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一生追求完美决不放弃

　　赵曙明

　　11月12日我应邀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国际企业管理大会”上作主题报告时，突然接到母校加州克莱蒙特研究大学校长Robert Klitgaard教授的电子邮件告知德鲁克先生已去世的消息，我异常震惊、难以置信。在我的印象中，德鲁克先生正如他的思想一样是永远年轻，不会老去的。电话确认以后，我才不得不相信，再伟大的人也有终了的 一天。现在回想，今年夏天我参加完世界管理学大会，我们全家转道回母校拜见老师德鲁克先生，竟然就是与先生的最后永别。

　　在夏天的见面中，先生告诉我，自从2002年癌症动过手术以后，他的身体就远不如从前。现在他只能依靠轮椅来走路，依靠助听器来与人进行交流，甚至连最喜欢的游泳也不能了。他依然在坚持写作和研究，只不过写作的速度将减缓了很多，以前两周可以完成一篇论文，现在两三个月才能够完成。但是一想到，德鲁克先生依然在坚持写作，我的心就宽慰了很多。一个依然在从事写作的人，怎么可能会突然逝去呢？我们一直以为德鲁克先生会活到100岁的。现在想来，写作就如他的生命一样。先生停止写作的一天就是离开我们的一天。想到此，不由感叹世事的无常，但看到书架上先生的著作，我又逐渐释怀：先生虽然走了，但是其作品、精神和思想将永远陪伴着我们，仿佛先生就在我们身边一样。

　　第一次亲密接触

　　我们很多人只是从著作中认识了先生，并没有见到过他本人。在我1981年初第一次赴美

留学之前，国内对德鲁克的介绍也不多，因而我对他并没有太多了解。我与德鲁克先生第一次见面是1981年的夏天，在一间教室内听他的讲座。虽然在母校听过他多次的讲座，但当时由于我对管理学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总认为，中国实行的是高度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一切都是通过计划，学了管理也没有用。曾记得我1981年初在美国克莱蒙特研究生院(现已更名为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留学时，当时的校长John Maguire先生就鼓励我学管理学，但我觉得学了管理回国也没有多大用处，所以我当时选择了语言学与教育作为我的硕士专业。直到1983年我读完硕士回到南京大学工作后，才感到后悔。由于中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特别是1984年实行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后，我感觉到管理的重要性。从此，我下决心要回到母校攻读管理学博士。1987年我终于如愿以偿，再次回到母校，攻读高等教育与人力资源管理博士学位。从此，我就有了更多的机会与德鲁克先生见面，向他请教。

　　我们经常想当然地认为世界著名的管理大师一定是一个严肃、超然、不食人间烟火的得道高人。在我到克莱蒙特读书以后，才认识到原来身边就有如此伟大的人物存在，从而也渐生敬仰之心。但是当我初次见到先生的时候，顾虑立刻就消除。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身躯高瘦、因年纪大而微微驼背、前额微秃的高贵长者。在一张满布皱纹的脸上，漾着慈祥的笑容。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他习惯用很重的口音加强语气，意在让听者接受他的观点。总之，在他身上，你更容易看到一个行为保守、知识渊博、循循善诱的老者形象。

　　激进的“旧知识分子”

　　他保留了传统欧洲的“旧知识分子”的人文魅力。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德鲁克先生虽然在五十年代就预测到了计算机对管理的重大影响，但是其本人却一直不使用电脑。数十年来，德鲁克先生一直坚持用一台老式的电动打字机完成了数百万字的著作。我问他，“为什么不换成现代化的电脑？”他说：“我不习惯用电脑，因为它总让我觉得写文章好像是在咬文嚼字。”一个如此保守的人怎么会提出自我管理、后资本主义社会等激进的管理思想呢？先生生活上的保守与思想上的激进，始终让我们感到匪夷所思。

　　先生的多产、智慧、洞察很容易让人产生天生英才的感慨。殊不知先生付出的努力远远超过了常人。正是由于先生超乎常人的、对事业的无比热情、对完美的不懈追求才造就了先生的伟大成就。先生经常对我讲起一件对他的人生影响很大的事情。先生毕生喜欢看歌剧。十八岁的一天晚上，他到汉堡歌剧院看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威尔第的歌剧《福斯塔夫》，并且完全被它所折服。但后来，他惊奇地发现，这样一部充满热情，活力四射的轻歌剧竟然是威尔第在80岁时所创作的。当别人问威尔第：“你是十九世纪最重要的歌剧家，为什么在如此高龄还要继续从事创作，是不是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威尔第回答道：“我的一生就是作为音乐家为完美而奋斗的一生。完美永远躲着我，我当然有义务去追求完美。”这件事对德鲁克影响很大。他下定决心，无论从事什么行业，无论到了什么年纪，一定要追求完美，决不放弃——即使“完美永远躲着我”。因此，当有人问德鲁克先生“您认为您哪一本书最好”时，他总是微笑着回答：“下一本。”在长达六十几年的职业生涯中，德鲁克总共出版了三十本书，平均每两年就有一本书问市。德鲁克先生在他94岁高龄的时候还完成了最后一部著作。

