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昆汀在中国的日子

追忆昆汀在中国的日子
2019年04月18日 12:00 Mtime时光网

追忆昆汀在中国的日子

放眼欧美影坛,很难再找到像他这样浸满中国文化的导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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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死比尔》中东京部分的内景实为在北京拍摄

作者:余荽

几天前,昆汀·塔伦蒂诺的一段昔日视频在中文网络上突然走红。

没错,就是昆汀说中文:“牛X!”

大家先来回顾一下:

有网友表示,昆汀举手投足里就能看出,教给他说“牛X”的肯定是姜文!

昆汀与中国到底有哪些渊源?拍摄《杀死比尔》时昆汀在中国留下了哪些故事?

别着急,一切的一切,都得从24年前,昆汀来到北京参加展映交流说起……

Vol.1 北京圣丹斯

1995年10月,“为了庆祝电影诞生百年”,美国独立电影的年度盛事圣丹斯影展,来到北京展映交流。

现在回看,当年美方选送的八部电影,几乎都是美国独立电影史上的经典,例如科恩兄弟的《巴顿·芬克》、理查德·林克莱特的《都市浪人》和王颖的《喜福会》,但最受瞩目的,无疑是昆汀·塔伦蒂诺和他的《低俗小说》(时译为“昆丁·塔伦提诺”及“《黑色通缉令》”)。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当时就在21世纪剧院第一次领教了《低俗小说》。他记得,现场交流环节,昆汀出场,侃侃而谈,“满口脏话”。

有观众提问,《低俗小说》的叙事结构是不是受到了《水浒传》的影响(作者按:其实该观众的联想非常精彩而贴切),昆汀茫然不知所对,但他表示自己很喜欢金庸云云(显然是指其作品的改编电影)。

更有趣的事情发生在剧场之外。

影展期间,一个周四,四个北京电影学院的大二学生,刚刚从21世纪剧院看了电影出来。

迎面正好碰到了一个相貌奇怪的年轻老外,导演系的李虹(现在是已经拍过三部电影的导演了),认出了这张脸,迟疑地嘀咕了一句“昆汀”,错身而过的对方显然听见了,而他的表情说明,她没认错。于是,四个人回头跑去搭话。

李虹回忆,因为当初资讯不发达,他们并不清楚昆汀和他的《低俗小说》来北京了,在21世纪剧场看的是另外一部片。

同在现场的文学系的程然(现在是作家及编剧)更爽快承认,自己当时既没有听说、更没有看过昆汀其人其作。而“李虹英语好,知道得多”,所以才上去打招呼。

程然记得,昆汀本人非常吃惊,他无法想象,为什么在北京的街头,居然会有人认识自己(当时他在美国也只是刚成名)。学生们解释了自己的身份,是“学电影的”,而在彼此寒暄之后,他们约定,下周一昆汀去北电参观时再见面。

周一,昆汀果然赴约。

导演系的学生们找了辆自行车,领他满北京城地走街串巷。第二天,大家伙带着他,打了一辆黄“面的”(90年代风行于北京的供出租的黄色面包车),来到南城一个同学“租的平房”,喝酒吃饭,胡吹乱侃。

程然回忆,十几个穷学生没招待他什么好东西,但大伙的兴致都极高,爱酒的昆汀,喝了不少二锅头。

一屋子年轻的电影人,七嘴八舌聊了一通宵。具体聊了些什么,时隔多年,李虹已经记不清了,但她说,自己始终记得的一句是,昆汀忠告这些想做电影的大孩子们:“Story is King”(故事为王)。

一周多的行程,昆汀一点没浪费。他还去《秦颂》的片场探班,跟好哥们姜文见了面。

昆汀玩得得意,甚至让同行的伙伴都有了非议。在那本讲述八九十年代美国独立电影兴起的纪实类大部头《低俗电影》里,记录了女导演阿利森·安德斯的回忆。

她说当时“昆汀认为他在中国也应该受到明星待遇,故意让自己跟我们别的几个人保持距离”。

而且在最后一晚,圣丹斯代表团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晚宴,只有昆汀忙着钻营,跟几个“更大腕”的人和中国官员坐上了席,而其他导演只能尴尬站在一旁,最后才坐到了其他桌。

