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商业银行众生相

　　资质参差不齐，联合重组悖论，民营资本难进董事会

　　本报记者 吴雨珊 北京报道

　　“2005年，城市商业银行有不少有意思的故事可以讲。”3月15日，社科院金融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博士说。

　　2005年，如上海银行、北京银行等城商行中的佼佼者，成功引入外资之后，积极申请海内外的上市，其发展势头与一些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相比也不逊色；一些“绩差生”，已经清晰地看到监管者即将举起的“生死牌”；而更多的城市商业银行，则徘徊在这两种极端的状况之间。

　　城市商业银行的现状究竟如何？未来的出路又在哪里？为解答这些问题，从2005年9月开始，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带领的课题组向115家城市商业银行发放了问卷调查，并选取了东北、西南、中部以及东部的浙江、江苏、山东等十余家具有典型代表性城商行进行了调研和访问，同时利用相关部委提供的城商行2002年至2005年9月的财务数据，描绘出一幅崭新而完整的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生态图。

　　资本充足率提高一倍

　　引资、重组、跨地区经营……城商行群体里的115个弟兄也在这浪潮中此起彼伏。

　　有几组数据印证了这不寻常的一年。2005年，全国城商行新增了近110亿元的资本金，使得总体资本充足率从2004年底的1.36%上升到2.70%，提高了近一倍。不过，仅有的“甘霖”只惠及了中心城市的近20家大型城商行，比如上海21个亿，大连13个亿，杭州9个亿等等，而绝大多数地处二线城市和中西部地区的城商行仍处于严重的饥渴状态——67家城商行资本金低于8%的最低标准，其中还有42家的资本充足率为负数，根本没有抗风险能力，已处于“技术”上的破产状态。

　　伴随着各地方政府为化解城商行风险投入数百亿元，另一项核心指标——不良贷款率也从一年前的11.7%下降到了10%以下，高危银行(不良率高于15%)数量比2002年的66家下降了近一半，11家城商行跻身资产质量优良之列(不良率低于2%)。

　　“我们的调查问卷并未得到所有被调查银行的反馈，因为有些银行的情况不太乐观。”王松奇说，其中比较突出的便是不良贷款的拨备覆盖率。

　　据社科院的调查，全国115家城商行中，拨备能完全覆盖不良贷款的(超过100%)仅有8家，按照国际银行业拨备覆盖率70%的标准考察，也只有16家符合，近70%的城商行(87家)拨备严重不足(不足40%)，其中，44家基本上可以说没有计提(不足15%)。截止到2005年9月，城商行拨备覆盖率的全国平均水平仅为21.85%。课题组测算，贷款损失准备未提足而产生的缺口高达519亿元。

　　“这也情有可原，如果提足拨备，可能大多数银行将因此变为亏损，无论是资本充足率、盈利能力，还是安全状况都会大幅下滑。”刘煜辉说。

　　同时，城商行的盈利状况却有了很大改观。调查显示，全国城商行的平均利润率从2002年的0.33%稳步上升至2005年的0.65%，预计2005年有23家资产利润率超过1%，达到国际好银行的水平，而2002年才1家。近50%的城商行能超过0.6%，2002年只有13家能达到这一水平。而亏损面也大幅减少，预计2005年只有5家城商行可能面临亏损，而2002年亏损面近20%。

　　联合重组悖论

　　规模太小、不良贷款太多、历史包袱太重，几乎是众多中小型城商行的共同呼声，在他们看来，联合重组几乎是做大规模、与大银行同台竞争的惟一途径。

　　不过，由此一来，本地中小企业得到服务的机会或许会更加渺茫。悖论就出现了：城商行越是发展，反而离当初所设定的服务于地方经济、中小企业、市民的方向越远。

　　另外，值得考量的是，是否资产规模越大，生存能力就越强？调查显示，在2005年度盈利最好的36家城商行中(资产利润率大于0.8%)，既有杭州、南京、天津、大连、东莞等大型银行(资产规模在50亿美元以上)，也有台州、金华、南充、焦作以及马鞍山等小型银行(资产规模在5亿～8亿美元)。

　　王松奇分析道：“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社区银行是一种盈利性很高、具有长期稳定性的商业模式，规模扩张上市、“捆绑”联合并非中国城市商业银行未来发展的惟一选项。”

　　在这股来势汹汹的重组联合浪潮中，还存在另一个悖论。

　　一方面，作为大股东的地方政府，要获得监管当局的支持，必须拿出巨额的资金帮助城商行埋单旧账，希望以此获取更大的地区金融支配权；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又希望地方政府逐步退出城市商业银行，新近颁布的《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规定，在设立新的股份制银行时，地方政府不得入股。“又要地方政府拿钱出来，又希望人家退出，这怎么可能？”刘煜辉说。

　　把重组权还给市场

　　产煤大省山西的例子带出了民营资本与银行业联姻的困惑。一方面是至少有2500亿元民间资本有待激活，另一方面却是省内很多中小民营企业因为贷款问题而一筹莫展。据统计，2004年山西的民间融资比例就高达65.5%。

　　但是，在实际的重组过程中，民营资本往往被排斥在大门之外。究其原因，最大的隐忧就是关联贷款。

　　但课题组认为，政策监管不能替代市场选择，应将重组权还给市场。即城商行的重组应由当事人自主选择，引入外资也好，民营资本也罢，还是联合重组，监管当局的职责在于制定好规则和监管，保证博弈的主体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中进行活动，并不介入整个交易过程。

　　他们认为，事实上，城商行民营化运动是在经济体内生的需求中应运而生的。那些由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个人出资的城市信用社和城商行，对中小型企业有着天生的亲和力，有着近似美国社区银行的草根性，能够低成本地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台州市商业银行便是一个典型范例。这家土生土长的民营银行按照自己的朴素理解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银行制度，并完成对自身的准确定位：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主要为中小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不碰大企业，不碰汽车与

房地产按揭。这样的路径对于广大地处二线城市的城商行有极好的可复制性和现实价值。

　　调查发现，在浙江，随着民营资本进入城市商业银行并进行改造，这样的模式已经渐次成为主流，在温州、嘉兴、绍兴、湖州，这样的过程正在发生。

　　在更多的城商行中表现的是问题的另一面，政府股东更乐于把民营资本的进入视作一笔扶危解困的“善款”，而非前来接管的舵手。

　　比如，贵阳商行虽然在2001年完成了民营参股的工作，贵州神奇集团、西洋肥业等几家有民营资本背景的企业分别持有近10%的股份，但现有董事会6名成员中，没有一名民营股东的代表。从2002年到2004年4月，作为济南市商业银行的第一大股东，力诺集团在董事会中依然没有其一兵一卒。尽管彼时当地财政所占的股份在第二次增资扩股中被稀释到2.5%，但依然沿用过去的董事会，多数成员都与当地政府有密切的关系。

　　由此可见，要保证民营资本不变异，其实关键在于银行如何离开政府之手，真正地“民营化”——也就是如何同步建立起有利于民营银行成长的地方治理的制度环境，这才是解决关联贷款、高比例分红等一系列内部人问题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