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杂志：杨小凯对经济学重大贡献有哪些?

　　文/李利明

　　2002年3月25日，1986 年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教授在莫纳什大学进行访问,他在演讲中大力赞扬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经济学对经济学的积极贡献。布坎南甚至在研讨会以及副校长和校长参加的午餐会上分别说：“我认为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研究就在贵校，就是以杨小凯为主的对分工的分析……”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已经有很多当年留学北美的华人学者在国际经济学界崭露头角，他们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在这些人当中，杨小凯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并不是说他在顶尖的经济学学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最多，而是他对于经济学的贡献是具有原创性的。

　　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往往都是沿着导师或者某一领域的带头人的方向去作一些推进工作，很难成为某一领域的带头人。而杨小凯则是公认的研究劳动分工——超边际经济学的开创者。他对于经济学的一些贡献已经被一些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出版物的匿名审稿人、评论以及他的出版物和研究计划的评估报告所承认。

　　找回分工与专业化

　　早在1984年出版的《经济控制论初步》中，杨小凯已经提出了研究分工的基本想法，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用超边际分析来解释劳动分工问题的框架已经形成，超边际分析是对自马歇尔以来的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的一个重大挑战，而超边际经济学则是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一个重大挑战。

　　古典经济学的重心在于专业化与分工对经济增长和福利的含义。而自从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以来，专业化与分工就被主流经济学家所遗忘。杨小凯的先驱工作是把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正式分析带回到主流经济学的核心。

　　寻找经济增长理论的微观基础

　　一举奠定杨小凯在国际经济学界地位的是他1991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期刊》上的一篇文章《经济增长的一个微观机制》。这篇文章对于经济增长理论具有突出贡献。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期是经济增长理论的黄金时期。自从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1956年发表《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一文以后，成百上千名经济学家卷入了对增长理论的研究，但是70年代初期以来，关于增长理论的文章突然从各主要经济学杂志上消失了，原来相当有建树的增长经济学家逐渐转向其他研究领域。这一段的经济增长理论被称为传统增长理论。

　　经过将近20年的沉寂以后，1986年保罗.罗默在《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了著名的《递增报酬和长期增长》，随后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在《货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经济发展的机制》，这两篇文章再次引起经济学界对增长理论的兴趣，短短几年内主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上百篇关于增长理论的论文。这个时期的增长理论被称为新增长理论。

　　索洛模型是外生增长模型，因为没有外生技术进步，便无法产生长期经济增长；保罗.罗默的论文把技术进步内生化了，但是它不能预测贸易依存度、生产力和专业化水平的同时演进；而卢卡斯的论文则把人力资本视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这是第一个能够预测生产部门与教育部门相对大小变化的内生增长模型，但是这只是一个宏观经济模型，不能预测相对价格和非加总变量相对大小的变化，也无法预测经济组织的变化。

　　杨小凯和博兰1991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期刊》上的《经济增长的一个微观机制》被同行匿名审稿人视为第一篇用劳动分工的内生演进解释经济增长的论文，真正为经济增长奠定了微观基础。

　　这篇论文发表以后，杨小凯一举成名。从80年代末以来，美国经济学年会连续四次组织了重新思考贸易和增长理论的专题研讨，这四次专题研讨的召集者分别是克鲁格曼、格罗斯曼、卢卡斯和杨小凯，1992年的这次专题研讨的就是讨论杨小凯及其合作者的工作。

　　新兴古典经济学诞生

　　1993年，杨小凯和黄有光合著的经济学专著《专业化和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框架》通过了严格的匿名审稿程序，被列入了“对经济分析的贡献”丛书，在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出版公司--北荷兰出版公司出版。

　　这本专著初步建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专业化经济、劳动分工和经济组织结构被引入了经济学的核心部位。他们引入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并且沿用个人最优化和市场均衡的方法，证明劳动分工内生演进的基础是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选择。

　　这可以解释企业、地区性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产生；解释生产力、贸易依存度、专业化水平、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种数、交易层级系统和城市层级系统的层次数、生产集中程度、市场一体化程度以及生产迂回程度的提高；解释专业中间商、城市、货币、失业和景气循环的产生。

　　同时，他们还证明了市场的功能要比经济学家通常认为的复杂得多。它不仅能够有效的配置资源，还能够寻求有效率的专业化水平和分工水平，发现有效率的市场结构和制度安排，找到有效率的交易层级系统，并且确定有效率的货币制度和景气循环模式。

