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厂”再审视 “世界工厂”好过“无业游民”

　　在每一个经济界人士集会的大型场合，对于中国经济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及前景，总会成为有识之士热烈争辩的话题。

　　本年度的全国“两会”上，众多的话题又指向了这一点，譬如投资是否过热、开放是否过快、民企与外企的不平等处境，等等。延伸到会场外，这些争论似乎者可以归结到这样的背景上：欧美产业外移，印度的兴起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利与弊。

　　具体到每位发言者身上，这些话题都有切肤之痛：联想上世纪70年代拉丁美洲外资产业转移后形成的“空洞化”，中国是否也会面临同样的陷阱？对比印度的兴起，中国的“世界工厂”的地位是否会受到威胁？而有全球供应链角度看，面对沃尔玛们“残酷的廉价”，中国制造企业又会获利几何？

　　前景尚未明朗，而有志者已经在路上。(编者)

　　“世界工厂”好过“无业游民”

　　欧美是董事会，印度是办公室，中国是工厂？

　　访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陶冬

　　本报记者 何华峰 香港报道

　　在新的世纪，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有人从中看到中国的崛起，但也有人反思：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得到的利益，是否太少了？

　　有一句话正在流行：“中国是工厂，印度是办公室，欧美是董事会。”言下之意，在全球化分工中，中国得到的是微薄的工人工资，印度则得到了发达国家的服务外包服务，赚钱的却是欧洲和美国，他们才是真正的全球化受益者。

　　在资深分析师陶冬看来，这是一个有益的反思。陶冬是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的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陶冬认为，一方面，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来之不易，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中国制造业总体的起点较低，利润不高。中国挣的是小钱，也是一个要面对的现实。

　　而且随着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和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人口减少，中国劳动力优势总有一天会削弱，若没有产业升级，就会出现问题。陶冬提出，产业升级是一个需要考虑的战略问题。

　　但产业升级不等于重工业化。产业升级的标准是，创造自己的品牌，和提升研发的水平和技术含金量。这也是奠定大国地位的真正基石。

　　“要有战略性的迫切感”

　　《21世纪》：有人说，“中国是工厂，印度是办公室，欧美是董事会。”你怎么看这句话？

　　陶冬：第一，这句话反映了目前世界经济的格局；第二，不要贬低自己的“世界工厂”的地位，因为你是工厂，总比你是无业游民好得多。这是中国20年来经济发展的成果，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不容自我贬低，但这也反映了一个现实，即中国制造业总体的起点较低，利润不高。中国挣的是小钱，而欧美专注于市场和研发，赚的利润远高于中国。

　　《21世纪》：对于中国，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经历的积累阶段？

　　陶冬：绝对是。外资是我们过去15年的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它带来出口增长，带来现金流，带来GDP增长，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起到不可磨灭的功绩。

　　《21世纪》：是哪些因素，让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

　　陶冬：有四个因素。一是经济全球化，否则欧美不会把工厂转移出来；二是改革开放的政策；三是中国的廉价的生产成本；四是过去10年急速改善的基础设施。在这四个因素下，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而这带来了现金流。如果没有初始的现金流，中国的房地产未必是今天的样子，而中国的内部的需求未必是今天的样子。在前一阶段，我们基本奠定“世界工厂”的地位，这点有没有必要改进？有的，但前提是，不要眼高手低，不要新的本事没学会，先把旧的丢掉了。

　　《21世纪》：今后怎么做，是不是让没开发的地区继续开发，让已开发的地区产业升级？

　　陶冬：经济的发展经常未能如人所愿，不一定照搬北京的决策者们的意志。未开发地区能否成为中国经济结构转移的一个腹地，一个纵深，还有待时间来检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目前已具备的加工厂的基础上，需要加大研发的力度，创造自己的品牌，由此提高加工厂的利润率。

　　而且对这个问题，还要有战略性的迫切感。中国在过去的十几年，很大程度上得利于相当丰富的劳动力，这种状况会在今后的5年～7年继续维持。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劳动力，会因为国家的独生子女人口政策，而出现一定的比较强烈的变化，而且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在急速加剧。在此情况下，只有提高生产率，只有提高单位的产出比率，才能应付这个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供应下滑的趋势。

　　《21世纪》：劳动力减少，产业又没升级，是否会出现产业空洞化？在香港和台湾都讨论过这个问题，中国内地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形？

