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副校长:我国就业政策不宜过度激进 略保守更重要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年第三季度）于9月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主题为：结构大变革时期中国就业的新现象、新规律、新趋势。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目前，我国的就业政策不宜过度激进，略微保守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我们目前处于一个关键期，不仅体现在供给的拐点性变化和需求的拐点性变化，同时还反映在总体环境、总体需求的大的变化上。要应对这种变化，在就业上面一定需要有一定的底线思维”。

　　以下为演讲实录：

　　刘元春：我想对于当前就业的问题谈一下几点看法。

　　大家一谈到中国就业就有一点不托底，很忐忑。为什么不托底，这么忐忑呢？一是为什么我们在每年新增城镇就业1300万以上规模的基础上还要出台稳就业的政策？另一方面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前8月完成800多万新增就业的基础上还更进一步的聚焦就业问题？这里面也充分反映了大家复杂的焦虑。

　　这种焦虑来源于几个方面：

　　一是我们所看到的围绕着中国失业率的参数不托底。我们会看到过去城镇登记失业率，不管GDP的变化，它基本上稳定在5%的水平。这样，大家就会发现，失业率已经不能成为宏观研究和宏观预测的核心指标了。

　　二是这两年国家统计局为了弥补登记失业率的缺陷又推出了城镇调查失业率，我们会看到1月份一下子飙升到了5.3，但是到3月份、4月份又出现了回落，7月份又回升到5.3。因此大家就会感受到，城镇调查失业率与宏观经济之间到底一致性如何？因为它刚刚出来，任何一个调查数据抽样的科学性怎么样，指数的构建到底怎么样实际上需要有一个周期的检验。

　　三是我们经常看到PMI的就业参数。它已经持续低于50的枯荣线了，表明我们的就业形势一直很糟糕。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些社会所公布的就业现象，比如说求人倍率，目前一季度、二季度求人倍率依然在1.28倍。就是需求是供给的1.28倍，并且同比还在上升，一些特殊行业求人倍率能够达到1.8倍、1.9倍。

　　四是我们人民大学跟智联招聘发布了一个季度失业率，这个反映得也不是很剧烈。

　　如果我们做一个分析，你就会发现这些参数的一致性很差，与宏观的一些基准参数的一致性又很差。因此我们经常到外面跟一些企业家、政府官员进行交谈，说我们目前形势很好，调查失业率依然在政府控制的5.5这个目标值下，也有人说形势很差，PMI就业率的参数一直低于50，大家一下子就觉得到底差还是好？搞不清楚。

　　如果我们从历史来看就会发现，中国的就业变异性很大。举几个例子，1995年、1996年整个城市的用工很紧缺，农民工到城市像潮水一样涌去，还不能满足我们GDP增速百分之十几的需求。

　　但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一来，我们看到了大规模的下岗潮、返乡潮。2007年我们的招工难、用工难、用工贵，工资上涨速度比较快，但是2008年我们怎么样？在下半年出现了冰火两重天。上半年政府还是提出双发展，到下半年就变成了大家的担忧，大规模的失业潮，当时的报告分析的是广州火车站农民工每天返乡的数量。得出的结论是什么？说我们如果再不进行全面强刺激的话，如果不稳定我们短期总需求的话，中国的就业会出现崩溃性的下滑，这是我们在2009年出台4万亿刺激计划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因此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我们从去年7月30日提出“六稳”，把“稳就业”作为六稳之首，就引发了大家一个很重要的猜测。中国会不会出现前几轮周期里面的跳跃性的变化，突发性的变化，这也是我们团队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

　　大家就会发现，中国的就业呈现了非线性，并且这种拐点效应很强烈。我们目前到底有没有到一个拐点期？从2006年以来，从蔡昉老师提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到现在大家都会谈论的一个很重要的大拐点就是中国劳动力供给大拐点。这里面的参数很多，比如2006年、2008年农民工增长速度开始下降，农民工的工资开始大幅度上涨，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在工资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弹性无穷大的状况被改变了，说明刘易斯拐点到了。

　　到了2011年、2012年，我们的人口负担系数到顶点，储蓄率到顶点。到2013年，劳动力人口总量到顶点，2014年我们流动性劳动力出现负增长，农民工外出打工总量连续几年出现几百万的下降，供给到了顶点。

