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旨演讲

黄孟复:降低现缴社保费用 剩余部分由国有资产承担
黄孟复:降低现缴社保费用 剩余部分由国有资产承担

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原主席黄孟复[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11月13日  10:22
黄孟复:政府减税降费要减到“痛”才行
黄孟复:政府减税降费要减到“痛”才行

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原主席黄孟复[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11月13日  10:33
黄孟复:我国股市完全脱离了经济发展基本面
黄孟复:我国股市完全脱离了经济发展基本面

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原主席黄孟复[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11月13日  10:42

改革开放四十年

李扬:资本市场被赋予太多政策功能 成了扶贫手段
李扬:资本市场被赋予太多政策功能 成了扶贫手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11月13日  11:04
许善达:坚持继续去杠杆任务 减轻企业融资成本
许善达:坚持继续去杠杆任务 减轻企业融资成本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务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11月13日  11:22
张红力:我国新一轮金融突破急需直接融资发力
张红力:我国新一轮金融突破急需直接融资发力

新浪财经|2018年11月13日  12:03
曹远征:中国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是世界性问题
曹远征:中国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是世界性问题

新浪财经|2018年11月13日  12:01
张燕生:我国推动对外开放不能开倒车 也不会开倒车
张燕生:我国推动对外开放不能开倒车 也不会开倒车

新浪财经|2018年11月13日  12:31

主旨演讲

王兆星:扩大金融开放要与完善金融监管同行并重
王兆星:扩大金融开放要与完善金融监管同行并重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王兆星[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11月14日  09:58
王兆星:中国金融业开放从来没有停止 从来没有间断
王兆星:中国金融业开放从来没有停止 从来没有间断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王兆星[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11月14日  09:59
王兆星: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成就金融改革功不可没
王兆星: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成就金融改革功不可没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王兆星[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11月14日  09:45
蔡昉:当前出台政策刺激投资合情合理 是必要的
蔡昉:当前出台政策刺激投资合情合理 是必要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11月14日  09:47

全体大会四

李礼辉:金融开放离不开高效稳定的金融发展环境
李礼辉:金融开放离不开高效稳定的金融发展环境

中国银行前行长、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工作组组长李礼辉[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11月14日  10:41
李礼辉:中国应建金融数据库 掌握数字金融技术主导权
李礼辉:中国应建金融数据库 掌握数字金融技术主导权

中国银行前行长、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工作组组长李礼辉[详情]

财经网|2018年11月14日  10:58
王忠民:信用场景监管出现偏差 要打破流动性堰塞湖
王忠民:信用场景监管出现偏差 要打破流动性堰塞湖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11月14日  11:13
王忠民:中国信用评级公司永远高估中国企业信用价值
王忠民:中国信用评级公司永远高估中国企业信用价值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11月14日  11:27
洪磊:推动建立多维度市场化信用制衡机制
洪磊:推动建立多维度市场化信用制衡机制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长洪磊[详情]

新浪财经|2018年11月14日  11:32
洪磊:部分地区税负追溯现象 不利于私募募投积极性
洪磊:部分地区税负追溯现象 不利于私募募投积极性

新浪财经综合|2018年11月14日  11:33

自主技术研发的瓶颈与突破

董云庭:很多专利都是垃圾 只能充当花瓶去圈项目的钱
董云庭:很多专利都是垃圾 只能充当花瓶去圈项目的钱

新浪财经|2018年11月14日  13:34
邓锋批三大运营商拖欠应付款:要把供应商压榨到最后
邓锋批三大运营商拖欠应付款:要把供应商压榨到最后

新浪财经|2018年11月14日  13:02

最新新闻

蔡昉评价“4万亿”:政策是对的 但也付出了代价
财经网 | 2018年11月14日 17:16
董云庭:很多专利都是垃圾 只能充当花瓶去圈项目的钱
董云庭:很多专利都是垃圾 只能充当花瓶去圈项目的钱

  新浪财经讯 “《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主任董云庭出席并演讲。 董云庭直言,知识产权不清晰、产权保护不到位和文化因素是导致我国在高新技术领域难有突破的几个因素。 在文化方面,他认为一是缺乏包容失败的机制,“一个大的项目怎么可能不出错呢?爱迪生发明电灯经过一千多次实验。但是我们如果项目出错了,一下子就没戏了”。第二是社会心态浮躁。第三是专利变成圈项目的工具。“去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全国专利已经有714万,我认为可能90%都是垃圾,只能充当花瓶,圈项目的钱”。第四是教育缺乏培养创新与探索精神的机制。 他建议,第一,为企业减轻税负。第二,保护企业家的产权,有了安全感才会考虑为长期发展去做投资。第三,应将突破关键技术瓶颈上升为国家战略,做好顶层设计。“企业要成为创新的主体,把创新作为第一要务,企业家的精神非常重要。我们创新的动力可能真的不太足”。[详情]

新浪财经 | 2018年11月14日 13:34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演讲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演讲

  新浪财经讯 “《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出席并演讲。[详情]

新浪财经 | 2018年11月14日 13:33
邓锋批安全设备低价中标:很多是摆设 不出事看不出来
邓锋批安全设备低价中标:很多是摆设 不出事看不出来

  新浪财经讯 “《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北极光创投创始人、董事总经理邓锋出席并演讲。 邓锋建议政府改善营商环境,是的中小企业可以再竞争中持续发展。他提出,第一,改善“强关系”的营商环境,严惩行贿和受贿的人。“今天在中国基本上所有2B的生意都是强关系。你的技术多好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打进这个客户”。“不把灰色的打掉,不严惩受贿和行贿的人,中国2B真的做到科技创新很难做到”。 第二,改变国企欺负中小企业的现状。邓锋以三大运营商举例称,“看看中国三大运营商的财务指标,看看它的应付款有多少,它的应付款代表了我们的应收款,很多企业被逼着先去做服务,根本不给你钱”。甚至“有一个运营商,基本上平均要两年时间才能付企业钱”。“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凡是跟运营商做生意,没有一个企业长期做得很大。一时由于一个领导的关系做起来,但过两年又不行了,它在商业上就没有说遵守商业规则,也没有双赢的概念,从来都是“我赢你输”,从来都是这种思路,把你压榨到最后”。 第三,改变低价中标的招商模式。邓锋认为,低价中标导致企业不重视研发投入,只想着如何节省成本。他以安全设备为例称,“安全设备全都是看着好像不错,挺好的,但其实很多问题都是摆设,就是一个表面文章,根本给没有把真正的科技开发做好,反正不出事的时候看不出来,好几年以后才出了事”。 第四,部分行业规则定得过高,导致执行效果很差。邓锋以临床实验举例称,“新的技术临床要求特别高,没有人能达到。怎么办呢?实际执行当中就变得很低,违反就违反了,那你当初定那么高规则干吗?好像听着跟世界接轨了,但谁都做不到,最后变成谁都不按照那个标准来,又都变得很差”。 以下为实录摘编: 邓锋:我是一个在中美两地都做过科技创业,也做过科技风险投资的人,每个地方都做了超过十几年,每个事也都做了超过十几年,所以可能看的面更有国际视野。我站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微观的业界实践者、从业者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关于“自主技术的瓶颈与突破的问题”的想法。 过去的十几年来,中国的自主创新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我刚回国的时候想做科技投资,2005年找到好的企业都很难,真的非常难,大家投资都投到一些商业模式创新的地方。今天再来看中国的风险投资变化,谁都说自己是做科技投资的,因为确实科技投资的机会也多,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芯片、生命科学、生物技术等等,都出现了很多很多机会,已经不能跟当年同日而语,甚至有些地方已经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跟美国、欧洲、日本都可以媲美,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确实都是一些点,没有连成线,没有一个面。所以,实际上在很多地方都是跟世界水平相差很远,而且相差的水平不是以五年、十年来计,都是二十年、三十年的差距。 制造业可能是大家比较自豪的领域,中国制造业很强大,但是,制造业里稍微碰到精密制造的东西我们就不行了。半导体的设备,芯片我们比美国差,其实制造芯片的设备差距就非常非常远。简单的精密仪器上的四列导轨中国就找不到一个做得很好的。大家可能以为中国已经很先进的地方,其实有很多很多地方还差得很远。 所以,这些方面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自大的。不光跟美国比,就是跟日本、欧洲比,我们在很多地方也相差很远,这需要做投资的、做创业的多少年的努力。这其实也提供了一个机会,到处都有创新的机会。 今天中国的人才也已经非常多了,回来的海归也好,本土的也好,都非常强大了。资金上的支持跟当时不可同日而语,已经很多了,怎么用好其实有很多机会。 说到自主技术创新的瓶颈和突破,还不是基础的科学。最大的可能还是人才的问题,我们培养人才的方式有问题。中国人才的培养是应试教育,不是为了创新型人才培养,有一条我想强调,今天中国跟硅谷相比,很大的一条是全球人才,有没有可能吸引到全球的人才?为什么硅谷那么强大?人家都说硅谷叫“IC”,IC不是集成电路,叫Indian And Chinese”,Google是全球人才聚集的地方,这是创新最基本的要素。 我们看看大陆,今天讲“千人计划”,回来一些海归,但是能不能吸引全球的人才,跟世界上几大城市比较,北京是外国人才居住比例最低的,我们其实不是一个移民国家,更不要说今天在北京居住的外国人,有多少是搞科技创新的?大量的可能是商人,跟他的国家做生意的,这样的人很多,真正做科技创新的很少。 我们是不是需要只把硅谷的人才引进?不需要,现在我们投的公司,有些在罗马尼亚,罗马尼亚的数学非常好,它做计算机软件非常厉害,AI也非常厉害,工资还很便宜,俄罗斯就不用说了,莫斯科大学数学系的老师就一千多个,非常厉害。这些国家的工资又低,人才又多,能不能把他们吸引到中国大陆来参与我们的创新?怎么吸引这些人才?就需要一些基本的环境,有时甚至不是说给他多少钱。 比如说国际学校,我们跟北京市政府谈,北京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吸引人才,因为医疗资源、教育资源,北京跟很多地方比很好。即便如此还是不够,真正把教育做好,把医疗资源做好,就能吸引全球最好的人才,再加上税收和更好的环境,包括空气,如果能够逐渐改善,就可以把全球的人才吸引过来。平常我们老讲产学研,科技成果转化,其实科技成果转化这个词不应该这么用,这是错的,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学术界和工业界之间有一道很厚的看不见的围墙,各干各的,两边的交流很少。 硅谷就不是这样,硅谷有斯坦福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分校,老师们经常看到业界的大公司,包括英特尔都是斯坦福老师参与创立的。包括很多业界的人去学校讲课,讲的都是业界实际发生的内容。确实现在创新的重点是在工业界、企业,而不是大学。 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我可以说一下清华,有些系就跟个体户一样,每个老师自己搞一个小课题组,搞不了大项目,根本不可能搞大项目,而且他没有那些资源。现在做一个计算机的人工智能,需要的是数据,数据从哪里来?需要上百台、上件台的服务器同时工作才能做出一些研究,学校哪有这个?所以,从研究开始,选题开始,也不知道选什么样的题目,因为碰不上这样的题目,从选题开始就要跟业界结合。 不要说我先做出一个科技成果去转化,现在不是一个算法就解决问题的时候,说我做了一个很牛的算法,不是这样的,你需要大量的数据,在数据上去做一些新的创新。包括重视企业的创新,包括企业和大学的结合,我觉得这是硅谷成功的因素,也是今天我们碰到的一个问题。很关键的产学研结合的问题,这道墙打不破是不行的,我也在清华推动这件事,这是非常需要的。 整个营商环境,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特别重要。今天的问题是怎么深化市场化和法制化的改革。市场化当中,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我想说中小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您可能会说美国都是大公司,Google、微软都是大公司,你要知道他们开始做创新时都是小公司。过去三四十年,你看今天进入世界500强的大企业,所有的科技企业基本上都是由风险投资催化的,所有这些公司都是市场化的。给中小企业提供一个好的营商环境,是非常重要的,自主创新对科技企业是很重要的。 我们碰到很多实际的问题,你去装修一下就知道,你要过多少个关卡,有很多障碍,中小企业根本不可能做到,除非你有很强的关系。我自己碰到一个问题,我想把公司从海淀移到朝阳,不允许。为什么?因为税的问题。这种营商环境不改善,根本没法做好科技创新。 硅谷有B2B的科技创新和B2C的科技创新,很多2B的企业做得很好。中国呢?百度、阿里巴巴、腾讯、BAT,还有京东、头条、滴滴、美条,都是2C的,做得很好,市场化。2B的有吗?华为可能算是一个,其它很难找得出来,华为还是出口国际上做的多。2B的科技创新有一部分,但是前面是靠商业模式创新。 为什么中国就出现这个问题?因为是强关系竞争生意,不是靠科技、靠技术。今天在中国基本上所有2B的生意都是强关系。你的技术多好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打进这个客户,打进客户靠什么?什么叫强关系,说得好听一点是做好客户关系,说不好听点,有多少灰色东西在里边。我们说领导腐败,下面每一个层次的人有多少腐败?渠道有多长?链条有多长?中间有多少个人要打点?能做得好吗?企业的利润全被这个吃掉了,根本做不好。 不把这些灰色的打掉,不严惩受贿和行贿的人,中国2B真的做到科技创新很难做到,这就是营商环境的事,不是说花多少钱做一个什么科技创新的新的行业,你把整个商业环境给改善才是最重要的。 中小企业创新,中小企业多受大企业欺负,受国企欺负太多了。不说别的,看看中国三大运营商的财务指标,看看它的应付款有多少,它的应付款代表了我们的应收款,很多企业被逼着先去做服务,根本不给你钱。中国有一个运营商,基本上平均要两年时间才能付企业钱。今天你干这个事,两年以后才能付你钱,多少企业被拖垮。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凡是跟运营商做生意,没有一个企业长期做得很大。一时由于一个领导的关系做起来,但过两年又不行了,它在商业上就没有说遵守商业规则,也没有双赢的概念,从来都是“我赢你输”,从来都是这种思路,把你压榨到最后。 你起到的是不遵守商业规范的坏典范的作用。今天不遵守商业规则,大量的这种大国企,也有政府不遵守商业规则。“为什么投资不过山海关?”一个是人才缺乏,一个是我们不敢到那边,一个没有商业信用的社会谁敢投?不是说所有,东北也有好的,就是说背后带有大家的一些考虑,都在这上面考虑。 低价中标,导致什么?本来应该是几千万的成本,结果几百万就中标了,甚至一分钱不要都中标了,这完全阻碍科技创新。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创业和我投资的很大一块是信息安全,低价中标你自己就受害者。因为大家不去搞创新,不去搞研发,信息安全是一个科技含量极高的,但是我再好进不去。结果你今天用的安全设备全都是看着好像不错,挺好的,但其实很多问题都是摆设,就是一个表面文章,根本给没有把真正的科技开发做好,反正不出事的时候看不出来,好几年以后才出了事。结果用这种方法,真正的科技创新没法干。低价中标听着好像是好的规则,但其实都是害了整个科技创新。 有些地方规则定得特高,甚至定的比美国还高得多,比如说临床的实验,可能新的技术临床的要求特别高,没有人能达到。怎么办呢?实际执行当中就变得很低,违反就违反了,那你当初定那么高规则干吗?好像听着跟世界接轨了,但谁都做不到,最后变成谁都不按照那个标准来,又都变得很差。 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营商环境需要改善的,其实也可以改善的。我选的这些听着好像是很大的问题,其实都可以改善,看怎么进步。其实可以制定规则,大企业不付款,一个规则下去,不付款就可以起诉你,罚你,国家可以规定“国企不能拖欠中小企业的钱”,像这些东西其实可以做到。我说的某些东西可以做到,所以我提出来。 投资上,国家原来说直接投给它认为好的企业,现在说不行,要跟市场结合,通过引导基金,投到市场化的基金,让市场化的基金投到科技创新企业。但是大家知道科技创新时间拉得很长,市场化的基金怎么办呢?政府给我20%,我自己再从市场上融80%,那80%的LP要求是短期的回报,结果导致整个基金的走向都是投向短期回报,没有人投早期,人民币基金一般是5年、7年,不会投10年。所以,现在早期的科技创新没有人投,或者说有一部分还可以是美元基金在投。政府的这种做法一定要改,投特别早期,就是投10年期或者更早,而且要给市场化,让市场化参与,同时利益让给他们,人家才愿意来。否则都做早期,听着好像挺市场化,但实际操作的效果达不到。 像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改善的,也是有方法,也是应该改的。 知识产权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听着我们这么重视知识产权,多少个专利,几个专利是有用的?其实知识产权的问题不仅仅是专利的问题,在知识产权方面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规则,是怎么执行的问题。遇到地方保护主义,你去起诉它不行。现在可以跨境抓人,好多东西一做,真正执行当中就发现不可能落到地。大家都知道知识产权保护有用,都知道中国未来发展需要做,执行层面、操作层面的东西没有设计好做不到,再好的规则放在那儿也是摆设。 这些问题提出来不是抱怨,都是可以一步步进步的。只要多提取我们这些在第一线实践者的声音,一步步改善,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如果能够很好地跟第一线的人了解一些情况,设计一些可行的方法都是可以做到的。 总的来说我还是很乐观的,虽然有这些问题,但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中国还是在前进的。十几年前我刚回国,2005年时问题比现在多多了,今天看有这么大的进步。再往后看,十年以后进步可能会更大。所以,从大的角度来说,我为什么还持续地做高科技早期的风险投资?就是看到了机会大于问题,也是可以突破的。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 | 2018年11月14日 13:03
邓锋批三大运营商拖欠应付款:要把供应商压榨到最后
邓锋批三大运营商拖欠应付款:要把供应商压榨到最后

  新浪财经讯 “《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北极光创投创始人、董事总经理邓锋出席并演讲。 邓锋建议政府改善营商环境,是的中小企业可以再竞争中持续发展。他提出,第一,改善“强关系”的营商环境,严惩行贿和受贿的人。“今天在中国基本上所有2B的生意都是强关系。你的技术多好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打进这个客户”。“不把灰色的打掉,不严惩受贿和行贿的人,中国2B真的做到科技创新很难做到”。 第二,改变国企欺负中小企业的现状。邓锋以三大运营商举例称,“看看中国三大运营商的财务指标,看看它的应付款有多少,它的应付款代表了我们的应收款,很多企业被逼着先去做服务,根本不给你钱”。甚至“有一个运营商,基本上平均要两年时间才能付企业钱”。“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凡是跟运营商做生意,没有一个企业长期做得很大。一时由于一个领导的关系做起来,但过两年又不行了,它在商业上就没有说遵守商业规则,也没有双赢的概念,从来都是“我赢你输”,从来都是这种思路,把你压榨到最后”。 第三,改变低价中标的招商模式。邓锋认为,低价中标导致企业不重视研发投入,只想着如何节省成本。他以安全设备为例称,“安全设备全都是看着好像不错,挺好的,但其实很多问题都是摆设,就是一个表面文章,根本给没有把真正的科技开发做好,反正不出事的时候看不出来,好几年以后才出了事”。 第四,部分行业规则定得过高,导致执行效果很差。邓锋以临床实验举例称,“新的技术临床要求特别高,没有人能达到。怎么办呢?实际执行当中就变得很低,违反就违反了,那你当初定那么高规则干吗?好像听着跟世界接轨了,但谁都做不到,最后变成谁都不按照那个标准来,又都变得很差”。 以下为实录摘编: 邓锋:我是一个在中美两地都做过科技创业,也做过科技风险投资的人,每个地方都做了超过十几年,每个事也都做了超过十几年,所以可能看的面更有国际视野。我站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微观的业界实践者、从业者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关于“自主技术的瓶颈与突破的问题”的想法。 过去的十几年来,中国的自主创新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我刚回国的时候想做科技投资,2005年找到好的企业都很难,真的非常难,大家投资都投到一些商业模式创新的地方。今天再来看中国的风险投资变化,谁都说自己是做科技投资的,因为确实科技投资的机会也多,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芯片、生命科学、生物技术等等,都出现了很多很多机会,已经不能跟当年同日而语,甚至有些地方已经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跟美国、欧洲、日本都可以媲美,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确实都是一些点,没有连成线,没有一个面。所以,实际上在很多地方都是跟世界水平相差很远,而且相差的水平不是以五年、十年来计,都是二十年、三十年的差距。 制造业可能是大家比较自豪的领域,中国制造业很强大,但是,制造业里稍微碰到精密制造的东西我们就不行了。半导体的设备,芯片我们比美国差,其实制造芯片的设备差距就非常非常远。简单的精密仪器上的四列导轨中国就找不到一个做得很好的。大家可能以为中国已经很先进的地方,其实有很多很多地方还差得很远。 所以,这些方面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自大的。不光跟美国比,就是跟日本、欧洲比,我们在很多地方也相差很远,这需要做投资的、做创业的多少年的努力。这其实也提供了一个机会,到处都有创新的机会。 今天中国的人才也已经非常多了,回来的海归也好,本土的也好,都非常强大了。资金上的支持跟当时不可同日而语,已经很多了,怎么用好其实有很多机会。 说到自主技术创新的瓶颈和突破,还不是基础的科学。最大的可能还是人才的问题,我们培养人才的方式有问题。中国人才的培养是应试教育,不是为了创新型人才培养,有一条我想强调,今天中国跟硅谷相比,很大的一条是全球人才,有没有可能吸引到全球的人才?为什么硅谷那么强大?人家都说硅谷叫“IC”,IC不是集成电路,叫Indian And Chinese”,Google是全球人才聚集的地方,这是创新最基本的要素。 我们看看大陆,今天讲“千人计划”,回来一些海归,但是能不能吸引全球的人才,跟世界上几大城市比较,北京是外国人才居住比例最低的,我们其实不是一个移民国家,更不要说今天在北京居住的外国人,有多少是搞科技创新的?大量的可能是商人,跟他的国家做生意的,这样的人很多,真正做科技创新的很少。 我们是不是需要只把硅谷的人才引进?不需要,现在我们投的公司,有些在罗马尼亚,罗马尼亚的数学非常好,它做计算机软件非常厉害,AI也非常厉害,工资还很便宜,俄罗斯就不用说了,莫斯科大学数学系的老师就一千多个,非常厉害。这些国家的工资又低,人才又多,能不能把他们吸引到中国大陆来参与我们的创新?怎么吸引这些人才?就需要一些基本的环境,有时甚至不是说给他多少钱。 比如说国际学校,我们跟北京市政府谈,北京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吸引人才,因为医疗资源、教育资源,北京跟很多地方比很好。即便如此还是不够,真正把教育做好,把医疗资源做好,就能吸引全球最好的人才,再加上税收和更好的环境,包括空气,如果能够逐渐改善,就可以把全球的人才吸引过来。平常我们老讲产学研,科技成果转化,其实科技成果转化这个词不应该这么用,这是错的,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学术界和工业界之间有一道很厚的看不见的围墙,各干各的,两边的交流很少。 硅谷就不是这样,硅谷有斯坦福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分校,老师们经常看到业界的大公司,包括英特尔都是斯坦福老师参与创立的。包括很多业界的人去学校讲课,讲的都是业界实际发生的内容。确实现在创新的重点是在工业界、企业,而不是大学。 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我可以说一下清华,有些系就跟个体户一样,每个老师自己搞一个小课题组,搞不了大项目,根本不可能搞大项目,而且他没有那些资源。现在做一个计算机的人工智能,需要的是数据,数据从哪里来?需要上百台、上件台的服务器同时工作才能做出一些研究,学校哪有这个?所以,从研究开始,选题开始,也不知道选什么样的题目,因为碰不上这样的题目,从选题开始就要跟业界结合。 不要说我先做出一个科技成果去转化,现在不是一个算法就解决问题的时候,说我做了一个很牛的算法,不是这样的,你需要大量的数据,在数据上去做一些新的创新。包括重视企业的创新,包括企业和大学的结合,我觉得这是硅谷成功的因素,也是今天我们碰到的一个问题。很关键的产学研结合的问题,这道墙打不破是不行的,我也在清华推动这件事,这是非常需要的。 整个营商环境,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特别重要。今天的问题是怎么深化市场化和法制化的改革。市场化当中,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我想说中小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您可能会说美国都是大公司,Google、微软都是大公司,你要知道他们开始做创新时都是小公司。过去三四十年,你看今天进入世界500强的大企业,所有的科技企业基本上都是由风险投资催化的,所有这些公司都是市场化的。给中小企业提供一个好的营商环境,是非常重要的,自主创新对科技企业是很重要的。 我们碰到很多实际的问题,你去装修一下就知道,你要过多少个关卡,有很多障碍,中小企业根本不可能做到,除非你有很强的关系。我自己碰到一个问题,我想把公司从海淀移到朝阳,不允许。为什么?因为税的问题。这种营商环境不改善,根本没法做好科技创新。 硅谷有B2B的科技创新和B2C的科技创新,很多2B的企业做得很好。中国呢?百度、阿里巴巴、腾讯、BAT,还有京东、头条、滴滴、美条,都是2C的,做得很好,市场化。2B的有吗?华为可能算是一个,其它很难找得出来,华为还是出口国际上做的多。2B的科技创新有一部分,但是前面是靠商业模式创新。 为什么中国就出现这个问题?因为是强关系竞争生意,不是靠科技、靠技术。今天在中国基本上所有2B的生意都是强关系。你的技术多好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打进这个客户,打进客户靠什么?什么叫强关系,说得好听一点是做好客户关系,说不好听点,有多少灰色东西在里边。我们说领导腐败,下面每一个层次的人有多少腐败?渠道有多长?链条有多长?中间有多少个人要打点?能做得好吗?企业的利润全被这个吃掉了,根本做不好。 不把这些灰色的打掉,不严惩受贿和行贿的人,中国2B真的做到科技创新很难做到,这就是营商环境的事,不是说花多少钱做一个什么科技创新的新的行业,你把整个商业环境给改善才是最重要的。 中小企业创新,中小企业多受大企业欺负,受国企欺负太多了。不说别的,看看中国三大运营商的财务指标,看看它的应付款有多少,它的应付款代表了我们的应收款,很多企业被逼着先去做服务,根本不给你钱。中国有一个运营商,基本上平均要两年时间才能付企业钱。今天你干这个事,两年以后才能付你钱,多少企业被拖垮。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凡是跟运营商做生意,没有一个企业长期做得很大。一时由于一个领导的关系做起来,但过两年又不行了,它在商业上就没有说遵守商业规则,也没有双赢的概念,从来都是“我赢你输”,从来都是这种思路,把你压榨到最后。 你起到的是不遵守商业规范的坏典范的作用。今天不遵守商业规则,大量的这种大国企,也有政府不遵守商业规则。“为什么投资不过山海关?”一个是人才缺乏,一个是我们不敢到那边,一个没有商业信用的社会谁敢投?不是说所有,东北也有好的,就是说背后带有大家的一些考虑,都在这上面考虑。 低价中标,导致什么?本来应该是几千万的成本,结果几百万就中标了,甚至一分钱不要都中标了,这完全阻碍科技创新。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创业和我投资的很大一块是信息安全,低价中标你自己就受害者。因为大家不去搞创新,不去搞研发,信息安全是一个科技含量极高的,但是我再好进不去。结果你今天用的安全设备全都是看着好像不错,挺好的,但其实很多问题都是摆设,就是一个表面文章,根本给没有把真正的科技开发做好,反正不出事的时候看不出来,好几年以后才出了事。结果用这种方法,真正的科技创新没法干。低价中标听着好像是好的规则,但其实都是害了整个科技创新。 有些地方规则定得特高,甚至定的比美国还高得多,比如说临床的实验,可能新的技术临床的要求特别高,没有人能达到。怎么办呢?实际执行当中就变得很低,违反就违反了,那你当初定那么高规则干吗?好像听着跟世界接轨了,但谁都做不到,最后变成谁都不按照那个标准来,又都变得很差。 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营商环境需要改善的,其实也可以改善的。我选的这些听着好像是很大的问题,其实都可以改善,看怎么进步。其实可以制定规则,大企业不付款,一个规则下去,不付款就可以起诉你,罚你,国家可以规定“国企不能拖欠中小企业的钱”,像这些东西其实可以做到。我说的某些东西可以做到,所以我提出来。 投资上,国家原来说直接投给它认为好的企业,现在说不行,要跟市场结合,通过引导基金,投到市场化的基金,让市场化的基金投到科技创新企业。但是大家知道科技创新时间拉得很长,市场化的基金怎么办呢?政府给我20%,我自己再从市场上融80%,那80%的LP要求是短期的回报,结果导致整个基金的走向都是投向短期回报,没有人投早期,人民币基金一般是5年、7年,不会投10年。所以,现在早期的科技创新没有人投,或者说有一部分还可以是美元基金在投。政府的这种做法一定要改,投特别早期,就是投10年期或者更早,而且要给市场化,让市场化参与,同时利益让给他们,人家才愿意来。否则都做早期,听着好像挺市场化,但实际操作的效果达不到。 像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改善的,也是有方法,也是应该改的。 知识产权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听着我们这么重视知识产权,多少个专利,几个专利是有用的?其实知识产权的问题不仅仅是专利的问题,在知识产权方面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规则,是怎么执行的问题。遇到地方保护主义,你去起诉它不行。现在可以跨境抓人,好多东西一做,真正执行当中就发现不可能落到地。大家都知道知识产权保护有用,都知道中国未来发展需要做,执行层面、操作层面的东西没有设计好做不到,再好的规则放在那儿也是摆设。 这些问题提出来不是抱怨,都是可以一步步进步的。只要多提取我们这些在第一线实践者的声音,一步步改善,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如果能够很好地跟第一线的人了解一些情况,设计一些可行的方法都是可以做到的。 总的来说我还是很乐观的,虽然有这些问题,但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中国还是在前进的。十几年前我刚回国,2005年时问题比现在多多了,今天看有这么大的进步。再往后看,十年以后进步可能会更大。所以,从大的角度来说,我为什么还持续地做高科技早期的风险投资?就是看到了机会大于问题,也是可以突破的。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 | 2018年11月14日 13:02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主任董云庭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主任董云庭

  新浪财经讯 由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主任董云庭出席并演讲。[详情]

新浪财经 | 2018年11月14日 11:56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

  新浪财经讯 由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出席并演讲。[详情]

新浪财经 | 2018年11月14日 11:53
洪磊:推动建立多维度市场化信用制衡机制
洪磊:推动建立多维度市场化信用制衡机制

  新浪财经讯 由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长洪磊出席并演讲。 洪磊称,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将在以下三个方面推进自律建设的进程。 一,进一步完善登记备案须知,优化登记备案的流程,为市场合理展业提供清晰的标准。 “协会下一步将进一步明确股东真实性、稳定性的要求,理清管理人登记的边界,强化集团类机构主体资格责任,明确以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为设立某只合伙人基金而出资或派遣员工专门设立的普通合伙人GP,无需再作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洪磊称,这是进一步明确关联方的要求,落实内控指引,加强高管及从业人员的合规性、专业性要求。强化公平对待投资者和投资者利益保护要求,对证券类产品的安全垫设立,对业绩报酬提取机制和结构化收益分配机制做出必要的限制。对债权类产品严禁其从事信贷的业务,确保真实投资。针对股权创投类产品,要求封闭运作,真实投资,并确权。对收益类的产品,要保障基础资产可追溯的稳定现金流,收益权可特定化,严禁刚性回购。 二,出台行业尽职调查指引,建立尽调行为标准,强化展业过程的规范性和透明度。 洪磊介绍,协会将针对不同类别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产品及其投资标的,推出不同的尽调指引。 对于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管理人,尽调指引将涵盖投资策略、投资流程、团队建设、合规风险控制能力、会计估值及法律、行政、环境与社会影响等14项指标,按必要和个性化提供参考模板,方便专业投资者更加全面地了解基金管理人,帮助其基于市场化信用,做出合理决策。同时推动发布对基金投资标的底层资产的尽调指引,确保基础资产真实可靠,现金流和回款机制有必要的保障,帮助基金管理人更好地管理好投资组合的风险。 三,全面实施信用信息报告制度,推动建立多维度市场化信用制衡机制。 在已经推出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会员信息报告制度》的基础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将于今年底正式发布《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会员信用信息报告标准》。 股权类机构信用信息报告指标将包括合规性、稳定度、专业度、透明度等24项指标,并附之于14项投资风格指标,推动信用信息报告制度在私募基金全行业发挥信用记录和信用约束的作用。为行业建立公允、透明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提供便利条件,为相关金融机构建立白名单提供信用推荐和信用验证服务,让信用记录良好、内部治理稳健、历史业绩优秀的私募机构有机会脱颖而出,获得更好的展业成本,获得更大的展业空间。 最后,洪磊表示:“目前我们的问题是清晰的,方向也是明确的,我们将一如既往,坚决按照《基金法》的要求,全面落实信用义务,做好行业信用建设和风险防范,我们将与各方力量携手,共同推进现代治理体系的建设。”[详情]

