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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2006年，金融业最重要改革之一就是要大力推进和实施存款保险制度。前不久，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专门组织讨论了城市信用社是否可以加入未来存款保险制度的问题。这让人感觉到中国的存款保险制度可能是一种“大面积覆盖”的制度：不仅仅是国有四大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都有机会进入这个“风险保障圈”。
实际上，就是中国存款保险制度效仿的鼻祖美国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一直以来都遭受到“风险的纸手铐”的质疑。比如著名经济学者Gennotte和Diamand都证明了存款保险会反过来导致一些小型的金融机构发挥它的激进本性，反而鼓励它们的道德风险。另外，从目前看，中国的存款保险计划也将实施固定的费率制，即根据各家银行存款状况，以一个固定的比例向存款保险公司缴纳保费(这个比例也许是在0.1%-0.3%之间)，而过去的经验和理论模型显示，统一的费率会造成银行间的利率竞争和存款争夺，导致银行持有最大的风险资产头寸。而中国又处于利率市场化的初步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更容易发生这种利率上的竞争。
尽管中国会和美国、印度一样，设计最高赔付限额，也许是5万，也许是10万；尽管中国会让放在央行旗下的存款保险公司也负担一部分监管职能，推进多重监管带来的互补性(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监管职能部门的摩擦)，但这些办法都并不很得要领，因为它们的着重点是小额储户的多少，金融机构的覆盖如何。
既然存款保险制度的目标是存款，那么何不对存款进行细分，形成不同类型的存款？而这些不同类型的存款对应着不同的利率、存款保险程度以及彼此间可以通过某种内部机制进行类型转换。这种类型上的有意划分，目的在于让储户选择自己的存款模式，给予他们更多自由选择空间，根据他们的选择来划定保障的范围和力度。这才是基于市场导向的存款保险思想。
这个简单的模型是，银行向储户吸纳两种类型的存款，一个叫A型，一个叫B型。A型纳入存款保险(可以全额担保)，B型则不受存款保险的保护，或者只受某一个限额内的存款保险保护。A型的吸储利率很低，B型则相当高。不同的银行则可以通过提高A、B两种类型的存款利率来竞争。而且银行可以根据吸纳的存款类型来设计放贷的利率，A型则是低风险的贷款，B型是较高风险的贷款。这种灵活的竞争性的存款类型学利率结构，是有助于中国单调的利率品种丰富化的，也能有助于推进利率机制的改革，推动中国真正市场化的基准利率的形成(而不是借助于国债发行利率)。
银行必须经常披露两种类型存款的比重，每家银行所支付的存款保险费率不仅要同A型存款的比重相关，也要同A、B两种类型存款的利差相关，这样的设计思想是，让银行的存款保险费率变得更灵活和富有风险抗衡力。
将不同的存款进行“类型学”上的建构性划分，它所秉承的还是哈耶克和佛里德曼的“自由选择”思想。要明确，存款保险制度不是保护每家银行的风险，而是消弭系统性的挤兑风险。存款保险的基本目的不是防止所有的银行的破产，而是提高金融系统的稳定性。过度广阔的存款保险计划会让银行的道德风险加大，保障狭小的存款保险又让一些高风险的银行被排斥到暗角，忽略了它们发动全局性金融风险的潜在可能性。正确的做法是，把市场导向的因素渗透进来，让银行和储户自己选择保障的类型，让他们发挥智力对自己恰如其分地负责，而不是用国家的“为民做主”的意志和专家的煞有介事地数理计算来削弱他们的选择机会。极端地说，就像BOB DYLAN的歌词，“在夜来临之前，在带走我之前，给我一个机会，即使我什么都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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