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杂志：中国距“世界工厂”还有多远？

　　文/孟祥

　　如果劳动力结构发生问题、技术工人比重下降、非熟练劳动力超过熟练劳动力，我们原来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就会发生逆转，那时不但“世界制造业基地”梦想落空，大量失业人口还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甲：老同学从美国回来，送我一顶棒球帽，国际名牌，细看标签却有一行字母：“MADE IN CHINA”，呵呵。据说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出国的人给国内亲友挑选礼品，一不小心就遭遇“中国制造”，结果弄成“出口转内销”——中国如今已成“世界工厂”了！

　　乙：“世界工厂”乃是制造业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产物， 制造、营销、研发诸环节尚未分离，而以制造为主，“世界工厂”的典型代表为19世纪上半期的英国。20世纪以来，制造业发展进入成熟阶段，随着产业分工的深化和国际分工体系的演变，“世界工厂”这种初级形态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制造业中心”和“世界制造业基地”。“世界制造业中心”是制造中心、营销中心、研发中心的统一，通常也形成品牌中心，而“世界制造业基地”只是世界级的制造业生产基地。即使“MADE IN CHINA”风靡全球，也只意味着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而不是“世界制造业中心”，何况目前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比重还不足10%，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规模、出口比例和市场份额远未达到世界级水平，距“世界制造业基地”还相去甚远。

　　甲：难道中国的彩电、微波炉、打火机还达不到世界级水平？

　　乙：前面是就中国制造业总体情况而言的，当然不排除中国已成为某些产品的“世界级制造基地”，而这些产品往往是“MADE IN CHINA”而不是“MADE BY CHINA”，我们只相当于一个生产车间，仅仅挣一点儿加工费，品牌和技术都不在我们手里，分销渠道也不在我们手里。如果从价值链角度分析，这一问题就更清楚了：利润丰厚的研发环节与营销环节均由发达国家控制，而我们做的只是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就产业分工而言，我们总体上属于劳动密集型。

　　甲：但中国也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啊！计算机、汽车、钢铁……

　　乙：刚才所说的劳动密集型是就产业分工而言的，与产业类型并不一一对应。人们常说“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有高利润环节，如服装业的设计和分销，但我们并没有掌握这些高利润环节，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研发、营销、品牌均不占优势，我们的优势只体现于劳动力素质较高而劳动力价格很低，或者说劳动力性价比高，我们能够在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称雄，但不宜笼统地说“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同理，资本密集型产业也有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如计算机，整机装配属于劳动密集型的活儿，我们有比较优势，但高利润环节如芯片设计、软件开发、渠道布局，我们就不行了，因此不难理解，中国出了个联想，却出不了英特尔，出不了微软，也出不了戴尔。

　　甲：联想也应算知名品牌吧？只要有自己的品牌，我们也可以在高利润环节与发达国家竞争，而不是仅仅为他们做代工。

　　乙：联想只是民族品牌，还不是国际品牌，联想在国内市场风头强劲，但在国际市场就黯然失色了。品牌问题很复杂，不能单纯从企业和产品层面理解，也应注意一国的国际形象和文化影响力在其间发挥的重要作用，例如时装和香水的著名品牌多出自法国和意大利，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两个国家拥有“时尚”和“浪漫”的国际形象且同为西方世界的文化大国，而一提到高科技产品，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美国货”，中国企业欲在这个领域塑造国际品牌，实在困难重重！再如中餐享有盛誉，据说从美食角度而言，只有法餐可以分庭抗礼，但中餐却没有叫得响的国际品牌，其影响不出唐人街，而麦当劳、肯德基的口味、品种、营养也不见得如何出色，甚至常被贬为“垃圾食品”，却遍布全世界，其实麦当劳、肯德基吸引顾客的，与其说是汉堡、炸鸡、薯条、可乐，不如说是美国文化。假如有一天中国文化成为全球强势文化，中国品牌自可成为国际著名品牌。

　　甲：短期内中国文化很难引领世界潮流，塑造自己的国际品牌也非一日之功，但我们可以尝试在技术方面突破呀！中国人口世界第一，高智商者的绝对数量当居世界前列，何不集中力量搞科技、掌控高利润的研发环节？