　　他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30多篇论文，并且有6篇获得了麦肯锡最佳论文奖。这一成果足以令当今最杰出的管理学家叹为观止。德鲁克经常告诫经理人：“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是如何利用时间的。”他本人就是有效利用时间的典范。在克莱蒙特校园里面流传这样一则故事。如果你写信邀请德鲁克发表一场演讲或写一篇书评，将会收到他本人寄来的一张明信片，背面写着：非常感激您诚挚的邀请，但我无法做下列各项事情：撰写前言；替手稿或新书写书评；参与专题讨论会；参加委员会或任何形式的会议；回答问卷调查，接受访问；以及上电视或上广播电台。当我问先生，您是如何打发工作以外的休闲时间的？德鲁克先生反问我：什么是休闲时间？德鲁克的高产再次验证一个再有天赋的人，也需要目标和愿景，也需要对目标的不懈追求。我从德鲁克身上学习到对工作的态度、对人生的追求、对学习的热情，这不仅是一个学者成功的基础，同时也是一个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成功的基础。这远胜于任何的管理方法和技巧。

　　永远的旁观者

　　当然，光有目标和满腔热情远远不足以成为一代宗师，德鲁克先生之所以能够让人们记住他，还是因为他对现代管理理论的业绩和贡献。德鲁克先生讨厌别人称他为预言家，而自称为旁观者。年轻的时候，他曾尝试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他曾经用经济计量工具分析纽约股市，并且预测纽约股市未来将不断繁荣。但一个月后，纽约股市即发生大崩盘。德鲁克先生说，“这是我所作的最后一次市场预测。”他说，任何人都无法预测未来，我唯一能做的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就是观察已经发生并对未来可能产生影响的重大事件。他意识到经济学家只对商品的行为有兴趣，而他关心的重点在于人的行为。从表面上来看，管理似乎离不开以商品为主的范畴；然而在德鲁克先生的眼中，“人”才是管理的全部内容。德鲁克先生具有的强烈的人文关怀，最终导致他决心以管理顾问和管理学教授作为终身职业。

　　德鲁克具有的不断学习的精神、广博的知识基础、独特的思维方式则保证他能够达到常人所不能达到的思想高度。德鲁克先生坚持每两三年就要学习一门新学科的学习精神，使得他涉猎了经济学、心理学、数学、政治理论、历史及哲学等众多知识领域。在此基础上，他运用其独特的思维方式，从社会、历史的高度，冷峻地俯瞰和分析组织及组织管理的变迁。这一独特的视角使其避免了一叶遮目的狭隘，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准确把握和预测组织发展和管理的变化。德鲁克先生对管理理论的贡献，提出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思想，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随便列举就有：目标管理、自我管理、顾客导向的组织、高层管理团队、效能与效率、时间管理、企业愿景、业绩管理、知识工作者、组织分权、以知识为基础的组织、扁平组织、团队、后资本主义社会等等。就连最近流行的平衡记分卡等管理方法也能够从德鲁克的著作中找到影子。毋庸置疑，德鲁克先生是有史以来对管理理论贡献最多的大师，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

　　许多年前，德鲁克先生回绝了哈佛商学院聘请他担任研究所教授的邀请，主要原因就是，学校要他教的对象几乎全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德鲁克先生强调：“没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学生，是不会从我这里学到任何东西的。我从他们身上也学不到任何东西”。管理是一种责任和实践的思想始终贯穿于德鲁克先生的所有著作。当我与德鲁克先生谈及

中国经济改革和企业管理时，他告诉我“中国经济改革和企业管理取得了巨大成功，一定有很多值得总结的东西。管理实践总是领先于理论。要总结中国企业管理的特征一定要从实践入手。我当年为了学习日本管理经验，也曾多次到日本考察。”想到中国企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再想想中国管理学术研究的现状，我不由得感到惭愧。今年夏天我与著名的美国管理学者徐淑英教授等人在夏威夷讨论筹办2006年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南京年会时，就也曾为此问题深感不安。德鲁克先生的遗志将激励我们所有华人学者的共同努力。我们唯有秉承德鲁克先生的学术态度和学术精神，才能够实现中国管理学术研究的腾飞。

　　(作者系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兼澳门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写于新西兰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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