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独立性至关重要

　　央行必须保证货币政策制定的独立性。各部委、各市场主体在内的反应都应该而且已经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做了充分考虑

　　——专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唐旭博士

　　文|刘乾坤 发自北京

　　唐旭相信，自从分拆银行业监管职能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拥有超越一切部门和行业利益羁绊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他举例说，2003年针对房地产行业的“121号文件”，到现在很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抬高市场准入门槛，规范了市场；2004年年初，针对中国经济出现的局部过热局面，央行出台了饱受业界诟病的“剧烈”提高金融机构准备金率的措施，此举同样被唐旭作为央行具有超然地位的佐证。

　　身居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要职的唐旭博士似乎是2003年以来央行一系列调控政策的最佳辩护者。从1983年开始整整20年，唐旭一直在央行研究生院，直到2004年9月份他直接从研究生院院长调任现职，接替原局长穆怀朋。这次人事变动是央行分拆以来范围最广的一次人事调整的一部分。紧接着就是目前被业界传得沸沸扬扬的央行结构调整。

　　唐不愿就任何敏感问题发表个人意见——包括央行结构调整、利率、汇率变动等。随着前任的离任，唐旭的到来开始担当重塑研究局的研究方向和风格的重任。

　　温和而坚定、纵览全局而又超然事外，这正是周小川行长所需要的学者型官员。然而，也许正是因为央行以及唐旭本人所具有的这种独特地位，同样赋予唐不同于一般学者的近乎傲慢的自信。学界和业界共同批评的是，央行总是忽略了虚心听取来自体系外的意见——业界认为他们忽视现实环境和各种利益的纠葛；学界则讥笑他们过分注重实践，对货币金融学的理论前沿，以及对成熟的市场机制和数量模型研究不够。

　　这些相互矛盾的批评听起来总是那么有道理。针对某些疑问，以及2003年以来央行政策措施和2005年的工作重点，《全球财经观察》采访了唐旭。

　　《全球财经观察》：您长期在研究院任职的经历对您担任央行研究局局长有什么帮助？

　　唐旭：一脉相承啊。管理、研究、教学，还是这些工作。从研究生院创立开始，就强调紧贴实际和实践。我在研究院倡导的口号是“研究只要比现实快半步”，略微超前于现实即可。不同的是，研究局的功能是上传下达；现在的研究工作更需要为央行各项政策服务，更强调解决实际问题。

　　《全球财经观察》：学界批评研究局的工作缺乏原创性和理论性，缺乏成熟的市场基础研究和数理模型。因此，央行的决策往往过于近视。

　　唐旭：经济学本来就是“经邦济世”之学。我不是排斥数学和数理模型，以及基础研究。研究局的职能就是为央行政策服务，不同的研究机构有不同的特色，这并不能说明央行不重视长远目标和市场基础。实际上，央行现在的工作就是在建立和完善货币政策的市场基础、传导机制。

　　《全球财经观察》：您怎么看待2004年央行一些货币政策和措施。譬如，2004年4月份一个月内连续两次提高准备金率，导致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剧烈波动。此举遭到业界一些强烈批评。

　　唐旭：引起市场波动是预料中的正常市场反应。这正好说明，央行的货币政策发挥了预期效果。央行就是希望通过此举传递紧缩信号，平抑物价波动。不过，反应的强烈程度多少还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中国从1981年创立准备金制度以来，准备金率的波动区间在6%乣13%。在2002年以前，调整准备金率通常需要2个百分点市场才有反应，而这次，只是调整了0.5%，市场就出现较大的波动，说明市场正走向成熟，反应越来越灵敏。这也说明，在金融业转轨期间，借款主体如国有企业，贷款主体如国有银行等对价格因素非常敏感，而不是通常认为的不敏感。

　　《全球财经观察》：研究局在2004年物价监测报告中，预测2005年平均CPI约为3.28%，峰值则将高于4%。这是否说明2005年加息可能性不大？您怎样看待2005年货币政策？