　　乙：研发问题也很复杂，涉及教育水平、科研体制、产权保护、金融支持、经济实力、工艺水平、文化传统等诸多方面，若对中美两国做一对比，我们即可明白美国何以成为世界研发中心而中国研发长期落后：中国人口世界第一，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力资源世界第一，中国人均教育程度较低，高等教育不发达，高校学术水平不高；美国人口总量当然不如中国，但它吸引了全世界的智力资源，美国人均教育程度很高，高等教育尤其发达，以在国际顶级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数目而论，美国一所著名高校的科研成果即相当于中国全部高校的科研成果总和的数倍。中国科研机构基本上属于“官办”，政府部门主导科研方向、决定人事任免，基础研究主要依赖财政拨款，应用研究已开始“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但科研与产业之间关系并未理顺；美国大量科研机构属于“民办”，独立性和自主性很强，经费来源并不依赖政府，基金会捐赠、企业合作投资占了很大比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科研与产业互动关系良好；中国国民知识产权观念淡漠，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严重不足，侵权盗版横行，窃密泄密见怪不怪；美国国民普遍尊重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非常严密，对于侵权、盗版、窃取商业机密等不法行为惩罚十分严厉；中国研发项目很难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申请政府拨款程序繁冗且金额有限，而银行贷款几无可能，技术出资、技术入股、合作开发也面临一系列体制障碍和信用风险；美国拥有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创业投资体系高度发达，风险投资基金和纳斯达克市场为研发项目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和有效的市场激励。中国经济实力较弱，许多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研发项目难以开展；美国经济实力雄厚，只要前景诱人，自会一掷亿金，甘冒高风险以追逐垄断利润。中国工艺水平落后，研究者即使有了美妙想法和产品概念，也很难开展实验并制出实物；美国工艺水平高超，天才设想容易获得实验证明，产品概念很快可以生成样品。中国文化传统鄙视奇技淫巧，强调循规蹈矩，流行论资排辈，不利于科研创新；美国文化传统标榜个人主义，主张个性自由，鼓励创造性思维，科研创新动力充沛。

　　甲：日本和韩国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就发展得很好，我们为何做不到？

　　乙：日本和韩国当初决定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属于“逆比较优势”战略，这不仅需要一些外部条件，如当时日本得到美国支持、取得巨额订单、迅速积累资本，还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如贸易保护、信贷倾斜、整合重组。日本和韩国发展自己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固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负面影响也很严重，主要问题在于政府、银行与大企业的关系过于密切，导致官商勾结、银企串通、预算软约束，背后蕴含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政治风险与社会风险。韩国遭受亚洲金融风暴猛烈冲击，日本至今仍深陷经济停滞泥淖难以自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当初的“逆比较优势”战略所延期支付的代价。

　　甲：难道中国永远只能围绕劳动密集型产业打转？近来我们的重工业发展很快啊！

　　乙：产业结构演变遵循一定规律，中国工业的重型化时期已经开始，但这个问题也应做具体分析。广义的工业包括制造业、采掘业和电气水等三大板块，而制造业又包括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两个部门，我国目前的工业重型化主要发生于原材料工业部门中的钢铁、石化等领域和加工工业部门中的汽车、电子、机械等领域，其中跨国公司作为投资主体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跨国公司之所以积极参与中国工业重型化，不仅仅是为了占领中国广阔的市场，更是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中国不仅劳动力便宜，而且环保要求不高，可以预见，钢铁、化工等高污染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将维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而我国的汽车、电子、机械等产业也将以更快的速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跨国公司“全球制造”的一部分。

　　甲：比较优势难道真的是一个魔咒，我们始终无法突破吗？

　　乙：当务之急还不是突破比较优势而是保持和发挥比较优势。我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性价比高，但这个优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国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近于发展经济学所谓“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而不久前沿海部分地区竟然发生“民工荒”，许多民营中小企业因招不到工人而开工不足甚至停产，这充分暴露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若干问题，如流动壁垒、信息不畅、劳动者权益保护不力等。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但从“高级技工比研究生更抢手”这一现象来看，我国劳动力整体素质下滑明显，如果我国劳动力结构发生问题、技术工人比重下降、非熟练劳动力超过熟练劳动力，我们原来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就会发生逆转，那时不但“世界制造业基地”梦想落空，大量失业人口还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若从保持和发挥我国比较优势出发，高等教育大跃进可以休矣，而职业教育与技术培训应当成为战略重点。

　　(详情请见《经济》杂志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