新浪财经 | 2018年11月14日 11:32
王忠民:中国信用评级公司永远高估中国企业信用价值
王忠民:中国信用评级公司永远高估中国企业信用价值

  新浪财经讯 由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出席并演讲。 王忠民称,在信用等级评估当中,中国自己信用的等级评估公司和国际上的“四大”评级机构相比,我们永远给自己的公司和自然人评得高过,以至于我们到国际市场融资或者参与商务活动的时候人家不信我们的,只信他们“四大”。有趣的是我们信用等级评估还可以加级。 更夸张的是,中国最早的一家信用等级评估公司,专门做信用评估,结果自己在信用当中出问题了。 对此,王忠民认为,“以不对的逻辑和不对的场景去评全社会的信用,这些信用在价值格当中的反应一定扭曲、一定偏离。”[详情]

新浪财经 | 2018年11月14日 11:27
王忠民:信用场景监管出现偏差 要打破流动性堰塞湖
王忠民:信用场景监管出现偏差 要打破流动性堰塞湖

  新浪财经讯 由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出席并演讲,题目为“流动性流不动的信用监管逻辑”。 王忠民指出,从去年底到现在,实现了从流动性收紧到流动性再开放。但是在事实的信用场景当中,流动性流不动形成了堰塞湖大量的现象存在。我们对民营中小企业释放庞大的流动性,但是实际的效果并没有达到。 因为出现了“流动性堰塞湖”,王忠民称,一方面我们希望释放出更多的货币,同时这些货币流不到更好的信用场景当中,而且现在这些场景现在表现出的最新的数据全部都是下降、再下降。 “信用场景监管过程之中出现了某种偏差”,王忠民指出,如果在初始的信用场景当中,不以信用、不以效率、不以能够给资产端带来多少好的回报这个角度去看信用的传导和传递的话,那就会产生出信用场景当中的不平衡、不平等甚至来自于差异化对待和歧视性的政策。 王忠民认为,要从三方面解决流动性不流动的信用监管问题: 第一,无差异、无差别,涉及到每一个自然人、每一个法人,不管你是男的、女的,也不管你是公和私,也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我们如果这样做的话,才可以让信用的监管有一个统一的尺度、统一的办法。 第二,所有的信用不能用终止交易的这样一种立马停止的方法去进行。如果要进行的话,必须用缓释性的逐步地去推行。其一,用市场性的工具和市场的方法,让它不断地再估值,不断地再释放,不断地再交易,产生一条下行的连续性的曲线。其二是找到一个信用场景的替代,这个信用场景的替代足以让市场当中原有的东西不断裂,而新的东西可以慢慢地替代过去,产生一种翘翘板的作用。 第三,信用监管逻辑是让真正的市场性的逻辑、市场性的工具、市场性的风险交易、市场性的风险缓释有效地在市场当中发挥积极的有效的作用。让我们自己做好最大的风险暴露、最大的杠杆解除、最大的经济周期的时候,有更多的基金化的、可投资的、可接盘的准备,而且他们不但接了以后解决了你的难题,他自己也会挣钱。“如果这个一旦建成,流动性就会充分地传导,流动性不流动将会成为一个过去时。”王忠民说。[详情]

新浪财经 | 2018年11月14日 11:13
蔡昉评价“4万亿”:政策是对的 但也付出了代价
蔡昉评价“4万亿”:政策是对的 但也付出了代价

  “潜在经济增长率不要回归到10%,也不要说8%,而是说和今天的潜在增长能力相适应,6%或者略高一点的速度足以,否则我们十年的教训就白费了。”11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上表示。 蔡昉表示,在应对上一次金融危机的时候,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采取的是量化宽松的政策并持续至今,而中国有一些不一样。2008年遭遇危机的时候,中国实体经济遭受了挫折,因此我们希望回归到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上去。蔡昉认为:回归潜在增长率的刺激动机是正确的,但我们也的确遭遇了当时的外部冲击,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2000万农民工返乡。但在当时的刺激下,农民工在春节以后很快陆陆续续回来了,意味着我们的刺激达到了目标,回归了潜在增长能力。 蔡昉认为,当时政策是对的,但是也是有代价的。中国GDP这些年保持增长,复苏到正常,但货币发行增长更快。我们把GDP和货币发行作为一个比值,就看到它是下降的,意味着什么?现在要取得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习惯要有更高的杠杆、更大更宽松的货币、更多的货币发行。这种情况也就造成了,我们后来要去部署去产能、去杠杆、处置僵尸企业等任务。 在人口增长方面,蔡昉认为2010年是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这意味着人口红利在消失,储蓄水平、投资回报率、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的改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都会弱化,都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此,他的结论是:如果再估算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就会发现潜在增长率在下降。 由此,蔡昉表示,把应对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用来推动产业政策,用来实施区域政策,这是不对的。反过来用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来补充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作用,也是不对的。今后的做法是应该防止多重政策的共振现象,采取什么政策的时候,要把每一种政策效应进行衡量,进行对冲,而不是让它产生共振。 最后,蔡昉认为,十年经济发展经历得出的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要从金融等各个方面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且对外开放必须以国内加快改革为前提,两者是不可分的。因此,我们今天应该心无旁鹜地推进改革和开放,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外部冲击的问题。 以下为发言实录: 蔡昉:大家好。上一个戊子年是2008年,全球发生了金融危机,中国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是中国遭遇到了外部的冲击,来自于外部需求大幅下降的冲击。这一次与上一次有何不同?今天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和一系列其他的现象,我们的确遭遇到了外部需求下降的冲击,从这点上说上一次和这一次,我们面对外部冲击的时候要看到一些共同点,更要看到一些不同点。 首先,十年了,在今年这一年里,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看到有大量的人在反思十年金融危机,反思为什么会有金融危机,也反思这十年到底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因素。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看到重要的经济学家和当事人都写了很多文章,或者发表讲话。比如最新卸任的美联储主席和经历上一次金融危机的美联储主席,甚至更早权威的美联储主席,都在分析这些事。我们国内,大家也都在谈,有一些谈的多一些,有一些谈的少一些。比如说,为什么会发生金融危机分析的多一些,金融危机之后采取的对策分析的少一些。针对实体经济采取的措施,成与败,功与过,讨论的少了一些。讲需求侧的手段多一些,供给侧讨论的相对少一些。讲世界的、美国的多一些,讲中国的少一些。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分析成因也好,应对手段也好,都有它的缘由,讲应对的对策过程,我们也有成,也有败,总的来说,我们要记住一点,没有成功,毕竟金融危机发生了,毕竟影响到了几乎所有的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这些国家也付出了代价。所以我们讲功过的时候,其实是哪种应对相对好一些,即使在好的过程中,也不是无条件的,因为条件在发生变化。我重要放在应对手段,特别是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的应对手段上。 应对上一次金融危机,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采取的是量化宽松的政策,持续了很多年,可以说持续至今。它的目的是什么呢?金融危机无论是金融角度来说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更重要的是对实体经济具有长期的影响。因此,大家要做的是要回归到潜在增长率上去,这个潜在增长率是什么呢?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就是它以前的趋势增长率,比如之前美国是2.5%,今年也许2.8%,至少是超过了过去,因此它开始要回归,回到了相应的潜在增长率,意味着就业目标也达到了,他们看到了低失业率等等,就开始逐渐退出,开始加息。我们要看到一点,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它是一个成熟经济体,长期几十年就是那样的一个增长速度,比如2.4%,在这种增长速度下,他很明白要回归潜在增长率,实现V字型的复苏,要回到什么水平上去,因此他参照以前的增长速度和失业率,它是有据可依的,因此它回归了,就可以退出宽松的政策。最近美国率先把基础利率提高了。 中国有一些不一样,当我们上一次遭遇危机的时候,有一些跟发达国家不同的任务,我们没有进入危机,但是我们的实体经济遭受了挫折,因此我们希望回归到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上去,当时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什么呢?大概10%。遭遇金融危机就必然达不到,因此我们就要采取宏观经济的手段,要刺激它回归尽可能靠近原来10%的目标,当时没敢说10%,我们说保8%。大家看这个图,绿色的这条线是当时的实际增长速度,是2007、2008、2009年,这是三架马车内需中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加上外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红色的线是当时的潜在增长率,这是事后估算的。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2007年实际增长速度是高于潜在增长率的,但是2008年就出现了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能力没有充分利用,这时候我们自然要想办法往上刺激。外需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消费需求也很难在一年中迅速恢复,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实施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今天俗称的“4万亿”。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有两个阶段:第一,我们回归潜在增长率的刺激动机是正确的。第二,我们也的确遭遇了当时的外部冲击,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2000万农民工返乡,不寻常的返乡,因为他们不被失业保险覆盖,丢了工作就先回家了。农民工返乡意味着周期性的失业。但是,我们取得了好的效果,农民工在春节以后,很快陆陆续续回来了,意味着我们的刺激达到了目标,回归了潜在增长能力。 我们的政策也是对的,但是这个政策对是有代价的,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没有完全成功,因为代价是必然付出的。实施了4万亿以后,我们解决了当时回归潜在增长率的问题,但接下来这个政策有一个惯性,当然我们也不能一下把它断掉,它很自然的延续了下来,保持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持续多年。当时我们把产业政策、区域政策都和宏观经济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加以结合,形成了一个大家多元共振式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这个刺激政策特别会随着你的产业政策的延续而保持长期的宽松,因此,大家从这个图也可以看到,我们的GDP这些年保持增长,复苏到正常,但货币发行增长更快。我们把GDP和货币发行作为一个比值,就看到它是下降的,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现在要取得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习惯要有更高的杠杆、更大更宽松的货币、更多的货币发行。这种情况,造成了我们后来部署去产能、去杠杆、处置僵尸企业等等任务的来源,三期叠加,其中一个就是前期政策的消化期,前期政策就是我们金融危机以来实施的广义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个广义不得了,因为它天生就带有把周期性政策变成常态化的趋势。 这次还会发生外部冲击,我们要不要采取当年的方式?我们就要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生了什么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发生的非常早。看这个图,分类的线是中国人口的劳动年龄,在1980年到2010年之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我没有划出非劳动年龄人口,非劳动年龄人口在这期间是停滞不动的,甚至略有减少。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还有一个人口指标,叫做人口抚养比,劳动年龄人口能够支持的非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也就是蓝色的线,在2010年之前,人口抚养比是一直在下降的。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人口抚养比迅速下降,意思是我们在这个时期形成了一个人口机会窗口,它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且实际上通过资本的回报率,通过储蓄率,通过劳动力供给的充足,通过人力资本改善的迅速,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有这些因素转化成有利于中国10%的潜在增长率,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 但是我用绿色的线划了一条线,就是2010年,这一年我们进行了第六次人口普查,一看这个普查数据就发现了一个端倪,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到了峰值,那之后迅速减少,当时的国家统计局局长,也告诉大家了,2011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增长率就变成负的,非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就快,这个比值(抚养比)必然要上涨,因此2010年是一个转折性的年,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说人口结构是高速经济增长导致的人口红利,这个转折点的到来,意味着人口红利在消失,人口红利的消失,就是你的储蓄水平、投资回报率、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的改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都会弱化,都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此,很自然就会得到一个结论,如果再估算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就会发现这个潜在增长率下降。2012年之后,我们的实际增长速度也大幅度下降,而且下降不是一点,因为在那之前是两位数,这几年每年都往下走。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实际增长速度,总体上追寻着潜在增长率,而潜在增长率就是我们的增长能力,我们的要求供给和所能够达到的生产率提高速度。 大家看,2000年是一个大的台阶,在这之前,如果剔除年度的波动,总体来说,潜在增长率就是两位数,10%。在这之后,第一个台阶是“十二五”时期,我们当时估算是7.5%的潜在增长能力,最后我们实现了7.8%,也还是比较接近的。接下来我们对“十三五”的估算,如果没有刺激,没有更大的改革,潜在增长率应该是6.2%,这是整个过程,实际增长率应该是逐渐向下降。当然我们改革,或许在必要的时候会有刺激的政策,甚至过去10年中的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还在延续,因此它会使实际增长速度还高于潜在增长率。但潜在增长率是什么呢?潜在增长率就是实际能力,如果把自己的实际能力用足了,就意味着任何一种生产要素都不会利用不足。想一想,劳动力是一种生产要素,它不会出现利用不足,就意味着不会有周期性的失业现象,也就意味着我们是充分就业的增长,就是在潜在增长率下进行增长,因此告诉我们一个东西,我们今天应该有一个信心,只要我们的实际增长速度没有低于潜在增长能力,我们就是充分就业的增长,就不用担心,哪怕是6%。因为我们整个“十三五”时期平均6.2%,到“十三五”的末期到了6%,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这个信心应该有,因为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还没有这个信心,那时候我们认为,而且事实上也是,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应该是10%。十年以后,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大幅度降到了10%以下,这一点是对于我们今天面临着外部冲击的时候必须要注意的。 回顾一下上一次刺激政策,导致了一定的后遗症,我们要花很长时间消化,但不管怎么说,当时的目的是潜在增长率10%,或者更接近一些,因此这个出发点是没有错的。持续了十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惯性,也有失误,因为我们把应对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用来推动产业政策,用来实施区域政策,这是不对的。反过来用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来补充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作用,也是不对的。因此,我们以后的做法应该防止多重政策的共振现象,也就是说,采取什么政策的时候,要把每一种政策效应进行衡量,进行对冲,而不是让它产生共振,出手要狠,动作要快等等,这些并不一定在每种场合都是正确的。 既然潜在增长率下降到了6%多一点,今天遇到了外部冲击,我们对美的出口大部分被加了关税,下一步可能还会下来再加关税,影响到了我们的外部需求。内部需求,消费仍然是要大幅度的提高,但是要假以时日,接下来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在投资需求上,多少会有一些刺激的政策,这些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回归到10%,也不要说8%,而是说和今天的潜在增长能力相适应,6%或者略高一点的速度足以,否则我们十年的教训就白费了。 最后我想说一点,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时候,我们很重要的一条经验,从金融等各个方面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今天大家有越来越多的共识,我们对外开放必须以国内加快改革为前提,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对外开放是一个信号,别人对这个信号做什么样的反应,取决于他对你的信任,而对你的信任取决于我们国内的改革。改革开放从1978年就变成了一个专用词汇,两者是不可分的,因为对外开放意味着我们采取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两个分开了就不可能让这个体制是完善的,因此,我们今天应该心无旁鹜的推进改革和开放,这样可能从根本上能够解决外部冲击的问题。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详情]

董云庭:很多专利都是垃圾 只能充当花瓶去圈项目的钱
董云庭:很多专利都是垃圾 只能充当花瓶去圈项目的钱

  新浪财经讯 “《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主任董云庭出席并演讲。 董云庭直言,知识产权不清晰、产权保护不到位和文化因素是导致我国在高新技术领域难有突破的几个因素。 在文化方面,他认为一是缺乏包容失败的机制,“一个大的项目怎么可能不出错呢?爱迪生发明电灯经过一千多次实验。但是我们如果项目出错了,一下子就没戏了”。第二是社会心态浮躁。第三是专利变成圈项目的工具。“去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全国专利已经有714万,我认为可能90%都是垃圾,只能充当花瓶,圈项目的钱”。第四是教育缺乏培养创新与探索精神的机制。 他建议,第一,为企业减轻税负。第二,保护企业家的产权,有了安全感才会考虑为长期发展去做投资。第三,应将突破关键技术瓶颈上升为国家战略,做好顶层设计。“企业要成为创新的主体,把创新作为第一要务,企业家的精神非常重要。我们创新的动力可能真的不太足”。[详情]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演讲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演讲

  新浪财经讯 “《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出席并演讲。[详情]

邓锋批安全设备低价中标:很多是摆设 不出事看不出来
邓锋批安全设备低价中标:很多是摆设 不出事看不出来

  新浪财经讯 “《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北极光创投创始人、董事总经理邓锋出席并演讲。 邓锋建议政府改善营商环境,是的中小企业可以再竞争中持续发展。他提出,第一,改善“强关系”的营商环境,严惩行贿和受贿的人。“今天在中国基本上所有2B的生意都是强关系。你的技术多好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打进这个客户”。“不把灰色的打掉,不严惩受贿和行贿的人,中国2B真的做到科技创新很难做到”。 第二,改变国企欺负中小企业的现状。邓锋以三大运营商举例称,“看看中国三大运营商的财务指标,看看它的应付款有多少,它的应付款代表了我们的应收款,很多企业被逼着先去做服务,根本不给你钱”。甚至“有一个运营商,基本上平均要两年时间才能付企业钱”。“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凡是跟运营商做生意,没有一个企业长期做得很大。一时由于一个领导的关系做起来,但过两年又不行了,它在商业上就没有说遵守商业规则,也没有双赢的概念,从来都是“我赢你输”,从来都是这种思路,把你压榨到最后”。 第三,改变低价中标的招商模式。邓锋认为,低价中标导致企业不重视研发投入,只想着如何节省成本。他以安全设备为例称,“安全设备全都是看着好像不错,挺好的,但其实很多问题都是摆设,就是一个表面文章,根本给没有把真正的科技开发做好,反正不出事的时候看不出来,好几年以后才出了事”。 第四,部分行业规则定得过高,导致执行效果很差。邓锋以临床实验举例称,“新的技术临床要求特别高,没有人能达到。怎么办呢?实际执行当中就变得很低,违反就违反了,那你当初定那么高规则干吗?好像听着跟世界接轨了,但谁都做不到,最后变成谁都不按照那个标准来,又都变得很差”。 以下为实录摘编: 邓锋:我是一个在中美两地都做过科技创业,也做过科技风险投资的人,每个地方都做了超过十几年,每个事也都做了超过十几年,所以可能看的面更有国际视野。我站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微观的业界实践者、从业者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关于“自主技术的瓶颈与突破的问题”的想法。 过去的十几年来,中国的自主创新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我刚回国的时候想做科技投资,2005年找到好的企业都很难,真的非常难,大家投资都投到一些商业模式创新的地方。今天再来看中国的风险投资变化,谁都说自己是做科技投资的,因为确实科技投资的机会也多,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芯片、生命科学、生物技术等等,都出现了很多很多机会,已经不能跟当年同日而语,甚至有些地方已经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跟美国、欧洲、日本都可以媲美,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确实都是一些点,没有连成线,没有一个面。所以,实际上在很多地方都是跟世界水平相差很远,而且相差的水平不是以五年、十年来计,都是二十年、三十年的差距。 制造业可能是大家比较自豪的领域,中国制造业很强大,但是,制造业里稍微碰到精密制造的东西我们就不行了。半导体的设备,芯片我们比美国差,其实制造芯片的设备差距就非常非常远。简单的精密仪器上的四列导轨中国就找不到一个做得很好的。大家可能以为中国已经很先进的地方,其实有很多很多地方还差得很远。 所以,这些方面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自大的。不光跟美国比,就是跟日本、欧洲比,我们在很多地方也相差很远,这需要做投资的、做创业的多少年的努力。这其实也提供了一个机会,到处都有创新的机会。 今天中国的人才也已经非常多了,回来的海归也好,本土的也好,都非常强大了。资金上的支持跟当时不可同日而语,已经很多了,怎么用好其实有很多机会。 说到自主技术创新的瓶颈和突破,还不是基础的科学。最大的可能还是人才的问题,我们培养人才的方式有问题。中国人才的培养是应试教育,不是为了创新型人才培养,有一条我想强调,今天中国跟硅谷相比,很大的一条是全球人才,有没有可能吸引到全球的人才?为什么硅谷那么强大?人家都说硅谷叫“IC”,IC不是集成电路,叫Indian And Chinese”,Google是全球人才聚集的地方,这是创新最基本的要素。 我们看看大陆,今天讲“千人计划”,回来一些海归,但是能不能吸引全球的人才,跟世界上几大城市比较,北京是外国人才居住比例最低的,我们其实不是一个移民国家,更不要说今天在北京居住的外国人,有多少是搞科技创新的?大量的可能是商人,跟他的国家做生意的,这样的人很多,真正做科技创新的很少。 我们是不是需要只把硅谷的人才引进?不需要,现在我们投的公司,有些在罗马尼亚,罗马尼亚的数学非常好,它做计算机软件非常厉害,AI也非常厉害,工资还很便宜,俄罗斯就不用说了,莫斯科大学数学系的老师就一千多个,非常厉害。这些国家的工资又低,人才又多,能不能把他们吸引到中国大陆来参与我们的创新?怎么吸引这些人才?就需要一些基本的环境,有时甚至不是说给他多少钱。 比如说国际学校,我们跟北京市政府谈,北京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吸引人才,因为医疗资源、教育资源,北京跟很多地方比很好。即便如此还是不够,真正把教育做好,把医疗资源做好,就能吸引全球最好的人才,再加上税收和更好的环境,包括空气,如果能够逐渐改善,就可以把全球的人才吸引过来。平常我们老讲产学研,科技成果转化,其实科技成果转化这个词不应该这么用,这是错的,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学术界和工业界之间有一道很厚的看不见的围墙,各干各的,两边的交流很少。 硅谷就不是这样,硅谷有斯坦福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分校,老师们经常看到业界的大公司,包括英特尔都是斯坦福老师参与创立的。包括很多业界的人去学校讲课,讲的都是业界实际发生的内容。确实现在创新的重点是在工业界、企业,而不是大学。 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我可以说一下清华,有些系就跟个体户一样,每个老师自己搞一个小课题组,搞不了大项目,根本不可能搞大项目,而且他没有那些资源。现在做一个计算机的人工智能,需要的是数据,数据从哪里来?需要上百台、上件台的服务器同时工作才能做出一些研究,学校哪有这个?所以,从研究开始,选题开始,也不知道选什么样的题目,因为碰不上这样的题目,从选题开始就要跟业界结合。 不要说我先做出一个科技成果去转化,现在不是一个算法就解决问题的时候,说我做了一个很牛的算法,不是这样的,你需要大量的数据,在数据上去做一些新的创新。包括重视企业的创新,包括企业和大学的结合,我觉得这是硅谷成功的因素,也是今天我们碰到的一个问题。很关键的产学研结合的问题,这道墙打不破是不行的,我也在清华推动这件事,这是非常需要的。 整个营商环境,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特别重要。今天的问题是怎么深化市场化和法制化的改革。市场化当中,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我想说中小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您可能会说美国都是大公司,Google、微软都是大公司,你要知道他们开始做创新时都是小公司。过去三四十年,你看今天进入世界500强的大企业,所有的科技企业基本上都是由风险投资催化的,所有这些公司都是市场化的。给中小企业提供一个好的营商环境,是非常重要的,自主创新对科技企业是很重要的。 我们碰到很多实际的问题,你去装修一下就知道,你要过多少个关卡,有很多障碍,中小企业根本不可能做到,除非你有很强的关系。我自己碰到一个问题,我想把公司从海淀移到朝阳,不允许。为什么?因为税的问题。这种营商环境不改善,根本没法做好科技创新。 硅谷有B2B的科技创新和B2C的科技创新,很多2B的企业做得很好。中国呢?百度、阿里巴巴、腾讯、BAT,还有京东、头条、滴滴、美条,都是2C的,做得很好,市场化。2B的有吗?华为可能算是一个,其它很难找得出来,华为还是出口国际上做的多。2B的科技创新有一部分,但是前面是靠商业模式创新。 为什么中国就出现这个问题?因为是强关系竞争生意,不是靠科技、靠技术。今天在中国基本上所有2B的生意都是强关系。你的技术多好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打进这个客户,打进客户靠什么?什么叫强关系,说得好听一点是做好客户关系,说不好听点,有多少灰色东西在里边。我们说领导腐败,下面每一个层次的人有多少腐败?渠道有多长?链条有多长?中间有多少个人要打点?能做得好吗?企业的利润全被这个吃掉了,根本做不好。 不把这些灰色的打掉,不严惩受贿和行贿的人,中国2B真的做到科技创新很难做到,这就是营商环境的事,不是说花多少钱做一个什么科技创新的新的行业,你把整个商业环境给改善才是最重要的。 中小企业创新,中小企业多受大企业欺负,受国企欺负太多了。不说别的,看看中国三大运营商的财务指标,看看它的应付款有多少,它的应付款代表了我们的应收款,很多企业被逼着先去做服务,根本不给你钱。中国有一个运营商,基本上平均要两年时间才能付企业钱。今天你干这个事,两年以后才能付你钱,多少企业被拖垮。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凡是跟运营商做生意,没有一个企业长期做得很大。一时由于一个领导的关系做起来,但过两年又不行了,它在商业上就没有说遵守商业规则,也没有双赢的概念,从来都是“我赢你输”,从来都是这种思路,把你压榨到最后。 你起到的是不遵守商业规范的坏典范的作用。今天不遵守商业规则,大量的这种大国企,也有政府不遵守商业规则。“为什么投资不过山海关?”一个是人才缺乏,一个是我们不敢到那边,一个没有商业信用的社会谁敢投?不是说所有,东北也有好的,就是说背后带有大家的一些考虑,都在这上面考虑。 低价中标,导致什么?本来应该是几千万的成本,结果几百万就中标了,甚至一分钱不要都中标了,这完全阻碍科技创新。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创业和我投资的很大一块是信息安全,低价中标你自己就受害者。因为大家不去搞创新,不去搞研发,信息安全是一个科技含量极高的,但是我再好进不去。结果你今天用的安全设备全都是看着好像不错,挺好的,但其实很多问题都是摆设,就是一个表面文章,根本给没有把真正的科技开发做好,反正不出事的时候看不出来,好几年以后才出了事。结果用这种方法,真正的科技创新没法干。低价中标听着好像是好的规则,但其实都是害了整个科技创新。 有些地方规则定得特高,甚至定的比美国还高得多,比如说临床的实验,可能新的技术临床的要求特别高,没有人能达到。怎么办呢?实际执行当中就变得很低,违反就违反了,那你当初定那么高规则干吗?好像听着跟世界接轨了,但谁都做不到,最后变成谁都不按照那个标准来,又都变得很差。 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营商环境需要改善的,其实也可以改善的。我选的这些听着好像是很大的问题,其实都可以改善,看怎么进步。其实可以制定规则,大企业不付款,一个规则下去,不付款就可以起诉你,罚你,国家可以规定“国企不能拖欠中小企业的钱”,像这些东西其实可以做到。我说的某些东西可以做到,所以我提出来。 投资上,国家原来说直接投给它认为好的企业,现在说不行,要跟市场结合,通过引导基金,投到市场化的基金,让市场化的基金投到科技创新企业。但是大家知道科技创新时间拉得很长,市场化的基金怎么办呢?政府给我20%,我自己再从市场上融80%,那80%的LP要求是短期的回报,结果导致整个基金的走向都是投向短期回报,没有人投早期,人民币基金一般是5年、7年,不会投10年。所以,现在早期的科技创新没有人投,或者说有一部分还可以是美元基金在投。政府的这种做法一定要改,投特别早期,就是投10年期或者更早,而且要给市场化,让市场化参与,同时利益让给他们,人家才愿意来。否则都做早期,听着好像挺市场化,但实际操作的效果达不到。 像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改善的,也是有方法,也是应该改的。 知识产权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听着我们这么重视知识产权,多少个专利,几个专利是有用的?其实知识产权的问题不仅仅是专利的问题,在知识产权方面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规则,是怎么执行的问题。遇到地方保护主义,你去起诉它不行。现在可以跨境抓人,好多东西一做,真正执行当中就发现不可能落到地。大家都知道知识产权保护有用,都知道中国未来发展需要做,执行层面、操作层面的东西没有设计好做不到,再好的规则放在那儿也是摆设。 这些问题提出来不是抱怨,都是可以一步步进步的。只要多提取我们这些在第一线实践者的声音,一步步改善,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如果能够很好地跟第一线的人了解一些情况,设计一些可行的方法都是可以做到的。 总的来说我还是很乐观的,虽然有这些问题,但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中国还是在前进的。十几年前我刚回国,2005年时问题比现在多多了,今天看有这么大的进步。再往后看,十年以后进步可能会更大。所以,从大的角度来说,我为什么还持续地做高科技早期的风险投资?就是看到了机会大于问题,也是可以突破的。 谢谢大家![详情]

