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记者 邹靓 本报记者 历志钢

　　伪金圆券是国民党政府当年为挽救经济崩溃，在国统区发行的一种新货币。但这种新货币一出笼，便连连贬值。这幅漫画对此作了无情的讽刺。

　　作者采用拟人化的表现方法，把“伪金圆券”画成一个瘦弱的小人，它睡了一觉刚刚起床，由于一夜之间身体又变小了，竟然认不出它“昨晚脱下”的自己的“鞋子”。画家把这双“鞋”安排在画面的显著位置，“鞋”之大与“人”之小形成强烈对照。

　　正是通过这种大与小的极度悬殊的描绘，形象地表达出“伪金圆券”一落千丈的贬值的惊人速度。

　　“伪金圆券”的形象刻画得十分传神，它一手摸着光光的圆脑袋，瞪大两眼盯着面前的一双大“鞋”感到吃惊，给观者留下难忘印象。在大片黑色的背景衬托之下，“伪金圆券”显得更加突出。

　　上海报道

　　到了上海没有人会不去外滩。奔涌的黄浦江水和矗立百年的沧桑建筑，让人思绪纵横。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年度里，游人望向陆家嘴摩登建筑，也许会忍不住遐想：如果没有战争，以及战争带来的随之变化，今天的上海会不会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样子？会不会早已是中国乃至亚洲的金融中心？

　　只是，历史真的假设不了。

　　那场长达8年战争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上海。战争最后胜利了，但是当时上海的经济已经接近崩溃，引以为傲的金融中心也逐渐走向凋敝。但烙印还是深印一代代的脑海，以至于今天在谈论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时，还时不时地提起“早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

　　上海的金融崛起

　　时光倒流到一个多世纪前：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1896年11月1日)，时任督办铁路大臣的盛怀宣上《条陈自强大计折》，内附开办银行片，奏请设立银行。

　　在向清政府呈请设立中国通商银行的奏折中称：“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建议设立银行“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使华行多获一分之利，即从洋行收回一分之权”。当时，德、日、俄、法、美等国的外资银行已在上海开展业务长达半个世纪，其中包括汇丰和花旗。

　　1915年，盛怀宣的远方亲戚庄得之和陈光甫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资本金为10万，人称“小小银行”，而经过“一元起存”等系列创新业务让其迅速壮大。存款额从1915年的57万增至1926年的3244万元，在当时百余家华商银行中位居第五。在此之后，成为“南三北四”的七大华商银行(合称“北四行”的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和合称“南三行”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中的领头羊。

　　沿海经济、贸易活跃，现金尤其集中上海。据当时的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王敖 估算，1933年全国银货可称为资金者，为6亿元左右(《中行月刊》第5卷第3期)，而上海一埠拥有4.56亿元，即占76%。

　　上海市档案史料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正卿表示，无论从银行数量、资本能力、融资能力还是流通货币数量来说，上海的商业银行规模都是全国最大的。“说成中国、远东甚至亚洲的金融中心也不为过。”文献记载，到1936年，在上海的外资银行达36家，而1937年，上海的私营银行达到48家，“上海风光，一时无两”。

　　战争之殇

　　事情总在起变化。

　　1937年8月9日，日海军陆战队官兵两人，驱车闯入虹桥机场进行武装挑衅，被中国守军击毙。8月13日，日军以此为借口，大举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11月12日，上海市区陷落。

　　存户们于是不停地前往银行提款。史料显示，在抗战3个月的时间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全国分支行到年底前被提取存款为7200万元，全行存款总余额由战前20194万元减为12921万元，减少了40%。对上海金融史颇有研究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告诉记者，37年提存风潮的出现，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于军事上的压力。“对整个金融界的影响，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最严重的。”

　　战争让上海成为孤岛，工商业也渐次萎缩。尽管度过了挤兑狂潮，很多银行由于没有了针对工商业防贷方向，生存越来越艰难。公开资料显示，抗战前上海银行工业放款最高时曾经达到14000万元，而抗战后，在通涨超过6倍时，放贷额减少到了13000万。

　　外资银行在上海的日子也不好过。由于本土作战导致的资金匮乏，融资能力大大下降。战前一家融资就达到3亿元的汇丰银行此时的资金运转仅剩下1000万英镑。一当时的银行家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通货膨胀和法币贬值严重……到1940年12月，上海物价相对战前上涨6.53倍……这个月放出去的钱，下个月就贬值得一塌糊涂了，即便高利息也挽回不了损失”。

　　一些银行放弃了“主流”的银行业务，开始转而设立商业经营活动的机构。其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大业贸易公司，其间，大业经营过纱、布、纸张、药品、颜料、桐油、猪鬃、食盐等。选择了以上种种方式，部分银行才渡过难关。

　　凋敝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彻底结束了旧上海短暂的金融辉煌。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入上海租界：对租界内的外资银行实行管制，英、美、荷、比等同盟国再沪银行被日军占领，整顿清理；民间商业银行被勒令改造再组，并需向日方注册登记，方能继续营业。

　　陈正卿的说法是，“交战的第一个小时，可以说上海作为远东金融中心的历史就结束了”。至此，旧上海的金融业要么消失，要么成为傀儡，支撑着摇摇欲坠的日军最后一丝挣扎。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变化，抗战之前，上海银行的庞大的存款，折合黄金171万余两，到了抗战胜利，这些资产的价值仅仅为1万余两。

　　抗战之后，上海依然出现了很多银行，最高峰达208家，数量上甚至超过了此前的鼎盛时期，但是这时设立的多为放松管制后出现的以投机为主的银行。银行的实力也大幅下降，所有的银行资产加起来也不超过原来的1／10，除了投机，金融主要的功能消失殆尽。

　　据1946年的战后统计，仅浙江兴业银行的总资本就在短短八年中损失了5／6。陈正卿告诉记者，“战争，是导致30年代上海金融中心衰落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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