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公司治理是改善的基础

　　谷秀军

　　特邀嘉宾：

清华大学教授宋逢明

　　主持人：记者谷秀军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金融作为经济的核心，其自身的改革也正处于举足轻重的关键时刻，如何建设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支持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日前，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清华大学教授宋逢明。

　　主持人：金融生态主要是强调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金融生态的改善是一个综合、渐进的过程，您怎样看这个概念的含义？

　　宋逢明：金融业在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金融业要切实担当起现代经济核心的重任，前提条件就是金融业需要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能够促进金融业的健康发展，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反过来又能够有力地支持、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如果金融业面对的是一个条件很差的生态环境，连金融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都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金融业支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就会减弱，最终受到影响的将是整个社会。

　　因此，金融生态环境对于金融体制改革与发展的作用至关重要，应该说几乎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生态环境，我们的

银行改革和资本市场改革都是很难成功的。金融生态实际上是一个比喻，主要是指外部的市场经济环境，我认为最重要是市场经济体制这样一个外部环境。央行行长周小川在谈到金融生态环境时讲得很全面，尤其是对法律环境的改善，例如破产法的修订，银行作为债权人的权利保护等，讲得非常透彻。对其他方面如会计准则的标准化和完善化，加强金融中介的作用等，都讲得很到位。我这里只想从微观基础来讲一下自己的体会。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公司治理，实际上只有解决好公司治理的问题才能创造出良好的信用环境，为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奠定基础。

　　主持人：如何通过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保护银行的利益？

　　宋逢明：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就是要保护所有者的权益，即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市场经济是以投资者为中心的经济，投资者包括股权的投资者，债权的投资者(劳动者甚至可以看作是人力资本的投资者)。我们以前实际上不是以投资者为中心的经济体系，我们的经济体系是以企业即被投资者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如

股票市场实际上不保护投资者。这种情况必须转变，当然我们的股票市场也在转变之中，整个法制体系在经济领域的问题主要出在这个地方。市场经济是由投资者来进行资源配置的，如果投资者的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资源配置就会失效，经济运行就会出现问题，这是经济学的理论。所有公司治理问题都是要保护投资者，实际上就是投资者价值最大化，这是企业惟一正确的经营管理目标，也是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

　　主持人：政府在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中应该如何转换角色？

　　宋逢明：良好的信用环境有两个标志，一个是公司治理的完善，另一个就是政府对于商业银行信贷活动不再采取强烈干预。对此，我最近对浙江省和苏南地区的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调研后有很深的体会。

　　可以说，正是浙江省和苏南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使得银行的经营情况良好，并走在全国的前面，而以前并不是这样的。目前，企业的信用意识加强了，政府从保护债务人利益转为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这一点十分重要。此前，由于政府是国有企业的直接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因此政府保护债务人，国有企业经营不善，甚至濒临破产的不良后果在政府(主要是各级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转嫁给了银行，这是造成国有商业银行大量不良资产的重要原因。体制环境发生变化以后，政府转换了角色，不再保护债务人的利益，而是更关注于法律环境的建设与改善，转而保护债权人———银行的利益，并且不再强烈干预银行信贷业务。比如，在浙江省和苏南地区，政府基本上使银行信贷活动成为正常商业行为，政府还支持银行，经常向银行推荐一些好的项目。

　　主持人：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在我国银行业改革的关键时刻会产生什么影响？

　　宋逢明：当然，银行自身的改革十分重要，比如银行要加强自身的风险控制，特别是在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方面走向垂直化。例如，股改以后，建设银行在浙江和苏南地区的不良资产率保持在2%或2%以下，达到了国际先进银行业水平。另外，现在银行业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小企业贷款问题，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贷款问题。在过去，浙江的民营企业贷款不良资产率也曾高达百分之二十多。而现在由于信用环境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外部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浙江省的银行对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贷款在提高比重的情况下，不良资产率却能控制得很低，这正是着力进行公司治理后，我们所期望得到的结果。

　　浙江省和苏南地区之所以做的好，是因为他们的金融生态环境好，所以，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对于我们的金融体制改革成败来讲，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现在银行改革是背水一战。这个背水一战当中，真正要治理的不光是银行自身的公司治理，实际是一个整体环境的治理，如果环境治理的好，那么自然就会好，如果整个环境不好，光靠银行自身的治理就要把事情办好是很困难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这里面起到根本作用的是借款企业的公司治理，这同借款企业本身的体制改革有很大关系。此外是政府，这实际上是相联系的。如果借款企业体制改革成功了，那么政府也就不需要去背负国有企业经营成败的责任，政府就可以站在致力于改善环境的立场上来处理问题，建设一个好的包括法律环境、管制环境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这对于银行的改革来讲是何等的重要。以前的问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办社会，让企业尤其是银行承担了过多的社会的责任。而社会的责任应该由社会来承担，比如靠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来解决，不能由企业和银行来背负。因为企业背负的结果，最后产生不良资产和坏账就会转嫁到银行，这实际上讲的就是环境的问题。我们讲经济环境的变化，就是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同计划经济体制是很不一样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办社会，金融机构承担了过多的社会责任，这是计划经济衍生出来的必然后果，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我们要把这个责任分清楚，让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变为纯粹的商业关系，如果能做到的话，商业信用就可建立起来了，整个信用环境就可以得到改善，进而金融生态环境，包括法律、监管环境，包括会计准则、金融中介机构的发展，整个环境就会发生变化，相应地得到改善。

　　当然，因为国家财政目前还没有能力把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承担下来，银行和企业还需要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并不能完全摆脱，即使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有这类问题，但信贷活动毕竟在本质上是商业活动，如果受到过多的干扰，就不能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就会造成银行改革的严重的困难。

　　外部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变不能靠银行来进行，银行只能解决自己的公司治理问题，只能解决自己的风险管理问题，只能解决自己的金融创新问题。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需要政府和整个社会来推进。我们制定了很多严格严密的制度，但是执行得并不好。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机制，使得制度有效运行，而这就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外部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将有利于中国的银行发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