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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近日，国家发改委研究院发布报告，强调2006年的工作基调应该是“防通缩”。报告指2006年中国的GDP将会放慢，GDP将只增长8.5%。投资增长和出口增长也会双双放慢，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幅继续回落。
这种研究心理学思路也许是来自于“盛极必后衰”的感悟。中国2005的GDP增长预测已经被一些权威机构调高到9.4%。而且，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2005年中国贸易总顺差高达1018.8亿美元，至2004年中国贸易总顺差只为319.8亿，一年之内增加了3倍。近十年来中国总的贸易顺差为3500亿，2005年就占了1/3。
这种未卜先知的谨小慎微，会造成频繁的政策对冲操作。发改委在2005年对投资冲动“紧急刹车”，比如对钢铁行业、对房地产、对电解铝。但是在2005年后半期，发改委又开始松动了一些，对这些行业的投资解禁了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报告发布“反通缩”的观点时，央行已经在本周回笼了2100亿货币，紧缩型市场操作力度之猛前所未有。此前，央行的货币政策是基于没有调整后的GDP数字做出的，谁都没想到中国的GDP低估了16.8%。自然推测出过去的货币政策是否“太紧”。而央行最近的表现证明它对通胀的恐惧要远远高于通缩。
该报告的判断是来自CPI长期下跌的走势。但是要CPI要走得好看也并不是一件难事。2005年基础性产品水、电及燃料价格上涨了7.1%，成为CPI向上的重要占比因素。2006年伊始，基础性产品价格上升很快。依照这个势头，CPI获得正面得分几乎是肯定的。但是，CPI的上升是否就意味着 “反通缩”的胜利？关于PPI和CPI的传导不畅，以及M1和M2严重背离，一向是中国经济的特性。几乎公认，CPI的指导性已经失效(即使将住房的因素考虑进去)。
另外，该报告提出的“提高劳动力工资”的做法，既可以拉动国内投资弥补出口需求下降，同时也提高了出口商品的成本，化解人民币升值的力量，减少了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这想法并不新奇，不过似乎从来没有做到，因为劳动力工资要受到整个市场供需力量总体决定，而不是可以通过热情、财政手段以及最低工资管制来解决的。微观企业主体只接受来自市场的神秘力量。即使将公务员的工资提高，效果也无非是两方面：一是使中国储蓄率进一步上升(现在的居民储蓄已经破14万亿)，另一方面则是一些资源将流入行政系统(M1和M2的喇叭口不断扩大，证明储蓄大规模增加，以及企业的流动资金在减少)。
考查一个国家GDP的未来走向，无非是投资、消费和出口。明年的投资增长被定得很低调，只有20%。中国的消费能力一直被“怒其不争”。重要的是，发改委认为中国的出口将会在2006年大规模缩减。
这种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会急剧下降的观点，还是依赖于“盛极而衰”的心理哲学。但是，这种哲学并不是十分稳固。其实这十年来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的边际增长率是相当稳定的，这表明中国的出口部门经济体系已经构成美国全球经济体系一个超稳定的部分，中国2001年对美国的顺差是280亿，然后一直以50%的边际增长率上升，2004年对美顺差是800亿，2005年是1147亿。而根据美国政府统计，中国2005年对美顺差将达到2000亿美元(2005年10月份顺差已经超过了1660亿美元)。
中国对其他国家2005年的贸易赤字达到120亿，主要是拜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沙特以及安哥拉所赐。另外，小幅升值是否会恶化顺差？日本的前例证明了不一定如此。日元被迫升值之后的2年，日本对美的顺差持续扩大。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比当年日本更存在“需求刚性”，也就是说，如果中国采用“小幅升值策略”，中国的顺差也许还会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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