邓锋批三大运营商拖欠应付款:要把供应商压榨到最后
邓锋批三大运营商拖欠应付款:要把供应商压榨到最后

  新浪财经讯 “《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北极光创投创始人、董事总经理邓锋出席并演讲。 邓锋建议政府改善营商环境,是的中小企业可以再竞争中持续发展。他提出,第一,改善“强关系”的营商环境,严惩行贿和受贿的人。“今天在中国基本上所有2B的生意都是强关系。你的技术多好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打进这个客户”。“不把灰色的打掉,不严惩受贿和行贿的人,中国2B真的做到科技创新很难做到”。 第二,改变国企欺负中小企业的现状。邓锋以三大运营商举例称,“看看中国三大运营商的财务指标,看看它的应付款有多少,它的应付款代表了我们的应收款,很多企业被逼着先去做服务,根本不给你钱”。甚至“有一个运营商,基本上平均要两年时间才能付企业钱”。“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凡是跟运营商做生意,没有一个企业长期做得很大。一时由于一个领导的关系做起来,但过两年又不行了,它在商业上就没有说遵守商业规则,也没有双赢的概念,从来都是“我赢你输”,从来都是这种思路,把你压榨到最后”。 第三,改变低价中标的招商模式。邓锋认为,低价中标导致企业不重视研发投入,只想着如何节省成本。他以安全设备为例称,“安全设备全都是看着好像不错,挺好的,但其实很多问题都是摆设,就是一个表面文章,根本给没有把真正的科技开发做好,反正不出事的时候看不出来,好几年以后才出了事”。 第四,部分行业规则定得过高,导致执行效果很差。邓锋以临床实验举例称,“新的技术临床要求特别高,没有人能达到。怎么办呢?实际执行当中就变得很低,违反就违反了,那你当初定那么高规则干吗?好像听着跟世界接轨了,但谁都做不到,最后变成谁都不按照那个标准来,又都变得很差”。 以下为实录摘编: 邓锋:我是一个在中美两地都做过科技创业,也做过科技风险投资的人,每个地方都做了超过十几年,每个事也都做了超过十几年,所以可能看的面更有国际视野。我站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微观的业界实践者、从业者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关于“自主技术的瓶颈与突破的问题”的想法。 过去的十几年来,中国的自主创新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我刚回国的时候想做科技投资,2005年找到好的企业都很难,真的非常难,大家投资都投到一些商业模式创新的地方。今天再来看中国的风险投资变化,谁都说自己是做科技投资的,因为确实科技投资的机会也多,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芯片、生命科学、生物技术等等,都出现了很多很多机会,已经不能跟当年同日而语,甚至有些地方已经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跟美国、欧洲、日本都可以媲美,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确实都是一些点,没有连成线,没有一个面。所以,实际上在很多地方都是跟世界水平相差很远,而且相差的水平不是以五年、十年来计,都是二十年、三十年的差距。 制造业可能是大家比较自豪的领域,中国制造业很强大,但是,制造业里稍微碰到精密制造的东西我们就不行了。半导体的设备,芯片我们比美国差,其实制造芯片的设备差距就非常非常远。简单的精密仪器上的四列导轨中国就找不到一个做得很好的。大家可能以为中国已经很先进的地方,其实有很多很多地方还差得很远。 所以,这些方面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自大的。不光跟美国比,就是跟日本、欧洲比,我们在很多地方也相差很远,这需要做投资的、做创业的多少年的努力。这其实也提供了一个机会,到处都有创新的机会。 今天中国的人才也已经非常多了,回来的海归也好,本土的也好,都非常强大了。资金上的支持跟当时不可同日而语,已经很多了,怎么用好其实有很多机会。 说到自主技术创新的瓶颈和突破,还不是基础的科学。最大的可能还是人才的问题,我们培养人才的方式有问题。中国人才的培养是应试教育,不是为了创新型人才培养,有一条我想强调,今天中国跟硅谷相比,很大的一条是全球人才,有没有可能吸引到全球的人才?为什么硅谷那么强大?人家都说硅谷叫“IC”,IC不是集成电路,叫Indian And Chinese”,Google是全球人才聚集的地方,这是创新最基本的要素。 我们看看大陆,今天讲“千人计划”,回来一些海归,但是能不能吸引全球的人才,跟世界上几大城市比较,北京是外国人才居住比例最低的,我们其实不是一个移民国家,更不要说今天在北京居住的外国人,有多少是搞科技创新的?大量的可能是商人,跟他的国家做生意的,这样的人很多,真正做科技创新的很少。 我们是不是需要只把硅谷的人才引进?不需要,现在我们投的公司,有些在罗马尼亚,罗马尼亚的数学非常好,它做计算机软件非常厉害,AI也非常厉害,工资还很便宜,俄罗斯就不用说了,莫斯科大学数学系的老师就一千多个,非常厉害。这些国家的工资又低,人才又多,能不能把他们吸引到中国大陆来参与我们的创新?怎么吸引这些人才?就需要一些基本的环境,有时甚至不是说给他多少钱。 比如说国际学校,我们跟北京市政府谈,北京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吸引人才,因为医疗资源、教育资源,北京跟很多地方比很好。即便如此还是不够,真正把教育做好,把医疗资源做好,就能吸引全球最好的人才,再加上税收和更好的环境,包括空气,如果能够逐渐改善,就可以把全球的人才吸引过来。平常我们老讲产学研,科技成果转化,其实科技成果转化这个词不应该这么用,这是错的,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学术界和工业界之间有一道很厚的看不见的围墙,各干各的,两边的交流很少。 硅谷就不是这样,硅谷有斯坦福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分校,老师们经常看到业界的大公司,包括英特尔都是斯坦福老师参与创立的。包括很多业界的人去学校讲课,讲的都是业界实际发生的内容。确实现在创新的重点是在工业界、企业,而不是大学。 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我可以说一下清华,有些系就跟个体户一样,每个老师自己搞一个小课题组,搞不了大项目,根本不可能搞大项目,而且他没有那些资源。现在做一个计算机的人工智能,需要的是数据,数据从哪里来?需要上百台、上件台的服务器同时工作才能做出一些研究,学校哪有这个?所以,从研究开始,选题开始,也不知道选什么样的题目,因为碰不上这样的题目,从选题开始就要跟业界结合。 不要说我先做出一个科技成果去转化,现在不是一个算法就解决问题的时候,说我做了一个很牛的算法,不是这样的,你需要大量的数据,在数据上去做一些新的创新。包括重视企业的创新,包括企业和大学的结合,我觉得这是硅谷成功的因素,也是今天我们碰到的一个问题。很关键的产学研结合的问题,这道墙打不破是不行的,我也在清华推动这件事,这是非常需要的。 整个营商环境,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特别重要。今天的问题是怎么深化市场化和法制化的改革。市场化当中,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我想说中小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您可能会说美国都是大公司,Google、微软都是大公司,你要知道他们开始做创新时都是小公司。过去三四十年,你看今天进入世界500强的大企业,所有的科技企业基本上都是由风险投资催化的,所有这些公司都是市场化的。给中小企业提供一个好的营商环境,是非常重要的,自主创新对科技企业是很重要的。 我们碰到很多实际的问题,你去装修一下就知道,你要过多少个关卡,有很多障碍,中小企业根本不可能做到,除非你有很强的关系。我自己碰到一个问题,我想把公司从海淀移到朝阳,不允许。为什么?因为税的问题。这种营商环境不改善,根本没法做好科技创新。 硅谷有B2B的科技创新和B2C的科技创新,很多2B的企业做得很好。中国呢?百度、阿里巴巴、腾讯、BAT,还有京东、头条、滴滴、美条,都是2C的,做得很好,市场化。2B的有吗?华为可能算是一个,其它很难找得出来,华为还是出口国际上做的多。2B的科技创新有一部分,但是前面是靠商业模式创新。 为什么中国就出现这个问题?因为是强关系竞争生意,不是靠科技、靠技术。今天在中国基本上所有2B的生意都是强关系。你的技术多好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打进这个客户,打进客户靠什么?什么叫强关系,说得好听一点是做好客户关系,说不好听点,有多少灰色东西在里边。我们说领导腐败,下面每一个层次的人有多少腐败?渠道有多长?链条有多长?中间有多少个人要打点?能做得好吗?企业的利润全被这个吃掉了,根本做不好。 不把这些灰色的打掉,不严惩受贿和行贿的人,中国2B真的做到科技创新很难做到,这就是营商环境的事,不是说花多少钱做一个什么科技创新的新的行业,你把整个商业环境给改善才是最重要的。 中小企业创新,中小企业多受大企业欺负,受国企欺负太多了。不说别的,看看中国三大运营商的财务指标,看看它的应付款有多少,它的应付款代表了我们的应收款,很多企业被逼着先去做服务,根本不给你钱。中国有一个运营商,基本上平均要两年时间才能付企业钱。今天你干这个事,两年以后才能付你钱,多少企业被拖垮。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凡是跟运营商做生意,没有一个企业长期做得很大。一时由于一个领导的关系做起来,但过两年又不行了,它在商业上就没有说遵守商业规则,也没有双赢的概念,从来都是“我赢你输”,从来都是这种思路,把你压榨到最后。 你起到的是不遵守商业规范的坏典范的作用。今天不遵守商业规则,大量的这种大国企,也有政府不遵守商业规则。“为什么投资不过山海关?”一个是人才缺乏,一个是我们不敢到那边,一个没有商业信用的社会谁敢投?不是说所有,东北也有好的,就是说背后带有大家的一些考虑,都在这上面考虑。 低价中标,导致什么?本来应该是几千万的成本,结果几百万就中标了,甚至一分钱不要都中标了,这完全阻碍科技创新。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创业和我投资的很大一块是信息安全,低价中标你自己就受害者。因为大家不去搞创新,不去搞研发,信息安全是一个科技含量极高的,但是我再好进不去。结果你今天用的安全设备全都是看着好像不错,挺好的,但其实很多问题都是摆设,就是一个表面文章,根本给没有把真正的科技开发做好,反正不出事的时候看不出来,好几年以后才出了事。结果用这种方法,真正的科技创新没法干。低价中标听着好像是好的规则,但其实都是害了整个科技创新。 有些地方规则定得特高,甚至定的比美国还高得多,比如说临床的实验,可能新的技术临床的要求特别高,没有人能达到。怎么办呢?实际执行当中就变得很低,违反就违反了,那你当初定那么高规则干吗?好像听着跟世界接轨了,但谁都做不到,最后变成谁都不按照那个标准来,又都变得很差。 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营商环境需要改善的,其实也可以改善的。我选的这些听着好像是很大的问题,其实都可以改善,看怎么进步。其实可以制定规则,大企业不付款,一个规则下去,不付款就可以起诉你,罚你,国家可以规定“国企不能拖欠中小企业的钱”,像这些东西其实可以做到。我说的某些东西可以做到,所以我提出来。 投资上,国家原来说直接投给它认为好的企业,现在说不行,要跟市场结合,通过引导基金,投到市场化的基金,让市场化的基金投到科技创新企业。但是大家知道科技创新时间拉得很长,市场化的基金怎么办呢?政府给我20%,我自己再从市场上融80%,那80%的LP要求是短期的回报,结果导致整个基金的走向都是投向短期回报,没有人投早期,人民币基金一般是5年、7年,不会投10年。所以,现在早期的科技创新没有人投,或者说有一部分还可以是美元基金在投。政府的这种做法一定要改,投特别早期,就是投10年期或者更早,而且要给市场化,让市场化参与,同时利益让给他们,人家才愿意来。否则都做早期,听着好像挺市场化,但实际操作的效果达不到。 像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改善的,也是有方法,也是应该改的。 知识产权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听着我们这么重视知识产权,多少个专利,几个专利是有用的?其实知识产权的问题不仅仅是专利的问题,在知识产权方面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规则,是怎么执行的问题。遇到地方保护主义,你去起诉它不行。现在可以跨境抓人,好多东西一做,真正执行当中就发现不可能落到地。大家都知道知识产权保护有用,都知道中国未来发展需要做,执行层面、操作层面的东西没有设计好做不到,再好的规则放在那儿也是摆设。 这些问题提出来不是抱怨,都是可以一步步进步的。只要多提取我们这些在第一线实践者的声音,一步步改善,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如果能够很好地跟第一线的人了解一些情况,设计一些可行的方法都是可以做到的。 总的来说我还是很乐观的,虽然有这些问题,但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中国还是在前进的。十几年前我刚回国,2005年时问题比现在多多了,今天看有这么大的进步。再往后看,十年以后进步可能会更大。所以,从大的角度来说,我为什么还持续地做高科技早期的风险投资?就是看到了机会大于问题,也是可以突破的。 谢谢大家![详情]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主任董云庭
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主任董云庭

  新浪财经讯 由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主任董云庭出席并演讲。[详情]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

  新浪财经讯 由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出席并演讲。[详情]

洪磊:推动建立多维度市场化信用制衡机制
洪磊:推动建立多维度市场化信用制衡机制

  新浪财经讯 由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长洪磊出席并演讲。 洪磊称,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将在以下三个方面推进自律建设的进程。 一,进一步完善登记备案须知,优化登记备案的流程,为市场合理展业提供清晰的标准。 “协会下一步将进一步明确股东真实性、稳定性的要求,理清管理人登记的边界,强化集团类机构主体资格责任,明确以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为设立某只合伙人基金而出资或派遣员工专门设立的普通合伙人GP,无需再作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洪磊称,这是进一步明确关联方的要求,落实内控指引,加强高管及从业人员的合规性、专业性要求。强化公平对待投资者和投资者利益保护要求,对证券类产品的安全垫设立,对业绩报酬提取机制和结构化收益分配机制做出必要的限制。对债权类产品严禁其从事信贷的业务,确保真实投资。针对股权创投类产品,要求封闭运作,真实投资,并确权。对收益类的产品,要保障基础资产可追溯的稳定现金流,收益权可特定化,严禁刚性回购。 二,出台行业尽职调查指引,建立尽调行为标准,强化展业过程的规范性和透明度。 洪磊介绍,协会将针对不同类别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产品及其投资标的,推出不同的尽调指引。 对于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管理人,尽调指引将涵盖投资策略、投资流程、团队建设、合规风险控制能力、会计估值及法律、行政、环境与社会影响等14项指标,按必要和个性化提供参考模板,方便专业投资者更加全面地了解基金管理人,帮助其基于市场化信用,做出合理决策。同时推动发布对基金投资标的底层资产的尽调指引,确保基础资产真实可靠,现金流和回款机制有必要的保障,帮助基金管理人更好地管理好投资组合的风险。 三,全面实施信用信息报告制度,推动建立多维度市场化信用制衡机制。 在已经推出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会员信息报告制度》的基础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将于今年底正式发布《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会员信用信息报告标准》。 股权类机构信用信息报告指标将包括合规性、稳定度、专业度、透明度等24项指标,并附之于14项投资风格指标,推动信用信息报告制度在私募基金全行业发挥信用记录和信用约束的作用。为行业建立公允、透明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提供便利条件,为相关金融机构建立白名单提供信用推荐和信用验证服务,让信用记录良好、内部治理稳健、历史业绩优秀的私募机构有机会脱颖而出,获得更好的展业成本,获得更大的展业空间。 最后,洪磊表示:“目前我们的问题是清晰的,方向也是明确的,我们将一如既往,坚决按照《基金法》的要求,全面落实信用义务,做好行业信用建设和风险防范,我们将与各方力量携手,共同推进现代治理体系的建设。”[详情]

王忠民:中国信用评级公司永远高估中国企业信用价值
王忠民:中国信用评级公司永远高估中国企业信用价值

  新浪财经讯 由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出席并演讲。 王忠民称,在信用等级评估当中,中国自己信用的等级评估公司和国际上的“四大”评级机构相比,我们永远给自己的公司和自然人评得高过,以至于我们到国际市场融资或者参与商务活动的时候人家不信我们的,只信他们“四大”。有趣的是我们信用等级评估还可以加级。 更夸张的是,中国最早的一家信用等级评估公司,专门做信用评估,结果自己在信用当中出问题了。 对此,王忠民认为,“以不对的逻辑和不对的场景去评全社会的信用,这些信用在价值格当中的反应一定扭曲、一定偏离。”[详情]

王忠民:信用场景监管出现偏差 要打破流动性堰塞湖
王忠民:信用场景监管出现偏差 要打破流动性堰塞湖

  新浪财经讯 由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出席并演讲,题目为“流动性流不动的信用监管逻辑”。 王忠民指出,从去年底到现在,实现了从流动性收紧到流动性再开放。但是在事实的信用场景当中,流动性流不动形成了堰塞湖大量的现象存在。我们对民营中小企业释放庞大的流动性,但是实际的效果并没有达到。 因为出现了“流动性堰塞湖”,王忠民称,一方面我们希望释放出更多的货币,同时这些货币流不到更好的信用场景当中,而且现在这些场景现在表现出的最新的数据全部都是下降、再下降。 “信用场景监管过程之中出现了某种偏差”,王忠民指出,如果在初始的信用场景当中,不以信用、不以效率、不以能够给资产端带来多少好的回报这个角度去看信用的传导和传递的话,那就会产生出信用场景当中的不平衡、不平等甚至来自于差异化对待和歧视性的政策。 王忠民认为,要从三方面解决流动性不流动的信用监管问题: 第一,无差异、无差别,涉及到每一个自然人、每一个法人,不管你是男的、女的,也不管你是公和私,也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我们如果这样做的话,才可以让信用的监管有一个统一的尺度、统一的办法。 第二,所有的信用不能用终止交易的这样一种立马停止的方法去进行。如果要进行的话,必须用缓释性的逐步地去推行。其一,用市场性的工具和市场的方法,让它不断地再估值,不断地再释放,不断地再交易,产生一条下行的连续性的曲线。其二是找到一个信用场景的替代,这个信用场景的替代足以让市场当中原有的东西不断裂,而新的东西可以慢慢地替代过去,产生一种翘翘板的作用。 第三,信用监管逻辑是让真正的市场性的逻辑、市场性的工具、市场性的风险交易、市场性的风险缓释有效地在市场当中发挥积极的有效的作用。让我们自己做好最大的风险暴露、最大的杠杆解除、最大的经济周期的时候,有更多的基金化的、可投资的、可接盘的准备,而且他们不但接了以后解决了你的难题,他自己也会挣钱。“如果这个一旦建成,流动性就会充分地传导,流动性不流动将会成为一个过去时。”王忠民说。[详情]

李礼辉:金融开放离不开高效稳定的金融发展环境
李礼辉:金融开放离不开高效稳定的金融发展环境

  新浪财经讯 由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银行前行长、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工作组组长李礼辉出席并演讲。 李礼辉称,新一轮金融开放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一是从保护性的有限度的开放转变为实行国民待遇的全方位的开放,这将会引起金融市场重构。重构有两个方面,一是证券业保险业的市场比重上升,银行业的市场比重下降,形成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三业相对均衡的金融市场的格局。二是外资控股的金融机构、混合所有制金融机构的市场比重上升,中资控股的金融机构不再独霸金融市场,可以形成中资、外资金融机构公平竞争的市场格局。 二是金融市场的开放与从严监管同步,金融监管正在重构。一个是顶层架构,另外一个层面是市场监管的层面,一个特点是强调金融的本质。另外一个就是更加注重金融的创新。 三是金融市场扩大开放与金融科技的创新同步,金融服务的模式也正在重构。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等新的技术的金融应用正在更新生产力,也正在重构金融服务的模式。一是构建了以信任链接为纽带的支付和生活平台,另外,大数据的应用在金融机构同小微企业、平民大众之间构建越来越广泛的直接的信任链接,促进了普惠金融的发展。二是带来了以价值再造为纽带的协同。三是以网络共识为纽带的虚拟。 谈到金融创新的变化,李礼辉称有三个,一个是折叠,二是协同,三是虚拟。这三点揭示了金融科技创新构成新的态势。 李礼辉认为,全方位的开放、穿透式的监管、迭代式的创新正在成为新时代金融业的最主要的特征,我们应该要建立一个高效、稳定的金融发展环境。 对此,他建议:一是要注意维护金融安全,二是注意提高监管的效率,三要注意固守金融的本源。“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有效的技术手段和管控措施,维护金融稳定。” 成功的金融科技的创新要怎么做呢? 李礼辉认为要满足四维尺度,效率更高、成本更低,要具有商业价值的经济规模,要具备社会认可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四维尺度缺一不可。同时要保持双重底线,一是切实维护客户的权益,二是有效防范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以下为李礼辉发言实录: 李礼辉:感谢会议主办方的邀请,我今天发言的主题是“中国金融业市场重构、监管重构和模式重构”。 今年是中国金融市场新一轮扩大开放的一年,我觉得今年扩大开放的措施比较集中,而且金融业扩大开放的政策措施,也在逐步落地。总的来说,我称之为“6+5”的金融开放的政策。刚才王主席已经说过了。这轮金融开放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一,从保护性的有限度的开放转变为实行国民待遇的全方位开放,必将引发金融市场重构。这几十年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基本上是有限度的,而且是保护性的开放,早些时候我们开放了,但限定外资金融机构业务的经营区域,还限制合资金融机构外资持股比例和股东的身份。与此同时,过去的几十年,我们一直在鼓励和支持国内金融机构扩张,这就跟我们在金融业的湖里放进一批戴着金箍的外来人,外来的鲶鱼可以搅动湖水,但是很难张开口吞食本地的鱼。在金融超高速发展,金融市场超常规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各项金融业务得以发展。2017年,我们国家商业银行的总资产196.78万亿元,比2006年增长了4.65倍。外资的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规模和盈利,也是持续增长的,但增长的速度比平均的增长速度略高一点点,所以它的市场占有率一直是偏低的。到去年年底,外资银行在华的营业性机构有1013家,占全国商业银行总资产的比重只有1.6%。新一轮的金融开放,放开业务范围的限制,放开子行与分行的限制,分开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 这种全方位的开放,势必会重构中国的金融市场,这个重构有两个方面:第一、证券业、保险业的市场比重上升,银行业的市场比重下降,形成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三业相对均衡的金融市场格局。现在中国的保险业所占的比重是相对低的,证券业占的比重也不是特别高,银行业所占的比重太高了。我认为这一论新的市场开放,会带动市场进一步格局的变化,银行业也会进一步增长,但增长的速度可能会低于保险业和证券业,商业市场格局会变得更加均衡。 第二,外资控股的金融机构,混合所有制金融机构的市场比例上升,中资控股的金融机构不再独霸金融市场,可以形成中资、外资金融机构公平竞争的市场格局。过去我们是开放了市场,但是对外资金融机构是有诸多限制的,这些限制在新一轮的开放后会逐步取消。 金融市场的开放与从严监管同步,金融监管正在重构。金融监管的重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顶层架构。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调整优化央行和金融监管的机构布置、职能分配和工作流程,都做了重大的调整和变化,重要的是明确综合化金融监管的职责,做实金融监管统筹协调机制,实现金融监管与机构监管的一致性,实现跨机构、跨平台、跨产品、跨市场监管的一致性,避免监管真空与监管重复,形成监管合力,提高监管效率。 二是市场监管的层面,更加注重金融的创新。1、财富管理业务回归本源。资产管理业务新规体现了实质重于形式的理念。鼓励不同的金融机构按照相同的标准有序竞争。比如在资本端,允许银行公募理财产品通过公募基金直接投资股票,容许银行理财子公司发行公共理财产品直接投资股票。投资者在明晰风险的基础上,自担风险,打破刚兑。过去我们一直说打破刚兑,如果投资者对风险不是那么明晰,而且应有的收益投资者没有全部拿到,你让他打破刚兑是不太合理的。明确审慎监管的原则,按照资金募集的方式,分类设定负债杠杆以及可分级私募产品的分级比例。 2、互联网金融纳入规范。明确互联网金融的金融属性,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实行规范统一的合规监管,明确互联网金融业务也必须持牌经营,禁止打擦边球,明确网络支付的监管制度,逐步提高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集中缴存的比例。 3、实行穿透式并行监管。功能和行为监管并行,传统业务和创新业务监管并行,有牌照的业务监管和无牌的监管并行,表内业务和表外业务的监管并行。穿透式监管,注重影子银行,禁止表内的资产虚假出表。这些更多的是今年上半年银监会明确的,现在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个别环节有些小的调整,但总的来说,这种从严监管的趋势一直会保持下去。 金融市场扩大开放与金融科技创新同步,金融服务模式正在重构。以信任链接为纽带的折叠,比如微信支付、支付宝,他们应用 新的技术,构建了以信任链接为纽带的支付平台,突破了传统模式。最近我家里装修,很多东西都是在电商上购买的,使用的就是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现在银行卡用的很少了,现金几乎也不用了。另外,普惠金融的发展速度也是比较快的。以价值再造为纽带的协同,我们知道在传统的技术架构下,多方参与的复杂金融交易,难以实现留存的最优化,有些新的技术可以改变这种状态,比如区块链,这几年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金融业务平台陆续出现,而且大部分已经出现了比较成功的产品。网络虚拟的金融空间,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在区块链、公有链的社区里是一种激励工具。在这方面一定给监管带来很大的挑战,这一点中国还是管的比较紧的,其他国家在这方面面对的问题是比较突出的。 金融创新的变化有三个:折叠、协同、虚拟。这三点揭示了金融科技创新构成新的态势。新的技术正在打造一个全新的金融模式,全新的经济格局,这是个什么样的新格局呢?弱的变成强的,长距离变成短距离,甚至是零距离,有中介变成去中介,或者中介不是那么重要。这些都是颠覆性的创新,目前基本上是小面积的试水,但完全可能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新态势,我们要关注的是基于数字技术的虚拟金融工具有可能规模化,虚拟货币可能成为数字货币金融资产的计价工具和支付工具,算法和算力可能构成数字金融市场的定价权。 综上所述,我认为全方位的开放,穿透式的监管,正在成为新时代金融业的最主要的特征,我们应该要建立一个高效稳定的金融发展环境。 提几个建议:第一,我们要注意维护金融安全。我们国家的金融市场不够成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比如流动性不够高,透明度不够高,交易产品不够多,税赋不够优惠,一些法律和法规滞后,建设一个国际水准的金融市场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我们必须加快建设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形成差异化金融产品线,更好地匹配不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和金融需求,进一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一步打开资本双向流动,投资者双向进出的通道。必须重塑金融市场规范,缩减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切实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我们现在这些融资比重是偏低的,必须抓紧完善法律法规。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跨境资金流动将会更多更频繁,其他国家货币政策调整变化,国际市场的金融跑期,有时可能引发剧烈的市场波动,我们应该充分估计,有高效的市场运作机制,有常规性的政策措施,有符合国际惯例的应急预案,以保持国内金融市场的基本稳定,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安全。 对于虚拟金融,应该加强国际监管的协调,达成国际监管共识,尽管有点难,但我们还是要争取,建立国际监管的统一标准,采取国际监管的一致行动。 第二,注意提高监管的效率。对于折叠的金融业态、金融监管应该穿透线上线下,地上地下,穿透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渠道,不同的机构,能够区分法人、区分渠道、区分市场,形成一体化多维度的监管体系。 我认为穿透式的监管,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金融监管的空白和缝隙,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要更加注重穿透市场形成差异化的竞争力,也要主动适应监管的大原则。这里涉及到一个数据统计的问题,建立一致性的金融监管框架,数据统一是重中之重,数据的统一是金融监管统一的基础,没有跨机构、跨产品、跨平台、跨市场的数据库,要实现穿透式的金融监管谈何容易。 目前,金融监管各部门的统计标准存在差异,还没有办法形成金融一本账,所以我认为,应该加紧建立标准统一的金融制度,建立集中统一的金融数据库,建立互联共享的金融数据系统。国家应该特别重视维护数字金融的安全,更加重视掌握数字金融技术的主导权,在数字发展方面有两个层面:一是我们要注重数字金融的安全。二是我们国家这么大,客户这么多,规模这么大,我们应该掌握数字金融技术的主导权,加快推进数字金融技术的研发,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监管的制度,加快研发数字金融技术的国家标准,加快建立专业化的数字金融技术审核和验证体系。对网络的虚拟金融,应该加强国际监管和协调。 第三,固守金融的本源。金融科技的创新归根到底是金融的数字化和智能化,金融创新要开辟蓝海,任何金融创新都必须固本守初,金融科技推动创新和进步,也伴生风险和隐患,比如新的数据世界是大中心、分布式、数据云多元复合的结构体系,成功运行于大集中数据库的安全技术和管理制度,未必能够适应新的数据技术环境。智能投资顾问和智能投资特别容易出现算法的同质化,这可能会引发顺周期的高频交易,加剧市场的波动。区块链、大数据的核心技术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这有可能会导致技术的垄断风险和道德风险。对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有效的技术手段和措施,维护金融稳定。 成功的金融科技创新要怎么做呢?第一、要满足四维制度的要求,就是效率要更高、成本要更低、要有具有商业价值的经济规模、要具备社会可靠性和安全性。第二、要保住双重的体现。一是切实维护客户的权益。二是有效防范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这是我的汇报,谢谢。[详情]

王兆星:扩大金融业开放一定要与完善金融监管并重
王兆星:扩大金融业开放一定要与完善金融监管并重

  王兆星 新浪财经讯 由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出席并演讲,他从四个方面谈到金融开放新格局,通过不断提高我国金融开放水平,构建更开放、更公平、更高效、更稳健的金融体系。 王兆星表示,扩大金融业的开放一定要与完善金融监管同行并重。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稳,经济稳、社会稳。在扩大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必须时刻注意维护金融的安全和稳定,必须不断地完善和加强监管的能力和提高监管的水平。重点是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我们不应该忘记金融危机给经济造成的巨大的破坏,不能忘记金融危机对我们的经济所带来的巨大的冲击和损失,应该认真地吸取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金融监管不能缺席、不能失效,应该认真地执行金融危机后所制定的国际监管的标准和监管的规则。 二是扩大金融开放并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但监管的缺失和失效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是扩大金融开放绝不是简单地放松监管,绝不是简单地金融的自由化,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与扩大金融开放并不矛盾和对立,而是完全可以使相互促进,透明、公平有效的监管可以更好地促进金融开放,金融开放也可以促进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好的监管可以为金融开放保驾护航。中国有句话叫“行稳致远”。 四是金融扩大开放是对金融监管能力的检验,是对监管提出更高的要求。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外溢性,特别是在一个开放、多元、交叉的金融体系之下,金融风险的跨境、跨业、跨市场传递就更加突出,就更易于形成系统性乃至全球性的金融风险。因此,更需要我们同时加强宏观与微观审慎的监管;同时加强系统重要性和非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同时加强单个行业、单个市场的监管和跨行业、跨市场的综合监管。同时也需要加强境内业务和跨境业务的监管;同时加强正规银行业务和影子银行的监管;同时也应该加强对银行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要加强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要加强母国监管当局和东道国监管当局之间的协调。要加强金融法规建设,要加强金融法制建设。要更好地实施依法监管、依法惩戒,形成良好的开放法治环境。 王兆星在演讲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一个重要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我国的金融业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能会越开越大,金融开放的步伐不会停止和放慢,只能会越走越快。中国的金融开放不仅会对中国的经济未来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同时也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金融开放之树一定会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所以,用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那就是“金融改革、金融开放可能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一定要相信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以下是王兆星发言实录: 张燕冬: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媒体同仁们、各位领导: 大家上午好! 《财经》年会在经历了昨天一天的热烈讨论之后,通过对全球经济、中美贸易变局、改革开放四十年、财政货币政策、民营经济、产业趋势、传统金融转型、公共财政与税收等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的探讨,尤其可贵的是我们昨天即使在探讨全球经济变局,我们大家谈论的还是需要关注于国内的改革和开放。今天我们继续进入新的议程,首先我们非常高兴地、荣幸地请到了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王兆星先生,今天他给我们进行主旨演讲。他的题目是“金融开放新格局”。王主席实际上是金融学博士,这也是咱们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少有的科班出身,他长期任职于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的发展以及金融监管有着深入的思考、研究和探索。下面我们有请王主席。 王兆星:谢谢主持人,谢谢主办单位。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上午好!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够应邀参加今天的《财经》年会。但是也要说一声抱歉,因为接到通知比较晚,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推敲,所以在这里只能来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大家知道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我认为对这40周年最好的也是最有意义的纪念,就是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我国的经济和金融开放,所以,我今天主要想就不断提高我国的金融开放水平,构建更开放、更公平、更高效、更稳健的金融体系。我主要想强调四个方面: 一,强调中国在过去四十年当中所取得的巨大的经济成就。金融的改革开放是功不可没的。 二,强调在当前极其复杂和不确定的国际和国内经济环境下,我们更要坚定不移地、毫不动摇地来推进和扩大金融业的开放。 三,给大家交流和介绍我国金融业的开放既体现了它的渐进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它的突破性。 四,强调我国的金融业开放必须与完善金融监管同行、并重。 首先讲第一个方面的问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在过去四十年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经济进步的过程当中,我国的金融业、我国的金融改革开放,应该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说是功不可没。至少体现在8个方面: 1.金融改革开放打破了金融的垄断格局,形成了更具竞争和活力的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从而为我们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2.金融改革开放增加了金融的有效供给,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更好地满足了城乡居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3.金融改革开放促进了资金的积聚和流动,进而促进了人才和技术的聚积和流动,促进了生产和贸易的增长。 4.金融改革开放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促进了资源的市场配置,促进了资本的使用效率和经济效率的提高。 5.金融改革开放促进了金融的普惠和金融的创新,进而促进了就业、创业,促进了贫困人口的减少,也促进了科技创新和进步。 6.金融改革开放促进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和投资。过去几年我国的基础建设应该说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为未来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这些基础建设的融资和投资都离不开金融的大力的支持,也就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的基础支撑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7.金融改革开放使我国国有银行从进入破产的边缘走向更加稳健、更具竞争力的银行,也在国际市场上更具影响力,使我国的金融体系能够更好地抗击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8.金融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金融业的更加国际化、人民币的更加国际化、金融监管的更加国际化,以及资本和经济的全球化。 所以综合以上八个方面,我认为金融改革对于过去40年我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和未来的经济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在当前更加复杂、更具有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环境下面,我们更需要坚定和进一步地扩大金融开放。这可以从5个方面来论述和坚定我们这样的一种决心和信心。 首先,金融危机的根源并不是因为金融开放,而是经济金融的严重失衡和货币政策、金融监管的严重的滞后和失效。所以,扩大金融开放并不会必然地导致金融危机,换句话说金融危机的根源也并不是金融开放。所以,我们应该进一步坚定这样一种决心和信心。所以,走出金融危机和有效地治理金融危机,以及更加有效地防范未来的金融危机,不能靠金融的封闭、金融的保护,而是更需要开放与合作。这正是我们要从2008年金融危机应该认真总结和吸取的教训。 第二,只有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才能增强金融的竞争与活力,才能进一步增强资金的有效供给,增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更有利于稳投资、稳就业、稳信心。 第三,只有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才能提高资金的配置和使用效率,从国内外市场聚集更多的资本,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第四,只有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才能促进金融创新,促进金融科技的发展和运用,才能提高金融的效率性、可获得性。 当我们进入一个信息时代,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已经得到广泛运用的时候,金融业也应该拥抱这些新的科技的创新和发展,用这些新的金融科技来改进我们的金融供给,来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利、更加有效的金融服务,来满足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要求。 第五,只有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才能促进国际协调与合作,促进全球的金融治理,促进共同努力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 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方面,越是面对复杂的经济环境,越是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越是面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抬头,我们更要旗帜鲜明地、坚定不移地来推进金融的开放。 三,我国金融业的开放既体现了它的渐进性,同时也有它的突破性。它的渐进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九个方面。也就是说在过去的40年当中,我国的金融开放从来没有停止,从来没有间断,而是在不断地扩大和不断地深化。在坚持不断的探索实践来审慎地推进。 首先,体现在从特区到沿海,再到全国的开放进程。这是我们走过的一个开放的进程。首先从经济特区,然后到沿海开放城市,然后到全国。 第二,体现在从开放外资银行的外币业务,到开放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的开放进程。 第三,渐进性体现在从服务外资企业和外国居民,到服务中国本地的企业和中国本地的居民,是这样一个渐进的开放进程。 第四,体现在从开放批发业务到开放公众的零售业务的开放进程。 第五,体现在从开放传统的银行业务到开放金融市场业务和金融衍生业务的进程。 第六,体现在从开放金融业务到开放对中资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业务。这样一个渐进的进程。 第七,体现在开放代理境外投资,到代理境内在国际市场进行投资这样一个进程。 第八,从开放经常账户到不断地开放资本账户。 第九,体现在我们开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金融创新试验区,到将这些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区的经验加以复制、加以推广,在更广的领域进行开放和创新。 以上九个方面也体现了我们的金融开放是一个渐进的、审慎的进程,而从来没有停止,从来没有放慢,始终在不断地推进,不断地深化。 我们最新发布的新的金融开放的措施,也具有很多突破性,这种突破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取消了外资金融机构投资中资银行金融机构股权比例的特别限制,即取消了单家外资金融机构投资单家中资银行机构不超过20%的比例限制,和多家外资金融机构投资单家中资银行的股权合计不超过25%的比例限制。现在这个上限比例已经取消,和中国国内的投资者享有同样的“国民待遇”。 2.取消了外资银行开设分行或开设子行的等待时间。按照原来的条例、法规,外资银行要在中国设立分行和子行必须首先设立代表处,要设立两年代表处以后才能转为分行或者子行,现在两年的等待时间完全取消,可以直接申请。 3.取消了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的等待时间的限制,而不需要先开办外汇业务,再开办人民币业务。按照原来的“条例”和“规定”,外资银行首先要经营外币业务,在两年到三年并取得盈利的基础上才能申请开办人民币业务,现在取消了这样的等待时间,可以设立分行、设立子行,直接申请开办人民币业务。 4.取消了外资银行只能设立分行或只能设立子行的单一选择的限制。可以允许同时设立子行和总行直属分行,在中国同时分别开展业务。当然是实行不同的监管的规则。到目前为止外国银行在中国设立已经45家的法人独资银行,已经设了150家的外行银行的分行。 5.同时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入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理财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而且不设投资比例的限制。 6.允许外资投资者直接投资人身保险公司,其股权的比例可以提高到51%,三年后将取消这一上限,也体现了保险业对外开放的突破。同时允许外国投资者来化经营保险的代理业务和保险的公估业务。 这是我仅就银行业和保险业最新一轮的开放,在这6个方面的领域所采取的具有突破性开放的措施。比我们加入世贸组织我们承诺的开放,这种开放水平已经不能同日而语,而且已经大大超过了我们的承诺,完全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来提升的对外开放的水平。 这是我想跟大家交流的第三个方面,回顾一下我们开放的过程,同时跟大家报告一下新一轮金融开放的一些主要的措施和重点领域。 最后一个方面,想跟大家交流和强调的是,扩大金融业的开放一定要与完善金融监管同行并重。金融乃国家重器,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稳,经济稳、社会稳。在扩大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必须时刻注意维护金融的安全和稳定,必须不断地完善和加强我们监管的能力和提高我们监管的水平。重点是几个方面: 一是我们不应该忘记金融危机给经济造成的巨大的破坏,不能忘记金融危机对我们的经济所带来的巨大的冲击和损失,应该认真地吸取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金融监管不能缺席、不能失效,应该认真地执行金融危机后所制定的国际监管的标准和监管的规则。 二是扩大金融开放并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但监管的缺失和失效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我们要不断地扩大开放,同时也要防范可能发生的系统风险——金融危机,就必须要不断地提升我们的监管能力,来实施更有效的监管。 三是扩大金融开放绝不是简单地放松监管,绝不是简单地金融的自由化,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与扩大金融开放并不矛盾和对立,而是完全可以使相互促进,透明、公平有效的监管可以更好地促进金融开放,金融开放也可以促进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好的监管可以为金融开放保驾护航。中国有句话叫“行稳致远”。 四是金融扩大开放是对金融监管能力的检验,是对监管提出更高的要求。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外溢性,特别是在一个开放、多元、交叉的金融体系之下,金融风险的跨境、跨业、跨市场传递就更加突出,就更易于形成系统性乃至全球性的金融风险。因此,更需要我们同时加强宏观与微观审慎的监管;同时加强系统重要性和非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同时加强单个行业、单个市场的监管和跨行业、跨市场的综合监管。同时也需要加强境内业务和跨境业务的监管;同时加强正规银行业务和影子银行的监管;同时也应该加强对银行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要加强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要加强母国监管当局和东道国监管当局之间的协调。要加强金融法规建设,要加强金融法制建设。要更好地实施依法监管、依法惩戒,形成良好的开放法治环境。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一个重要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我国的金融业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能会越开越大,金融开放的步伐不会停止和放慢,只能会越走越快。中国的金融开放不仅会对中国的经济未来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同时也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金融开放之树一定会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所以,我还是用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来结束我的发言,那就是“金融改革、金融开放可能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相信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谢谢大家![详情]