　　唐旭：周小川行长指出，2005年中国将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国货币供应量增长将保持在15%左右。稳健的货币政策既要支持经济平衡发展，又要注意防止通货膨胀和预防系统性风险。同时，将不失时机地推进金融改革，解决阻碍金融业发展和影响金融稳定的体制机制问题。包括继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培育和发展金融市场及其工具、推进金融业改革等等。

　　譬如，加快发展外汇市场，改进结售汇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拓展债券市场、完善和规范货币市场、稳妥开展商业银行设立货币基金管理公司和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总之，央行将稳步推进金融业改革、货币政策市场基础改革。

　　从央行货币政策工具来看，一类是控制货币投放量；另一类是调整利率，改变资金成本。前者强调透明度，并以此释放央行货币政策信号，引导市场行为。后者强调不可预测性，是随机的，避免市场投机者的提前套利行为，抵消政策效应。资产价格的套利行为是一个零和游戏。一方受益，另一方必然受损。这是不公平的。所以，法律要求利率和汇率调整都必须是央行在独立保密的前提下的货币政策措施。

　　而且，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2005年，央行将继续综合利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公开市场操作、票据和准备金率等履行货币政策职能。

　　对缺乏独立性的辩护

　　《全球财经观察》：2005年1月31日，央行发布了《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增刊《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报告》。该报告阐述了2003年以来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各项政策措施。但是，央行仍然没有放弃对贷款下限的限制。为什么？

　　唐旭：还不是时候。尽管国内贷款主体对货币政策信号已经敏感了许多。但是，国内银行业的主体，尤其是正处于股份制改造关键阶段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他们总体上还是缺乏风险定价能力，公司治理结构仍待改善，非理性行为的控制能力有限。一旦放开，恶性竞争甚至以超越风险控制底线的利息争抢贷款将不可控制。放开上限，正是培养他们风险议价能力，为国内中型企业融资提供市场。

　　《全球财经观察》：人们对央行货币政策的批评之一是缺乏独立性。主要行业和国有企业的监管职能分属不同部委；银行监管职能的分拆，使重要的政策传导载体——银行——也脱离了央行的控制，各部门之间利益和改革步调不一致，导致央行所推行的市场基础改革受到的牵掣太多而效果不明显；货币政策往往被其他不相统一和协调的政策效果抵消。

　　唐旭：正是因为央行没有所监管的行业利益保证了央行的独立性。事实证明，2003年中期的121号文件，正是央行超越部门和行业利益的政策举措——抬高市场门槛，规范市场行为，避免“空手套白狼”的行为，而且给金融市场造成坏账风险。除了利率和汇率调整决定于国务院以外，央行充分独立地运用了《中国人民银行法》赋予的货币政策制定、执行权力和职能。

　　《全球财经观察》：央行怎样解决既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又与其他政策制定者协调的问题？2004年有人提议设立跨部委的财政货币政策委员会。您怎么看这个提议？

　　唐旭：金融改革确实需要各个部门配合统一进行。目前这是一个难题，但并不是央行一家所能解决的。

　　宏观政策的协调问题可能是今年宏观调控的重点之一。央行在金融立法、征信管理、结售汇管理、市场操作、国际合作等方面与各部委进行了广泛的合作。譬如物权法中债权部分，反洗钱法、信用数据共享等方面，央行和近十个部委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和协调。

　　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不仅是抵消，还应包括加速、放大等效应在内。

　　但是，央行必须保证货币政策制定的独立性。各部委、各市场主体在内的各方反应都应该而且已经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做了充分考虑。

　　全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也没有绝对独立的货币政策制定机制，包括最为独立的美联储。

　　中国有自己的货币政策模式。货币政策委员会本身就是参照了国际经验，并包含了中国主要宏观政策协调机构代表。财政政策只是一个单向的分配问题，已经有人大的监督机制和透明度管理制度，而货币政策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套市场化规则。我个人认为，财政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提议不具有实际操作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