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8月10日消息,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主办“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今日在伊春举行,本次论坛聚焦“金融开放与金融科技”。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发表演讲。
余永定表示,减税和增支相比,对经济刺激作用显然是不太明显,应强调支出政策,2.8%的财政赤字这个界限是可以突破。从通货膨胀从财力角度我们都是可以突破的。
他解释到,通货膨胀方面,我国CPI在金融危机之后基本上是2%左右,不到3%。7月份是2.8%,2.8%里头有0.2个百分点是猪肉价格造成的,扣掉是2.6%。作为发展中国家这样的通货膨胀率是比较低的。PPI在2012年3月开始,连续53个月负增长,目前又持续下跌,上个月是负增长,我国目前又进入了PPI负增长的区间。在通货膨胀角度讲,我国是低通货膨胀时期,还面临着PPI负增长的危险。
另一方面,从财政状况来看,中国和世界的其它大国相比,是最低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中国现在是2.8%,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在很长的时期都是突破3%的。再看存量,中国的公共债务占GDP比不超过48%,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是非常低的,这是中央情报局的数字,中国属于国债对GDP的比非常低的国家中其中一个,不是最低,但是是相当低的。
“从财力和通货膨胀这两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中国都是有可能而且应该采取更为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制止经济的进一步下滑。”余永定总结指出。
以下是演讲实录:
余永定:各位领导、各位同仁,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做一个简短的演讲。我的演讲题目是“增长是硬道理”。
结合对政治局最近一次会议的解读,我谈一下我的看法。这是证券公司画的一个表,比较了历次政治局会议和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提法有哪些不同。我觉得总结的还是不错的,特别是比较倒数第一行和倒数第二行,会发现这次政治局会议指明了我们经济的下行压力正在加大。
这次政治局会议又提出了宏观管理的问题,强调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些提法跟过去差不太多,但是特别强调了扩大最终需求,这个在过去是没有的。我觉得这可能反映了我们的决策者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和未来宏观经济采取的措施。
我觉得中国面临最严重的挑战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下跌,我要强调“持续”这两个字。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当时的GDP增长年率是12.2%,然后就一路下跌。只是在2012年第四季度稍有反弹,后来基本没有反弹,现在经济增长速度年率大概是6.3%,很多经济学家预测,增长速度还会继续下降,今年可能是6.2%,有人甚至认为可能会跌破6%。总而言之,这样一种趋势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我们过去说,中国经济的增长路径是L型,L型的横杆我们始终没有达到,它在持续下跌,这让我们非常担忧。
如何解释经济增长速度持续的下跌?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解释,我用了几个例子,人口老龄化、环境制约、规模效益递减等等。上一次我在讲座中,谈到这几个因素,我问在座的诸位,你们认为我说得对不对?当时我是念了一段话,包含了这几个因素,大家说你说的是对的,我说错。为什么?因为我念的这一段话就是我20年前写的,是1998年写的,发表在《改革》杂志上。我20年前说的理由居然能解释20年后的理由,说明我20年前说的是没什么用的废话,也说明现在这种解释没有太大的意义。虽然说的是对的,这些是长期因素,但长期因素无法解释年度的变化,季度的变化,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是年度的变化、季度的变化。所以我觉得思路应该转变一下。
我们现在有一种非常时髦的说法,我们首先应该预测或者是测定中国目前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到底是多少?然后根据我们测算的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来制定我们经济增长目标。我认为这种思路是有问题的。怎么去计算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呢?国际上基本上有三种方法,总量法、生产函数法和一般均衡模型。这是美联储提出来的。
那么在所有这些计算方法中都存在着严重的顺周期性的问题。也就说包括美国在内所有的发达国家,对于如何计算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问题并没有解决。那么具体到我们中国,我们有非常优秀的学者都做了计算,大致在8%到5%,比如林毅夫教授认为8%左右。白重恩教授认为5%左右,当然我记不大清楚了。总而言之是8%到5%。如果是一个规模很小的经济体来讲,8%到5%,差不太多,中国是16万亿美元的经济体,这个差一个百分点就差得很多了。所以我的一个问题,我到底相信谁的计算,谁的计算是更准的,我认为谁的计算都是不可靠的,可能对也可能不对,但是我难确信哪种计算是正确的。