王兆星:中国金融业开放从来没有停止 从来没有间断
王兆星:中国金融业开放从来没有停止 从来没有间断

   新浪财经讯 由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出席并演讲,他表示,我国金融业的开放既体现了它的渐进性,同时也有它的突破性。 王兆星表示,金融业开放的渐进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九个方面,也就是说在过去的40年当中,我国的金融开放从来没有停止,从来没有间断,而是在不断地扩大和不断地深化,在坚持不断的探索实践来审慎地推进。 首先,体现在从特区到沿海,再到全国的开放进程。这是我们走过的一个开放的进程。首先从经济特区,然后到沿海开放城市,然后到全国。 第二,体现在从开放外资银行的外币业务,到开放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的开放进程。 第三,渐进性体现在从服务外资企业和外国居民,到服务中国本地的企业和中国本地的居民,是这样一个渐进的开放进程。 第四,体现在从开放批发业务到开放公众的零售业务的开放进程。 第五,体现在从开放传统的银行业务到开放金融市场业务和金融衍生业务的进程。 第六,体现在从开放金融业务到开放对中资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业务。这样一个渐进的进程。 第七,体现在开放代理境外投资,到代理境内在国际市场进行投资这样一个进程。 第八,从开放经常账户到不断地开放资本账户。 第九,体现在我们开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金融创新试验区,到将这些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区的经验加以复制、加以推广,在更广的领域进行开放和创新。 王兆星认为,以上九个方面也体现了我们的金融开放是一个渐进的、审慎的进程,而从来没有停止,从来没有放慢,始终在不断地推进,不断地深化。 以下是王兆星发言实录: 张燕冬: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媒体同仁们、各位领导: 大家上午好! 《财经》年会在经历了昨天一天的热烈讨论之后,通过对全球经济、中美贸易变局、改革开放四十年、财政货币政策、民营经济、产业趋势、传统金融转型、公共财政与税收等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的探讨,尤其可贵的是我们昨天即使在探讨全球经济变局,我们大家谈论的还是需要关注于国内的改革和开放。今天我们继续进入新的议程,首先我们非常高兴地、荣幸地请到了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王兆星先生,今天他给我们进行主旨演讲。他的题目是“金融开放新格局”。王主席实际上是金融学博士,这也是咱们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少有的科班出身,他长期任职于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的发展以及金融监管有着深入的思考、研究和探索。下面我们有请王主席。 王兆星:谢谢主持人,谢谢主办单位。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上午好!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够应邀参加今天的《财经》年会。但是也要说一声抱歉,因为接到通知比较晚,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推敲,所以在这里只能来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大家知道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我认为对这40周年最好的也是最有意义的纪念,就是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我国的经济和金融开放,所以,我今天主要想就不断提高我国的金融开放水平,构建更开放、更公平、更高效、更稳健的金融体系。我主要想强调四个方面: 一,强调中国在过去四十年当中所取得的巨大的经济成就。金融的改革开放是功不可没的。 二,强调在当前极其复杂和不确定的国际和国内经济环境下,我们更要坚定不移地、毫不动摇地来推进和扩大金融业的开放。 三,给大家交流和介绍我国金融业的开放既体现了它的渐进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它的突破性。 四,强调我国的金融业开放必须与完善金融监管同行、并重。 首先讲第一个方面的问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在过去四十年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经济进步的过程当中,我国的金融业、我国的金融改革开放,应该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说是功不可没。至少体现在8个方面: 1.金融改革开放打破了金融的垄断格局,形成了更具竞争和活力的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从而为我们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2.金融改革开放增加了金融的有效供给,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更好地满足了城乡居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3.金融改革开放促进了资金的积聚和流动,进而促进了人才和技术的聚积和流动,促进了生产和贸易的增长。 4.金融改革开放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促进了资源的市场配置,促进了资本的使用效率和经济效率的提高。 5.金融改革开放促进了金融的普惠和金融的创新,进而促进了就业、创业,促进了贫困人口的减少,也促进了科技创新和进步。 6.金融改革开放促进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和投资。过去几年我国的基础建设应该说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为未来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这些基础建设的融资和投资都离不开金融的大力的支持,也就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的基础支撑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7.金融改革开放使我国国有银行从进入破产的边缘走向更加稳健、更具竞争力的银行,也在国际市场上更具影响力,使我国的金融体系能够更好地抗击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8.金融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金融业的更加国际化、人民币的更加国际化、金融监管的更加国际化,以及资本和经济的全球化。 所以综合以上八个方面,我认为金融改革对于过去40年我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和未来的经济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在当前更加复杂、更具有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环境下面,我们更需要坚定和进一步地扩大金融开放。这可以从5个方面来论述和坚定我们这样的一种决心和信心。 首先,金融危机的根源并不是因为金融开放,而是经济金融的严重失衡和货币政策、金融监管的严重的滞后和失效。所以,扩大金融开放并不会必然地导致金融危机,换句话说金融危机的根源也并不是金融开放。所以,我们应该进一步坚定这样一种决心和信心。所以,走出金融危机和有效地治理金融危机,以及更加有效地防范未来的金融危机,不能靠金融的封闭、金融的保护,而是更需要开放与合作。这正是我们要从2008年金融危机应该认真总结和吸取的教训。 第二,只有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才能增强金融的竞争与活力,才能进一步增强资金的有效供给,增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更有利于稳投资、稳就业、稳信心。 第三,只有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才能提高资金的配置和使用效率,从国内外市场聚集更多的资本,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第四,只有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才能促进金融创新,促进金融科技的发展和运用,才能提高金融的效率性、可获得性。 当我们进入一个信息时代,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已经得到广泛运用的时候,金融业也应该拥抱这些新的科技的创新和发展,用这些新的金融科技来改进我们的金融供给,来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利、更加有效的金融服务,来满足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要求。 第五,只有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才能促进国际协调与合作,促进全球的金融治理,促进共同努力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 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方面,越是面对复杂的经济环境,越是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越是面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抬头,我们更要旗帜鲜明地、坚定不移地来推进金融的开放。 三,我国金融业的开放既体现了它的渐进性,同时也有它的突破性。它的渐进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九个方面。也就是说在过去的40年当中,我国的金融开放从来没有停止,从来没有间断,而是在不断地扩大和不断地深化。在坚持不断的探索实践来审慎地推进。 首先,体现在从特区到沿海,再到全国的开放进程。这是我们走过的一个开放的进程。首先从经济特区,然后到沿海开放城市,然后到全国。 第二,体现在从开放外资银行的外币业务,到开放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的开放进程。 第三,渐进性体现在从服务外资企业和外国居民,到服务中国本地的企业和中国本地的居民,是这样一个渐进的开放进程。 第四,体现在从开放批发业务到开放公众的零售业务的开放进程。 第五,体现在从开放传统的银行业务到开放金融市场业务和金融衍生业务的进程。 第六,体现在从开放金融业务到开放对中资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业务。这样一个渐进的进程。 第七,体现在开放代理境外投资,到代理境内在国际市场进行投资这样一个进程。 第八,从开放经常账户到不断地开放资本账户。 第九,体现在我们开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金融创新试验区,到将这些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区的经验加以复制、加以推广,在更广的领域进行开放和创新。 以上九个方面也体现了我们的金融开放是一个渐进的、审慎的进程,而从来没有停止,从来没有放慢,始终在不断地推进,不断地深化。 我们最新发布的新的金融开放的措施,也具有很多突破性,这种突破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取消了外资金融机构投资中资银行金融机构股权比例的特别限制,即取消了单家外资金融机构投资单家中资银行机构不超过20%的比例限制,和多家外资金融机构投资单家中资银行的股权合计不超过25%的比例限制。现在这个上限比例已经取消,和中国国内的投资者享有同样的“国民待遇”。 2.取消了外资银行开设分行或开设子行的等待时间。按照原来的条例、法规,外资银行要在中国设立分行和子行必须首先设立代表处,要设立两年代表处以后才能转为分行或者子行,现在两年的等待时间完全取消,可以直接申请。 3.取消了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的等待时间的限制,而不需要先开办外汇业务,再开办人民币业务。按照原来的“条例”和“规定”,外资银行首先要经营外币业务,在两年到三年并取得盈利的基础上才能申请开办人民币业务,现在取消了这样的等待时间,可以设立分行、设立子行,直接申请开办人民币业务。 4.取消了外资银行只能设立分行或只能设立子行的单一选择的限制。可以允许同时设立子行和总行直属分行,在中国同时分别开展业务。当然是实行不同的监管的规则。到目前为止外国银行在中国设立已经45家的法人独资银行,已经设了150家的外行银行的分行。 5.同时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入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理财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而且不设投资比例的限制。 6.允许外资投资者直接投资人身保险公司,其股权的比例可以提高到51%,三年后将取消这一上限,也体现了保险业对外开放的突破。同时允许外国投资者来化经营保险的代理业务和保险的公估业务。 这是我仅就银行业和保险业最新一轮的开放,在这6个方面的领域所采取的具有突破性开放的措施。比我们加入世贸组织我们承诺的开放,这种开放水平已经不能同日而语,而且已经大大超过了我们的承诺,完全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来提升的对外开放的水平。 这是我想跟大家交流的第三个方面,回顾一下我们开放的过程,同时跟大家报告一下新一轮金融开放的一些主要的措施和重点领域。 最后一个方面,想跟大家交流和强调的是,扩大金融业的开放一定要与完善金融监管同行并重。金融乃国家重器,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稳,经济稳、社会稳。在扩大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必须时刻注意维护金融的安全和稳定,必须不断地完善和加强我们监管的能力和提高我们监管的水平。重点是几个方面: 一是我们不应该忘记金融危机给经济造成的巨大的破坏,不能忘记金融危机对我们的经济所带来的巨大的冲击和损失,应该认真地吸取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金融监管不能缺席、不能失效,应该认真地执行金融危机后所制定的国际监管的标准和监管的规则。 二是扩大金融开放并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但监管的缺失和失效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我们要不断地扩大开放,同时也要防范可能发生的系统风险——金融危机,就必须要不断地提升我们的监管能力,来实施更有效的监管。 三是扩大金融开放绝不是简单地放松监管,绝不是简单地金融的自由化,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与扩大金融开放并不矛盾和对立,而是完全可以使相互促进,透明、公平有效的监管可以更好地促进金融开放,金融开放也可以促进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好的监管可以为金融开放保驾护航。中国有句话叫“行稳致远”。 四是金融扩大开放是对金融监管能力的检验,是对监管提出更高的要求。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外溢性,特别是在一个开放、多元、交叉的金融体系之下,金融风险的跨境、跨业、跨市场传递就更加突出,就更易于形成系统性乃至全球性的金融风险。因此,更需要我们同时加强宏观与微观审慎的监管;同时加强系统重要性和非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同时加强单个行业、单个市场的监管和跨行业、跨市场的综合监管。同时也需要加强境内业务和跨境业务的监管;同时加强正规银行业务和影子银行的监管;同时也应该加强对银行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要加强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要加强母国监管当局和东道国监管当局之间的协调。要加强金融法规建设,要加强金融法制建设。要更好地实施依法监管、依法惩戒,形成良好的开放法治环境。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一个重要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我国的金融业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能会越开越大,金融开放的步伐不会停止和放慢,只能会越走越快。中国的金融开放不仅会对中国的经济未来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同时也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金融开放之树一定会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所以,我还是用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来结束我的发言,那就是“金融改革、金融开放可能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相信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谢谢大家![详情]

王兆星:扩大金融开放要与完善金融监管同行并重
王兆星:扩大金融开放要与完善金融监管同行并重

  新浪财经讯 由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王兆星出席并演讲。 王兆星表示,扩大金融业的开放一定要与完善金融监管同行并重。他强调,“在扩大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必须时刻注意维护金融的安全和稳定,必须不断地完善和加强我们监管的能力和提高我们监管的水平。” 王兆星就不断提高我国的金融开放水平,构建更开放、更公平、更高效、更稳健的金融体系,强调了四个方面: 一,强调中国在过去四十年当中所取得的巨大的经济成就,金融的改革开放是功不可没的。 “在过去四十年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经济进步的过程当中,我国的金融业、我国的金融改革开放,应该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王兆星指出,至少体现在8个方面: 1.金融改革开放打破了金融的垄断格局,形成了更具竞争和活力的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从而为我们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2.金融改革开放增加了金融的有效供给,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更好地满足了城乡居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3.金融改革开放促进了资金的积聚和流动,进而促进了人才和技术的聚积和流动,促进了生产和贸易的增长。 4.金融改革开放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促进了资源的市场配置,促进了资本的使用效率和经济效率的提高。 5.金融改革开放促进了金融的普惠和金融的创新,进而促进了就业、创业,促进了贫困人口的减少,也促进了科技创新和进步。 6.金融改革开放促进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和投资。过去几年我国的基础建设应该说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为未来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这些基础建设的融资和投资都离不开金融的大力的支持,也就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的基础支撑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7.金融改革开放使我国国有银行从进入破产的边缘走向更加稳健、更具竞争力的银行,也在国际市场上更具影响力,使我国的金融体系能够更好地抗击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8.金融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金融业的更加国际化、人民币的更加国际化、金融监管的更加国际化,以及资本和经济的全球化。 二,强调在当前极其复杂和不确定的国际和国内经济环境下,我们更要坚定不移地、毫不动摇地来推进和扩大金融业的开放。 他从5个方面来论述和坚定这样一种决心: 首先,金融危机的根源并不是因为金融开放,而是经济金融的严重失衡和货币政策、金融监管的严重的滞后和失效。所以,扩大金融开放并不会必然地导致金融危机,换句话说金融危机的根源也并不是金融开放。所以,我们应该进一步坚定这样一种决心和信心。所以,走出金融危机和有效地治理金融危机,以及更加有效地防范未来的金融危机,不能靠金融的封闭、金融的保护,而是更需要开放与合作。 第二,只有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才能增强金融的竞争与活力,才能进一步增强资金的有效供给,增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更有利于稳投资、稳就业、稳信心。 第三,只有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才能提高资金的配置和使用效率,从国内外市场聚集更多的资本,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第四,只有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才能促进金融创新,促进金融科技的发展和运用,才能提高金融的效率性、可获得性。 第五,只有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才能促进国际协调与合作,促进全球的金融治理,促进共同努力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 三,我国金融业的开放既体现了它的渐进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它的突破性。 “也就是说在过去的40年当中,我国的金融开放从来没有停止,从来没有间断,而是在不断地扩大和不断地深化,在坚持不断的探索实践来审慎地推进。”王兆星指出,渐进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九个方面: 第一,体现在从特区到沿海,再到全国的开放进程。 第二,体现在从开放外资银行的外币业务,到开放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的开放进程。 第三,渐进性体现在从服务外资企业和外国居民,到服务中国本地的企业和中国本地的居民,是这样一个渐进的开放进程。 第四,体现在从开放批发业务到开放公众的零售业务的开放进程。 第五,体现在从开放传统的银行业务到开放金融市场业务和金融衍生业务的进程。 第六,体现在从开放金融业务到开放对中资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业务。这样一个渐进的进程。 第七,体现在开放代理境外投资,到代理境内在国际市场进行投资这样一个进程。 第八,从开放经常账户到不断地开放资本账户。 第九,体现在开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金融创新试验区,到将这些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区的经验加以复制、加以推广,在更广的领域进行开放和创新。 四,强调我国的金融业开放必须与完善金融监管同行、并重。 王兆星指出,我们最新发布的新的金融开放的措施,也具有很多突破性,这种突破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取消了外资金融机构投资中资银行金融机构股权比例的特别限制。 2.取消了外资银行开设分行或开设子行的等待时间。 3.取消了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的等待时间的限制,而不需要先开办外汇业务,再开办人民币业务。 4.取消了外资银行只能设立分行或只能设立子行的单一选择的限制。可以允许同时设立子行和总行直属分行,在中国同时分别开展业务。 5.同时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入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理财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而且不设投资比例的限制。 6.允许外资投资者直接投资人身保险公司,其股权的比例可以提高到51%,三年后将取消这一上限,也体现了保险业对外开放的突破。同时允许外国投资者来化经营保险的代理业务和保险的公估业务。 最后,王兆星表示,扩大金融业的开放一定要与完善金融监管同行并重。 在扩大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必须时刻注意维护金融的安全和稳定,必须不断地完善和加强我们监管的能力和提高我们监管的水平。 重点是几个方面: 一是我们不应该忘记金融危机给经济造成的巨大的破坏,不能忘记金融危机对我们的经济所带来的巨大的冲击和损失,应该认真地吸取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金融监管不能缺席、不能失效,应该认真地执行金融危机后所制定的国际监管的标准和监管的规则。 二是扩大金融开放并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但监管的缺失和失效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我们要不断地扩大开放,同时也要防范可能发生的系统风险——金融危机,就必须要不断地提升我们的监管能力,来实施更有效的监管。 三是扩大金融开放绝不是简单地放松监管,绝不是简单地金融的自由化,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与扩大金融开放并不矛盾和对立,而是完全可以使相互促进,透明、公平有效的监管可以更好地促进金融开放,金融开放也可以促进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好的监管可以为金融开放保驾护航。中国有句话叫“行稳致远”。 四是金融扩大开放是对金融监管能力的检验,是对监管提出更高的要求。更需要我们同时加强宏观与微观审慎的监管;同时加强系统重要性和非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同时加强单个行业、单个市场的监管和跨行业、跨市场的综合监管。同时也需要加强境内业务和跨境业务的监管;同时加强正规银行业务和影子银行的监管;同时也应该加强对银行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要加强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要加强母国监管当局和东道国监管当局之间的协调。要加强金融法规建设,要加强金融法制建设。要更好地实施依法监管、依法惩戒,形成良好的开放法治环境。[详情]

王兆星:越是复杂不确定性的环境 越要坚定金融开放
王兆星:越是复杂不确定性的环境 越要坚定金融开放

   新浪财经讯 由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出席并演讲,他认为在在当前更加复杂、更具有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环境下面,我们更需要坚定和进一步地扩大金融开放,可以从5个方面来论述和坚定我们这样的一种决心和信心。 首先,金融危机的根源并不是因为金融开放,而是经济金融的严重失衡和货币政策、金融监管的严重的滞后和失效。所以,扩大金融开放并不会必然地导致金融危机,换句话说金融危机的根源也并不是金融开放。所以,我们应该进一步坚定这样一种决心和信心。所以,走出金融危机和有效地治理金融危机,以及更加有效地防范未来的金融危机,不能靠金融的封闭、金融的保护,而是更需要开放与合作。这正是我们要从2008年金融危机应该认真总结和吸取的教训。 第二,只有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才能增强金融的竞争与活力,才能进一步增强资金的有效供给,增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更有利于稳投资、稳就业、稳信心。 第三,只有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才能提高资金的配置和使用效率,从国内外市场聚集更多的资本,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第四,只有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才能促进金融创新,促进金融科技的发展和运用,才能提高金融的效率性、可获得性。当我们进入一个信息时代,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已经得到广泛运用的时候,金融业也应该拥抱这些新的科技的创新和发展,用这些新的金融科技来改进我们的金融供给,来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利、更加有效的金融服务,来满足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要求。 第五,只有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才能促进国际协调与合作,促进全球的金融治理,促进共同努力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 王兆星表示,越是面对复杂的经济环境,越是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越是面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抬头,我们更要旗帜鲜明地、坚定不移地来推进金融的开放。 以下是王兆星发言实录: 张燕冬: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媒体同仁们、各位领导: 大家上午好! 《财经》年会在经历了昨天一天的热烈讨论之后,通过对全球经济、中美贸易变局、改革开放四十年、财政货币政策、民营经济、产业趋势、传统金融转型、公共财政与税收等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的探讨,尤其可贵的是我们昨天即使在探讨全球经济变局,我们大家谈论的还是需要关注于国内的改革和开放。今天我们继续进入新的议程,首先我们非常高兴地、荣幸地请到了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王兆星先生,今天他给我们进行主旨演讲。他的题目是“金融开放新格局”。王主席实际上是金融学博士,这也是咱们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少有的科班出身,他长期任职于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的发展以及金融监管有着深入的思考、研究和探索。下面我们有请王主席。 王兆星:谢谢主持人,谢谢主办单位。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上午好!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够应邀参加今天的《财经》年会。但是也要说一声抱歉,因为接到通知比较晚,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推敲,所以在这里只能来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大家知道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我认为对这40周年最好的也是最有意义的纪念,就是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我国的经济和金融开放,所以,我今天主要想就不断提高我国的金融开放水平,构建更开放、更公平、更高效、更稳健的金融体系。我主要想强调四个方面: 一,强调中国在过去四十年当中所取得的巨大的经济成就。金融的改革开放是功不可没的。 二,强调在当前极其复杂和不确定的国际和国内经济环境下,我们更要坚定不移地、毫不动摇地来推进和扩大金融业的开放。 三,给大家交流和介绍我国金融业的开放既体现了它的渐进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它的突破性。 四,强调我国的金融业开放必须与完善金融监管同行、并重。 首先讲第一个方面的问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在过去四十年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经济进步的过程当中,我国的金融业、我国的金融改革开放,应该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说是功不可没。至少体现在8个方面: 1.金融改革开放打破了金融的垄断格局,形成了更具竞争和活力的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从而为我们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2.金融改革开放增加了金融的有效供给,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更好地满足了城乡居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3.金融改革开放促进了资金的积聚和流动,进而促进了人才和技术的聚积和流动,促进了生产和贸易的增长。 4.金融改革开放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促进了资源的市场配置,促进了资本的使用效率和经济效率的提高。 5.金融改革开放促进了金融的普惠和金融的创新,进而促进了就业、创业,促进了贫困人口的减少,也促进了科技创新和进步。 6.金融改革开放促进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和投资。过去几年我国的基础建设应该说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为未来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这些基础建设的融资和投资都离不开金融的大力的支持,也就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的基础支撑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7.金融改革开放使我国国有银行从进入破产的边缘走向更加稳健、更具竞争力的银行,也在国际市场上更具影响力,使我国的金融体系能够更好地抗击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8.金融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金融业的更加国际化、人民币的更加国际化、金融监管的更加国际化,以及资本和经济的全球化。 所以综合以上八个方面,我认为金融改革对于过去40年我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和未来的经济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在当前更加复杂、更具有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环境下面,我们更需要坚定和进一步地扩大金融开放。这可以从5个方面来论述和坚定我们这样的一种决心和信心。 首先,金融危机的根源并不是因为金融开放,而是经济金融的严重失衡和货币政策、金融监管的严重的滞后和失效。所以,扩大金融开放并不会必然地导致金融危机,换句话说金融危机的根源也并不是金融开放。所以,我们应该进一步坚定这样一种决心和信心。所以,走出金融危机和有效地治理金融危机,以及更加有效地防范未来的金融危机,不能靠金融的封闭、金融的保护,而是更需要开放与合作。这正是我们要从2008年金融危机应该认真总结和吸取的教训。 第二,只有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才能增强金融的竞争与活力,才能进一步增强资金的有效供给,增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更有利于稳投资、稳就业、稳信心。 第三,只有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才能提高资金的配置和使用效率,从国内外市场聚集更多的资本,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第四,只有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才能促进金融创新,促进金融科技的发展和运用,才能提高金融的效率性、可获得性。 当我们进入一个信息时代,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已经得到广泛运用的时候,金融业也应该拥抱这些新的科技的创新和发展,用这些新的金融科技来改进我们的金融供给,来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利、更加有效的金融服务,来满足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要求。 第五,只有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才能促进国际协调与合作,促进全球的金融治理,促进共同努力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 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方面,越是面对复杂的经济环境,越是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越是面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抬头,我们更要旗帜鲜明地、坚定不移地来推进金融的开放。 三,我国金融业的开放既体现了它的渐进性,同时也有它的突破性。它的渐进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九个方面。也就是说在过去的40年当中,我国的金融开放从来没有停止,从来没有间断,而是在不断地扩大和不断地深化。在坚持不断的探索实践来审慎地推进。 首先,体现在从特区到沿海,再到全国的开放进程。这是我们走过的一个开放的进程。首先从经济特区,然后到沿海开放城市,然后到全国。 第二,体现在从开放外资银行的外币业务,到开放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的开放进程。 第三,渐进性体现在从服务外资企业和外国居民,到服务中国本地的企业和中国本地的居民,是这样一个渐进的开放进程。 第四,体现在从开放批发业务到开放公众的零售业务的开放进程。 第五,体现在从开放传统的银行业务到开放金融市场业务和金融衍生业务的进程。 第六,体现在从开放金融业务到开放对中资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业务。这样一个渐进的进程。 第七,体现在开放代理境外投资,到代理境内在国际市场进行投资这样一个进程。 第八,从开放经常账户到不断地开放资本账户。 第九,体现在我们开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金融创新试验区,到将这些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区的经验加以复制、加以推广,在更广的领域进行开放和创新。 以上九个方面也体现了我们的金融开放是一个渐进的、审慎的进程,而从来没有停止,从来没有放慢,始终在不断地推进,不断地深化。 我们最新发布的新的金融开放的措施,也具有很多突破性,这种突破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取消了外资金融机构投资中资银行金融机构股权比例的特别限制,即取消了单家外资金融机构投资单家中资银行机构不超过20%的比例限制,和多家外资金融机构投资单家中资银行的股权合计不超过25%的比例限制。现在这个上限比例已经取消,和中国国内的投资者享有同样的“国民待遇”。 2.取消了外资银行开设分行或开设子行的等待时间。按照原来的条例、法规,外资银行要在中国设立分行和子行必须首先设立代表处,要设立两年代表处以后才能转为分行或者子行,现在两年的等待时间完全取消,可以直接申请。 3.取消了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的等待时间的限制,而不需要先开办外汇业务,再开办人民币业务。按照原来的“条例”和“规定”,外资银行首先要经营外币业务,在两年到三年并取得盈利的基础上才能申请开办人民币业务,现在取消了这样的等待时间,可以设立分行、设立子行,直接申请开办人民币业务。 4.取消了外资银行只能设立分行或只能设立子行的单一选择的限制。可以允许同时设立子行和总行直属分行,在中国同时分别开展业务。当然是实行不同的监管的规则。到目前为止外国银行在中国设立已经45家的法人独资银行,已经设了150家的外行银行的分行。 5.同时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入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理财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而且不设投资比例的限制。 6.允许外资投资者直接投资人身保险公司,其股权的比例可以提高到51%,三年后将取消这一上限,也体现了保险业对外开放的突破。同时允许外国投资者来化经营保险的代理业务和保险的公估业务。 这是我仅就银行业和保险业最新一轮的开放,在这6个方面的领域所采取的具有突破性开放的措施。比我们加入世贸组织我们承诺的开放,这种开放水平已经不能同日而语,而且已经大大超过了我们的承诺,完全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来提升的对外开放的水平。 这是我想跟大家交流的第三个方面,回顾一下我们开放的过程,同时跟大家报告一下新一轮金融开放的一些主要的措施和重点领域。 最后一个方面,想跟大家交流和强调的是,扩大金融业的开放一定要与完善金融监管同行并重。金融乃国家重器,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稳,经济稳、社会稳。在扩大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必须时刻注意维护金融的安全和稳定,必须不断地完善和加强我们监管的能力和提高我们监管的水平。重点是几个方面: 一是我们不应该忘记金融危机给经济造成的巨大的破坏,不能忘记金融危机对我们的经济所带来的巨大的冲击和损失,应该认真地吸取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金融监管不能缺席、不能失效,应该认真地执行金融危机后所制定的国际监管的标准和监管的规则。 二是扩大金融开放并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但监管的缺失和失效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我们要不断地扩大开放,同时也要防范可能发生的系统风险——金融危机,就必须要不断地提升我们的监管能力,来实施更有效的监管。 三是扩大金融开放绝不是简单地放松监管,绝不是简单地金融的自由化,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与扩大金融开放并不矛盾和对立,而是完全可以使相互促进,透明、公平有效的监管可以更好地促进金融开放,金融开放也可以促进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好的监管可以为金融开放保驾护航。中国有句话叫“行稳致远”。 四是金融扩大开放是对金融监管能力的检验,是对监管提出更高的要求。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外溢性,特别是在一个开放、多元、交叉的金融体系之下,金融风险的跨境、跨业、跨市场传递就更加突出,就更易于形成系统性乃至全球性的金融风险。因此,更需要我们同时加强宏观与微观审慎的监管;同时加强系统重要性和非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同时加强单个行业、单个市场的监管和跨行业、跨市场的综合监管。同时也需要加强境内业务和跨境业务的监管;同时加强正规银行业务和影子银行的监管;同时也应该加强对银行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要加强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要加强母国监管当局和东道国监管当局之间的协调。要加强金融法规建设,要加强金融法制建设。要更好地实施依法监管、依法惩戒,形成良好的开放法治环境。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一个重要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我国的金融业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能会越开越大,金融开放的步伐不会停止和放慢,只能会越走越快。中国的金融开放不仅会对中国的经济未来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同时也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金融开放之树一定会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所以,我还是用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来结束我的发言,那就是“金融改革、金融开放可能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相信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谢谢大家![详情]

