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 纺织业的短暂春天

　　本报记者 陈欢 实习记者 邹靓 上海报道

　　如果远方有战争，我应该掩耳

　　或是坐起 ，惭愧地倾听？

　　应该掩鼻，或该深呼吸

　　难闻的焦味？

　　……

　　如果有战争煎一个民族，在远方

　　有战车狠狠犁过春泥

　　有婴孩在号啕，向母亲的尸体

　　号啕一个盲哑的明天

　　……

　　2005年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斑驳的阳光撒下来，撒在92岁的浦孝贞老太太脸上的皱纹间。她安详地坐在竹椅上，听着记者给她读余光中的《如果远方有战争》，过了良久，她说：“不是远方，是家乡。”

　　那是1937年，大成纱厂(后易名上海纱厂)的记录员浦孝贞年仅24岁。这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的战火席卷上海。战火摧毁了她赖以打工活命的纱厂，在逃难中，她又失去了至爱的双亲。

　　光影的移动间，距离那个战火纷飞的年月已过去了60年。

　　短暂的春天

　　1937年3月，浦孝贞新婚。虽然每天6点不到就要去大成纱厂上班，可她还是习惯用刨花水把头发抿得油滑光亮。和所有的新娘子一样，她的内心对未来的生活有种朦胧的美好憧憬。

　　而这个春天也确实和往常有些不一样。由于1936年棉花大丰收，棉纱厂得到了充沛的原料。先前停工的8家民营纱厂陆续恢复生产，一些失业的小姐妹陆续回到工厂做工，浦孝贞的工作也日渐繁忙，经过她手里记录出厂的纱包一天比一天多。

　　在浦孝贞的记忆里，这样的好日子已经5年没有过了。从1931年长江流域爆发大洪水开始，许多纱厂被水淹停工。大水造成农民的购买力下降，棉花价格却飞涨。爆发于同年的“九·一八”事变使东北三省市场尽失，本已不景气的棉纺织业更加萧条。

　　1932年以后，上海的31家华资纱厂普遍停工或减工。1933年，华资纱厂决议每周六、周日停止夜工或者减工23%，截至1935年6月，完全停工的纱厂已达17家，减工的14家。至1936年新棉上市以前，长期停工的纱厂有23家。

　　1937年的春天来了，一架架布机重新发出久违的马达轰鸣声。这轰鸣给人以希望，让很多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忽略了一些事实：到这一年的春天，上海的棉纺织厂中，华资31家，日资30家，英资4家。折合纺锭数，日资纱厂的生产能力已经占到半壁江山。

　　而敏锐的人已经预感到：这是一个短暂的春天，周围隐隐危机四伏。

　　日军在虹桥、杨树浦(日租界)一带驻有海军陆战队三千余人，陆军可以随时登陆。而国民政府从1934年起就拨出巨款，费时3年在苏州至福山镇、无锡到江阴以及嘉庆周围构筑了“吴福线”、“锡澄线”、“乍嘉线”等战略防御工事。

　　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上海的局势越发紧张，处于临战边缘。

　　纱厂已经停工，所有的工人都走了。浦孝贞呆在家里，门都不敢出，只听到飞机在房顶上飞过来又飞过去。她不断和家里人合计着，不少厂里的姐妹都逃到了浦东，可那儿安全吗？她心里也没有底。

　　战时损失惨重

　　8月13日，淞沪会战正式打响。

　　无奈之下，浦孝贞和父母兄嫂一起，逃回无锡老家。“那时一天只有一班难民船，能挤上去真是菩萨保佑，挤不上的人只有靠走路了。”

　　尽管挤上船，一路上也吃尽了苦头。浦孝贞说，“一有飞机飞来，就得跳下船躲在桥底，路上失散的、踩死的人到处都是。”

　　躲在无锡乡下的浦孝贞没有想到，上海的华资纱厂遭到了空前的破坏，损失了总生产能力的三分之二。除了设于沪西租界内的工厂还能继续生产外，其余部分纱厂因为设于战区，被日军占领后交予日资纱厂经营，另一部分则因受到严重损毁而不能开工。

　　在多谷泰三所著的《事变后的中国纺织业》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情况：淞沪会战后，上海的31家华资纱厂中，继续开工的仅10家，但是这10家的纺锭、线锭和布机的数量比战前也已大大减少；另外被日军占领的16家，受损严重无法开工的3家，未被占领也未开工的1家，被日资收购的1家。

　　这10家侥幸保全的纱厂全部在租界内。而剩下的纱厂则损失惨重。申新一厂在轰炸中死伤400多人，申新六厂的护厂人员几乎全部殉难，即使是地处租界的永安三厂，在空袭中也死亡10多人。

　　申新八厂是当时华资纱厂中最先进的工厂之一，设备、产品足以和日纱匹敌。不料丰田集团指使浪人将轰炸后的残余纺机全部捣毁，在战火中，仅申新七厂就被抢走棉花2.4万担、棉纱422件、棉布2600匹、棉毯2.7万条，以及大量在制品、下脚料，总价值660万元。

　　申新三厂因为长期为抗战将士织造军服，被日军恨之入骨，损失尤为惨重。布厂被彻底焚毁，棉花、棉纱、棉布都被夺走，申新外栈还被炸毁棉花2.2万担。

　　据申新公司估计，淞沪会战中，公司直接损失折合美金411万元。申新公司1936年共有纺锭57万枚，织机5304台，战时共损失纱锭20.7万枚，织机3226台，分别占36.4%及60.8%。不仅是申新，其他公司也一样。永安二厂、四厂的设备物资损失853万元。

　　战后艰难岁月

　　1938年2月，逃回老家无锡的浦孝贞听说工厂复工了，思前想后，还是决定回到纱厂做工。“在乡下也是借钱过日子，日子很难过。实在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没有加工过的谷子也直接吃。”

　　回到上海，让她吃惊的是，纱厂已经是日本人的了。“中国人开的纱厂都关了，只有日本人开的还能继续生产。”

　　复工后的日子愈发难过。每天6点就要上工，晚上6点才下工，中间只有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如果厕所上多了，工头也会打人，所以平时水都不敢多喝。”

　　厂里的工人比战前明显少很多，但开工的机器反比战前要多，于是过不了几天，浦孝贞就看见厂里来了一些新面孔。他们和浦孝贞一样瘦弱，面带菜色，身上的衣服还要褴褛。“开始是去浦东招，那儿当时还是乡下，后来还去苏北、常熟等地方招。反正都是穷地方。”

　　当时物价上涨很快，“一个月工资只有20元，可一石米就要10元”，工资根本不够开销。于是，经常有工人在工厂门口游行示威，要求涨工资。“可是没有什么人组织，日本人根本不当一回事，他们总是坐专车上下班，板着脸，平时在车间也很少出现。”

　　那时，浦孝贞上下班要经过外白渡桥，可是那里几乎每天都戒严，她跟本没办法过桥。看见桥头站岗的日本兵，她就觉得一种肃杀的气氛从脚底升起，笼罩全身。

　　后来，浦孝贞只好在英租界租了一个后楼，尽管如此，因为上工的时间实在太长，工作强度实在太大，下班后，浦孝贞的腿总是肿胀起来，动弹不得。于是，她只能一个星期才回去一次，平时就住在工厂里。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战争快结束的时候，有工人气不过，要求日本人赔钱，日本人就拿布来抵。日本人投降了，工人们都冲上去打他们。”

　　只是，经此一役，中国棉纺织业的元气在此后数年难以恢复过来。那个春天，转瞬即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