总之,昆汀的第一次北京行,匆忙又充实。用时任北电导演系主任的郑洞天教授在《当代电影》2002年昆汀电影专号上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恐怕没有哪个第一次来中国的老外如此入乡随俗……突然明白,他拍的电影何以那样各色。”

Vol.2 杀死比尔 中国制造

95年的《四个房间》和97年的《杰基·布朗》风评不佳,商业上也没有成就,让昆汀消沉了很久,原计划的《无耻混蛋》也因而搁浅。

但拍一部功夫片的念想,让这位香港武侠片及日本剑戟片的狂热粉丝终于重新打起了精神。2002年,《杀死比尔》开始制作。

起初,昆汀和片方打算在日本东京实景拍摄,但成本核算之后太昂贵,于是他们找到了替代方案:中国。最后,所有东京部分的内景都在北京摄制,而较少部分的外景则取自东京实地(除了美国中国日本,该片还在墨西哥取景)。

北京和东京在地理上的接近、由袁和平袁家班担纲动作设计、北影厂从《狮王争霸》到《卧虎藏龙》大量动作片的承制经验、昆汀对北京的好印象,都是促成此事的原因。

曾经出演《太极侠》的陈虎,当时身为袁家班一员,既要负责设计动作,还要担任演员的武术教练和女主角乌玛·瑟曼的动作替身。

他还记得身材高大的乌玛“比较僵”“比较娇气”;而昆汀一开始打算自己出演片中的武林高手白眉道长,一到训练压腿,他就粗话不断,骂不绝口。但因为是导演,又必须以身作则。

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戏没演成,昆汀的肥肉倒是减了不少。

张进战是中国电影圈公认的第一副导演,作品包括《霸王别姬》《卧虎藏龙》《英雄》《追风筝的人》等等,在《杀死比尔》剧组,他是中方第一副导演,负责总揽中方协拍的各项工作及现场执行。

他表示,《杀死比尔》是自己从影几十年做得最愉快的一次,“完全是在创作,不是干体力劳动”。他说,昆汀“完完全全在做‘导演’”,而不像一般的中国同行那样,要把70%的精力全都用在各种其实跟导演无关的杂务上。

片场工作照,精英荟萃:导演昆汀(蹲立)、武指袁和平(持剑者)、武替
陈虎(前景黑衣)、女主演瑟曼(黄衣)、制片人本德(后排站立者左二)、
中方副导演张进战(站立者居中)、摄影师理查德森(白发者)

片场节奏放松,陈虎回忆,甚至有过昆汀头天晚上玩得太过,第二天到了片场宣布说自己今天状态不好,全组放假一天的事情。

张进战也证实,《杀死比尔》完全按照的是好莱坞制度,不加班,周末休息。所以,好玩的昆汀玩得不亦乐乎。

原本在北京的日程安排是21天(工作日),但最终拖到了76天,加上休息日,差不多四个月。为什么耽误这么久?

2003年,昆汀接受《名利场》杂志专访时,兴高采烈地解释:“日程表上规定了三天的动作戏,结果他们搞了八个礼拜……在香港和大陆,他们(剧组人员)都说:‘去他娘的日程表’”,他更信口雌黄,“他们的电影都是这么没完没了拍出来的”。

显然他在推卸责任,众所周知,香港电影人从来以超级高效而闻名。真相不难想象,因为没拍过动作片,所以一方面日程设计得不合理,但更主要的则是,昆汀仗着自己是片方米拉麦克斯影业的宠儿,所以放肆地精益求精(最后影片成本从预算的3600万美元激增50%,达到5500万)。

而且,这正好给了他好好享受异国生活的机会。跟着剧组回美国的陈虎回忆,后来昆汀买回了好几车的中国古董家具,外加一大堆的DVD影碟。

《男人装》杂志的一位编辑还记得,2002年的一个夏夜,他在某夜店跳舞,身后突然被顶了一下,回头看是个笨拙的外国大块头,再仔细一看,“原来就是那个痞子昆汀”——流连夜店是昆汀在北京的一大爱好。