蔡昉:当前出台政策刺激投资合情合理 是必要的
蔡昉:当前出台政策刺激投资合情合理 是必要的

  新浪财经讯 由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出席并演讲。 当前国际形势影响了中国外部需求,而内部需求消费要大幅度提高还要假以时日。 蔡昉说,“接下来,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在投资需求上多少会有一些刺激的政策,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回归到10%,也不要说8%,而是和今天的潜在增长能力相适应,“否则的话我们十年的教训就白费了”。 他还谈到,为了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采取的是量化宽松的政策,可以说持续至今,各国都试图回归到潜在增长率上。 中国当时虽然没有金融危机,但是实体经济遭遇了挫折,我们希望回归到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上,那个时候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大概就是10%。遭遇金融危机必然就达不到,因此我们就采取了宏观经济的手段,要刺激它回归,尽可能靠近原来10%的目标。当时我们当然没有达到10%,我们说“保8%”。 外需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消费需求也很难在一年中迅速地恢复,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知识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今天俗称的“四万亿”。 “我们的政策也是对的,但是这个政策对是有代价的。”蔡昉认为,实施了四万亿以后,我们解决了当时回归潜在增长率的问题,但是接下来我们这个政策有一个惯性。“它很自然地就延续了下来,保持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持续多年。” 转折点来自于什么时候? 中国的人口结构导致高速经济增长,这个转折点的到来就意味着人口红利在消失,人口红利的消失就是你的储蓄水平、投资回报率、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的改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都会弱化,都是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降。 “潜在增长率就是你的实际能力,”蔡昉表示,如果你把你自己的实际能力用足了的话,就意味着任何一种生产要素都不会利用不足。他认为,我们今天应该有一个信心,只要我们的实际增长速度没有低于我们的潜在增长能力,我们就是充分就业的增长,就算在十三五末期降到了6%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上一次我们的刺激政策导致了一定的后遗症,要花很长时间来消化它。”蔡昉分析称,出发点是没有错的,但惯性持续是不对的,我们用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来补充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作用也是不对的。 他认为,我们以后应该防止多重政策的共振现象,也就是说你采取什么政策的时候,你都要把每一种政策效应去进行衡量、进行对冲,而不是让它产生共振,出手要狠、动作要快。[详情]

王兆星: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成就金融改革功不可没
王兆星: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成就金融改革功不可没

   新浪财经讯 由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出席并演讲,他从四个方面谈到金融开放新格局,通过不断提高我国金融开放水平,构建更开放、更公平、更高效、更稳健的金融体系。 王兆星强调,中国在过去四十年当中所取得的巨大的经济成就,金融的改革开放是功不可没,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金融业和金融改革开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至少体现以下8个方面: 1、金融改革开放打破了金融的垄断格局,形成了更具竞争和活力的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从而为我们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2、金融改革开放增加了金融的有效供给,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更好地满足了城乡居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3、金融改革开放促进了资金的积聚和流动,进而促进了人才和技术的聚积和流动,促进了生产和贸易的增长。 4、金融改革开放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促进了资源的市场配置,促进了资本的使用效率和经济效率的提高。 5、金融改革开放促进了金融的普惠和金融的创新,进而促进了就业、创业,促进了贫困人口的减少,也促进了科技创新和进步。 6、金融改革开放促进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和投资。过去几年我国的基础建设应该说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为未来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这些基础建设的融资和投资都离不开金融的大力的支持,也就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的基础支撑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7、金融改革开放使我国国有银行从进入破产的边缘走向更加稳健、更具竞争力的银行,也在国际市场上更具影响力,使我国的金融体系能够更好地抗击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8、金融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金融业的更加国际化、人民币的更加国际化、金融监管的更加国际化,以及资本和经济的全球化。 综合以上八个方面,王兆星认为金融改革对于过去40年我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和未来的经济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以下是王兆星发言实录: 张燕冬: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媒体同仁们、各位领导: 大家上午好! 《财经》年会在经历了昨天一天的热烈讨论之后,通过对全球经济、中美贸易变局、改革开放四十年、财政货币政策、民营经济、产业趋势、传统金融转型、公共财政与税收等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的探讨,尤其可贵的是我们昨天即使在探讨全球经济变局,我们大家谈论的还是需要关注于国内的改革和开放。今天我们继续进入新的议程,首先我们非常高兴地、荣幸地请到了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王兆星先生,今天他给我们进行主旨演讲。他的题目是“金融开放新格局”。王主席实际上是金融学博士,这也是咱们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少有的科班出身,他长期任职于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的发展以及金融监管有着深入的思考、研究和探索。下面我们有请王主席。 王兆星:谢谢主持人,谢谢主办单位。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上午好!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够应邀参加今天的《财经》年会。但是也要说一声抱歉,因为接到通知比较晚,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推敲,所以在这里只能来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大家知道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我认为对这40周年最好的也是最有意义的纪念,就是要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我国的经济和金融开放,所以,我今天主要想就不断提高我国的金融开放水平,构建更开放、更公平、更高效、更稳健的金融体系。我主要想强调四个方面: 一,强调中国在过去四十年当中所取得的巨大的经济成就。金融的改革开放是功不可没的。 二,强调在当前极其复杂和不确定的国际和国内经济环境下,我们更要坚定不移地、毫不动摇地来推进和扩大金融业的开放。 三,给大家交流和介绍我国金融业的开放既体现了它的渐进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它的突破性。 四,强调我国的金融业开放必须与完善金融监管同行、并重。 首先讲第一个方面的问题。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在过去四十年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经济进步的过程当中,我国的金融业、我国的金融改革开放,应该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说是功不可没。至少体现在8个方面: 1.金融改革开放打破了金融的垄断格局,形成了更具竞争和活力的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从而为我们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2.金融改革开放增加了金融的有效供给,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更好地满足了城乡居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3.金融改革开放促进了资金的积聚和流动,进而促进了人才和技术的聚积和流动,促进了生产和贸易的增长。 4.金融改革开放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促进了资源的市场配置,促进了资本的使用效率和经济效率的提高。 5.金融改革开放促进了金融的普惠和金融的创新,进而促进了就业、创业,促进了贫困人口的减少,也促进了科技创新和进步。 6.金融改革开放促进了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和投资。过去几年我国的基础建设应该说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为未来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这些基础建设的融资和投资都离不开金融的大力的支持,也就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的基础支撑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7.金融改革开放使我国国有银行从进入破产的边缘走向更加稳健、更具竞争力的银行,也在国际市场上更具影响力,使我国的金融体系能够更好地抗击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8.金融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金融业的更加国际化、人民币的更加国际化、金融监管的更加国际化,以及资本和经济的全球化。 所以综合以上八个方面,我认为金融改革对于过去40年我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和未来的经济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在当前更加复杂、更具有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环境下面,我们更需要坚定和进一步地扩大金融开放。这可以从5个方面来论述和坚定我们这样的一种决心和信心。 首先,金融危机的根源并不是因为金融开放,而是经济金融的严重失衡和货币政策、金融监管的严重的滞后和失效。所以,扩大金融开放并不会必然地导致金融危机,换句话说金融危机的根源也并不是金融开放。所以,我们应该进一步坚定这样一种决心和信心。所以,走出金融危机和有效地治理金融危机,以及更加有效地防范未来的金融危机,不能靠金融的封闭、金融的保护,而是更需要开放与合作。这正是我们要从2008年金融危机应该认真总结和吸取的教训。 第二,只有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才能增强金融的竞争与活力,才能进一步增强资金的有效供给,增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更有利于稳投资、稳就业、稳信心。 第三,只有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才能提高资金的配置和使用效率,从国内外市场聚集更多的资本,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第四,只有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才能促进金融创新,促进金融科技的发展和运用,才能提高金融的效率性、可获得性。 当我们进入一个信息时代,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已经得到广泛运用的时候,金融业也应该拥抱这些新的科技的创新和发展,用这些新的金融科技来改进我们的金融供给,来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利、更加有效的金融服务,来满足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要求。 第五,只有进一步扩大金融开放才能促进国际协调与合作,促进全球的金融治理,促进共同努力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 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方面,越是面对复杂的经济环境,越是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越是面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抬头,我们更要旗帜鲜明地、坚定不移地来推进金融的开放。 三,我国金融业的开放既体现了它的渐进性,同时也有它的突破性。它的渐进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九个方面。也就是说在过去的40年当中,我国的金融开放从来没有停止,从来没有间断,而是在不断地扩大和不断地深化。在坚持不断的探索实践来审慎地推进。 首先,体现在从特区到沿海,再到全国的开放进程。这是我们走过的一个开放的进程。首先从经济特区,然后到沿海开放城市,然后到全国。 第二,体现在从开放外资银行的外币业务,到开放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的开放进程。 第三,渐进性体现在从服务外资企业和外国居民,到服务中国本地的企业和中国本地的居民,是这样一个渐进的开放进程。 第四,体现在从开放批发业务到开放公众的零售业务的开放进程。 第五,体现在从开放传统的银行业务到开放金融市场业务和金融衍生业务的进程。 第六,体现在从开放金融业务到开放对中资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业务。这样一个渐进的进程。 第七,体现在开放代理境外投资,到代理境内在国际市场进行投资这样一个进程。 第八,从开放经常账户到不断地开放资本账户。 第九,体现在我们开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金融创新试验区,到将这些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区的经验加以复制、加以推广,在更广的领域进行开放和创新。 以上九个方面也体现了我们的金融开放是一个渐进的、审慎的进程,而从来没有停止,从来没有放慢,始终在不断地推进,不断地深化。 我们最新发布的新的金融开放的措施,也具有很多突破性,这种突破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取消了外资金融机构投资中资银行金融机构股权比例的特别限制,即取消了单家外资金融机构投资单家中资银行机构不超过20%的比例限制,和多家外资金融机构投资单家中资银行的股权合计不超过25%的比例限制。现在这个上限比例已经取消,和中国国内的投资者享有同样的“国民待遇”。 2.取消了外资银行开设分行或开设子行的等待时间。按照原来的条例、法规,外资银行要在中国设立分行和子行必须首先设立代表处,要设立两年代表处以后才能转为分行或者子行,现在两年的等待时间完全取消,可以直接申请。 3.取消了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的等待时间的限制,而不需要先开办外汇业务,再开办人民币业务。按照原来的“条例”和“规定”,外资银行首先要经营外币业务,在两年到三年并取得盈利的基础上才能申请开办人民币业务,现在取消了这样的等待时间,可以设立分行、设立子行,直接申请开办人民币业务。 4.取消了外资银行只能设立分行或只能设立子行的单一选择的限制。可以允许同时设立子行和总行直属分行,在中国同时分别开展业务。当然是实行不同的监管的规则。到目前为止外国银行在中国设立已经45家的法人独资银行,已经设了150家的外行银行的分行。 5.同时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入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理财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而且不设投资比例的限制。 6.允许外资投资者直接投资人身保险公司,其股权的比例可以提高到51%,三年后将取消这一上限,也体现了保险业对外开放的突破。同时允许外国投资者来化经营保险的代理业务和保险的公估业务。 这是我仅就银行业和保险业最新一轮的开放,在这6个方面的领域所采取的具有突破性开放的措施。比我们加入世贸组织我们承诺的开放,这种开放水平已经不能同日而语,而且已经大大超过了我们的承诺,完全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来提升的对外开放的水平。 这是我想跟大家交流的第三个方面,回顾一下我们开放的过程,同时跟大家报告一下新一轮金融开放的一些主要的措施和重点领域。 最后一个方面,想跟大家交流和强调的是,扩大金融业的开放一定要与完善金融监管同行并重。金融乃国家重器,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稳,经济稳、社会稳。在扩大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必须时刻注意维护金融的安全和稳定,必须不断地完善和加强我们监管的能力和提高我们监管的水平。重点是几个方面: 一是我们不应该忘记金融危机给经济造成的巨大的破坏,不能忘记金融危机对我们的经济所带来的巨大的冲击和损失,应该认真地吸取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金融监管不能缺席、不能失效,应该认真地执行金融危机后所制定的国际监管的标准和监管的规则。 二是扩大金融开放并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但监管的缺失和失效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我们要不断地扩大开放,同时也要防范可能发生的系统风险——金融危机,就必须要不断地提升我们的监管能力,来实施更有效的监管。 三是扩大金融开放绝不是简单地放松监管,绝不是简单地金融的自由化,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与扩大金融开放并不矛盾和对立,而是完全可以使相互促进,透明、公平有效的监管可以更好地促进金融开放,金融开放也可以促进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好的监管可以为金融开放保驾护航。中国有句话叫“行稳致远”。 四是金融扩大开放是对金融监管能力的检验,是对监管提出更高的要求。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外溢性,特别是在一个开放、多元、交叉的金融体系之下,金融风险的跨境、跨业、跨市场传递就更加突出,就更易于形成系统性乃至全球性的金融风险。因此,更需要我们同时加强宏观与微观审慎的监管;同时加强系统重要性和非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同时加强单个行业、单个市场的监管和跨行业、跨市场的综合监管。同时也需要加强境内业务和跨境业务的监管;同时加强正规银行业务和影子银行的监管;同时也应该加强对银行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要加强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要加强母国监管当局和东道国监管当局之间的协调。要加强金融法规建设,要加强金融法制建设。要更好地实施依法监管、依法惩戒,形成良好的开放法治环境。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一个重要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我国的金融业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能会越开越大,金融开放的步伐不会停止和放慢,只能会越走越快。中国的金融开放不仅会对中国的经济未来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同时也将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金融开放之树一定会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所以,我还是用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来结束我的发言,那就是“金融改革、金融开放可能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相信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谢谢大家![详情]

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金融危机根源不是金融开放
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金融危机根源不是金融开放

  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金融危机根源不是金融开放 每经记者 胡杨    实习编辑 卢九安     11月14日,在“《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上,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表示,扩大金融开放并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但监管的缺失和失效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扩大金融业的开放一定要与完善金融监管并重。 王兆星强调,扩大金融开放绝不是简单地放松监管和金融自由化。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与扩大金融开放并不矛盾和对立,而是可以相互促进,透明、公平有效的监管可以更好地促进金融开放,金融开放也可以促进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好的监管可以为金融开放保驾护航。 今年以来,我国发布一系列新的金融开放措施。包括:取消了外资金融机构投资中资金融机构股权比例的特别限制;取消外资银行只能设立分行或只能设立子行的单一选择限制;同时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入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理财公司、汽车金融公司等非银金融机构,而且不设投资比例的限制;允许外资投资者直接投资人身保险公司,其股权的比例可以提高到51%,并将于3年后取消这一上限;允许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等。 在王兆星看来,上述金融开放新措施具有很强的突破性。此外,金融业开放还具有渐进性,具体体现为从开放外资银行的外币业务,到开放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从服务外资企业和外国居民,到服务中国本地企业和本地居民;从开放批发业务到开放公众的零售业务;从开放传统的银行业务到开放金融市场业务和金融衍生业务;从开放金融业务到开放对中资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业务;从开放经常账户到不断开放资本账户等多组开放进程。 王兆星指出,正是金融业的改革开放,使得国有银行走向了更加稳健、更具竞争力的方向,也在国际市场上更具影响力,也使我国金融体系更好地抗击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作为监管高层,王兆星认为,金融扩大开放是对金融监管能力的检验,对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他提示:“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外溢性,特别是在一个开放、多元、交叉的金融体系之下,金融风险的跨境、跨业、跨市场传递就更加突出,就更易于形成系统性乃至全球性的金融风险。” 基于这种特征,王兆星指出,更应同时加强宏观与微观审慎监管;同时加强系统重要性和非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同时加强单个行业、单个市场的监管和跨行业、跨市场的综合监管;同时加强境内业务和跨境业务的监管;同时加强正规银行业务和影子银行的监管;同时加强对银行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同时加强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等。[详情]

银保监会王兆星:金融危机的根源不是金融开放
银保监会王兆星:金融危机的根源不是金融开放

  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金融危机的根源不是金融开放 应同时完善金融监管 每经记者 胡杨    实习编辑 卢九安     11月14日,在“《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上,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表示,扩大金融开放并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但监管的缺失和失效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扩大金融业的开放一定要与完善金融监管同行并重。 王兆星强调,扩大金融开放绝不是简单地放松监管和金融自由化。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与扩大金融开放并不矛盾和对立,而是可以相互促进,透明、公平有效的监管可以更好地促进金融开放,金融开放也可以促进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好的监管可以为金融开放保驾护航。 今年以来,我国发布一系列新的金融开放措施。包括:取消了外资金融机构投资中资金融机构股权比例的特别限制;取消外资银行开设分行或子行的等待时间;取消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的等待时间的限制;取消外资银行只能设立分行或只能设立子行的单一选择限制;同时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入股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金融理财公司、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等非银金融机构,而且不设投资比例的限制;允许外资投资者直接投资人身保险公司,其股权的比例可以提高到51%,并将于三年后取消这一上限;允许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等。 在王兆星看来,上述金融开放新措施具有很强的突破性。除此之外,中国的金融业开放还拥有其渐进性,具体体现为从开放外资银行的外币业务,到开放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从服务外资企业和外国居民,到服务中国本地企业和中国本地居民;从开放批发业务到开放公众的零售业务;从开放传统的银行业务到开放金融市场业务和金融衍生业务;从开放金融业务到开放对中资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业务;从开放经常账户到不断开放资本账户等多组开放进程。 王兆星指出,正是金融业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国有银行从技术破产的边缘走向更加稳健、更具竞争力,也在国际市场上更具影响力,也使我国的金融体系能够更好地抗击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作为监管高层,王兆星认为,金融扩大开放是对金融监管能力的检验,对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他提示:“金融风险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外溢性,特别是在一个开放、多元、交叉的金融体系之下,金融风险的跨境、跨业、跨市场传递就更加突出,就更易于形成系统性乃至全球性的金融风险。” 基于这种特征,王兆星指出,更应同时加强宏观与微观审慎监管;同时加强系统重要性和非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同时加强单个行业、单个市场的监管和跨行业、跨市场的综合监管;同时加强境内业务和跨境业务的监管;同时加强正规银行业务和影子银行的监管;同时加强对银行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同时加强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等。  [详情]

王忠明:共享单车是40年来中华民族第一次领跑性试错
王忠明:共享单车是40年来中华民族第一次领跑性试错

  新浪财经讯 “《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王忠明出席并演讲。 王忠明认为,由于后发优势的原因,我国企业在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如今优势已经不明显,甚至不再有的时候,民营企业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他以共享单车为例称,这是中华民族40年来第一次领跑性试错,以后其他国家再搞共享单车的时候,可以进行很好的借鉴。“我们以前没有这样的资本,没有这样的资格来试错,我们没有这样的可能性。今天我们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有了这样的实力基础之后,我们的民营企业可以去试错了,我们试一试这样的共享单车,我们的共享经济怎么发展才能健康”。 王忠明认为,面对试错,全社会和监管部门要有更多的包容性,而民营企业既要有勇气挺身而出去试错,就要有更大的勇气和能力去优化和调整。“企业应该有更多的自觉,加大研发投入,走到领跑的前沿,这是不容易的”。[详情]

贾康理论阐述:民企永远不会被消灭 而是会不断发展
贾康理论阐述:民企永远不会被消灭 而是会不断发展

  新浪财经讯 “《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摘编: 贾康:中国社会不应该回避消灭私有制的命题,但是要从《共产党宣言》一直推进到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资本论》这样非常成体系的、严谨的理论著作上,我们就会注意到,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非常重要的认识线索。 《共产党宣言》讲共产党人的所有主张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消灭所有制之后,紧跟着说共产党人并不否定对财产的私人占有,只是否定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共产党宣言》接着所说到的我们未来理想社会是什么呢?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其他所有自由人发展的前提条件。 在这样一个哲理结合着对社会发展揭示的取向之上,到了《资本论》里面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取向实际上有所发展,对所有制问题《资本论》里说,股份制的发展所发展的资本积聚的机制引出了资本的社会化,进而产生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这个“扬弃”的概念就不是消灭,就不是简单重复原来所说的消灭私有制的问题,它是内生的,在原来私有制生产关系的机体内部,它可能升级发展,它可能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进行升级,这才叫“扬弃”。 主体仍然存在,但是它升级了,这个扬弃的认识,马克思还专门区分了消极扬弃和积极扬弃。马克思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概括,就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成就和联合劳动、资本社会化的基础上,未来的社会将重建个人所有制,这么重要、这么鲜明的一个论述。我知道过去理论工作者出于种种条条框框,在进一步的认识这方面是做得很不够的。 有些人说,只能理解为重建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我觉得这就离题了。讨论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时,你却说重建个人生活资料的所有制,其实生活资料在马克思的分析里面工人取得的那个部分,他拿来以后必须解决自己的生存,这是所谓劳动力再生产的问题,那就是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它天然就是有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问题,而不存在所谓重建的问题。 所谓重建一定还是涉及到马克思一直聚焦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里内含着的是处于一个自然发展过程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回到这个视角上来讲,我的基本观点是要断然否定重建个人所有制讲的是生活资料的概念,它应该对应的就是马克思《资本论》里面所说的,我们现在所称的现代企业制度的代表形式是股份制,它会形成中央在前面几年已经得出的一个基本认识,就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股份制里面它一股、一股,可以私人持有,我们现在社会上大量的私人股民,股份制里面可以由民营企业的,看起来是私人占有生产资料所形成的股权、股份,但合在一起它却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就是资本可以通过这种形式社会化。 进而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的是基本经济制度得到了混合所有制这个重要实现形式,推进深化改革在股份制这个现代企业制度框架之下,可以进而通过把国有股、非国有股、公的股、非公的股混起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和原来所说的股份制、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是一脉相承的。 这样的一种取向,在实际生活中间显然追求的应该是国企、民企,各种所有制在混合所有制中间的共赢,这就包括不同的股,一直到员工的股,一直到各种各样的企业,它都可以在一起微观主体的,一个产权结构里面,大家一起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追求共赢的方式去参与市场竞争,社会化轨道上面共同发展。 那么剩下的我觉得要援引总书记的一句话,这说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候紧跟着的,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间,我们自己在国内统一市场上,对接着走出去的全球市场上,要坚持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 全社会可以观察、体会、接受、认同我们所做的实事,而且这样的机制显然还对接着我们未来的一带一路的这个全球化过程中间的创新 ,一定对接到总书记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对于世界的推进,我们和全球一起去建设一个更好人类文明提升的未来。 什么时候消灭所有制?我的回答是永远不会消灭私有制,从摇篮到坟墓,托底的社会保障,加上大众持股,股权分散化,已经拥有大半世纪的演变。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同样是资本社会化加社会保障,在和平与发展中间我们动态优化,逐步推进走向天下大同的人类文明。 所以我的小结就是,民营企业的挑战是波浪式的。创新发展中如何落实所有制中性、竞争中性的挑战,以及民营企业自身如何克服野蛮生长中的短期行为特征,提高规范性、成熟性的挑战。而从当下到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一直到共产党人初心,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民企将融入现代企业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形式,而形成与国企的共赢发展,形成自己人的命运共同体。 民企永远不会被消灭,而是不断发展,升级发展,公平竞争中发展,走出去发展,走向共融共赢的问题,这才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继承者所应该形成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认识。[详情]

秦晓:国企存在的本质是政府直接进入市场
秦晓:国企存在的本质是政府直接进入市场

  新浪财经讯 “《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香港金融发展局委员,招商局集团、招商银行原董事长秦晓出席并演讲。 在秦晓看来,国有企业存在的本质是政府直接进入市场。“政府不是作为中性的调控者或者监管者,或是基础设施的维护者,而是直接参与了市场竞争,你不管怎么去描绘这个事情,它的本质就是政府直接进场”。 秦晓认为,在政府直接进场的情况下,“这些重要的政策决定是很难完全到位的。你说一视同仁,但只要存在政府自己的国有企业,那和民营企业的政策就很难完全一视同仁,这只能是个良好的意愿,但做起来就有制度上的障碍”。 此外,还会带来市场的公平和社会的公正问题。“因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是公平竞争,如果市场中有人得到特殊的好处,而不是经过自己的竞争得到的,是通过分配来的,那这个市场就不太好玩了”。 秦晓认为,民营企业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分为几类,一类是行政垄断,我国有些领域甚至对外开放了,但对民企没有开放。第二是财政补贴问题,对国企补贴显然大大超过对民企的补贴。第三是要素价格的管理。利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大部分国有企业通过要素价格的管制得到了好处,它不是完全市场化的价格,是保护价格,这个民企也享受不了”。 秦晓还认为,国有企业的政策议价能力也显著高于民营企业,“如果出了问题,政府会出来救助国有企业。那民营企业出了问题,没有人来救”。 那么,如果破解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二元结构呢,秦晓认为应该做出明确划分,承担国家安全战略的分为一类,没有承担国家安全战略的分为第二类。“第一类先不争,国家可以补贴,企业也可以不以盈利为最终的目标,以保障国家的安全战略为主要目标,比如有些科研费用他可以多花,但是请你不要进入市场竞争,你可以做被动的金融性投资,你不要去收购企业,不要买技术,不要去控制企业,你的产品不能进入竞争性市场”。 第二类企业,国家不许给任何补贴,管理团队市场招聘,激励机制市场方式,国家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可以逐步减持,甚至注入到社保。“[详情]

任泽平:经济第二次触底可能会在2019年年中
任泽平:经济第二次触底可能会在2019年年中

  任泽平:经济第二次触底可能会在2019年年中 “要对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严峻有充分的估计。这次经济L型的触底会经过两个底部,2018年下半年到2019年下半年会第二次触底,第二次触底可能会在2019年年中。”11月13日,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在“《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上表示。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任泽平 是什么造成了当前的形势呢?任泽平认为原因是政策、形势,出现了叠加。“外部有中美贸易战,内部有财政整顿、金融去杠杆、环保、去产能,这些事对不对呢?都是对的,但叠加在一块,再健康的企业面对所有的压力都一起来的时候,也会无从应对。” 对于今后的改革,任泽平提出了几点建议: 第一,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尤其是要加大开放自信。我们现在要开放的领域非常多,千万不要以为中国的开放已经成功了。比如,制造业领域,国有比重只占10%,外资、民营企业的比重占到了80%、90%,中国的制造业全球的竞争力非常强,为什么?开放带来的。但是我们的服务业,包括金融业,都是国有为主。 第二,宏观调控不要摆动太大。 政策从制定到传导,再到有效果是有一个过程的,如果想让政策立马见效,一定是力度过强了,所以我们对宏观政策调控政策要有一个跟企业的互动和适应期,不要摆动太大。 第三,财政政策应该积极有所作为。不能把宏观调控和供给侧改革人为对立起来,也不能一味上调民间的赤字率,大规模减税,不受3%的约束。目前,中国还有很大的投资潜力,不仅基础设施有大规模的投资潜力,在高科技领域也有。开放会带来投资潜力,减税也会带来投资潜力,鼓舞企业家的信心也会带来投资潜力。 第四,对于货币金融政策,过去金融去杠杆取得了一些阶段的成效,未来应该转向稳杠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区分这个杠杆的好坏,对银行的表外、表内,不能搞一刀切,对确实能满足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需求的,要进行鼓励。 第五,未来改革的方法论,可以考虑“顶层设计+渐进、增量和试点”。 以下为发言实录: 任泽平:女士们、先生们,由于时间关系,我直奔主题。今天我给大家报告两个观点:第一,对当前形势的看法。第二,提个建议。我们这个环节非常好,也非常切中当前的主题。今天我们的嘉宾也有分歧,比如高院长不建议上调赤字,姚首席经济学家建议打破3%的教条。现在对于未来的形势和政策究竟应该怎么看?2015年我们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就是中国经济可能已经相当接近底部,我们提出经济L型的判断。2017年我们提出新周期,今年提出金融周期退潮。 这次经济L型的触底会经过两个底部,2018年下半年到2019年下半年会第二次触底,第二次触底可能会在2019年年中。现在的经济形势究竟怎么样?我给大家说几个数据,大家感受一下当前形势的冷暖。第一,GDP增速,我们三季度的GDP增速是6.5%,这是2009年一季度以来的新低。我们在过去的十多年,只有两个季度的GDP低于6.5%,分别是2008年的四季度和2009年的一季度,原因并不复杂,就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从此,我们没有低于过6.5%,这次是第一次。 第二,外部环境。我们现在的出口,前段时间有的学校的教授用了很精妙的模型测算,说中美贸易站对我们的影响不大,事实呢,10月份我们的制造业新出口订单46.8%,这是33个月以来的新低。更重要的是前段时间抢出口,进行了需求的透支,我认为后面出口的形势是相当严峻的。再加上贸易战,恐怕大家要做好长期的准备,就像基辛格这次访华时讲到的,恐怕我们要重新定义中美关系。我们今年对很多情况出现了一些误判,其中中美贸易摩擦就算一个,有的认为,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去,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事实上是愈演愈烈,明年1月1日2000亿美元的10%的货物关税就会上调到25%,如果双方在此之前不能达成共识。所谓的三架马车,中国经济讲宏观形势,一点都不复杂,所以我们要对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严峻要有充分的估计,因为从方法论的角度,只有我们对问题的严峻程度有了充分的估计,才可以有充足的准备。怕的就是你在那儿自得意满,事情来了不知道如何应对。 我们的M2增速,9月份降到了8.3%,8.3%是过去20年以来的新低。我们的社会融资规模,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融资总量,今年1到9月份是15.4万亿,比去年净减少了2.3万亿,为什么刚才白老师讲投资降到了5.4%,做历史比较发现,我们1到9月份降到6.4%,这是亚洲金融风暴以来的新低。 这是当前的形势,为什么造成了当前的形势呢?有几个原因:第一,有些政策,包括有些形势,出现了叠加。搞宏观形势的人都知道,我们什么都不怕,最怕事情都赶到一块。外部,中美贸易战,内部,财政整顿、金融去杠杆、环保、去产能,这些事对不对呢?都是对的,但都叠在一块,再健康的企业面对所有的压力都来的时候,无从应对。而且这几年我们政策的摆动太大,紧的时候有点过紧,松的时候有点过松,好的经济环境一定是春风化雨。 我提几点建议:第一,说一千道一万,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尤其是要加大开放自信。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和奇迹,但是从2000年加入WTO以来,要客观承认,我们在开放的进程当中,有点吃老本了。80年代,我们设立开放的试点,沿海城市,到了加入WTO,我们都是大力度、大尺度的开放,2000年以来基本上都是零打碎敲。事实上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要开放的领域非常多,千万不要以为中国的开放已经成功了,我认为这是一种误判。比如,制造业领域,国有比重只占10%,外资、民营企业的比重占到了80%、90%,中国的制造业全球的竞争力非常强,为什么?开放带来的。但是我们的服务业,包括金融业,都是国有为主。为什么中国的基础的要素成本过高,是跟竞争不充分有关,竞争不充分的原因就是开放不足带来的。我们要有开放自信,大家一定要留意,中国、德国、日本、韩国,是天然的受益于全球化的,受益于市场的一体化和贸易全球化的。 第二,宏观调控不要摆动太大。其实逻辑并不复杂,因为政策从制定到传导,再到有效果是有一个过程的,如果想让政策立马见效,一定是力度过强了。美联储加息,从引导预期到最后加息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对宏观政策调控政策要有一个跟企业的互动和适应期,不要摆动太大。 第三,财政政策应该积极有所作为。为什么?现在对于财政政策有几个误区:一是把宏观调控和供给侧改革人为对立起来。改革是管长期经济增长,宏观调控管短期经济周期波动,为什么要把它对立起来,大家管的事不一样。长期的改革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如果未来稳定的宏观环境越来越恶劣,怎么搞改革呀。二是上调民间的赤字率,大规模减税,不要受3%的约束。现在搞财政的人要澄清一个问题,究竟要平衡财政还是要功能财政,政府在经济好的时候,还要保自己的财政平衡,让企业怎么过,难道要等经济好的时候再减税吗,已经没有必要了。反而经济不好的时候,扩大赤字,扩大减税,这就是功能财政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三是中国现在人均GDP美国的1/6都不到,我们怎么就没有投资潜力了,不仅基础设施有大规模的投资潜力,在高科技领域都是几百亿美元的大投资,可以自己投,也可以通过减税让企业去投,我们的投资潜力非常大,不是我们没有潜力,是有些同志没有思路。开放也会带来投资潜力,减税也会带来投资潜力,鼓舞企业家的信心也会带来投资潜力。 第四,对于货币金融政策,我的建议非常简单。客观地讲,过去金融去杠杆取得了一些阶段的成效,未来应该转向稳杠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区分这个杠杆的好坏,银行的表外,包括影子银行业务,大量的满足了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如果能从银行的表内拿到贷款,为什么要到表外去呢。我们不能一刀切,银行的表外,通道,包括影子银行业务,确实有炒钱的,这确实要打击。但有些是满足了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需求的,我们要进行区分。现在的政策已经开始往这个方向去转。 最后一条建议,我们过去比较强调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是对的,因为我们搞了40年的改革开放,大的方向,市场导向更加开放的经济体制是我们的战略,这已经非常清楚了。但是,我们过去40年改革开放改革的方法论上,还有很多传统的智慧不要丢了。我认为关键就是六个字:渐进、增量、试点。因为它符合人的认识论的,我们都不是神,我们都需要在摸索的过程当中找到什么是正确的解决方案。所以说,未来改革的方法论,可以考虑顶层设计+渐进、增量和试点。 女士们、先生们,虚心万事能成,自满十事九空。我认为这次中美贸易摩擦,对我们不一定是坏事,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上还有巨大的差距,巨大的差距意味着巨大的潜力,我们深信,经过改革转型之后的中国经济前景将更加光明。谢谢![详情]

