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转折的前夜

　　对于2005年的宏观调控趋向并不难预测——继续加强对部分过热行业的行政调控力度；提升利率水平；加紧人民币汇率制度和形成机制改革

　　文｜刘乾坤

　　加强行政手段、提升利率，或者调整汇率——不正常的经济基本面，预示着怎样的宏 观政策呢？一季度宏观经济运行数据的出炉，激发了人们对下一步宏观调控的预测热情。

　　我们认为，尽管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看起来风和日丽，事实上则酝酿着又一场风暴，甚至处于另一场大转折的前夜——部分行业投资增速过快、部分产品物价涨幅过大，而且出口增速过于猛烈，正是风暴前夜的表征。

　　一季度GDP增速达到9.5%，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增速为2.9%，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2.8%，出口增速达35%，一季度累积顺差高达166亿美金。同时，工业生产增速为16.2%。固定资产投资中，煤炭行业投资同比增长148.7%，2005年电力投资新建规模更是超过过去50年总和；钢铁行业投资增速仍然高企；房地产投资增速仍然高达20%以上，不仅连续6年保持上升势头，价格涨幅也高于GDP增速。2004年房地产价格涨幅达到9.7%，十几个大中型城市超过10%。

　　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个因素中，出口增速过快，成为GDP高位运行的关键——国内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均处于较为正常的水平；而在影响CPI的两大关键因素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增速，出口增速过快同样是一大潜在忧虑；部分行业投资和价格的高增长同样潜藏着巨大的泡沫风险。

　　由是观之，对于2005年的宏观调控趋向并不难预测——继续加强对部分过热行业的行政调控力度，抑制增速，降低泡沫风险；提升利率水平，预防固定资产投资整体增速过快；加紧人民币汇率制度和形成机制改革，增加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和范围，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过渡。

　　“老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又出现了。”正如发改委主任马凯所言，今年的宏观调控形势不仅不乐观，而且比暴风骤雨的2004年更为严峻。

　　大棒如何挥舞？

　　部分行业投资过热、价格涨幅过高，仍然是当前最显著的宏观经济特征。

　　房地产业则犹为关键。“现在最重要的是房地产的调控，中国要出问题，别的出不了什么问题，就是在房地产上。”王小广近乎疾言厉色地表达着他对当前形式的提醒和担忧。王是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形势研究室主任。

　　央行金融市场司司长穆怀明同样对此忧心忡忡：“房地产泡沫从来没有软着落，很难软着陆。看日本和中国香港，通缩导致的经济下降顶多1%乣2%，而房地产导致的经济下降将达到10%、20%的跌福，香港甚至达到70%的跌幅。”中国并没有形成成熟的房地产调控经验——中国从1998年房改，到2001年乣2002年房价开始暴涨、投资增速猛烈，而相对更反映真实需求的房地产租赁市场增长并不明显——2004年全国微涨了1.4%，同期房价上涨幅度高达9.7%。同期房屋租赁价格是房地产价格的当期折现收益，两者悬殊的涨幅差异从一个侧面表明房地产价格已经严重背离了其真实需求，存在大量的非理性投机因素。穆怀明认为，这也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信号。

　　王小广也认为，对地方政府施以重压、以更为严厉的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有可能成为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之一。

　　能源、原材料投资是宏观调控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宋国青教授观察，尽管石油进口增速有所下降，但是，钢铁、电力、基础设施等行业投资的高增长，已经大幅提高了铁矿石及其他有色金属的进口量，并进而大幅影响了这些原材料的全球价格，导致进口成本高企。上个月铁矿石剧烈涨价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这将最终传导到下游终端产品价格上来，并引起物价的波动。

　　“今年中国经济有可能过热；过热的可能性比通缩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今年有几个行业投资冲动比较强，如果不在资金、环保、土地等方面有效得控制的话，有可能会反弹地比较猛，由此将造成物价、环境、能源等方面的压力，先通涨，可能后几年通缩。” 庄健，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对此亦表示担忧。

　　其中，通过环保、信贷等手段控制电力和煤炭行业的投资将可能是最主要的调控内容。“现在就完成了2010年的产量，显然面临着过剩的压力。”王小广认为，电力投资尽管需要大发展，但是也没必要太超前。另外，电力投资中还面临结构调整的问题。