同在2003年,他接受《花花公子》采访,表示在中国过得开心极了,更把北京的夜生活夸上了天,他说,北京有5条跟德州奥斯汀第六大道一样的酒吧街,他们剧组经常周六狂欢一宿,然后礼拜天睡上一整天。

他更称赞北京“乐子比吃迷幻药还要多,还要野”,是“现在全世界的狂欢之都”。他还绘声绘色讲了自己第一次去爬长城的段子:一场通宵狂欢,“有烟花、有乐队,我们抽了大麻……棒极了”。

中方第一副导演张进战在《杀死比尔1》里还出演了一个日本黑帮老大

02年夏天的北影厂,是中国电影圈的一桩乐事。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姜文等纷纷过来探班,跟昆汀把酒言欢。

时任北影厂厂长韩三平秘书的高成生,还记得昆汀爱吃火锅,一点不怕辣,为人开朗之极;而张进战,则被昆汀拽着,演了一个表情夸张的日本黑帮老大。

剧组集合了当时北京电影圈大多数的一线幕后班底,甚至来片场帮忙做杂工的,多数也是北大清华的学生。陈虎说,连“陈云的孙女都来过”。

严格地说,这是继1987年斯皮尔伯格在上海拍《太阳帝国》以来,第二次有完全意义上的好莱坞制作来华拍摄。周期之长和中方参与之深,几乎也算是空前绝后。张进战和陈虎都肯定,当时的专业度和融洽度,此后在自己的工作中,再也没有经历过。

陈虎(左)是女主角乌玛·瑟曼(中)的主要动作替身,眼尖
的观众很容易在片中发现“新娘”的体格在打斗戏里变化很大。

彼时是中国电影业的低谷,但传统的专业制片厂体制尚存,人员素质和工作态度,都还有老国营厂专业和好的那一面,和当下以“劳动力输出”为主要状态的影视业大异其趣。

承担外包工作、挣外汇固然是一方面,但更多的,确实很有两国电影人彼此交朋友,一起搞创作的气氛。

当时,恰好是中美电影一段短暂的蜜月期,《黑客帝国》《霹雳娇娃》《风语者》《尖峰时刻》等由中方班底、尤其是武指参与的好莱坞电影接连问世,而《卧虎藏龙》和《杀死比尔》则先后在北影厂拍成。

随后是哥伦比亚亚洲公司引入投资和规范,制作了《可可西里》《功夫》《天地英雄》《天下无贼》等一批合拍片。

然而,风流云变,再加上中国本土影业的崛起,中美合拍一度停摆,等到近年再次启动,则变味成了《敢死队2》《钢铁侠3》之流的投机,物是人非。

Vol.3 中国接收昆汀 昆汀接收中国

郝建教授是国内第一个翻译《低俗小说》剧本的人,也多次在大学课堂和专业期刊上,分析昆汀其人其作。

他回忆,当初《低俗小说》刚刚以录像带在中国流传的时候,很快迷倒了一批青年学者和电影学院的学生。

据说95年之后,一度在北电的学生作业里,出现了不少的分段结构和时空交错(当然,这不完全是昆汀的功劳,基耶斯洛夫斯基、《暴雨将至》等也贡献良多)。

随着中国影迷文化的兴起(拜音像盗版业所赐),《低俗小说》的传播范围更大,成了影迷、文青、小资们的“必读”,甚至是身份认同的一项标志。

这种情形,郝建曾在2002年撰文点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的作品在西方也是被知识文化程度较高的人群欣赏。在今天的中国,对《低俗小说》的领悟也有这种意味:它恰恰成了白领趣味、文化精英的身份证和某种文化殿堂的贵宾卡。但在主导文化的趣味领域和思想认识中,昆廷又的确是一种腐败、颓废的象征;大逆不道和不严肃的代表,甚至可以将其作品看作是诲淫诲盗的教科书。”