刘永好:民企要抓住历史机遇期 克服困难争取走得更好
刘永好:民企要抓住历史机遇期 克服困难争取走得更好

  新浪财经讯 “《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出席并演讲。 刘永好表示,民营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些基本的条件。首先要有阳光,总书记一系列的讲话是剥开云雾见阳光。第二是空气,各个地方政府和中央各个部门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办法支持民营企业,这是空气,没有这个空气是不可能的。第三是土壤,13亿老百姓的肯定、支持、帮助和消费升级带来巨大的市场,这是土壤。 “当有了阳光、空气和土壤的时候,最后我们做的怎么样呢?还得靠我们企业自身的勤奋、努力、转型、升级,在这方面我们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在新的格局下继续转型升级,推动我们企业自身的发展”,刘永好表示,“我们要抓住这样的历史机遇期,为我们在新格局下,新一轮的发展中树立信心,克服困难,争取走得更好”。 以下为演讲摘编: 刘永好:各位企业家朋友,大家好。今天跟大家一块聊一聊民营企业的话题,最近民营企业话题比较多,总书记有五次发表了重要讲话,谈到“两个毫不动摇”,谈到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是党和政府的基本国策,谈到了六项举措,谈到了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大门还必须进一步打开,绝不会关等等,这些都给广大民营企业家很大的鼓励。 确实过去一段时间里,民营企业家是有很多忧虑的,我作为一个民营企业的从业者,作为一个在民营领域干了36年的企业家,我想结合自己的一些体会谈谈改革开放40年来,一代民营企业的成长、进步、困惑、问题。 国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不久,我和我的几个兄弟刚好大学毕业,正好能够做一点事了,就开始了我们的创业。第一次创业是80年的时候,我们是无线电发烧友,几个兄弟装收音机、电视机,有人说我们装的是四川第一台个人装的电子管电视机,以至于县长到我们家来看电视,不说全县轰动了吧,但确实非常有影响,我们就是这样的一批无线电发烧友。 我毕业以后分配在中专学校当老师,我装了一个音响,花钱不多,声音很好,而且因为市面上买不到,所以许多老师同学都让我装,我就装了好几台。我们生产队的队长说你必须给我装一台,我就帮他装了一台,后来他就给我提建议,他说那么好的东西,我们生产队打几十个小伙子天天打草绳,一年赚不到多少钱,你这个音响成本才几块钱,拿去卖十几块钱一点问题没有,他说要是在生产队来做,那不是能赚不少钱嘛。 他就建议我们办个工厂,我想好啊,但是没钱,他说我们把草绳机卖了,能得一万块钱,一万块钱那个时候很多了。我说,有钱还没地方,那就把打草绳的库房给你腾出来用,行不行?我说那儿没电,而且交通也不行,要到生产队库房里面去的话,得走很多地方田坎路。后来我们克服了困难,没有电我们用电瓶,没有路我们走过去,小伙子不懂,我们教他,居然我们装出来一台样机,很多老师、学生要。结果生产队后面一想,说不行,这个事还得请示一下公社书记,到了公社书记那儿一听,说什么?你们生产队要给个人做音响?这个个人是谁啊?就说我们几个兄弟。他说不行,走资本主义道路,坚决不行。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很明白,叫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而那个时候居然个人跟生产队一块做音响,那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坚决不行,结果公社书记把我们的想法给“枪毙”了,没办法,我们只好把音响当成校办工厂实习的产品,后来居然得了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假如说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做企业的话,或许有这几个结果。第一,以后中央就要研究动不动“刘氏音响”的问题了。第二,到今天可能那些做电脑、做电视这些的东西,至少我们比他们提前好多年,我们比他们做的还大、还好,这是有可能的。 第二件事,又过了两年,到82年,那个时候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了,农村可以搞专业户了,我们几兄弟没死心,音响不让搞,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几个兄弟商量农村可以做,我们到农村去,农村做什么呢?农村只能做蔬菜、水果、养鸡、养鸭、养猪,我们找到县委书记,我说我们下乡当专业户,我们把我们学的科学技术带到农村,帮助农民提高生产技术的能力和水平。县委书记一听说好,现在叫做专业户,科技兴农,你们去,我支持你们。但是有一个条件,你们要帮助10个专业户的发展,我们就领了这样的任务到农村去养鸡、养猪、养鹌鹑,种蔬菜,这一搞就搞到了今天36个年头。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我们在农村通过养鹌鹑,一养养了个世界第一,确实赚了些钱。但鹌鹑是一个小产业,不可能做的特别大,我们发现养猪是个大事,四川是养猪第一大省,中国人喜欢吃猪肉,于是我们就开始搞猪饲料。 我们在市场上跟正大竞争,那个时候还是双轨制,中国有一批饲料厂,每个县都至少有几家,多数都是粮食局办的,我们跟他们竞争很难啊,因为他是国家投资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粮票,买的玉米、黄豆这些是有票的,便宜好多,我们没有票,在自由市场去采购,这个价格双轨制要高两倍、三倍,我怎么竞争啊?于是乎我们想了一个办法,拿鹌鹑去换鸡蛋,有鸡蛋、票,粮食局买饲料粮,就这样搞起来了。 我们就这样折腾了一下,总算小批量买到了一定的计划内的粮食,再买一部分市场的粮食,高价和中价搭配,由于我们的质量好,仍然受欢迎。那个时候只要你敢做、想做,一定能做得好。后来我们很快就超过了当地的县上的饲料厂,成都市上的饲料厂,四川省的饲料厂,成为当地最大的饲料企业,我们就在饲料行业红红火火的干下去了。 干到89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有1000多万的销售,大概有好几百员工,在四川肯定是第一位了,在全国也有可能也是第一位的。这不但是饲料领域的第一位,有可能是民营企业的第一位。 我们正兴高采烈的,雄赳赳、气昂昂,迈步扩展的时候,不知道怎什么回事,又开始说姓社和姓资的争论。这一争论不要紧,我们买粮食不好买了,运输搞不定了,到处都说我们走资本主义,一定要取缔,事情没有办法做了,甚至经常给我们停电,我们自己买发电机,油也没有。一切问题都大的不得了,媒体又说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办了,就找到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当时是支持我们下海的,我们跟他说我们愿意做个开明绅士,把我们工厂交给政府,但是由我们来管,行不行?县委书记想了半天,他说当时我是支持你们下海的,专业户嘛。他说现在不好说,他说不过我还没有接到正式的文件,在没有接到正式文件收你的工厂的时候,我暂时不收你的,不过你回去悄悄的,不要声张,他叫我回去悄悄的,我就说悄悄的干还是悄悄的不干?他就说悄悄的。这句话让我们回去自己理解,我就想可能让我们悄悄的干,我们就回去悄悄干,不打广告,不宣传,我们就坚持下来了,没有交出工厂去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了。 结果我们又折腾了大概一年多、两年,到92年突然一天看到《光明日报》登了一个“东方风来满眼春,发展才是硬道路,不搞姓社姓资的争论”。我们太高兴了,我们兄弟拿着报纸连夜学习,组织讨论,弄到晚上3点多钟,那个时候《光明日报》报不好买,找不到,我们也没有订。有人告诉我们,说是县政府办公室有,我们到县政府办公室托熟人找到一张报纸。 92年以后,中国改革开放到了一个新格局,发展是硬道理,我们乘上前进。93年我们开始在全国布局,通过新建,通过收购,通过兼并,到94年的时候在全国有30多家工厂,组建了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集团,95年的时候,国家工商局第一次评选中国私营企业500强,就评过那一次,以后再也没有评,把我们评为中国私营企业500强的第一位。 当然了,我们从做饲料,从成都做到全省,做到全国,现在在全球30多个国家有好几十家工厂,我们在全球有几百家工厂,成为中国最大的饲料和生产企业,以后我们开始做食品,做养殖,养猪、养鸡、养鸭、食品加工,我们鸡、鸭养殖和加工现在也做到名列前茅,每年有10多亿只,在这个领域我们脚踏实地的去干。 到去年下半年的时候,确实又遇到一些困难,这个困难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原料价格上涨了,用工成本上涨了,环保压力增大了,社保开支增大了,但是我们的最终产品没有涨价,为什么没涨价?市场过剩了,你一涨,人家不涨,你就死路一条。你不涨,人家不涨,那么我们所有的企业都不赚钱,问题就在这儿了。就说市场变了,以前叫做供需是平衡的,或者叫做销大于供,现在供大于销,我们这个行业是充分竞争的。原来最开始的时候各个地方都是国有企业,现在国有企业几乎没有了,全国有人说只有三家、五家,而民营的可能有几千家,也就是说99%都是民营的了。在充分竞争的格局下,当然我们不敢涨,不单单饲料,我发现我们做纺织的,我们做汽车的,做电子的,做电视的,几乎所有产品产业都过剩了,都不涨价,利润率都低。就说不是我一个人叫困难,一家企业叫困难,实体经济的民营企业都在叫困难,因为刚才讲的这些成本刚性增长这是所有企业都有的,而市场竞争的原因,过剩了,多数企业都是这样的。 今年比较好过的是什么呢?是一些钢铁企业好过,是一些重化工企业好过。就是以前过剩的,国家调控以后,价格涨了,钢铁从4000多降到2000多,我一个朋友做钢铁的,亏了好几年,说一斤钢材才1块多钱,跟白菜一个价,那当然是亏的。但现在高兴了,因为从2000多又涨到了4000多,所以现在我们这些供给侧结构改革取得阶段性重大的成就,有人是这样讲的,其表现为我们这些供给侧,这些大型的企业,这些钢铁、化工、水泥、电解铝、有色这些价格大幅度上涨,因为市场供给侧改革取得了成就。所以说价格上涨了,他们的利润都很高了。 我记得中铝集团连续亏损了好几年,多的时候一年亏100多亿,200多亿,但是现在赚钱了,说是去年赚钱了,今年赚钱了,为什么呢?因为铝价涨了,为什么铝价涨了?是宏观调控把一些该关的关了,不准生产了,所以价格上涨了。我们一些大型企业,生产重型、重化工产品或者是基础原料这些产品的企业,得益于供给侧改革,价格上来了,他们赚钱了,所以今年上半年国有企业的效益是过去十来年最好的,赚钱最多的,所以媒体就有说法,你看看国有企业是一定做得好的,你看看今年形势不够好,但是他们赚钱那么多,我们也承认他们做得好,赚钱了。 但是我们再看一看整个市场的中游、下游,多数民营企业,多数实体企业感觉困难大,压力大,因为你的钢材涨价了,你钢材造出来的汽车没涨价,汽车在降,摩托车没涨,自行车没涨,你的机器设备没涨,电饭煲谁家的涨了?电视机涨了吗?都没涨,还在降。那谁消化了这个成本呢?以前说靠规模,规模已经过剩了,那你亏损的更多,也不靠规模。所以我们广大的实体民营企业压力很大,而在这个时候,国家提出了一些政策,我觉得本身是挺好的,叫做“三个大政策”。 首先防金融风险,金融风险确实该防,过去这几年金融行业有些野蛮成长,各种通道,各种管道,现金贷、P2P的发展,那个时候信托牌照价值多高,只要你有信托,就是挣钱的万能钥匙,都赚钱。所以说国家下大力气在整治,降通道,砍负债,降杠杆。大家都觉得很对,一段时间监管部门在很短的时间内陆续出台了好多政策,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人民银行,方方面面都在出政策,有一段时间每个月大概要出十几份、二十几份,甚至三十几份不同的文件,都是在去杠杆。 从国家金融安全的角度这样做,对不对?对。但是问题就慢慢来了,我记得6月份的时候,这个问题到了一个临界点,很多民营企业都感觉到很压力,我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作为川商总会的会长,又作为全国工商联最早的一个副主席,所以我还有这样的一个情怀,又作为政协委员,到处去做一些调研,做调研发现多数民营企业压力特别大,特别是中小微民营企业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呢?他们说得很直白,以前我们小微企业贷款难,好不容易政府支持,银行开恩,给我们贷了一部分,但不够。比方说我要贷100万,我要用100万,银行好说歹说给了50万,剩下一半怎么办呢?通过信托,通过资管渠道,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去拿这个钱,而这些渠道拿钱通常都贵,多贵呢?大概10%-12%之间,但是不管是10%也好,12%也好,总是有吧,他把这个12%和国家拿到的6%,中间一平衡,总共多少呢?是9,9的利率可以接受。 问题是去杠杆以后,各个通道都没了,银行这50%还给收一点,就只有40%了,而60%就没有着落了,各个通道都关了,信托没了,资管计划没了,P2P没了,现金贷没这些都没了,新的东西又没有接上,很多民营企业就压力大了。叫做“还的多,来的少”,现金流为负数,没有现金流生意怎么做呢?压力特别大。 关键的时候,我们中央统战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我们尤部长和工商联党组书记找了几个企业家座谈,当前民营企业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意见要反映的?我就讲了一通。我说确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好,去杠杆、降风险对。但是不是太猛了一点?有些政策的出台是不是应该多征求一下相关当事人的意见,不知道征求过工商联没有?征求过行业协会没有?征求过主要的民营企业家的意见没有?我说这样的话,现在多数实体产业的民营企业家压力比较大,希望在这个关键时候能够给一些支持,这是一个建议。 第二个建议那个时候刚刚颁布,说我们的社保要交给税务来收,并且有所下降。大家一开始都觉得很高兴,但是后边一想问题大了,某个地方搞试点,问题很大了,怎么大呢?因为以前社保是各个地方政府收的,各个地方政府为了支持企业发展,往往都让利。第一社保基数缴纳标准都按照一个比较低的标准来统一收,第二对于一些要发展的企业,往往收的不够多,没有那么硬。后边我看了材料,全国平均收了25%左右。但是现在社保改由税务征收了,这样一弄,某些地方搞试点,第一,它要求全收、应收尽收,百分之百的收,从25%变到100%,增加了75%。第二,你以前没交完,给我补,补多少年呢?有的说补三年、五年、十年,这一交,这一补,不把这些企业弄垮才怪,所以压力就特别大。 当时我们在汇报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些领导同志还不太清楚,确实不怪人家,原来是地方政府收,现在都是税务收,没有什么大变化嘛,而且还适当的减少一些。但是实质就在这儿,地方政府是软性的,是扶持性的,有些地方没有交够,或者是低收,多数地方政府都是这样的常态。而税务局收,他是按税务的标准来执行,他是刚性的,这个一刚一柔,很多企业压力就大了,当然后边又来了一个贸易战,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企业家就很担心,日子就比较难过,企业运营出现一些困难。 当然这里边也不是绝对的,有些企业,比方说钢铁行业、水泥行业、电解铝行业,有国有也有民营,而民营这一部分的日子特别好过。我好几个朋友做钢铁的,他们说日子特别好过,今年赚了不少钱,有的说今年要赚几十亿,有的说今年要赚一百亿。但是他说过去一年亏十几亿、几十亿,亏好几年了,他们很高兴。就是有的很高兴,有的压力比较大,但是多数中后端的产业压力很大,在全国工商联的座谈会上,我做过发言,就谈的这点事,谈的比今天要谈的更直接一些、更具体一些、更到位一些。因为今天的时间关系,我没有说的那么多。后边的中财办又组织了座谈,请了六个企业家,都是全国行业里面有代表性的,类似的情况我们也讲了。 6月中下旬,我非常高兴的是我们这些意见也好,建议也好,反映的问题也好,逐步的得到了体现。首先社保的问题,国家出台政策了,第一绝对不准强制补交以前的,以前没有交,现在不能补交,这是一条,其实这个政策救了不少企业,否则一补的话,得补死好多企业。第二交给税务部门,交的时候,原则上不要增加企业的负担,跟往年相比,这又是一个政策。第三国家要研究税收新的征管措施、办法和一些标准,要适度的降低社保和降低税收,这几个政策相继出来了。 我更高兴的看到,人民银行、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都出台政策了,非常快,从稳健的货币政策变成积极的货币政策,要稳增长、稳民企、稳发展。从那个时候开始政策就做了一些调整。 我也注意到,在这样的大格局下有些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刚刚才开始,很多企业都还没有享受到这样的政策。 结果体现的是什么呢?体现的是民间投资速度大幅度减缩,很多民营企业就很担心,再加上有些人士有些说法,说民营企业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退场了。又有人说现在又要走一条叫做新型的体系制度,反正社会上的说法很多。 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我非常高兴的是,总书记连着五次,第一次在辽宁考察民营企业,发表了“两个毫不动摇、坚定不移”,视察深圳、广东民营企业又发表了支持鼓励民营企业的一系列做法,然后又在民营企业家参与扶贫的回信里面,非常肯定了民营企业的贡献、地位和作用。最重要的是10月1号总书记主持召开的座谈会,这是建国以来可能是第一次由总书记来主持,党和政府主要部门的一把手都参加,讨论民营企业的会议,我觉得这件事影响特别大。 在这种格局下,至少给大家树立了这样一个政策的导向,再加上刚刚召开的进口博览会,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但要出口,还要进口,要继续开放,总书记在进口博览会上再次强调我们改革开放的大门要打的更开,国家继续改革开放毫不动摇,这是第一。第二,五次对民营企业讲话,非常明确的谈到鼓励支持推动民营企业发展,并且在六个方面一些举措来推动,所以对民营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我回顾了一下从业36年的经历,刚好跟国家改革开放同步。我们民营企业是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参与者和积极的推动者,没有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就不可能有民营企业,当然也不可能有我们集团的今天。今天我们国家提出了将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和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格局、大策略、大政策,我觉得非常的好,而且最近我也看见不管是财政部,各个部委,以及金融监管机构和各个地市,各个省,都在出台政策文件。前几天我到山东,山东的省委书记刘家义说山东要坚决贯彻总书记的讲话,要出台一系列政策来帮助支持推动。 前天我在四川,四川省委书记专门见了我一个半小时,我作为川商总会的会长,跟他反映民营企业近期的一些想法和一些问题,而且谈到了我们在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民营企业讲话的一些心得体会和对四川民营经济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他认为非常好,而且他提出20号四川省将会召开四川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重点解决四川民营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困难,来积极支持四川民营经济的发展。 我也看到上海、广州、广东、浙江、重庆好多个省都动起来了,就说中央动起来了,各个省动起来了,各个市、地、县也动起来了,要推动民营经济的发展。 我希望,我也期盼,通过这次总书记的座谈会和一系列的政策,能够实实在在的推动我们民营经济的发展和推动民营经济在新格局下的发展。首先是树立信心,第二是帮助解决一些困难和问题,第三我们希望民营经济未来走的更好。 我们民营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些基本的条件,首先阳光,总书记一系列的讲话,我们认为是剥开云雾见阳光,拨云见日,这是阳光。第二是空气,各个地方政府和中央各个部门出台的一系列措施、办法支持,这是空气,没有这个空气是不可能的。第三是土壤,我们13亿人,老百姓的肯定、支持、帮助和消费升级带来巨大的市场,这是土壤。当有了阳光、空气和土壤的时候,最后我们做的怎么样呢?还得靠我们企业自身的勤奋、努力、转型、升级,在这方面我们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在新的格局下继续转型升级,推动我们企业自身的发展。同时我们也希望我们川商总会的会员要抓住这样的历史机遇期,为我们在新格局下,新一轮的发展中树立信心,克服困难,争取走得更好。 时间关系,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详情]

任泽平的三点建议:虚心万事能成 志满十事九空
任泽平的三点建议:虚心万事能成 志满十事九空

  新浪财经讯 “《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摘编: 任泽平:对未来的经济形势的判断,直白来讲,这次经济L型会有两个底部,第一次底部是15年下半年到2016年上半年,然后又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回落,大致在2018年下半年到2019年上半年会二次触底,触底可能会在2019年的年中。 GDP增速方面,三季度的GDP增速是6.5%,这个增速是2009年一季度以来的新低。我们在过去的十多年当中,只有两个季度的GDP增速低于6.5%,分别是08年的四季度和09年的一季度,原因并不复杂,就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从此我们没有低于过6.5%。 外部环境方面,前段时间我们抢出口,进行了需求的透支。我认为后面出口的形势应该是相当严峻的,恐怕大家要做好长期的准备。 三驾马车方面,中国宏观形势一点都不复杂,就是三驾马车、两个发动机。三驾马车当中,消费、投资、出口都放缓了。两个发动机当中,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分别受到了财政整顿和金融去杠杆的约束。所以,我们要对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严峻性有充分的估计。因为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只有对问题的严峻程度有了充分的估计,才可以有充足的准备,怕的是你志得意满,结果来了事情你不知道如何应对。 再比如说金融方面,9月份M2的供应量降到8.3%。什么概念呢?8.3%是过去20年以来的新低,我们的社会融资规模,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提供的融资总量,今年1到9月份是15.4万亿,比去年净减少2.3万亿,以前都是每年增长2.3万亿。为什么刚才白老师讲投资降到了5.4%,其实通过历史比较就会发现,1到9月份固定资产投资降到6.4%,这是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的新低。这是当前的形势。 为什么造成了当前这样的形势呢?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有些政策包括有些形势出现了叠加。搞宏观经济的人都知道什么都不怕,最怕事情赶到一块儿去了。外部有贸易摩擦,内部在财政整顿、金融去杠杆、环保、去产能。这些事对不对呢?都是对的,但是都叠在一块儿,再健康的企业,面对所有压力都来的时候也无从应对。 而且这些年的政策摆动太大,紧的时候有点过紧,松的时候过松。轰油门的时候轰得过猛,刹车又踩得过急。好的宏观调控一定是春风化雨、和风细雨,不要摆动太大。如果我们能感受到宏观调控,一定是宏观调控的力度过强。 所以,我觉得形势就是这么个形势,提几点建议。说一千道一万,尤其是加大开放自信。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和奇迹,但是从01年加入WTO以来,要客观承认我们在开放的进程当中有点吃老本了,80年代我们设立开放的试点沿海城市,01年加入WTO,我们都是大力度地、大尺度地去开放。而01年以来,基本都是零打细敲,我们在开放的力度方面有点吃老本了。 事实上我们现在要开放的领域还非常多,千万不要以为中国的开放已经成功了,这是一种误判。比如说制造业领域国有企业比重只占10%,外资、民营占了80%、90%,所以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竞争力非常强,为什么?开放带来的,但是我们的服务业,包括金融业都是国有为主,为什么中国基础要素成本过高?是跟竞争不充分有关的。竞争不充分的原因就是因为开放不足所带来的。 我认为我们要有开放自信,大家一定要留意,像中国、德国、日本,包括像韩国这样的制造业国家,它是天然地受益于全球化的,受益于市场的一体化的和贸易的全球化的。这是第一个,加大我们开放的力度。 第二,我们的宏观调控不要摆动太大。其实逻辑并不复杂。因为政策从制定到传导,再到有效果,它是有迟滞的。如果是想让政策立马见效,一定是力度过强了。美联储加息从营造预期到最后加息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对宏观调控的政策就要有一个跟企业的互动和适应期,不要摆动太大。这是第二点建议。 第三点建议,建议财政政策应该积极有所作为。现在对于财政政策我们有几个误区: 1,把宏观调控和供给侧改革人为地对立起来。改革是管长期经济增长,宏观调控就管短期经济波动,为什么要把它对立起来?大家管的事不一样。长期的改革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宏观调控。如果未来宏观环境越来越恶劣,怎么搞改革? 2,上调明年的赤字率,大规模减税,不要受3%的约束。我们现在搞财政的人要澄清一个问题,你究竟要平衡财政还是要功能财政?政府如果在经济不好的时候还要保自己的财政平衡?让企业怎么过啊?难道要等经济好的时候再去减税吗?已经没有必要了。反而应该经济不好的时候扩大赤字、扩大减税,这就是功能财政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 3,我们现在说没有投资,很多都过剩了。中国现在人均GDP是美国的1/6都不到,我们怎么就没有投资潜力了呢?我们不仅是基础设施有大规模的投资潜力,在高科技领域,像集成电路、半导体、发动机等等,哪个高科技领域不是几百亿的大规模投资,我们可以自己投,也可以让企业减税去投,企业的投资潜力很大。不是我们没有潜力,是我们有些同志没有思路。开放也会带来投资潜力,减税也会带来投资潜力,鼓舞企业家的信心也会带来长期的投资潜力。 对于货币金融政策我的建议非常简单,客观地讲,我们过去金融去杠杆取得了一些阶段的成效,未来应该转向稳杠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区分杠杆的好坏。我们银行的表外包括影子银行业务,它大量满足了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如果能够从银行的表内拿到贷款,为什么要到表外去?为什么要绕一道?因为它拿不到。我们不能一刀切,银行的表外,我们通道包括影子银行业务确实有以钱炒钱的、监管套利的,我们要坚决打击。但是有些是满足了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我们要进行区分,不能搞一刀切。现在的政策我觉得已经开始往这个方向去换了。 最后一条建议,我们过去比较强调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是对的,因为我们搞了40年的改革开放,大的方向,市场导向的、更加开放的经济体制,这是我们的战略,已经非常清楚了。但是我们过去40年改革开放,改革的方法论上,我们要记住还有很多传统的智慧不要丢了,关键就是6个字:渐进、增量、试点。因为它是符合人的认识论的。我们都不是神,我们都需要在摸索的过程当中找到什么是正确的解决方案。所以,未来改革的方法论可以考虑顶层设计加上增量、渐进和试点。 这是今天向大家汇报的主要的观点。 最后总结一句,女士们、先生们,虚心万事能成,志满十事九空。[详情]

高培勇称赤字占比不可突破3% 遭姚余栋任泽平"围攻"
高培勇称赤字占比不可突破3% 遭姚余栋任泽平

  新浪财经讯 “《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出席并以“高质量发展财政政策如何更加积极”为题发表演讲。 高培勇分析称,在高速度增长阶段,为了经济能够稳定,可以不计赤字的成本。但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防范风险成为悬在头上的一把刀。“我们在防风险问题上必须特别小心,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役”。他认为,必须提高对赤字水平的警惕,“起码在当下的中国,要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锁定在3%以内”。“这不仅仅是因为对控制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很有必要,而且它也是老百姓心目当中的一本账,是直接影响社会预期的一本账”。 但在大成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前所长姚余栋看来,由于抵押品不足影响了货币政策传导。“现在我们很需要支持民营经济、民营企业、中小微,你让中小银行支持,中小银行说想要钱,从大行要钱或者是从央妈要钱,没有质押品怎么能给你钱呢?矛盾已经凸显了”。 在他看来,目前唯一可用的融资主渠道就是国债,“我国中央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在全球都是比较低的,我们才15%。日本、美国、欧洲比我们高很多。所以,国债的供给明显不足。到今年为止,国债净融金额才一万亿左右,还不如去年”。 因此,姚余栋称,单纯从质押品不足的情况看,就一定要提高中央财政赤字,“从2.7%或者是3%以下要到4%”。 “我们的财政赤字应该打破3%,谁说3%不能打破?欧盟全部都打破了。现在3%成了教条了,其实3%完全是可以打破的”,姚余栋表示,“中央财政是可以加杠杆的,加杠杆以后再去杠杆不就行了吗?” 随后发言的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也认为应财政赤字应突破3%的所谓红线,“应上调明年的赤字率,大规模减税,不要受3%的约束”。 “搞财政的人要澄清一个问题,你究竟是要平衡财政还是要功能财政?政府在经济不好的时候还要保自己的财政平衡?让企业怎么过啊?难道要等经济好的时候再去减税吗?已经没有必要了。反而应该经济不好的时候扩大赤字、扩大减税,这就是功能财政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任泽平强调。[详情]

姚洋:本轮杠杆降得太猛 用宏观经济政策代替了改革
姚洋:本轮杠杆降得太猛 用宏观经济政策代替了改革

  新浪财经讯 “《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出席并演讲。 姚洋认为,“降杠杆”有正确的地方,但存在两个关键问题:第一是降杠杆太猛了,“中国经济是带病长跑的病人,现在把他按到床上手术,也不给输血,病人就会失血死掉”。第二,用宏观经济政策代替改革是本轮降杠杆降得太猛的深层次原因。“这些年我们改革调门很高,但是实质性的改革看不到”。 姚洋认为,可以靠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来“降杠杆”。但问题在于,我国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不善,如果能让民资进去,甚至让民资控股,改变国有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才能真正把国企做大做强,“这意味着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国有企业的改革应该是从管企业到管资本的转变,把企业的管理交给社会来做”,“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无论谁来管理这个企业,仍然是中国的企业”,他强调。[详情]

白重恩:为什么前计划经济国家的社保缴费率都很高
白重恩:为什么前计划经济国家的社保缴费率都很高

  新浪财经讯 “《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清华经管学院院长白重恩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摘编: 世界银行每年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会提供一些数据,如果企业按章纳税,我们除了增值税之外的税负占利润的比重是68%。比较一下其它国家,除了增值税以外的税和费,比较高的是瑞典、德国是49%,比我们的68%显著要低。印度的孟买比较高,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平均是34%,我们正好是34%的两倍。如果我们相信这些数据,那么一个守法的企业、一个按章纳税、按章缴费的企业,在中国所面临的税费负担是特别特别重的,这个数据还是很有说服力的。 税负68%从哪儿来的?企业所得税是68%吗?没有,我们企业所得税税率是25%,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减免,那么哪来的68%呢?是因为把其它各项税费都加进来了。没加增值税。其它税费当中,负担最重的是社保缴费。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社保缴费里,养老那部分企业交20%,个人交8%,医疗企业交6%,有的地方多一点,有的少一点,个人交2%。28%+8%就是36%。以工资作为基数是36%。以企业的利润作为基数算就更高了。 我们的社保缴费占企业利润的比重是49%。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比较,我们都觉得北欧国家福利特别好,瑞典的社保缴费占利润的比重已经很高了,但只有35%,比我们的49%还是低很多。再比比美国、德国、印度,我们的社保缴费的负担就特别特别重。把这部分拿掉以后,社保缴费之外的其它的税收占利润的比重就不是那么重了,我们的企业所得税率25%,再加上一些减免,得出20%是很正常的,还是挺贴合实际的,其它一些国家并不比这个低很多。 但不管怎么样,剔除了社保缴费之后的税费负担并不是那么重。我们都在喊着减税,但还是需要客观一点。我们的税费负担重来自于社保缴费,而不是其它的税。 我们还有增值税,除了美国以外,其它国家也有增值税,我们的增值税率也不是奇高无比,我们17%,瑞典25%,德国19%。如果我们做这样的比较,得出的结论就是我们的社保缴费负担太重。 人社部门讲这是胡扯,你说我们的社保缴费占利润的49%,这是假定每个人都是按章缴费的,但是我们的征收率只有50%几。但这话要是跟那些按章缴费的企业去说,他就不同意了,我规规矩矩,守规矩的人负担就是这么重,如果你说负担不重,是不是逼着大家都不守规矩呢? 我想我们应该做的是严加征收,降低缴费率。 我们为什么缴费率这么高呢?国际上社保缴费率高的国家,有一半是前计划经济国家。为什么前计划经济国家的社保缴费率高呢?因为他们之前没有社保,就是企业养职工一生。后来改变了,国有企业有大量的退休职工,但是这些企业并没有掏钱,这些职工进入了社保以后,视作缴费,但其实没有缴费。那么钱从哪儿来呢?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只能从新参加社保的人那儿收。所以,我们的缴费率高。这也是前计划经济国家社保缴费率都高的原因。 怎么解决呢?解决的办法就是历史的负担要用历史的方法去解决,不能让现在的人来承担。这些国有企业的职工在工作的时候,企业没有为他们缴费,进而有了资本积累并形成了现在的国有资产,我们就应该用这些资产来解决历史问题,那么缴费不就可以正常了吗?如果我们这样做,就既可以降低企业负担,降低居民负担,同时还不用减支,也不需要减少职工的待遇。 只要把我们拥有的资产好好地用,让它用到该用的地方去补偿历史负担,剩下的我们缴费就变得合理,企业的负担也就轻了,我们说的很多问题也许就可以解决了。[详情]