　　顺差过大是当前面临的另一个显著的挑战——顺差的急剧增加，对宏观经济各个方面都将产生消极影响。首先，增加顺差即意味着增加了同等数量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了通涨的可能，也是对货币政策的极大挑战；其次，出口增加，同时加剧了对原材料进口的需求，进一步扭曲了市场价格；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的增加将随着美元的贬值而出现相对于其他币种的贬值。

　　宋国青认为，影响顺差剧烈增长的因素，几乎可以肯定为人民币汇率相对贬值——由于人民币与美元汇率保持稳定，相对于其他世界主要货币，人民币事实上随着美元已经贬值达10%以上。包括美国国会在内的世界主要金融机构开出的药方是人民币自由浮动，至少是放宽人民币汇率浮动空间。但是，宋国青认为，剧烈地改变汇率制度的可能性不大——中国并不具备急剧地改变汇率制度的基础，包括健康的银行系统、汇率形成机制等。

　　通过改变汇率以改变顺差急剧增长的局面是少数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此外，就是出口补贴和退税——对此，王小广认为，应该通过减少、甚至停止出口退税或者补贴以遏制资源型行业的出口。但是有专家分析同时认为，此举可行性不高。原因在于，中国的出口结构大多数是初级加工产品和机电产品，很难分清资源型行业和非资源型行业。

　　在宋国青看来，为了维持物价基本稳定，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不可能同时高增长。换言之，如果不能急剧提高人民币汇率，以遏制出口高增长势头，唯有通过提升利率，增加资金使用成本来遏制固定资产投资高增长。这样看来，加息似乎势在必行——提前遏制固定资产势头，保持物价稳定，以及GDP增速不要过快增长。

　　在转型期的中国，预测宏观调控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这可不像天气预报那样受欢迎，尽管两者具有相同的意义——对于企业来说，预测并应对宏观政策，就像我们日常关心天气一样重要。

　　当前，行政手段——利用税收调节、控制信贷和土地、严格项目审批等数量型工具进行的宏观调控，通常比利用利率、汇率等价格型工具更为普遍，同时这也增加了预测宏观调控政策的难度，成为其中最大的变量。当然，正如此前报道，作为不同的利益代表，中国的各个宏观调控部门对具体的宏观经济的解读、对具体的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和工具偏好也增加了预测的难度。无论如何争论，宏观调控政策务必更坚决和果断，释放明确的政策信号，更好地达到政策效果，以防止更为剧烈的反弹或者波动。

　　资料：

　　1990年代以来的三次宏观调控

　　第一次：始于1993年。1992年我国经济出现了超高速增长，这一年GDP增长率高达14.2%，而1990年仅为3.8%。到1993年，CPI(消费价格指数)上升了14.7%，1994年进一步上升了24.1%，而外汇储备日益减少。为控制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央行大幅度调高了银行利率(一年期存款利率最高时达12%)，并实行保值储蓄。为解决国内通货膨胀所导致的出口企业大面积亏损，也为解决外汇储备日益减少的问题，从1994年1月1日起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对美元的汇率从5.8：1一次性贬值到8.7：1，贬值幅度达50%。在这种强有力的调控措施下，至1997年CPI回落到2.8%，外汇储备从1992年的194亿美元上升至1399亿美元，而经济增长率仍保持8.8%。应该说，这次宏观调控是成功而有效的。

　　第二次：始于1998年。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不可小视。在周边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的不利条件下，人民币顶住了贬值压力，树立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但当时人民币不贬值的背景恰恰是1994年人民币提前大幅度贬值。对国内经济来说，在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第一次出现了以产品过剩为特征的通货紧缩，CPI连续五年为负数或接近于零。尽管我们仍保持着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但失业问题日益严重。因此从1998年开始，中央实施了以扩大内需为主基调的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从调控措施上看，银行法定准备金率从13%一直下调至6%，连续大幅度降低利率，并开始实行赤字财政政策。从效果看，扩大内需的政策收效并不显著，资本市场持续走低，渐渐失去了晴雨表作用和融资功能。

　　第三次：始于2003年。从2003年开始，随着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升而引致的土地价格的上升，各地出现了竞相圈地、炒作地价的投机热潮，对重化工业的投资也开始加温。中央及时发现了问题，并开始一系列针对房地产和部分生产资料领域投资过热现象的政策调控，但在“非典”的背景下，宏观政策的主基调仍偏向扩张。直至2004年4月，能源、原材料出现了短缺，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升，房地产价格进一步冲高，中央才开始实施较为严厉的紧缩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