人倾向于保护那些巴西的贪官，因为卢拉的国有化运动让美国人占不了多少便宜。
中国银行业的全球化也许会产生一些打击跨国犯罪的利益基础，而这可能是鼓吹“银行贱卖论”的人没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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