高培勇:警惕财政赤字水平 占GDP比重应锁定在3%以内
高培勇:警惕财政赤字水平 占GDP比重应锁定在3%以内

  新浪财经讯 “《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出席并以“高质量发展财政政策如何更加积极”为题发表演讲。 高培勇首先分析了“高增长”阶段财政政策的特点。第一,积极等于扩张。第二,积极财政政策包括减税降费、政府扩大支出,特别是扩大基建投资支出和增列赤字。 但当下,我国经济正由高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那么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又是什么样子呢? 高培勇认为,高质量发展阶段时期,我国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发生极大的变化。在高速增长阶段,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是总量问题,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运行当中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在高速度增长阶段,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需求侧,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根据上述两个判断还可以进一步讲,高质量发展阶段所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根源在重大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 在宏观经济政策主线方面,其认为,在高速增长阶段是需求管理:其一,需求侧。第二,紧盯的是需求总量。第三,搞的是对冲性逆向调节。其四,追求的是短期的平衡和稳定。而高质量发展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框架当中与上述相反,应立足供给侧,紧盯结构性调整,而非需求总量,所追求的是提高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结构。 在宏观调控机制方面,高培勇比较称,在高速增长阶段的操作手段是寄托于政策性的调整和安排。但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根本途径是改革,要以改革的办法突破体制、机制性障碍,以推进各种基础性改革,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 那么,积极财政政策当中的“积极”二字在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该做何种理解呢?高培勇分析称,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的主攻方向已经转向结构性调整,着力点已经转到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来,而且不能搞大水漫灌。因此,今天的积极不仅等于扩大,不仅等于扩大内需,而且等于结构调整,即用扩大内需加结构调整来理解今天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二字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在减税降费方面,应当说虽然不排除扩需求,但更重要的是降成本,给企业降成本,给实体经济降成本,而且减税降费一定要和政府支出的同步削减联系起来。 第二,扩大基建投资。应把扩大投资和补短板、补基础设施的短板,补民生领域的短板,补那些受制于人的产业短板密切联系在一起。 第三,财政赤字。高培勇称,在高速度增长阶段,为了经济能够稳定,可以不计赤字的成本。但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防范风险成为悬在头上的一把刀。“我们在防风险问题上必须特别小心,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役”。他认为,必须提高对赤字水平的警惕,“起码在当下的中国,要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锁定在3%以内”。“这不仅仅是因为对控制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很有必要,而且它也是老百姓心目当中的一本账,是直接影响社会预期的一本账”。[详情]

李迅雷:大市值股票估值水平已非常合理 非常值得投资
李迅雷:大市值股票估值水平已非常合理 非常值得投资

  新浪财经讯 由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齐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出席并演讲。 在谈到A股市场时,李迅雷表示,目前市场上的大市值股票估值水平已经非常合理,甚至处于偏低位置,一部分中小市值的股票存在结构性问题。但整体已经落到了价值区间,“因为我们还要考虑到A股市场的流动性要远远好于其它的成熟市场,考虑到这个因素还是非常值得投资的”。[详情]

李迅雷谈减税:政府应减少不必要的支出 钱用在刀刃上
李迅雷谈减税:政府应减少不必要的支出 钱用在刀刃上

  新浪财经讯 由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齐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出席并演讲。 当前,我国在全球市场的出口贸易份额有所下降,李迅雷认为是合理的,因为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因素包括劳动力成本、技术进步和资源成本等等因素。我国自2012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已开始出现下降,劳动力成本出现显著上升,难以支持中国出口的高增长。 与我国的情况相反,印度、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更具优势,因此出口份额明显提升。“全球的产业转移是按照资源要素的最优化来实现的。从欧洲向日本转移,然后从日本又向亚洲四小龙转移,最后从亚洲四小龙转移到中国。这样一个产业的转移是符合生产要素最佳组合的模式”,他认为。 李迅雷认为,我国需要更多的通过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而且应该更多的依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而不是投资。“我们过度依赖投资对经济结构的转型是不利的”。 他强调,中国经济发展到了必须转型的阶段,因为即便是较为被看好的城镇化,“在我看来也不怎么乐观”。 据其分析,投资效率高不高,补短板是否有效的判断标准是能否形成有效流量,“比如现金流、人口流、货物流、信息流。四大流里面,如果你投资下去有一个流量明显增大了,就是有效率的。如果投资下去,四大流都没有显著的上升,这样的补短板不是补到最有效的地方”。 谈到当年最为受人关注的减税降费问题时,李迅雷认为,虽然可以提高财政赤字率,但降税的空间主要还是取决于支出能够减多少。“我的建议是应该要减少不必要的支出,就跟改革相关了。减税不是改革,只有财税改革对我们的行政支出、基建投资支出,还有其它各种各样政府倡导的支出要进一步完善、进一步优化,尽量把钱用在刀刃上面,这才叫财税改革”。 在谈到加大开放力度时,李迅雷称,我国应加大与日本、欧盟的经贸合作力度。“现在A股市场,境外投资机构所占有的市值份额大概只有3%左右,但是像韩国、中国的台湾地区,它的外资在当地市场的占比大概是30%左右。所以,我们应进一步加强金融领域的开放空间,而且这些资金进来之后,对我们增加直接融资也是很大的支持,也是对我们进一步的全球化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全球经济本来就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此外,李迅雷还认为要加大科技进步,推进产业升级。“我们不能再急功近利,还要耐下心来,在基础研究、技术研发领域里还要进一步增加投入。只有这样,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可持久性才能增加”。[详情]

魏尚进:中国缴纳的"五险一金"比发达国家中位数还高
魏尚进:中国缴纳的

  新浪财经讯 由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哥伦比亚大学讲席教授、亚洲开发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出席并演讲。 魏尚进称,中国制度性的要素成本很高,比如五险一金,中国缴纳的五险一金比发达国家中位数还高。此外,员工解雇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魏尚进建议把解雇成本降低,把社保“五险一金”降低,主要目的是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雇工用工的兴趣和意愿。[详情]

魏尚进支招减税:建议临时性下调增值税 有三大好处
魏尚进支招减税:建议临时性下调增值税 有三大好处

  新浪财经讯 由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哥伦比亚大学讲席教授、亚洲开发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出席并演讲。 魏尚进指出, 当前世界经济有三个较大的风险因素: 第一是美国升息,根据历史的经验,会引起新一波的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危机和债务危机。第二个风险是贸易战的进一步演化,可能会引发全球需求的萎缩和由于不确定的增加,造成的全球的投资的萎缩,这对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会造成很多负面影响。第三,美国经济会出现一个转型,它的转型从目前的经济可能过热增长高于潜在增长率,向相对箫条过渡,美国自己的升息,股市估值的萎缩,会造成消费需求萎缩和投资需求萎缩。 中国作为世界上体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将面对这些问题。对此,魏尚进给出了四个建议: 第一,减税降费。魏尚进建议政府考虑临时性减税,可以宣布临时性地下调增值税,比如说接下来两年增值税可以从16%降到12%,同时增加企业投资对企业所得税的抵扣比例,但是事先可以宣布两年以后,2020、2021年税率恢复到今天的水平。 这样的做法和一般地提减税降费有什么区别呢?有三大好处: 1,相对于永久性降税,临时性降税对投资需求的刺激,对消费需求的刺激还更大,“因为你今天、明天要做事,后天这个税就回去了。” 2,临时性降税对财政的压力要小很多,同样要降这些税,需要增发的政府的债券也要少,或者说政府决定要增加多少债,可以降的税率更大一点。 3,临时性降税会进一步降低中国贸易顺差,可以部分对冲由于美国降税造成的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会上升的风险。 第二,中国制度性的要素成本很高,比如“五险一金”,中国缴纳的“五险一金”比发达国家中位数还高。此外,员工解雇成本也是非常高的。魏尚进建议把解雇成本降低,把社保“五险一金”降低,主要目的是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雇工用工的兴趣和意愿。 第三,优化行政结构,降低政府支出。 第四个,将竞争中性作为治理经济的重要原则。“竞争中性”是说在监管的设计、执法过程中,在银行贷款及其它资源的分配中,在获取政府的合同等等各种各样的商业环境中,企业之间的竞争,所有权不影响这些资源配置的作用。竞争中性原则的执行可以进一步提高民营企业的投资欲望。  魏尚进还指出,当今美国经济出现过热态势,过热的原因是因为财政在没有必要刺激的时候它刺激了一下。这是有风险的,今天的增长率是不可持续的,逻辑上说,升到天上的气球会破了掉下来,会造成箫条。 此外,美国的升息会对美国的投资有负面的影响,美国的股市是普遍估值偏高,估值回归正常的过程会造成估值萎缩。由于财富萎缩造成消费萎缩,从而对经济有负面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接下来两年左右,(美国经济)出现箫条还是靠谱的讲法。”魏尚进说。[详情]

黄孟复呼吁国资划归社保:年轻人不需缴那么高社保费
黄孟复呼吁国资划归社保:年轻人不需缴那么高社保费

  新浪财经讯 由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原主席黄孟复出席并演讲。 在谈到减税降费时,黄孟复之言,“为什么企业要负担这么重的费?我一直就想不通”。他强调,在当前经济处在比较微妙和困难的情况下,大幅度地减费降费势在必行。 “按道理讲,国有企业的员工所创造的财产应该来给我们养老,但是现在我们的养老金是从哪里来呢?是用现在职工所缴的养老费来养过去创造了大量国有资产的职工,这就是一个错配”。黄孟复呼吁把国有资产划归社保用以承担养老费用,“这样的话,现在的年轻人就不需要缴那么高的社保。从现实来看,从道义来看,都是应该做的”。[详情]

黄孟复:我国经济能够再保持二三十年6%到7%的增长
黄孟复:我国经济能够再保持二三十年6%到7%的增长

  新浪财经讯 由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原主席黄孟复出席并演讲。 黄孟复认为,我国金融系统的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应该加速。对于实体经济的高杠杆,金融业是负有责任的。“企业和贷款银行应该是互利互存的状态,银行应该帮助企业度过难关。现在银行只要看到企业有一点毛病就立即停贷,这样的银企关系是不正常的,需要银行业改变”。 在谈到资本市场的问题时,黄孟复强调,我国股市完全脱离了经济发展基本面,企业的价值被严重的低估了。“中国股市如果是4000点到5000点,我们好多问题都能解决。为什么我们自己看不起自己?我们的逃跑机制快得很。美国股市一跌,我们立即就跌;美国股市涨,我们不涨或者涨一点点”。 但黄孟复也强调自己对中国经济发展非常有信心。上述问题都已经处于逐步克服之中。“相信经过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进一步深化改革,我们的经济是能够再保持二三十年的6%到7%的增长,当然关键还是我们能够坚持改革,坚持市场化导向”。[详情]

黄孟复:金融应是经济的血液 而不是抽血机
黄孟复:金融应是经济的血液 而不是抽血机

  新浪财经讯 由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原主席黄孟复出席并演讲。 黄孟复直言,金融应是经济的血液,而不是抽血机。但从上市公司报表中看,几十家金融企业的盈利额占据了几千家上市公司的一半,“中国上市公司的利润为什么这么多地集中在金融企业那里?而企业的贷款难、贷款贵这个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我认为金融系统的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所以,金融系统的改革应该加速”。 他认为,金融体系对企业高杠杆的形成是有责任的。“我跟很多企业家接触,他们都在讲,当企业有钱的时候,银行还拼命地找企业说‘你贷款,我支持你’,当宏观的金融一收紧的时候,它就反过来了”。 “宽松的时候,不管你是好的项目还是不好的项目,它都给你钱。当金融出现一些紧张的时候,不管是好的项目还是坏的项目,它都来抽贷款。所以,这样一个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黄孟复表示。 “企业和贷款银行应该是互利互存的状态,银行应该帮助企业度过难关。现在银行只要看到企业有一点毛病就立即停贷,这样的银企关系是不正常的,需要银行业改变”,他说。[详情]

黄孟复:总书记讲话将“民营经济退场论”一扫而空
黄孟复:总书记讲话将“民营经济退场论”一扫而空

  新浪财经讯 由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原主席黄孟复出席并演讲。 黄孟复称,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总结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经验的时候,出现了一些诸如“民营经济退场论”,“新公私合营”等论调,这些论调和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企业经营困难等因素重叠,使得很多民营企业信心不足、对前途感到迷茫和困惑,极大的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也影响了企业的投资意愿。 “党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强调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变,基本经济制度不会变,两个‘毫不动摇’也不会变”,黄孟复称,“这个月的1号习总书记召开了民营企业座谈会,向全国和全世界声明,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的内在因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民营经济不但不能退场,而且要做强、做大,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他看来,总书记的这些话一下子把“民营经济退场论”一扫而空,给广大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吃了一颗定心丸。“最近我听到很多民营企业家都表态,总书记的讲话使我们明确了方向,我们有继续大干一场的信心和理念”。[详情]

张燕生:美国180多家企业参与进博会 用行动支持开放
张燕生:美国180多家企业参与进博会 用行动支持开放

  新浪财经讯 由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国家发改委学术委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出席并演讲。 张燕生指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有180多家美国企业参展,中国向世界展示开放的胸怀,而美国企业家用行动支持开放,世界的企业家、世界的地方政府、世界的老百姓涌向中国的大市场。 “从这个角度来讲,逆全球化、保护主义是少数人在推动的事。我们世界绝大部分的企业、百姓希望开放,希望交流,希望共享。”张燕生说。 以下为演讲实录: 张燕生:非常感谢,我主要讲的是对外开放40年,我们可以总结一些什么东西。 首先,对外开放40年,如果问我,这40年我们进步最大的地方是什么?我的看法很简单,就是开窍,开了我们13亿中国人的窍,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市场化,什么是国际化。当前的形势,美国单方面挑起了贸易战,但是前几天5号到10号结束的上海国际进口博览会,有180多家美国企业到上海。也就是说,中国向世界展示开放的胸怀,美国企业家用行动支持开放,也就是当少数的政治家要策划非市场经济导向作为未来新规则,要把中国边缘化,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的企业家、世界的地方政府、世界的老百姓涌向中国的大市场。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到逆全球化、保护主义是少数人在推动的事。我们世界绝大部分的企业、百姓希望开放,希望交流,希望共享,从这个角度来讲,过去的40年是一个生代体系,3岁会摔跤,12岁会逆反,18岁会幼稚,但是我们未来的路仍然是拥抱开放,拥抱市场化改革和拥抱和世界共享未来。 为什么我们会持这种理念?过去的几千年,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给我们留下最深的历史的经验教训是什么?我总结了三点: 第一,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是我们几千年历史证明的。因此,我们中国推动对外开放,我们不能开倒车,我们不会开倒车。但是事实,今天的世界是怎么样呢?可以看到美国在开倒车,一些国家在开倒车,为什么?开放如果不能造福老百姓,老百姓就会起来反对,因此,要想让开放不开倒车,开放就一定能够给老百姓机会和成果的共享。 第二,开放的本质是改革,过去的40年,没有改革的开放,没有结构调整的开放,不可能进步。因此,体制的进步、体制的变化、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能变。过去40年我们还得到的经验是什么?开放前行,举步维艰,怎么才能开放?危机会迫使我们开放,压力会迫使我们开放,困境会迫使我们开放。因此,我们过去40年总是讲,倒逼是推动开放的非常重要的动因和推动力。 第三,过去的40年,我们回忆一下,对外开放的第一桶金是谁带来的?是台港澳企业带来的,是海外华人带来的,他们用什么方式带来了第一桶金?他们用“三来一补”,也就是我们讲的代工、贴牌、低端和境外资本为主,我们会发现过去的40年有30年都是代工、贴牌、出口,从这个角度落讲,我们要看广东过去40年有三种模式:一种是代工贴牌的模式。一种是自主的模式。一种是特区的模式。过去的10年,这三种模式都在变。代工的模式走向自主创新,民营草根为主的模式走向国际合作,特区的模式走向体制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40年,也就是说,我们总是在动态地变,动态的前进,虽然前进的道路很曲折,但是我们是这么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 刚才我们讲,开放促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倒逼机制。看一看过去的40年,我们所形成的市场结构有什么变化?有什么差异?我列了一张表,制造业的市场结构,民营占61.2%,外资占11%,国企占27.8%。你会看到我们的制造业40年的改革开放形成的市场结构,七成以上是民营、外资,是一个混合所有制充分竞争的市场,才能够带来制造业的进步。前面几位嘉宾都讲到金融,金融的市场结构是什么?国企占90.7%,民企占7.8%,外企占1.5%,我们不说好坏,就说从市场结构看,金融外企民企加到一起还不到10%,这个市场结构不是充分开放,不是充分竞争,不是足够有效的。这样一来,我们就为自己提出来未来40年的改革开放怎么走。 我们入世到现在17年,国际上有着非常大的争论,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是否履行当年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每年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履行的审议报告,最后的结论,中国是履行了承诺,中国是优等生。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世贸组织改革在三个方面开始探索推进:一是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怎么能够更加有效。现在美国在阻挠,因为美国认为,国内法大于国际法,为什么美国同其他国家的争端要让世贸组织来解决、来仲裁。二是如何提高世贸组织的效率,尤其是多哈会合谈判的效率。三是涉及到新规则,什么是新规则,其中大国主导的新规则,要用市场扭曲和非市场经济导向,把中国挡在未来国际多边规则体系以外。因此,我们发现现在中国到了一个坎儿,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推动我们下一步的改革开放。 在这方面有三个议题是我们同国际社会争论比较大的:一是国企改革。二是知识产权和财产权的保护。三是工业补贴的改革。这三项改革怎么能够全面推动,就决定了我们在未来的国际社会如何担当,因此,我就回顾前17年,我们加入WTO。当年很多朋友问:“为什么中国要接受15条?为什么要接受16条?”当时中国说了三句话,一是为了参与全球化,融入世界,为了开放。二是为了体制机制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为了改革。三是我们叫狼来了,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只有具备国际竞争力,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活下来。因此,我们会发现,改革开放新的40年,如何能够在过去40年的基础上全面推动开放,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提升企业、产业国际竞争力和中国综合国力,是我们在新形势下能够取得更大进步的一个关键。 谢谢大家! 问答 何刚:您刚刚提到的这几个,关于开放促改革,应该说大家是一个共识,也是改革40年的一个历程。您刚才讲到,中国会坚定的继续对外开放,习总书记也有公开的表态,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出现了新的逆全球化的趋势,我们想继续开放,人家不跟我们玩了,这个游戏还能玩下去吗? 张燕生:他们想不想跟我们玩,上海的进口博览会可以看到,世界的企业愿意跟中国玩,世界的地方政府愿意跟中国玩,世界的老百姓愿意跟中国玩。从这个角度来讲,全世界绝大部分人都想推动全球化,绝大部分人都想合作,绝大部分人都想共享未来,共享未来的机会,共享未来的成果。因此,在逆全球化情况下,我们叫得民心者得天下,你怎么能够得到全世界的民心,大家都愿意跟你玩。这样的话,少数人不想玩,最后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还是能够从开放中间获得自己前行的动力。[详情]

张红力:我国新一轮金融突破急需直接融资发力
张红力:我国新一轮金融突破急需直接融资发力

  新浪财经讯 由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张红力出席并演讲。 张红力强调,我国在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需要第二次金融突破。深化改革的重点是从突破总量瓶颈转向突破结构障碍,配置的范围从资本要素拓展为全要素,从而为高质量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其看来,服务于高质量发展的二次突破需要完成三个战略目标。第一,优化要素的空间配置,核心就要打通四条要素的流通动脉。 1.从横向的产业结构看,要想要素资源从产能过剩、库存过多、杠杆过多的低效行业挤出,加速要素向战略性新兴行业的迁移。 2.从纵向行业来看,以国资改革为代表的基础性关键领域的改革亟待着金融市场的积极配合,疏解要素市场和产业链条的结构扭曲,提高对民营企业和新经济的要素供给效率。 3.从城乡互动上看,金融市场需要引导要素投向边际产出的更好地向农村,在双向要素流动当中加快实现乡村振兴。 4,内外联动方面来看,需要以中资金融机构为桥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以金融市场开放对接全球的投融资需求,以人民币国际化引导主权信用的输出,进而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助力全要素的引进来和走出去。 第二,修正要素的价格扭曲,关键在于以价格信号为引导,发挥要素市场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增强三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有效性。 1.自然资源的价格。通过发展绿色金融体系将环境污染等负外部性冲入纳新资源定价,精确清洗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低效率、高污染企业。 2.资本价格。一方面致力于打破刚性兑付,挤出水分。另一方面,推动穿透式的监管全覆盖,治理市场乱象,使投资风险与收益合理匹配,引导资本脱离过剩产业,地方隐性债务和金融控管源源不断流向实体经济新兴领域。 3.汇率价格。随着中国汇率市场改革的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将更加准确地反映国内外两个市场要素的相对比价,使中国经济能够更高效地参与全球要素资源配置。 第三,加速知识红利的释放。 统计数据显示,1982至2015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已从4.9%上升到11.4%,同期高等教育人口的占比从0.4%上升到12.4%,表明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完成了由数量红利向知识红利的历史性转变。2018年在全球创新指数的榜单上,中国首次上升到全球的第17位。在全球最具活力的100个创新集群当中,中国拥有16个,仅次于美国的26。基于这些历史机遇,一方面要发挥金融市场的信号作用,引导资本向新经济、独角兽流动。另一方面,随着独角兽的蓬勃发展,必将带来中国资本市场的新一轮繁荣。两者相互促进,有望实现稳定的正向循环,从而持续培育和释放今后40年的中国经济的知识红利。 张红力还认为,我国新一轮的金融突破急需直接融资发力。“扩大直接融资比例是深化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尤其是在当前中国经济内外部承受压力的大背景下,加速拓宽直融资渠道,有助于平衡稳增长、促改革、防风险这三重目标,支持当前中国经济化危机、行稳致远”。 第一,扩大直接融资比例可以改善企业效率。第二,可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他分析称,在间接融资体系下,银行贷款意愿的顺周期性难以克服,在信息不对称的约束下,银行对抵押物、企业规模的偏好难以从根本上得到克制。要从实际性修正信贷方面的政策,扩大直接融资的渠道是必然之举。一方面直接融资将形成合理的风险溢价,引导流动性向效益更高的企业配置。另一方面,基于直接融资所产生的种类的丰富的金融资产,将对银行的存款进行替代,将加速息差收窄和金融脱媒,从而扩大信贷投放的范围和类别,以更有效地覆盖民营和中小企业。第三,扩大直接融资比例可适应新经济的增长。第四,扩大直接融资比例可增强风险修复能力。 “中国金融第二次突破已经箭在弦上,开工没有回头箭。我相信在全国各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奋斗下,中国金融将继续担当改革开放的先锋,为下一个40年中国改革高质量的发展注入强大的新力量”,张红力说。[详情]

曹远征:中国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是世界性问题
曹远征:中国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是世界性问题

  新浪财经讯 由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出席并演讲。 “不能用减税来代替财政体制改革,最核心是建立一个支持现代国家的财政税制制度,而不仅仅是税收上多点少点的问题。”曹远征说。 曹远征称,改革开放切实的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水平,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最伟大的成就。 由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速,农村人口不断加入工业化的进程,由于众多的农村人口不断地加入城市化的进程,使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在急剧跃迁,走到世界的前列。“这个进程还在继续进行之中,”曹远征说, 目前为止中国的城镇人口还只有不到60%,离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占75%以上还有很大的差距。 即便是这样,中国消费已经很强劲了 。“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是最重要的一个亮点,这也是对世界经济最大的贡献。”他甚至预测,中国零售商品总额可能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品市场。 曹远征指出, 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中国卖得最好的汽车不是高大上的奔驰、宝马,而是过去那些名不见经传的风神、哈弗等等。因为这些车售价比较便宜,符合中国农民的需求。这也迫使很多高大上的品牌在改造,比如通用的商务车变成家庭用的5+2的车,售价只有十几万,销量就上去了。 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对全球经济都做出了贡献, 曹远征指出,如何使中国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不仅仅是中国问题,也是世界问题。 谈到改革,曹远征认为,当前国有企业和财政体制的改革最为重要。国有企业改革方向不像过去说的国有企业如何赚钱、如何有效率,而是国有资产能够进入社保。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政府的功能应该从建设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曹远征认为,应该按照这样一个方向重新梳理中国的财政。他还指出,不能用减税来代替财政体制改革,最核心是建立一个支持现代国家的财政税制制度,而不仅仅是税收上多点少点的问题。[详情]

李扬:严格要求上市公司分红以鼓励散户通过持有赚钱
李扬:严格要求上市公司分红以鼓励散户通过持有赚钱

  新浪财经讯 “《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出席并演讲。 在谈及资本市场的未来发展时,李扬认为,首先要符合中国国情。“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美国,不要拿美国的东西套中国。我们必须要避免南橘北枳的问题”。“下一步发展资本市场,中国很有可能需要发展长期信用机构来解决资本市场的长期资金问题,解决权益问题,解决降杠杆问题”。 第二,要端正理念。李扬强调,发展资本市场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如果赋予别的功能,市场发展就会走偏,不但主体功能无法实现,还会变得人人厌恶。“我们要改变以审批为主的架构,尽快全面实现注册制,加快不良上市公司退出机制建设”。 第三,市场应当保护投资者。李扬认为,要承认中国资本市场疑散户为主的事实,只能以此为前提,思考如何让资本市场发挥功能。“散户很分散,不听使唤,老是乱跑。能不能创造一个机制,让散户主要是要长期持有?散户成为市场的稳定者,这个机制、方法都是有的。其中很重要的就是现金分红问题、信息披露制的问题、加大对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的打击问题、停止大股东幕後大股东交易和转让等”。 “我特别强调的是让散户不通过反复炒作,而是通过长期持有赚取长期收益的机制,使散户成为市场稳定的力量。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就是严格要求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当局其实是有规定的,但是大部分机构都不严格执行。所以,在中国股市上,只有通过炒才能挣。你如果不能创造这样一个机制,当然它的赌性就越来越强。中国的股票不是用来持有的,是用来炒作的”。 第四,法制严明、有效监管。李扬认为,我国的金融法制并不健全,其呼吁尽快完善金融主法,“现在《证券法》搞到现在,什么是证券也不给定义,就开始对证券进行监管。这种现象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此外,加强监管要充分发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协调功能,强调机构监管的重点,而不是把行业做大做强,“所有的行为就像现在的救市行为,千万千万要于法有据,如果于法无据,别人是不相信的,花了钱也是没有用的”。 “中国的股市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点,现在是重新规划改革路径的时候了,我希望股市能够借这样一个机会走上新的发展道路”,李扬说。[详情]