　　陶冬：对目前的中国内地来讲，这还不是一个大问题，毕竟中国内地有很大的腹地。劳动力和土地供应减少，导致制造业成本在中国内地大幅上升，还要相当一段时间。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相对来说，劳动力和土地能产生的价值，还有大量的上升和增值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本人并不太担心产业空洞化。但一个前提是，不要自己把自己搞死，我每次都说上海，上海号称每年房地产上升12%，并认为是正常的，我认为是自己给自己脖子上套绳索。只要是不自己给自己套绳索，由于中国的腹地大，我认为产业空洞化，短期不会在中国发生。

　　产业升级≠重工业化

　　《21世纪》：你有没有在中国看到一些产业升级的迹象呢，比如广东说，要让重化工比重超过轻工业？

　　陶冬：产业升级不在于资本投资率的上升，而是在于资本回报的上升。从轻工业到重工业转移的过程，是资本的投入量的上升，但不代表资本回报率一定上升。这就是你做包子还是做面条的区别，你做包子不一定比做面条赚钱。

　　《21世纪》：关键是提高自己的科技念量。

　　陶冬：要有自己技术，要有自己研发，这是关键环节。现在全球的手机有40%是中国造的，将来可能全部是中国造的。但在中国市场外，真正贴中国品牌的手机有几个？我们做的手机，最后贴的是别的牌子，钱让人家赚了。但你又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技术掌握在人家手里。

　　《21世纪》：但随着中国原始积累的增加，是不是必然会导致技术的增加？

　　陶冬：不一定，从目前情况往高一步，实际上有一定的壁垒。我们现在是低科研，低品牌，低利润率，恶性循环，因为利润率低，你就没有资金去做更多的研发，而做不了研发，你就上不了一个台阶。我们在很多电器领域，从手机到电视机，到计算机，有类似的同样的毛病，这需要企业家以战略性的眼光，由国家的政策的倾斜性的扶持，同时需要有一定的运气。

　　《21世纪》：日本、韩国是怎么实现产业升级的？

　　陶冬：说实话，日本在这方面做得不好，日本创造了自己的品牌。绝大多数的日本产品的利润不高，对其它竞争者的进入门槛也不高，这是为什么多数日本的电器输给了中国。但是，你可以做出日本的照相机，日本的电视机，你试试做美国英特尔的芯片看？中国要追英特尔，至少是三代人的事情。

　　《21世纪》：这么说来，亚洲还没有一个很成功的案例？

　　陶冬：有案例，但没有国家。日本的索尼做得不错，韩国的三星做得不错，中国台湾的台积电做得也不错，从企业来讲，有这些先例。他们都是本行业的佼佼者，他们在核心技术上的含金量相当高。在目前的情况下，尽管中国有人海战术，但要望其项背，恐怕还要相当一段时间。

　　因为他们有核心技术，而这离中国能达到的，恐怕有相当一段距离。

　　《21世纪》：关于印度将其比作办公室，到底其技术含量怎么样？

　　陶冬：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印度占了两个便宜，一是英语能力，二是遍布海外的欧美印度籍的高层人士，这些单子流向了印度。印度本身的软件人才相当多，而且相当便宜。比如，我们把一些金融模型，转交给印度的MBA在做，雇一个华尔街上的分析员，可以雇400个印度MBA。我们自己有两三个人作模型架构的设计，因为这是真正难的部分，而剩下的软件部分就由印度人做，其实，软件这东西，初中毕业生，有一台计算机，经过6个月的训练就能做。这对我们很合算，因为在华尔街少雇一个人，就可以雇400个印度人，而且这400人，会做得非常卖力，而那一个人弄不好还会跳槽。我们要看到，印度的软件业发展到今天，唯一的优势，充其量是规模效应(the critical mass)，不论是人才的流量，软件企业彼此间的支持作用和信心，都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个事情，如果中国政府想做，以我们原有的计划传统，有个两三年也可以做得起来，而且我大声疾呼地说，中国应该做，这是解决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就业的重要途径。

　　《21世纪》：以前有人说中国可以在20年内追上美国，现在印度也有人说，印度可以在20年内追上美国，你认为可能吗？

　　陶冬：无论中国和印度，在20年内追上美国，可能还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我对中国和印度都看好，两者之间，对中国更加看好。追日本还是有可能的，与美国差距缩小，也是有可能的，但要超过美国，不是20年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