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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蒋明倬 范利祥 陈 欢 实习记者 王世玲
北京、上海报道
这几天周翔一直很兴奋，作为意大利罗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信贷分析员，他 “估计不久后在很多方面，在浦东的外资银行的活动余地会更大。”
具有这种兴奋的不只是周翔，不只是外资银行业的人员，而是整个浦东，浦东的各行各业。
周翔们的兴奋缘于6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的召开。会议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由此，浦东成为首个国家级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秘书长杨周彝认为，浦东新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获得国务院的批准，意味着浦东开始由享受政策优势转变为享有体制优势的地区。他把这视为“浦东的‘第二次创业’”。
浦东感到振奋的是，全国一共有7个开发区、特区、新区参与试点的申报，其中不乏深圳特区、天津滨海新区等重量级竞争者，而浦东获批，成为全国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
人们有理由相信，被改变的将不仅仅是浦东，还有上海，也许是整个中国。
《方案》涉及综合配套改革十个方面
早在去年底，上海市发改委、浦东新区政府就开始了《上海浦东综合改革试验区框架方案》(简称《方案》)的制定。
而在这之前，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在上海视察时就提出要继续搞好浦东开发开放，“希望浦东新区要继续在制度创新和扩大开放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方案》其实在4月18日浦东新区成立15年庆典之前，就已经上报至国家发改委，但因为这是中国首个国家综合配套试点，所以国务院高层采取了更审慎的态度，最后由发改委审批改为由国务院审批，到目前为止，《方案》正式批准的文件还没有出来。
然而这已足以让周翔们兴奋，因为在《方案》中“加快发展各类要素市场，积极推动金融创新”就是内容之一。
虽然还只是框架方案，但所引起的关注却是巨大的，接受记者采访的多家中资银行也对此表达出相当高的期望。
也有人直接提出了自己的期望，如希望国务院有关部门能鼓励与支持浦东的中资金融机构在金融业务与品种方面进行创新，下放部分业务的审批权限，即允许部分金融业务与品种创新的审批从一律由中央监管部门核准改为由地方监管部门核准、向中央监管部门备案。即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
“如果中央能继续把浦东作为金融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综合试验区，将会进一步推动浦东金融创新，深化金融功能。”一位浦东新区的官员说。
金融改革只是《方案》中的一个部分
据了解，《方案》中一共涉及了综合配套改革的十个方面内容：一是推动政府转型，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管理体制；二是推动各类要素市场发展和金融创新，完善现代市场体制；三是探索混和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增强微观经济主体活力；四是大力培育和发展中介组织，提高经济活动的社会组织化程度；五是加快推进公共部门改革，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六是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七是探索建立人力资本优化积累机制，创造人才强国的制度环境；八是率先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障碍，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九是扩大对外开放，形成适应国际惯例的市场运行环境；十是建立科学的调节机制，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现代社会收入分配与保障体系。
“这份方案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三个不’。一分钱都不给，一个项目都没有，一条财税优惠政策都没有。”一位见到方案的专家如此概括，浦东开发开放之初，享受了所有开发区的优惠政策和大部分特区的优惠政策，“现在浦东不会再重复要优惠政策的老路了，而要创造出自己的体制优势。”
为什么是浦东“先行先试”？
此次通过“国家综合改革实验区”的浦东，争取国家在对外开放和制度创新方面的重大举措放在浦东“先行先试”。
浦东开发15年来，GDP从1990年的60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1790亿元。但其的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开发开放之初所享受的国家优惠政策效应，陆续都要到期。目前全国各地都已进入体制创新、制度创新阶段，政策优势已经没有了，浦东接下来该怎么走？
“先行先试”，无疑成为这次浦东获得的最大的“特权”。
以教育综合改革试验为例，浦东打算率先改革，要引进世界一流高校、培训机构和师资。扩大留学生教育规模，增加接受境外留学生的学校的数量。发展国际学校，推进职业教育市场化。在文化领域，也会支持民营资本和外资以合资、合作、参股等形式投资文化产业。积极争取国际娱乐传媒集团和大型娱乐设施落户上海浦东。