　　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什么？刚才我们的报告里面看到，总需求很猛烈，按照我们中央的说法，下行压力在不断加强。我们看到技术冲击很猛烈，现代化的生产体系，技术替代劳动力已经发生革命性的质变，我们的劳动生产效率本身提升得非常快。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很头痛的问题，我们一些传统行业替代的劳动力也在下降。因此我们就会看到，实际上我们不仅在过去这10年里面面临着一个供给端一个拐点性的变化，同时也面临着一个需求端的拐点性的大变化。

　　这两个拐点的变化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迷惑，这种迷惑就是说，中国到底是招工难、招工贵、用工难、用工贵还是会有总体性的失业？实际上我们要分析的就是供给性的拐点性变化和需求性的拐点性变化到底耦合度有多强？匹配性有多强？这种匹配性会不会在一定的时期发生一种总体性的变化？这可能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我们就会看到，大家都在关注中国就业的结构性问题，但是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什么？在供给端拐点性变化和需求端拐点性变化同步作用的时候，中国结构性问题会不会向总量性问题进行转变？这个问题的回答就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功课，但是我们实际上会发现，我们数据的缺失，现在整个形势的复杂性使我们难以进行判断。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为什么不托底？

　　我们对很多的新挑战心里没有底，我经常问的就是，你的朋友有几个失业了，你的工资减没减。所以我看到今年上半年的一个调查数据，应届大学生的月薪已经达到了6906元，同比增长了10.2%，并且现在大陆大学毕业生的月薪已经超过台湾大学生新入职的月薪了。尤其是985高校，现在985高校学生入职的月薪已经接近7千块钱一个月了。

　　这里面就会引发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怎么判断。所以我想，在这些问题里面，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充分的研究供给拐点和需求拐点之间的耦合性，而不能单方面的在供给方或者需求方来进行判断。

　　第二，我们还必须按行业进行分析，要进行很多的细化，分区域、分产业，我们可能把很多参数能够把握清楚，我们必须要剔除分析和研究中间的一些噪音。很多人会拿PMI指数来说事情，这个PMI指数全称叫“制造业经理采购指数”，它反映的是制造业。大家一定清楚，按照我们的研究，制造业这几年即使在增长不错的时候也是劳动力进行分流的一个主体。我们过去这5年平均分流差不多接近200万，但是到了2018年，制造业一下子飙升到800多万。制造业的景气程度能代替中国的景气程度吗？代替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经从传统的40%下降到30%左右的水平。

　　更为重要的，现在劳动力的风向指标在于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特别是消费性服务业。因此，我们经常会看到有很多专家天天拿着PMI指数的就业参数来说就业有问题，我觉得一看这个不太专业。为什么？制造业就业的状况已经远远反映不了目前整个中国就业的状况。当然也有人拿智联招聘来说事情，也有人拿人社部的求人倍率来说事情。

　　大家一定要记住，求人倍率是到人才市场去登记的，一般反映的是蓝领用工的情况。比如智联招聘反映的是白领的群体比较多，更为重要的，这些参数的抽样实际上都具有一些局部性。因此，我们在分析中国就业的时候，不仅要深入研究，更重要的要剔除这些噪音。如果没有剔除的方法，简单判断可能有问题。

　　我们不仅仅要考虑结构性问题，同时也要关注短期的总量性问题。因为我们总量性问题目前依然是最为敏感的问题，特别是在目前这种大国博弈的关键时期。大家都会发现，特朗普很得意的就是美国经济不错，为什么美国经济不错？因为美国的失业率已经创下历史新低了，是3.6%。

　　大家就会发现，我们六稳第一就是“稳就业”，国家已经采取了很多的举措来进行“稳就业”的布局。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开了好几次了，当然很多专家讲这个有必要吗？有必要。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有底线思维。

　　当然关注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改革也是我们的重点之一，目前在这一块来讲虽然做过很多，但是结构性改革的思路是什么？实际上是一些战略性的问题。比如最简单的一个，对于用工制度的改革，对于社保体系的建设，在本质上都是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最核心的内涵，这些问题不是小问题。

　　所以我觉得在目前的环境里面，中国的一些就业战略、就业政策不宜过度激进，但是略微保守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为我们目前处于一个关键期，这个关键期不仅体现在我们供给的拐点性变化和我们需求的拐点性变化，同时还反映在我们总体环境、总体需求大的变化上。要应对这种变化，在就业上面一定需要有一定的底线思维。

　　这是我所谈的几个想法，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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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