其实与之类似的,是同期周星驰在青年文化中的盛行。对大多数中国影迷(基本又都是年轻人)来说,周星驰和昆汀的意义近似,都因骨子里的叛逆和颠覆而大受推崇。

而且不言而喻,在中国,昆汀和周星驰所体现的藐视权威和秩序的叛逆性威力,更加强化和绝对化。

在海外,昆汀更多是个风格另类、迷影气息极重的电影人,而在中国,他则像是精神导师和摇滚明星的结合体——我们不知道他那些集大量主流非主流电影及音乐于一体的影片究竟“典出何处”,但却能清晰感受到他的放肆和玩笑,“够酷够屌”。

所以,中国影迷特别为他加封了头衔:“痞子导演”,真是实至名归。

1995年10月12日,《北京青年报》文化版对北京圣丹斯影展
及《低俗小说》(《黑色通缉令》)等展映影片的介绍

比起那些同样得到中国资深影迷顶礼膜拜的欧洲电影大师们的杰作,昆汀电影远不够厚重深刻,但确实又比一般官能刺激的商业类型片丰富得多,智慧得多。

特别重要的是,在电影技艺——结构安排、叙事风格、镜头选用、美术布景、场面调度、剪辑编排、配歌配乐——之上,昆汀有他的独门造诣,艺术成就卓著(否则怎能拿到金棕榈?)。

所以,他在中国的影迷(观众)数量和辐射面,远远超过了伯格曼侯孝贤塔可夫斯基这些大师,但也注定了,无法跟成龙李连杰周星驰史泰龙施瓦辛格们,以及他的偶像吴宇森林岭东相提并论。

在《姜戈》柏林首映式上,昆汀穿着唐装,面对镜头,一直大摆功夫造型。而他和中国的缘分,确实更多的体现在他的超级港片粉丝身份上。

跟法国新浪潮那批年轻影评人晋升导演的情形类似,众所周知,昆汀是从一个录像带出租店小伙计,修成了一代名导。

不管好片烂片、名片冷片,他看了无数,进而打通了任督二脉——他从一开始就放言,自己的创作,都是从各类电影里偷师、抄袭来的(而且,根本“不是他妈的致敬”)。

古旧的好莱坞B级片和香港电影(对美国人而言,所有香港电影几乎都是B级片),构成了 “影痴”昆汀电影创作的基础。

邵氏武侠、吴宇森的英雄片、林岭东的监狱片、成龙的动作喜剧、“东方戈达尔”王家卫,他都数如家珍,爱得要死。香港电影的风格、运镜、节奏、造型,无一不在他的电影里重现。

《杀死比尔》就被他定性为一出“香港功夫片”,因此他在片头,还加入了邵氏公司的标识。

《英雄》在美国上映,打着“昆汀·塔伦蒂诺出品”的旗号

而他本人,也长期以香港电影的热心推介人的形象,四处颂扬及发行港片,例如《重庆森林》和《英雄》,都以“塔伦蒂诺出品”的名义在美国发行。

2011年,法国电影人,还就此专门拍了一部纪录片:《塔伦蒂诺:香港门徒》(Tarantino, le disciple de Hong-Kong)。就像马丁·斯科塞斯对经典好莱坞和意大利电影的珍视一样,昆汀这位加大码的新版马丁,对香港电影的尊重和眷恋,远胜过我们本土的从业者及影迷们。

昆汀对于中国,完全是“域外”的,更从未进入过中国的主流视野。

但放眼欧美影坛,除了那位独一无二早已仙逝的纪录片大师伊文思,即便包括受邀来华拍片的如安东尼奥尼、贝托鲁奇等人,也再也难找到一位像他这样,和中国交往密切、理解且热爱华语电影、自身创作上浸满了中国文化(尽管是亚文化)的导演了。

他实在独一无二。

(作者备注:本文得到了郝建、李虹、程然、陈虎、张进战、高成生、尚可、张晗宇等师友的帮助,在此鸣谢;尤其感谢友人高山居中联络,再表感激)

来源:Mtime时光网

原标题:昆汀当年在中国的日子,才是真的“牛X”

(本文来自于界面)

杀死比尔 低俗小说 陈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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