这些虽然与以往向中央要项目要资金不同，但“先行先试”权力带来的利益却更为诱人。那么这样的格局会对长三角地区，乃至对全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专家认为，浦东这些年发展中的障碍一方面是制度因素，但也和它不能带动周边地区一起发展有关，而“试验区”建立，从区域经济发展来看，可能会加剧地区经济的不平衡。
他认为浦东要成为龙头带动周边发展，就必须实现产业转移、资金、技术扩散。而现在浦东通过“试验区”的申请，很可能会产生“虹吸”效应，反而对周边地区产生负面影响。“浦东要发展，应选择发展自主产权的产业，低技术含量的加工业应该转移出来。”
而与此相反的观点是，浦东一直在发展中希望能充当长三角的龙头，然而在它的外扩中，受到了土地、行政区划等多种限制，只能另寻出路，由此《框架方案》的出台，鲜明的具有自下而上的地方寻求改革的冲动。
为什么选择上海作为第一个综合改革试点？上述人士认为一方面是因为上海地方的主动性，“要他改”变为“他要改”，另外上海也有一定的市场基础、体制基础、人才基础和领导基础。
而浦东的作用也不只局限于带动，还应该有“示范”效应。
“全国的浦东”先要在三个方面突破
“浦东应该是上海的浦东、全国的浦东。”国家发改委这样定义，从另外一种视角重新审视了这个地区发展的全国意义。
在《方案》的出台过程中，国家对浦东提出的综合配套改革的十方面内容，也排出了顺序和重点。并对浦东改革寄予三大厚望，希望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要力求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一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建立公信政府，法制政府，责任政府；二是要形成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衔接的经济运行法规体系和制度环境；三是探索建立和谐社会，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包括就业收入分配、科教文卫等方面。
而正是这种对改革重点的确定，才显示出浦东对于全国的意义。据透露，紧随浦东之后深圳的改革方案也已经上报国务院，在浦东《方案》通过后，深圳也会相时而动。
“如果浦东成功了，达到浦东类似条件地区的改革可以跟进”。有关人士指出了浦东试点的示范意义。
尽管对于不同层次和地区综合改革试点的选择目前尚无规划，但是一点可以明确的是那肯定会同浦东一样，试点一定会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契合点，是“要他改”和“他要改”的结合。
“就算都是综合改革试点，各地突出的重点也都会不同，如果在中部地区进行试点，重点就会是在解决城乡二元差别的体制问题，解决非公经济制度壁垒的问题等等”。上述人士说。
在全国的综合体制改革风生水起之时，浦东首开先声。而从这个角度看，这种改革又是自上而下的，受到国务院的重视也不仅仅是因为浦东一个地方的发展，而是有更深远的意义。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实现的，是一步一步才能完成，需要一段时间，一个一个地方来实现的。”对于浦东方案的出台，上述人士一方面肯定了其积极地推动作用，同时也表达出他的疑虑，一是怕各地政府追风跟进，很容易形成改革表面化；二是怕由此各地综合改革试点大量出现，反倒成为地方官员追求政绩的一种手段。
功能性细化政策待出笼
在《方案》中提到的有些内容，其实浦东已经开始了试点。
外高桥保税区管委会主任张耀伦告诉本报记者，目前该区已经在浦东新区率先试行了行政审批和政府服务“零收费”改革。这些改革将进一步在浦东推广。
但总的来说，“获批的只是框架性的东西。”浦东新区政府一位官员解释说，国务院同意浦东按照《框架方案》中的几个方面进行试点，而“具体的内容还需要浦东来细化”。即浦东可以在获批《方案》范围内拿出一些可操作性的方案，比如哪些方面需要哪些功能性政策，然后再上报给相关部委批准。
“综合改革试验区获批，将促使浦东加快转变现有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些细化方案，将会是浦东开发开放下一步先行先试中的重要内容。”浦东新区的官员说。
实际上，在《方案》上报到国家发改委的同时，浦东新区政府已经着手准备了。去年的10月13日，浦东新区区长张学兵还亲自主持召开了一个专题会议，研究新区功能性政策工作。
在一份名为《关于征求浦东新区功能性政策建议的函》中，对这些功能性政策作出了界定，一要有利于提升浦东新区的国际竞争力、对全国的综合服务功能和科技创新带动功能，为浦东在更高起点上争取更快发展创造条件；二是要体现独特性、前瞻性、可操作性。
该《函》还要求，这些功能性政策要“淡化财税和资金要求，强化功能要求，突出在制度安排创新方面的独特性、前瞻性、可操作性，为上海市、长三角乃至全国的改革发展提供示范”。
“在走访企业、召开专题调研会及有关委办局、四大开发公司(陆家嘴、张江、金桥、外高桥)提供的专题政策建议的基础上，初步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功能性政策。”上述浦东新区官员说。这五个方面分别为：金融、服务贸易、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区港联动(现代物流)、高科技产业方面。
“综合改革试验区批下来后，我们将把这几个细化的内容上报相关部委，并希望通过国家发改委与各部委进行协调，帮助浦东推进具体的先行先试的措施。”浦东新区官员透露。
截至发稿时，记者又从有关方面获悉，就在24日晚上，一个高规格的推进小陆家嘴金融发展的高层会议正在上海郊区某地进行，“各方面高层都来了。”会议主要讨论浦东金融创新和金融深化的有关问题，据悉，浦东正在酝酿在陆家嘴地区打造一个金融城，“原先对金融管制非常严格，通过打造金融城，可以推动浦东新区的金融深化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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