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德鲁克 可以为别人说话绝不和人们打成一片

　　唐学鹏

　　95岁的德鲁克停止了思考，也终止了他的语辞发明之路。“目标管理”、“私有化”、“知识社会”、“创造客户”、“非营利组织”这些词语的集合已经脱离了它们的命名者私语化的体系，已经独立构成了社会思潮的牢固基石，并被后来者浑然不觉衣带传承地拾起使用，在日益更新的智力流的冲刷下，越发展现它们的厚度和丰富性。

　　这位伟大的旁观者赢得的几乎全是赞美。他是现代管理学之父，他是出色的金融记者，优雅的演说家，日益更新教学内容的严谨的教师，喜欢从事公司管理生态调查的商业调查者，是新奥地利学派的呼应者，是老熊彼特思想的出色继承人。他一发言，所有的管理者都竖起耳朵倾听；他一写书，将是企业领导惠及下属的培训读本。

　　利润与成本

　　作为熊彼特阵营里的一员，“创新”一词是所有细密语言的会聚点。熊彼特认为，创新的来源是企业家精神。熊彼特认为，创新和企业家精神都是一种残酷、可怕但又不得不顺从和赞美的东西，如同禁欲时代的性欲，创新在熊彼特看来等于“创造性的破坏”，创新让过去的固定资产设备和资本投资过时无效悉数贬值，创新产生大量新的资本(利润)来弥补这些贬值和无效。于是，熊彼特始终想问的是：创新导致的新资本积累，能够提供浪费的成本吗？能够提供走向未来的成本吗？能够提供在企业界立稳脚跟的成本吗？能够提供“创造性破坏”的成本吗？创新的可悲结果在于，创新会被大量地模仿，创新的利润很快消失，黑暗重新聚合，新的创新在啼血的黎明储备着新的生机。

　　德鲁克去掉了熊彼特的悲观主义气氛。他在这其中玩了一个把戏，一个逻辑上的强占，一个语言上的花招。门格尔、熊彼特这些老奥地利学派(其实新奥地利学派米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也大体是这样认为的)人士认为，社会经济在创新的搅动下是不可能存在均衡的，所有的微观都是不均衡的，所有的宏观都是经常扰动的。作为宏观经济学家，德鲁克认可了这种观念上的连续性，但是，他不愿意接纳创新的利润只是为了下一轮破坏预先“制造”或者“冲抵”成本。于是，他在微观上借鉴古典经济学的思考方式，构造出貌似完全竞争下的企业模式。对企业而言，也许就没有“利润”，只有成本(德鲁克曾半开玩笑地说过，他很后悔当初创造了企业“成本中心”和“利润中心”的区分概念)。德鲁克的利润(或者说是成本)是这样的：“作为一项主要资源的真实成本，即资本；作为实际的，在很大程度上也可定量的风险及所有经济不确定性的必要的保险金；最后，作为明日就业和退休金的成本”。

　　在德鲁克的思想图谱里，一个可以出清的会计等式就建立起来了。利润不会转化为财富，还是会到成本的状态。看上去德鲁克正在触摸“均衡的思想”，但，德鲁克说，“我依然否定均衡的存在，因为，新的过程带来新的产出，尽管企业家精神带来利润变成了成本，但是，这个过程的新产出是尊严、责任、知识分权。”

　　人文主义奶油

　　当德鲁克的管理学里出现了“尊严、责任、知识分权”这些词语的时候，就像赤裸的燕麦上涂抹了一些精致的人文主义奶油。这是非常高超的学术路线选择，当管理学引入了人文的因素，当管理学摆脱了泰勒制下的机械分工和组织整合所带来的人性压抑(值得注意的是，德鲁克反复强调了对泰勒制的尊重和推崇，这是他二元话语策略的一个典型技法)，当德鲁克高调地宣称“员工不是成本而是资产”的时候，当他用“非营利组织”来证明“自发道德热情的社会组织”是如何取代官僚科层的权力组织的时候，他陷入了一个很大的误区：他努力让人们相信每一种人力资本都是不同的，应该通过美妙的管理组合将他们的潜能发挥。但是，他无法说服自己，存在这样的劳动力市场，当一种独特的人力资本出现时，劳动力市场以及培训市场、学校市场不会快速地生产出这样的人力资本。

　　举例来说，德鲁克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一直是“兼并浪潮”的反对者，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兼并者如果不能为被兼并者的员工服务好的话，那么，这场兼并是无效的。而大多数兼并，都是在不看重被兼并方的人力资本的情况下发生的。兼并者仅仅看重被兼并方的资产，业务分布和销售渠道。

　　德鲁克的观点也许会让一些知识白领(尤其是新经济人士)感到欣慰，但是，据我所知，几乎任何一场兼并，都不会把员工的整合看做是优先内容，不会把尊重被兼并方原有的企业文化看做是第一要素。很简单，自由市场产生了一个强大的知识劳动力市场。它会提供人力资本的缺口，无论该人力资本多么稀缺。每一场兼并被考虑的是，如何对被兼并方的哪些部门和人员裁减，并努力让留下的人，新招的人和兼并方自己的人相处融洽，整合在同一个企业文化里，兼并方的企业文化里。

　　而且，兼并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消除资产专用性(威廉姆森)的风险。比如你是一家钢铁厂的话，你就要保证有足够的不会让熔炉熄火的铁矿石。如果市场发育得很好，铁矿石不愁买不到或者不愁寡头垄断高价，你就可以专心去做钢铁冶炼。但是，如果市场存在着不确定性，意味着你的钢铁厂的资产也存在制造利润的不确定性，那么，为了消除或者控制这种不确定性，你就必须要兼并下游的铁矿石厂。于是，兼并的首要原则，是资产原则而不是人力资本原则。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比谁都看得清楚。当然，我需要承认，并不是所有的兼并都是依照消除资产专用性风险原则。另外一个非常恶心的原则也很有市场，那就是股票市值原则。兼并带来的股票飞涨，让有股权和期权的公司高管冒着道德风险，大赚好处。

　　自信的独行者

　　除却了一点点小小的异议，我一直认为德鲁克无疑是最伟大的管理学家。他的《经济人的末日》和《工业人的未来》预测了纳粹的上台和毁灭。他的经济自由主义的精神令人赞叹，他讨厌政府管制，但又不是那种米塞斯式的宗教狂热，同时，他又能确认政府职权的边界以及关注政府行动效率的成本收益分析，承认强大政府的好处。他预见到了美国1970年代的滞胀和日本

竞争力的崛起，感受到知识社会的巨大变革力。

　　他的判断也存在一些错误。去年，他奇怪地认为，GDP增长率8%的中国其实远远不及GDP增长率3%的印度，印度实实在在地将农村人口从90%降低到54%(这个数字比例是错误的，印度存在大量的隐性农业人口)，而中国的农业人口根本没有出路。中国的教育机制不能为中国承担未来20年的增长，因为中国13亿人口只有150万大学生(这可能是15年以前的数字)。

　　14岁的德鲁克就是一个自信的独行者，他拒绝与别人一起游行，脱离队伍，发现自己是永恒的旁观者：可以为别人说话，但绝不和人们打成一片。这是一条多么美好的人生路线，也许独立而负责任的人在中国弱势人群的问题上，也应当采取这样的做法：可以为别人说话，但绝不和人们打成一片。

　　怀抱一种火热的情怀，进入集体主义的队伍，失去旁观者的分寸，是多么一种沮丧的人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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