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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曙明
今年夏天我到美国夏威夷参加世界管理学大会，然后去加拿大温哥华参加MFC Bancorp投资公司董事会会议，并作学术报告；最后，我携全家探访我的母校，美国加州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于8月15日我们看望了老师杜拉克先生。先生的家就在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附近。
上次见到他是在2002年夏天我到美国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给MBA上课期间。岁月如梭，短短三年时间，但先生这次看上去明显要比上次见面苍老了许多。先生告诉我，由于身体原因，他现在基本不参加社会活动，除了一些亲密的朋友以外，他也基本不接见外人。先生的身体日渐消瘦，去年他还能在院子里的游泳池中游泳，而现在已经不能够了，现在的他只能依靠自推轮椅来走路。先生的听力也差了许多，离开助听器与人交流的时候就显得很吃力。所幸的是，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他的思维依然清晰如初，对问题的反应速度依然很敏捷。更让我难以置信和由衷钦佩的是，九十六岁高龄的他还在继续对知识员工和非营利性组织等问题进行研究。先生告诉我，他目前正在写一篇有关知识员工的论文，只不过现在的写作速度远不及从前，过去大概一两个星期就可以写一篇文章，而现在则要花费大约六至八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我们交谈中谈到他目前研究知识员工管理和非营利性组织管理等问题。杜拉克先生是第一个提出“知识员工”这一名词，并对知识社会加以描绘的人。知识社会是“普通百姓——即大多数人——不再依靠出卖体力来养家糊口的第一个社会。这是第一个无法在布满老茧的双手与‘诚实的劳动’之间划上等号的社会”。知识社会的兴起是“人类状况的一次变革”，但是，在对知识社会的一片欢呼声中，杜拉克看到了这个新兴社会所面临的两个严峻挑战：
知识工作的效率
“知识工作的生产率——虽然现在仍十分低下——据预测将成为知识社会中的经济挑战。而从事服务业的非知识工人的生产率将逐渐会变成知识社会中的社会挑战。它决定了知识社会能否给非知识工人支付体面的工资，能否给他们带来尊严和地位。”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构成了杜拉克近几十年来研究的一条主线。
杜拉克教授指出，专业人员所拥有的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本身并不会产生绩效，它必须和其他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作用，这决定知识社会将仍然是一个组织化的社会，因此，管理问题仍将是知识社会的核心问题。对知识工作者的管理是知识社会的中心任务。
那么如何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杜拉克教授认为，这一目标的达成有赖于以下四个问题的解决：知识工作者将以何种形式组织起来？谁是知识型组织的管理者？影响知识工作者生产率的重要因素是什么？如何衡量和提高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构成了他近几十年的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非营利组织的管理
对杜拉克教授而言，知识社会对人们的影响远不仅在经济上。这“是一个更多的人能够获得成功的社会。但这也是一个，从定义角度来讲，更多的人可能会失败，或者至少屈居第二的社会。”“从人们居住的地点、从人们所做的事情，以及从人们与外界的联系等方面来讲，知识社会的本质就是流动性”。而这种流动性的产生却是以“根基”、“邻居”以及“团体”有机团结的破坏为代价的。“谁能够在这个知识社会里继续承担社会使命”？
一种选择是由政府将承担那些由社区、家庭和邻里支持体系的衰退而遗留下来的社会责任。杜拉克教授认为，“随着政府开始从事社会服务，它已经证明自己几乎完全无法胜任……”；另一种选择是由大型企业建立社区，成为“承担社会使命的场所”，这种观点也是杜拉克早期所极力主张的。然而使杜拉克失望的是，这“并没有奏效”。事实上，随着相对稳定的时代让位于创造性破坏的时代，杜拉克开始认为，社会责任将由“一个独立的、全新的社会部门来完成”，这个社会部门就是非营利组织，只有“在这儿，才能孕育独立和多元的特质，护卫人类社会的价值，并培养社群领导力和公民精神。”
非营利组织完成社会任务，同时他们也将给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员工志愿者带来“一个他们能够建立社区的空间”，知识工人将在社会部门机构的志愿工作中找到生活的意义和共同利益。用杜拉克教授的话来说，非营利组织的首要目标在于“改变人类”，“第二个同等重要的目标。他们创造了公民的义务与责任……作为社会机构的志愿者，个人能够再次发挥重要作用”。
在非营利组织发展初期，杜拉克教授首先提出非营利组织也需要管理。杜拉克指出，管理不是利润的仆人而是所有组织的首要功能。不论这个组织的目标是什么它都需要为组织目标负责的管理者。即便在不同的组织中管理者被赋予不同的称呼，如在学校和医院他们被称为行政人员，在政府部分被称为高级公务人员，但是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是一样的。
部分是出于对非营利组织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的认可，部分是为了解决关于非营利组织管理的疑惑，杜拉克教授撰写了《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一书，其主题包括：“谁是客户？”、注重“成果”、通过典型进行“领导”和“注重业绩而非承诺”。《纽约时报》称它为一本“颇具吸引力的书”，“给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提供了明智的、有活力的、拓展视野的建议，同时也为杜拉克自己赢得了思想最为活跃的管理思想家的美誉。”而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如同杜拉克先前的杰出工作一样，再一次极大拓展了管理学的视野。
综观杜拉克教授的著述，我们可能会吃惊地发现，这位“经营哲学家”、“管理大师”和“公司社会的缔造者”很少提到金钱，他讨论的是经济生活中的价值、责任、自我控制、社会完整、社区、目的、尊严、意义……对于管理，在一次采访中杜拉克教授说道：“我真心希望，美国的管理者——以及全世界的管理者——继续支持我从第一天开始谈到的观点：管理技术不是去实施等级和特权，也不仅仅是“做交易”，管理影响到人们和他们的生活。”
归根到底，杜拉克教授追寻的不是利润——尽管他为利润辩护，他所追求的是一个不一定“完美”，但“充裕、能让人忍受且自由的社会”。对实现其社会理想的追求，促使杜拉克毕生都在凭借其杰出的宏观思维方式开拓着管理学的新境界，并使他的管理思想在不断推陈出新的管理丛林中展现出历久弥新的光彩。
作者系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兼澳门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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