　　这本专著出版以后，受到了众多顶尖经济学家的好评。原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舍温.罗森教授称此书为“第一流的著作”。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者布莱克教授是著名的Black-Scholes期权定价公式的创立者。在他写给杨小凯和黄有光的信中称此书为“才华横溢之作”。

　　一些审稿人认为,交易效率对劳动分工的影响是同义反复。《政治经济学期刊》的一位审稿人陈述道：作者观察到递增的交易效率实际上能够导致更高的总交易费用，因为生产变得更加专业化。当然，更高的费用被递增的生产效率权衡。这是很值得强调的。来自铸造货币的主要利益不是来自用于交易的资源减少，而是来自引起的更有效的生产结构。

　　为超边际经济学文献建立严格的理论基础是一件极富挑战性的工作。从1980年代末新兴古典经济学文献开始出现以来，杨小凯就在试图证明几个定理能够用来确定基于一个新兴古典均衡模型非常一般的形式，一般均衡劳动分工网络存在的条件。

　　新兴古典框架的成熟

　　在1998年，杨小凯的《经济学原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本教科书中，杨小凯系统的介绍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进展和主要贡献，在国内经济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到了2001年，杨小凯吸收了一些人士对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批评以及这一领域的最新进展，用英文写成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教科书《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由Blackwell出版公司出版(中文版2003年12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本教科书涵盖了杨小凯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对于经济学各个领域做出的贡献。这本教科书是十多年来新兴古典经济学文献的一个系统总结，教科书的出现，标志着新兴古典经济学开始走向成熟和完善。

　　这本教科书的四个匿名审稿人的评估报告，也高度重视了杨小凯对经济学文献的贡献。“它确实给人深刻印象。没有能与其比较的书。他正建立一个全新的领域。我预测人们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趣越来越大。我认为这可能是将来的方向”。

　　“这是一本有趣的著作，我很喜欢读。它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新兴古典经济学是比新古典经济学对我们的环境的一个更好的描述。这个论述被清晰的、娓娓动人的，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提出。”

　　“这本书在某些方面是出色的杰作。它几乎百科全书式的覆盖了主流经济学的问题。杨小凯博士带给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主题的激情清晰的表现出来。”

　　发展经济学的一项绝技

　　战后几十年来，世界银行和发展中国家运用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等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但收效甚微，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判，人们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理论来解释发展的问题。

　　此时，由Blackwell出版公司出版了杨小凯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发展与劳动分工》，这是杨小凯将超边际分析用于发展经济学的成果。

　　八位匿名审稿人对于《经济学：发展与劳动分工》有以下评估：

　　“这本教科书成为一个令人激动的贡献，它将对与增长和发展提出新颖和创新的看法。在这方面没有教科书覆盖具有内生专业化、递增报酬和一般均衡模型，交易费用与产权的综合。这本书使用上述框架解释工业化、城市化和结构变化的议程,既有创新性又有重大的政策重要性。它将提供制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一个解释。这本书将是第一流、博得研究经济发展的所有经济学家尊重的、最主要的学者合作成果。”

　　“对于作者们通过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斯密原理的一个创造性的形式，来推动发展经济学走向主流的大胆与努力应当祝贺。在许多方面这本书是一项绝技，的确代表了对于发展经济学文献的一个重大贡献。所利用的方法论和隐藏在书的组织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巧妙而优美的把经济增长与主流的古典的斯密分配经济学联系起来”。

　　最深刻而无畏的中国经济分析家之一

　　用杨小凯生前好友、联合国秘书长首席经济顾问萨克斯的话讲，“毫无疑问，杨小凯是对他的祖国中国的社会转型的最深刻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

　　过去十多年来，杨小凯已经发表了关于中国改革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许多论文，他应用劳动分工理论和西方经济学最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前沿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见解深刻、独到。

　　用周其仁教授的话讲，杨小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是“他对现在举世赞同的中国增长还有一种保留和怀疑。这种保留和怀疑不是一种情绪化的猜疑，而是来自他对社会、对经济长期发展面临问题的思考，也来自他的学术核心部分的理解。”

　　杨小凯经常为香港的《信报财经月刊》等杂志撰写有关中国经济改革分析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一部分被收入《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这本论文集在1997-1998年列入了中国图书销售排行榜的前列。他与萨克斯、胡永泰合著的论文《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的中文版由笔者翻译，首先在2000年的《信报财经月刊》上发表，后被多家杂志和网站转载。这篇论文引发了他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关于中国改革路径的论战。他提出的中国应该警惕“后发劣势”，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应，对于中国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颇有影响。

　　(详情请见《经济》杂志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