对我来讲,我觉得我们还是用比较传统的方法,试错的方法,我也不确定它到底是多少,但是我有一个大致的估计。这个时候在确定经济增长速度目标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考虑两个因素。第一个,通货膨胀。如果我们处于严重通货膨胀形势,我们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是不对的。还有即便通货膨胀不严重,但是财力不行,花不起钱,很难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我们看一看我们的CPI、PPI和我们的财力,这里给大家展示的是CPI的数据。大家可以看到,在金融危机之后基本上是2%左右,不到3%。7月份是2.8%,2.8%里头有0.2个百分点是猪肉价格造成的,扣掉是2.6%。作为发展中国家这样的通货膨胀率是比较低的。我们看PPI,PPI在2012年3月开始,连续53个月负增长,目前又持续下跌,上个月是负增长。我又进入了PPI负增长的区间。在通货膨胀角度讲,我们是低通货膨胀时期,我们还面临着PPI负增长的危险。
再来看财政状况,财政状况从国际比较来看不是太差,我不多做解释。中国和世界的其它大国相比,是最低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咱们现在是2.8%,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在很长的时期都是突破3%的。再看一个存量,中国的公共债务占GDP比不超过48%,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是非常低的,这是中央情报局的数字,中国属于国债对GDP的比非常低的国家中其中一个,不是最低,但是是相当低的。
我刚才讲了,一个是看通货膨胀,一个是看我们的财力。从财力和通货膨胀这两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中国都是有可能而且应该采取更为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制止经济的进一步下滑。1998年到2002年,我们非常成功地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不良影响,克服了通货紧缩,当时有很多非常好的经验。
货币政策,我觉得现在很难起到推动经济主角作用,关键靠财政。货币政策存在的问题是什么?目标太多,六稳,六稳都归易纲管了,我觉得易纲管不了这么多事,应该明确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一是增长,二是通货膨胀。我们现在又来了一种新的货币政策叫结构性货币政策。我觉得这个对中央银行来讲也是勉为其难。货币政策,按定义,它就不是个结构性的政策,它是个宏观经济政策。你怎么能够保证水流到哪儿,这不是央行的事,央行就是管水闸,流到哪儿,靠我们银行、靠微观机制来解决。我们要有什么样的宏观经济组合,简单来讲是这样的,既然我们面对加大的下行压力,我们就必须扩大总需求。为了扩大总需求我们应该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包括减税,但是我们不要把减税作为政治正确代名词,减税和增值相比,对经济刺激作用显然是不太明显。美国减税了,它的宏观经济效果不怎么样,中国减税是否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也不敢保证,减税降费是应该的,我们应该强调支出政策,2.8%的财政赤字这个界限是可以突破。从通货膨胀从财力角度我们都是可以突破的。
这里头需要注意一个问题是什么?在08年我们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那个时候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靠政府增加财政开支,而是什么呢?而是要求地方政府建立融资平台,向商业银行借款,我觉得这种方式是不对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靠政府增加财政支出,增加财政支出所造成的财政赤字要靠发国债来解决。中国的国债市场比较小,比较浅,非常需要发展国债市场。有了国债市场,我们有了国债收益率曲线我们才真正有可能确定我们金融产品应该如何定价,这样才能推动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所以说,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增加财政支出,增加政府国债的发行,中央银行配合就是把利息率压低,使我们国债卖得出去,不要像欧洲国家那样,在主权债务危机之前,要发债你的收益率是8%、9%,那是不行的。我们可以把国债的收益率压低,因为我们有这个条件。所以我们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同时保证利息率水平比较低,我们把资金从房地产市场,从其它的资本市场赶出来,让它进入实体经济,我觉得我们中国的经济的下滑是完全可以制止的,而这个恰恰是对付美国贸易战的最好武器。
特朗普说起来最得意,中国经济被我搞坏了,我们说中国经济你是搞不坏的。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我说“增长是硬道理”,“发展是硬道理”在过去40年被证明是完全正确,发展是硬道理这个基本原则不应该改变。最后我想强调一下,强调发展,强调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强调需求管理,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忽视结构性改革,忽视其它各个方面更为深刻的改革。这两者是并行不悖的。关于其它方面的改革,由于我不是那方面的专业人士,我就不多加评论了,作为一个宏观经济学家,我认为现在正确的政策就是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辅之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阻止中国经济下滑,做到这一点,中国经济还有保持较高增长十年甚至可能更长时间的可能性,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杜琰 SF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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