全文|耶伦与朱民对话 后者强调一定要关注这件事
全文|耶伦与朱民对话 后者强调一定要关注这件事

  新浪财经讯 “《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耶伦(Janet L. Yellen)在现场进行了连线对话。 朱民将这场对话总结为“有重要的结论”。在耶伦看来,美国经济表现强劲,失业率降到3.7%,但有几个潜在的问题:第一,公司债务很高,在未来利率提高以后可能会发生波动,冲击经济。第二,经济的高增长源于特朗普强劲的刺激政策,但她认为美国的潜在经济增长还是2%,因此,明年美国经济可能会跌到2.5%。第三,现在最大的风险是通货膨胀。第四,美联储认为,明年会提升3到4次利率水平。耶伦认为2020年到2021年是关键点,因为那时特朗普的财政刺激政策已经几乎接近尾声,这将会是个关键点,就看美联储怎么样管理通胀,怎么样提升利率,跟经济合拍。第五,美元走强的过程中,如果美国利率开始走正,那么资本可能会继续回流美国,引起新兴经济市场的波动和汇率波动,所以人们要为2020年和2021年可能出现的波动做准备。第六,美国从70年代以来一直是贸易赤字,因为财政扩张,因为政府的赤字上升,美国今年的贸易赤字会比以前更大,今后几年美国会继续有贸易赤字。关税不是解决贸易赤字的办法,因为关税会引起内部资源配置的错配,破坏产业链,所以需要全世界予以关注。 “我们在不同的场合,都强调2020和2021可能引起的全球金融的波动,但是从她嘴里说出来,这是第一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和信号”,朱民称。 以下为对话摘编: 朱民:首先,从美国经济谈起。您刚刚说美国的经济现在没有出现明显的不平衡,但是您也发现了,有一些非金融领域的债务,可能会有一些潜在的影响,而且增长有一点明显。同时,您还提到了大部分的都是有一些没有杠杆的投资者所拥有的债务,可能不会导致系统性的风险,对吗? 耶伦:(如果)债务在银行系统中,就可能会出现银行账务上的问题,会出现一些系统性的风险,也会出现整个银行系统的不足,可能我们就需要降低一些这样的债务和信贷,但是现在我可以非常清楚地告诉大家,至少在我的研究范围之内,大部分风险都存在非金融公司的体系中,都被一些去杠杆的投资者拥有,包括保险公司、零售投资者。他们出现(风险)的潜在影响对经济的影响会得到一定的控制,不会那么明显,因为现在我们对金融风险的控制还是很好的。 我们也看到了投资率,现在是比较稳定的,不至于走到太极端,因为大部分投资者都还警惕于上一次的金融危机,我们也看到现在投资行业的多样性,还有类似于防火墙一样的工具来防范金融危机的快速发展。当然我们也会面临一些下行的风险,其实我最担心的并不是银行系统中的风险,而是大家看到了一些人为的情况。 朱民:您提到明年可能利率的基准增长两到三倍,你们会不会有一些担心,在非金融行业的一些风险会增高呢?以及一些盈利的模式跟不跟得上?我们知道,利率在增加,您刚刚说到了,会有一些债务的问题,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金融的不稳定。 耶伦:对,这是我的一个担忧。因为有很多这样的财政政策在过去几年可能会抵消一些收入方面的增长。我们现在考虑的是大概7倍左右的增长,因为我们还看到利率的增长可能会给企业带来财务上的压力。但是,现在债务,尤其是利率,应该还是会持续被美联储提高,虽然我们已经考虑到是不是要正常化,但仍然还有一个增长的趋势,而且大部分债务都是一些企业债务,这些企业的债务,并不是规模非常大的,而且也不是和一些证券绑定的,打包卖债务的话,确实会有潜在的风险。 朱民:非金融机构的债务确实出现了增长的趋势。我们看到美国现在的增长非常强劲,还有很多研究机构认为可能会有2.8%的增长,未来几年涨的可能会慢一点,到2%、2.5%左右,是不是这样子?您觉得GDP放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它怎么影响整个金融行业的发展? 耶伦:(GDP)可能会有一些放缓,在未来几年。首先是财政政策以及劳动力的就业率要提高,这些都会影响美国GDP的增长率,但是,如果GDP放缓的话,我不是非常清楚,它究竟放缓的程度会不会影响整个债务增长。可能我们觉得现在考虑的是有些企业会有压力,特别是随着利率的增长,有的企业可能感觉到他们的投资力不足了,可能有的企业面临着更多的市场压力。但这一点,还需要更多的探讨。 朱民:之前您在美联储工作,我在IMF,我们开展了一些独立的研究,当时我们基本上都相信美国的潜在增长大概是2%左右。 耶伦:对,没错,而且我仍然保留这个想法,没有改变。因为现在的战略方向没有改变,还是2%,这是我的预期,美国的经济增长现在应该说是高于我们的预期了,现在的就业率还是增长的比较好的,根据增长率的提高,美国的经济增长可能比预期的要快一点点,因为现在的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是匹配的,基本上比我们之前所预期的债务要低,经济基本面要好,所以基本上2%也是未来几年的一个方向。我们可以看到,未来可能会放缓,刚刚您说放缓可能要放缓到2%到2.5%,这也是基于我们独立研究的数值,我始终相信不能过分提高增长率,毕竟现在美国要慢慢放缓增长,不需要走的太快,因为要确保就业率的平稳增长,不需要增加太多的压力,否则通胀可能会过高。 朱民:我可以这么说,现在基本上的增长趋势是慢慢放缓到2%的一个潜在增长率,这是您的中短期的预期吗? 耶伦:对,到2020年,包括到明年,我觉得还是2.0%左右,其实这已经比美联储的预期要好了。现在的政策可能会慢慢收紧一点,经济之前过热,所以通胀看上去有点高,我希望这种通胀可以不用太高,保证我们2%的增长率即可,能够降低整个银行系统和美联储的压力,因为这样才能真正走向可持续。 朱民:我们顺着这个思路,您刚刚说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在2020到2021年左右,所有的刺激政策、财政政策应该会慢慢退出,2020到2021年这个时间点,会不会导致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和现在的缩减呢?因为到2020到2021年这两年,财政政策可能会直接取消,货币政策稳定之后会出现一些回火是吗? 耶伦:对,我刚刚说到这一点了,我刚刚指出,我看到了潜在经济放缓的一个趋势,在2020到2021年就是我担心的一个时间框架和时间节点。美联储意识到了,现在货币政策的框架可能会慢慢在2020到2021年放松,不会有这么多的刺激,因为它要收紧这些刺激政策了,他们所有的决策可能都会放到货币政策这一块。 随着通胀慢慢消减,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实现2%的增长即可,因为过去6年,这是我们的长期目标,美联储可能在尽量防止任何经济衰退的发生,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但现在美联储已经在尽力而为了,去防止任何潜在的经济衰退。 如果通胀比我们预期的更加严重,如果通胀还可以得到良好的管控,我相信大家只要谨慎,经济放缓不会太严重,因为美联储的信念始终是,不会看到通胀过高,我们不会让它涨的太厉害,如果涨的太高,风险就会更加强,会有更多典型的上升风险。 朱民:您刚刚说到通胀应该不存在了,因为现在是低于2%的利率的,在欧洲和日本,通胀率基本上是零,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通胀率是很低的,我们现在看到利率增长,基本上过去七年是负增长的,现在还是负增长。我们也希望随着通胀增长、利率增长,可以真正实现一个零以上的利率,而不是一个负的利率,在一年后我们希望看到这一点。为什么你会担心通胀在某一个点疯涨,从而导致金融的不确定性、不稳定? 耶伦:首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过去七年的低峰通胀率,这个很好理解,因为在金融危机之后,整个经济很疲软,通胀率会非常低,低于2%。美国的经济当时是处于一个恢复期,而就业率也很弱,大概是在2014年中以后,我们就看到了美元走强,美元增值,这样才真正拉低了通胀率。我们还看到所有大宗商品的价格,尤其是石油的价格,也是拉低了通胀率,因为价格很平稳,也很低。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现在真正回暖了,实现了全员的就业率,包括美元、大宗商品价格,都出现了回暖,其实这些都是导致通胀压低的一些因素。我预计在未来,通胀率会达到2%,所以我很高兴今天我们还看到2%的这样一个良好的结果。其实我的假设是,我们应该会看到有一段时间,随着就业率的增加,通胀率还会持一个低点。在过去6到9个月之间,我们核心的通胀率一直是2%左右,所以我们现在进入了稳定的2%的世界,但是失业率3.7%还是很低的,它低于我们很多人的预期。另外,我们不会回到70年代的情况,但是美联储必须要谨慎。 朱民:我们看到薪资水平也逐渐上升了,但总体来看,通胀率还是会保持在低位? 耶伦:是的。现在薪资水平上升的速度3%左右,生产率的增长1%左右,在历史上来说,这是比较低的,但现状就是这样。3%的薪资增长,1%的生产率增长,劳动力成本差不多每年增长2%左右,这是美国的情况,这和我们2%的通胀率是符合的,所以我们的企业界现在还没有看到自己利润率下行的压力,暂时在美国还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劳动市场更下降,在通胀率的方向会看到稍微的上升。我认为,利润率在过去10年间增长了很多,美国的GDP增长的也很高,所以,即使利润下降,也不会导致通胀率的上升,但我们还是要小心。 朱民:通胀率是双刃剑对吧,您刚才提到,因为它很低,实际利率都压到了负数,另一方面,您看到债务水平在上升,流动性也很充分对吧? 耶伦:是的。 朱民:但是,当通胀率上升很高的时候,也会改变市场的预期,可能会带来市场很大的冲击,美联储会如何管理这种情况呢?通胀率保持在2%左右,实际利率保持在正,但又不会冲击市场呢? 耶伦:现在实际利率是零左右,中立的短期利率还是很难确定的,美联储认为是3%左右,应该在这个水平上,这就代表实际的利率差不多1%左右。我认为他们这种考虑和长期的情况、和债券的价格、和市场的高位是相符合的,如果通胀的预期仍然保持稳定,通胀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联系还是很弱的话,在过去这几年的确是很弱的,如果是这样,总体上我们会期待,在美国可能通胀率稍微超过2%,但是不太会突然上升。如果通胀率真的快速上升,的确会导致市场很大的冲击,美联储可能会做出更加实质的反应,更加快速的反应,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长期的利率,会对股票市场带来很大的下行的压力,会对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我认为这是属于可能的风险,不属于我们主流的预期。 朱民:我们知道很多新兴市场的资本外流是不可避免的,每个国家都要准备好这一点。其实大家还要关注自己的一些债务,特别是一些美元债务,不管是平衡还是不平衡的经济体,都要去考虑这一点,特别是外汇率、灵活性,这都是综合考虑的因素。但现在全球紧密联系,一旦出现外溢效果,就会出现溢回的效果,所以,全球必须要统一的思维,需要集体出力,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长期的趋势。 耶伦女士,我们刚才说到,有上千名听众在这里,看大家有没有问题? 王波明:我有一个问题。特朗普今年降低了企业税,对美国经济的长期影响会有吗?还是只会改变一年的方向? 耶伦:这一次的政策的目标是要刺激投资,让投资更加快速扩张,去提高美国经济长期的增长,也有人预测,这个政策的影响会非常长远,会提高长期的市场增长,但我不太认可,因为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可能不会影响长期的增长,最多就是1%、2%的样子,这是一个长期政策中的一环,包括一些消费政策,它可能会促进内部的消费,刺激美国经济的增长,但我觉得这一套政策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也不会真正有长期经济的影响,也不会刺激到增长的,所以我们应该不会看到重大的投资增长。 提问2:我叫魏新正,很高兴看到您,您之前是我在伯克利大学的老师。而且我知道您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政策决策者,您是一个非常温和的教授。 耶伦:非常谢谢您的称赞。 提问2: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我们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一些关系,考虑到美国的财政政策,通常被称作是一个过度刺激的政策,包括税收,因为经济在已经很好的时候,还是非常多的刺激政策,美联储是不是会考虑提高一下利率,提高的速度是不是比我们预期的要高、要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财政和货币政策在新兴国家会导致一些资本的外流,增加市场的压力,美国的这些政策可能会伤害一些新兴国家,第一,利率提高,而且提高的非常快,非常高。第二,导致别的国家美元债务的激增,包括政府、国会,他们可能不太清楚,这会外汇都是由美国自己的政策所导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不平等的政策,所以我觉得财政和货币政策是不是会破坏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 耶伦:我赞同你主要的观点,当你要有一个比较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美国国家就业率很高,此时联邦政策应该收紧,去抵消过度的刺激,因为彼此之间的联系不可避免,换一个角度来说,你对别的国家的影响,是肯定会存在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个强劲的美国增长,可能会通过财政政策表现,因为财政政策又会刺激全球的增长,所以这也对其他国家资本外流抵销。其实这几年,我们对全球经济的增长预期是向好的,不光是美国本身的增长。美国的发展政策,不光促进了美国的增长,也有一些积极的外溢效应,当然它会恶化美国的贸易赤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还是会通过贸易刺激全球其他经济的增长的,但我还是同意你刚刚说的联系,它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也就是一个强势的美元是肯定会影响以美元计价外汇储备国家的负债水平的,所以我觉得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良的一面。 王波明:谢谢。 提问3:我是一个金融教育公司的创始人,当您是美联储主席的时候,我们天天看您讲话,当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他造成了市场的动荡,他对美联储的独立性是不是造成了一些影响,您是怎么看的?美国今天早上的股市大跌,您对股市情况是怎么看的? 耶伦:美联储的独立性,它是非政治的,它的货币政策有两个目标:货币的稳定和充分的就业。它是国会支持的,它是非政治的,它是一个运转良好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有代表各方面的意见,从来都是这样。我们没有决策会受到来自总统的政治压力影响,总统当然是有权利评论美国货币政策的,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有独立的传统,那就是总统尊重美联储的独立性,避免向美联储施加压力,避免评论美联储的动作。特朗普总统当然有自己的言论自由,我认为,有的时候他可能会削减公众对美联储的信心。我就不评论今天的股市了,谢谢。 朱民:谢谢耶伦女士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尤其是在美国的晚上和我们现场一千多人进行演讲。她刚才详细介绍了美国的情况,我说几点,总结一下:第一,美国经济还是很强,通胀和失业率很低。另一方面,非金融的企业债还是值得担忧的。明年增长会放缓,可能通胀会稍微超过2%,在2020到2021年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改变,在两个国家可能都会看到这个问题,通胀是一个主要的担忧,它现在比较低,稳定在了2%左右。我们希望通胀和市场的增长保持一致。美联储一定会在这方面继续采取适应的政策,考虑到全世界的情况,制定自己的政策。贸易战对所有人是不利的,所以我们应该避免贸易战对市场带来的不稳定。您今天的演讲非常精彩,我们感谢耶伦女士的精彩演讲。 耶伦:谢谢,非常喜欢今天和您的对话。 朱民:请代我向您的丈夫致以问候,邀请您和丈夫、儿子来北京吃北京菜。 耶伦:好,我一定会来的。[详情]

许善达:坚持继续去杠杆任务 减轻企业融资成本
许善达:坚持继续去杠杆任务 减轻企业融资成本

  新浪财经讯 由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务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出席并演讲。 许善达认为,我国直接融资比重低、间接融资比重高,杠杆率高,是一个长期需要解决的问题。“去杠杆是长期要做的一件事,我不赞成把去杠杆任务停下来。” 怎么去杠杆?许善达提出了自己的新思考,他认为,债转股是去杠杆的一个手段,但也不能迷信债转股。因为银行也是企业,它不能把自己的风险完全转嫁。他建议拿出债权来变成股份,此外,减轻债务是一个方向,补充资本金是另一个方向。 许善达提出了补充资本金的几个措施: 1.增值税的留底税款改为退税。2018年已经拿出了1000多亿的财政的资源来给很多企业去把原来积存的留底税款改为退税。得到这笔资源的企业就可以降低它的融资的量,也就可以降低它融资的成本,它的资产负债率也就相应地有所降低。 2.国有资本布局的调整也是一个去杠杆的手段。许善达称,很多企业的资本布局不合理,比如很多国有资本还沉淀在一些不一定要国有资本去做的领域,而有些只有国有资本才能干的事,国有资本的资本金却严重不足。资本金不足就要借债,所以这些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很高,杠杆率很高,融资成本也缴得很多。许善达建议,国有资本退出那些不很重要的领域,然后把这些国有资本补充到那些国有资本一定要做的领域。 民营企业也存在资本布局不合理现象,一些民营企业把钱质押以后,拿钱做了一些跟他主业没有关系的东西。许善达认为,这些企业应该退出一些跟你的主业发展关联度不大的领域,而把资金集中到主业相关联的地方。如果这样,我相信在这些领域,它的杠杆率也可以得到明显的降低。 “去杠杆应该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社会资本、国有资本布局的调整,这几个手段应该是综合来使用。”许善达认为,我们应该坚持去杠杆这个方向,这样才能够减轻融资成本,才能够使得企业有一个正常的利润率。[详情]

李扬:资本市场被赋予太多政策功能 成了扶贫手段
李扬:资本市场被赋予太多政策功能 成了扶贫手段

  新浪财经讯 “《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李扬: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再次来到《财经》年会。我几乎每年都参加财经年会,这一次来,感觉氛围与过去很不一样,有点沉重。毫无疑问,现在应当探讨的问题是很多的,我想,既然来开会,大家聚在一起,怀共克时艰的心情,为国家未来发展出主意,我就知难而上,讲一个敏感话题,关于资本市场,我的题目是《发展资本市场需要开拓思路》。 先从党的十九大说起。十九大集中阐述金融改革说的话不多,就三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三句话中就有资本市场,而且居首位,可见这个市场极端重要。面对这么重要的任务,要想完成它,首先必须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资本市场?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是因为,迄今为止的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得并不如人意。刚刚黄主席说了,中国资本市场很“烂”,可见社会对此存在共识。因此,面对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规划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道路时,我们首先应当发出这种“终极之问”。 先看一看数据。按市值论,中国资本市场几个月前曾达到世界第二,近几个月,由于“跌跌不休”,我们重又落在日本之后,排名第三了。然而,无论如何,考虑到几十年来我们是“从无到有”,这个结果是可以满意的,但是,它确实又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的方面。总体而言,中国资本市场现在似乎还是在国民经济主体的边缘上。有几个问题非常突出。 其一,资本市场似乎不像人们期望的那样,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最近,我们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做了一个分析,比较美、日、德、中四国,看一看股市与国民经济运行的关系,结论是:在美国和德国,股市与国民经济是相关的;在日本和中国,则相关度较低。当然,股市与国民经济的关系相当复杂,我们不能据此就得出很强的判断来,但是,这种结果,不能不令人深思。 其二,这个市场好像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管理风险的新机制,反而,有时候会成为风险的一个触发点。 其三,这个市场重筹资、轻投资,因而,在市场的筹资一面,广大企业趋之若鹜;而在市场的投资一面,广大投资者则有苦难言。 第四,我们希望通过发展股票市场,推进企业公司化改造,全面提升我国企业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但现在看到的结果是,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未必比非上市公司好,更有一些上市公司治理机制之乱、治理水平之低,让人难以置信。去年下半年,我们实验室曾做过一项研究,分析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我们发现,普遍而言,中国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基本上无人问津,股东们普遍没有兴趣参与公司经营,也不关注公司发展战略。什麽投资者制约经理人呵,监事会发挥作用呵,现代治理机制呵等等,基本上都谈不上。 第五,我们希望通过发展资本市场来改善融资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提高筹措权益资本的能力,但是,现在来看,它显然没有很好发挥这一功能,进而,它也没有对去杠杆产生应有的积极作用。 总之,这个市场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其中的问题很多,今天时间有限,我只做如下简单的概括。 第一,它被赋予太多的政策功能,而这样一些政策目标,本质上不适合由资本市场来实现。现在,我们的资本市场变成了一个“扶贫”手段,经济中有什么问题,就让资本市场冲上前去解决。应当看到,资本市场不是万能的,它只能也只应做好一件事情,就是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借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增加广大投资者的“财产性收入”。硬要让资本市场去完成与其功能相悖的事情,只会使其行为扭曲,使资本市场去功能化,结果就什麽都搞不好。 把资本市场当作政策工具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令监管部门过于关注股价、融资额、交易量、总市值等市场表面的东西,并且把这些数据或明或暗地当做衡量市场好坏的标准。由于有关部门总是企图且事实上也总是运用政策“调控”股市走势,自A股市场诞生以来,“跟着政策走”,就成为市场上多数投资者的行为准则。至于全球经济环境、国内经济走势、公司质量优劣、资本市场制度变化、经济结构调整等经济的“基本面”,反而只是次要的参考指标。股市走势基本不反映国民经济动态的事实,更直观地强化了政策的“重要性”。在这种格局下,只要利好政策频出,投资者便会蜂拥入市,全不顾股票有良莠之别,多年亏损的上市公司,其股价也可能一飞冲天;反之,倘若利空政策出台,投资者便会夺路而逃,不惜竞相踩踏,此时,业绩再好的上市公司,股价也可能被腰斩。显然,在“政策市”下,股市之配置资源的功能退居二线,其与国民经济的关系自然就疏远了。 第二,资金市。中国股市的又一痼疾,便是股价受到入市资金规模及其流向的强烈牵引。2015年的股灾以及今年2月以来的股价下泻,我们不仅看到了传统的“资金游戏”依然盛行,更看到了间接引进银行资金“加杠杆”的弊端。 在股市中大规模引入银行信用,是典型的吹泡沫之举,实为股市健康发展之大忌。举凡美国1929~33危机、日本“失去的十年”危机、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7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无不以过度借贷为其基本原因。我们显然忽视了这些血的教训。为了形成股市“慢牛”,我们默许甚至设法引入各种资金向股市注水,2015股灾,起因于场内场外多重加杠杆,今年以来的股市狂泻,则肇始于大股东股权质押。这些都关涉资金问题。 我一直认为,中国股市从来就不缺钱,它缺的是机制,缺的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环境。将中国股市的问题误判为缺乏资金,从而,每遇问题便停止IPO,每遇问题便向股市注资,是历次调控效果不彰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监管套利。分业监管框架下,监管套利问题将长期困扰我们。随着市场不断发展,金融创新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金融科技蓬勃发展,监管套利问题更成为扰乱市场的最重要原因。通过银证、银信、银保合作等渠道将信贷资金引向股市,使得“银行资金不许入市”早已成为空话。我们知道,如今各类市场是高度关联着的,由于高度关联,对它们的监管必须有一个全面的眼光,而且要有一个综合的协调的手段,现在问题在于,我们的监管机制还不能全覆盖整个市场。所以,我们看到了过度监管的问题,也看到了监管共振的问题,还看到了监管真空的问题。这种状况若不有效改变,2015年的事,今年以来发生的事,将来还可能发生。 关于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问题。我们实验室的团队已经展开研究,但尚未形成最终成果。借此机会,我概括地谈谈自己的想法。 在讨论问题之前,应当解决一个立场和方法问题,这就是,中国的资本市场一定要符合中国国情。 回想起来,当年我们开始设计这个市场的时候,虽然没有明确的榜样,但实际上是以美国模式为圭臬。这种思路需要反思。 经过30年的发展,多数人都认识到这样的事实:美国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美国,因此,不加分辨地引进美国的模式,极有可能出现南橘北枳问题。应当清楚地看到,即便是市场经济,也不止美国一个模式,欧洲的模式、日本的模式,都不尽相同,而且也都获得了成功。这就告诉我们,同为市场经济,可以有相当不同的形态;作为市场经济组成部分的资本市场,当然也就不会只有一个样貌。因此,即便是学习,也不应只有一个榜样。确立这样的立场,确立必须走中国特色的道路,我们才能切实探讨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发展问题。 我以为,如下四个问题最重要: 第一,正确认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关系。 关于发展直接融资,我们已经谈了30多年,遗憾的是,至今成效甚微。这么多年辛苦追求而效果不彰,就该反思命题本身了。我以为,在中国国情下,若想筹集长期资金,想筹集权益性资金,未必要完全依赖资本市场。我们提请大家注意这样的事实: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负债表是与经典的货币银行学教科书相悖的,因为,中国银行们的资产中,60%左右是中长期贷款,而在教科书中,商业银行是不允许发放中长期贷款的。然而,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发放中长期贷款,而且,正是这种资产格局,支撑了中国的长期投资,支持了高速增长。这意味着,在中国,筹措长期资金和权益性资金的任务,相当程度上事实上是由间接融资承担的。我以为,基于这一实践,我们对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关系,应当有一个新的认识。在中国,很可能是要通过发展长期信用机构和全能性银行机构来解决我们对长期资金的需求,解决我们对权益的需求,从而切实解决降杠杆问题。 另外,在中国发展资本市场,我们尤其要重视资本形成而不应只关注资本交易;要重视“草根”资本市场的发展,而不应将眼光只局限在大公司上。忽视了资本形成,忽视了草根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便谈不上。 第二,端正市场发展理念。 必须清醒认识到,发展资本市场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如果我们对市场赋予其他目标,市场就会走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目标也不能实现。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必须创造有效的机制,确保效率最高、最有发展前途的企业上市;必须提供各种条件,为上市公司提供再融资便利,助其兼并重组,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未经济结构调整做出贡献。 如果我们的上市公司都是企业中的翘楚,则我国资本市场便会成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力,成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力量。依托这样的市场,其他的政策目标,诸如服务国企改革甚至服务脱贫攻坚,也就有了物质基础,也就有了可能。 为了建设这样的市场,我们必须迅速改变以审批为主的监管架构,尽快全面实行注册制;必须加快不良上市公司退出机制。最近,习主席在进口博览会上再次提到了实行注册制问题,这意味着,这个议论甚久的问题,已经到了解决的时候了。 第三,保护投资者,降低市场赌性。 中国资本市场以散户投资者为主,恐怕也是短期内难以改变的国情。在不可能改变这种投资者结构的条件下,我们不应没完没了地责难市场不规范,而应顺应这种结构,创造条件,保护好投资者特别是散户投资者。 实施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市场透明度;持续加大对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和打击力度;对大股东及高管的套现行为做出严格规定;停止大股东幕后的大宗交易和转让等,是进一步改革的要点。 更重要的是,要创造让散户不通过反复炒作、而是通过长期持有来赚取长期收益的机制,使得散户成为市场稳定的力量。其中最重要的制度之一,便是严格执行上市公司必须派发现金红利的规定。事实上,我们的监管条例中早就有派发现金红利的规定,然而,多数公司都不遵守监管当局的规定,不派发或很少派发现金股息。由于不能持续地从上市公司的经营中获得正常收益,投资者便只能寄望于不停地炒作,寄望于获取由股价变化引致的资本溢价。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第四,法制严密,有效监管。 我曾经在全国人大做过一届财经委委员,深感我们的法制不健全,特别是金融法规,不仅颇多缺漏,很多法规都落后于金融发展,已经很难实施。例如,与我们资本市场密切关联的证券法,多年前就启动修订,迄今仍未见成果。其他诸如商业银行法、票据法、信托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以及与此关联的政策条规等,也都到了要根据发展的实践重新修订的时候了。这项工作必须迅速启动。否则,依法治理便落不到实处。 我们的市场必须加强监管,如今最关键者,就是要充分发挥国务院金融发展稳定委员会的统率、协调功能。必须再次强调,监管当局的所有行为,特别是救市,必须“于法有据”,而且,在救市操作上,应清晰地确定并遵循“宁救企业,不救股指”的宗旨。 另外,监管部门的所有言行,均应以建立守法、可信、可靠和有效形象为目标,且应接受社会监督。千万不能让投资者失去了信任和信心。 当前,我们遇到了改革开放40年来未遇之大变局,中国股市的发展也到了一个关键点。其实,以上所论的各方面问题,学界和业界早就有深刻分析,改革的方向也有高度共识,现在到了践行习主席“一份部署,九分落实”方法论的时候了。我们希望这样一次大变革,能够使我国的资本市场走上新的发展道路。我坚信一定会是这样的。 谢谢! 何刚:刚刚你提到了未来也许我们更关注草根的多层次市场,在90年代,中国股市建立的时候,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能,有时候付诸于文字,有时候私下说,是为国企改革脱困筹集资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未来中国股市的希望和重点就是为民企的股改上市打开各种通道? 李扬:严格地说,不能这样说,我们不能为了什么事就给政策,就不计代价,就吃偏饭,就破坏制度。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一种做法。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到今天,我们必须依靠制度和法律来解决问题,我们必须建立一套“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的制度体系,从根本上解决所有制歧视问题,真正做到平等对待各种所有制企业。 何刚:很多人担忧资本市场过快的开放,可能让并不健全的中国股市的风险会进一步提高,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李扬: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名义上是开放的不多,但事实上,该进来的已经进来了,而且在市场上风生水起,也没有搞垮我们。另外,加入WTO、制度性引入国外竞争时,很多人也都存在疑虑,现在看,恰恰是制度性开放,使得本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达到了一个新水平。所以不用害怕。市场嘛,就是要在国内国外两个资源间择优进行配置,就是要有竞争,我们并不怕竞争,所以,进一步开放只会使促使我们进一步完善各项制度,从而促进资源配置产生更高的效率。[详情]

黄孟复:我国股市完全脱离了经济发展基本面
黄孟复:我国股市完全脱离了经济发展基本面

  新浪财经讯 “《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黄孟复出席并演讲。 黄孟复表示,我国股市完全脱离了经济发展基本面,“2000多点谈起来都丢人脸,严重低估中国企业的价值”。 “为什么会这样,应该认真分析”,他称,“美国股市一跌,我们立即就跌;美国股市涨,我们不涨或者涨一点点”。 “我相信,经过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进一步深化改革,经济是能够再保持二三十年的6%到7%的增长,当然关键还是我们能够坚持改革,坚持市场化导向”。 以下为演讲实录: 黄孟复:尊敬的各位来宾,受波明的邀请,今天有幸参加《财经》的年会,这个年会是预测与战略,我想谈一下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些话题。 从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根本改变。如果2008年以前,中国是以大投资、大生产、大出口,代表着发展中国家强劲的增长,来支持美国的超前消费,欧洲的高福利,这样的一种世界增长的模式,在2008年破灭了。破灭以后,中国具有巨大的产能,据统计,世界上主要的200多项工业产品中,中国的产量都是第一。现在出现了一种情况,不仅中国国内,原来是供不应求的,现在全部是供大于求,世界上接受中国的产品,也开始出现贸易摩擦和抵制,中国必须进行认真的、痛苦的结构调整,所以这些年,我们在供给侧结构调整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 但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什么地方?经过金融危机的教训之后,新兴的产业开始出现,这样的情况下产生这样的现象,也就是以前的经济增长的要素的权重发生了变化。在2008年之前,我们的企业都非常注重原料、能源、土地、廉价劳动力、市场等等这些生产要素,但是现在,大家更注重的要素是信息、技术、创新、高技术人才等等。所以,生产要素的权重发生了变化,新兴的产业大量产生,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等,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经过调整,这些新的增长动力在中国出现了。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动力转换期,老动力正在进行结构调整,新动力欣欣向荣蓬勃发展。所以,现在企业面临着这样一个转型的重要时期,也是我们国家发展模式转变的重要时期。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认为我们初步取得了一些成绩,只能说初步的成绩。比如说,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现在超过了以工业制造为主的第二产业。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按科技部的统计,已经超过了50%,我们正在向创新型国家的这样一个目标迈进。 虽然有这样的困难和那样的困难,但是应该说我们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绩。当然今年以来,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前我们都是在稳中有进的态势下发展,今年出现了稳中有变的态势,稳中有变是往什么方向变呢?可能是有下行的压力,在稳的基础上,以前是往前进,但现在由于各种因素的原因,出现了下行的压力。针对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必须要认真地进行分析,复杂的外部形势,主要是世界全球化受挫以后,以特朗普代表的美国,提出了美国优先的策略,采取了单边主义的倾向,使全球化的进程和信心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个问题从外部客观来讲,对我们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但是我们进行了结构调整。我们现在以扩大内需为主,这个问题对我们的影响,包括中美贸易对我们的影响,我们是可以克服的,因为世界全球化的趋势,实际上是不可阻挡的。我们想1997年的时候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引起的,泰国在亚洲不算一个经济强国,但泰国的经济危机引起了亚洲经济危机,希腊对欧洲来说也不是一个大国,但希腊的债务危机也引起了整个欧洲的危机,更不用说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全世界陷入了大倒退,实际上整个地球是连在一起的,任何一个国家出现重大问题,都会牵连到各个国家。刚才耶伦女士也谈到这个问题,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当它的溢出效益大的时候,会反冲到美国国内,实际上单边主义和某一个优先是不得人心的,也不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规律,但会给我们的经济和发展带来一些影响,这是外部的因素。这些因素是不确定性的,不是由我们能够控制的。 但是今年以来,在国内也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大家都在总结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经验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声音,比如民营经济退场论,认为民营经济是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利用一时的工具,到40年了,它应该退场了,需要进行新的公私合营等等论调。这些论调和经济下行的压力,和企业经营的困难重叠,使很多民营企业产生了信心不足,前途迷茫的这样一种困惑,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经济发展的前景,也影响了投资和企业的发展。 党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强调,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变,基本经济制度不会变,两个“毫不动摇”也不会变化。那么,这个月的1号,习总书记召开了民营企业的座谈会,这次座谈会习总书记向全国和全世界声明,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的内在因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民营经济不但不能退场,而且要做强做大,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总书记的这些话,一下子把民营经济退场论一扫而空,给广大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吃了一颗定心丸,最近我听到很多民营企业表态:总书记的讲话使我们明确了方向,我们有继续大干一场的信心和理念。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的动力,外部的因素我们可能不能完全控制,但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了,我们的脚跟站稳了,就不怕应对各种挑战。 总书记在这次讲话中,提到了六点要求:第一,要对企业减税减费。我认为在当前经济处在比较微妙和困惑的情况下,大幅度的减费减税势在必行。现在企业的费的负担非常重,为什么企业要负担这么重的费,我一直想不通,我曾经在国有企业干了34年,当时我们是拿40、50多的工资,我们创造的大量的财产。按理讲,我们国有企业的员工所创造的财产,应该来给我们养老,但现在我们的养老金是从哪里来呢?是从现在职工交的养老费来养过去创造了大量国有资产的职工,这就是一个错位。所以,完全有必要降低现在员工的养老保险费,而把一部分国有资产划归社保,来承担养老的费用,这样的话,现在的年轻人就不需要交那么高的社保。这个从现实来看,从道义来看,都是应该做的。 另外,降税的问题。税在困难时期是非常有作用的,企业面临困难,或者面临投资的时候,利润的增长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有利润,他就有信心,他就有投资,他就有发展,他就能创新。过去我们也减了一些税,不管是5000亿还是8000亿,但企业没有感觉。从数据上来看,减了5000亿、8000亿以后,我们的财政收入仍然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这说明我们减税是大有潜力的。在困难的时期要度过困难应该谁来痛呢?从职工、企业和政府三方面来看,我们绝不能让职工痛,不能减职工的工资,不能解雇职工,我们要和员工一起共度难关,所以员工的福利待遇不能动。企业也很痛,成本的上升,利润的下降,如果再让企业痛下去,这个企业很可能就保不住了。所以最重要痛是谁痛?肯定是政府痛,政府要减税减费减到痛才行,现在减了以后,财政收入增长还是百分之十几,所以必须大幅度的减税。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目标实现了,政府困难,企业比较好过,员工也比较好过,将来企业发展起来了,有更多的税和费交出去,政府后面就会好过。我觉得这个道理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总书记讲的减税减费非常重要。 第二,牵扯到诸位了,今天这里有很多都是金融界的官员、专家、前辈,应该说金融是经济的血液,它不是抽血机。但我们看一看,从上市公司的报表中多年反映,几十家金融企业盈利额就是几千家上市公司的一半,中国的利润为什么这么多的集中在金融企业里?而企业的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我认为金融系统的改革落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所以金融系统的改革应该加速。 今年国务院定的第一项任务,就是降杠杆。实际杠杆高是一种现象,它是多年的金融政策和企业发展所累积下来的问题,是不是就是硬性的把企业杠杆的分子减一下,杠杆就降下来了?杠杆降下来企业就死了,这是降杠杆的目的吗,为什么会形成这样高的杠杆?我认为金融体系是有责任的。我跟很多企业家接触,他们都讲,当银行有钱的时候就拼命地找企业,你贷款吧,我支持你。当宏观金融一收紧的时候,他就反过来。所以,宽松的时候不管你是好的项目还是不好的项目,他都给你钱,当金融出现一些紧张的时候,不管你好的项目还是坏的项目,他都抽贷款。所以,这样的一个金融体系和企业体系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的银行很辛苦,因为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作用,不应该像中国的银行家背负的担子太重,因为我们直接融资的市场发展很缓慢,很不健全,很不充分,所以现在金融的担子就全部基本上压在银行的身上。这个问题和金融体系改革是一揽子计划的。企业和他拿到贷款的银行,应该是一个互依互存的状态,银行应该帮助企业度过难关,现在银行只要看到企业有一点毛病就立即抽贷,这样的关系是不正确的。 另外,资本市场的问题,企业能从资本市场上融到资和从银行贷到款,是两方面的问题,全部压在银行恐怕是不行的。但现在资本市场是什么情况呢?中国的经济体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股市,不能说是最烂的股市,反正也差不多了,完全脱离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为什么中国的股市是这样的呢?现在2000多点的A股的市值加到一起,也就六个苹果,中国这么多优秀的企业加在一起也就六个苹果,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原因?应该进行认真的分析。如果中国的股市是4000点和5000点,好多问题就解决了,为什么呢?我们自己看不起自己。美国股市一跌,我们立即就跌,美国股市一涨,我们不涨,或者涨一点点。我们中国发展的基本面,我认为还是不错的,我对中国经济发展还是有信心的,刚才我们讲的一些问题,都是可以克服的,而且现在已经在逐步克服之中。我相信经过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进一步深化改革,我们的经济是能够再保持二、三十年6%到7%的增长,关键还是要我们能够坚持改革,坚持市场化导向。 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信心,为什么?首先,我们有巨大的国内市场,现在中产阶层,可能还有3亿多人,中国的中产阶层迅速在壮大,我们一亿多人出去购买东西,全世界的奢侈品都让我们买了一半。中国现在每天有17000多个企业诞生,每年有800多万的大学生毕业。所以,中国走向全面小康的过程中,每一年都可以增加几千万的中产阶层,当然如果股市好一点,可能中产阶层增加的更多一点。经过20年,我们的中产阶层就能到7到8亿,这个东西所产生的巨大的内需的市场,是世界各国都不能小看的,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所在。有了这个,我们只要保持平稳发展的态势,我们的潜力世界上都要认同。所以我们搞世界首创进口博览会,哪个国家都没有搞进口博览会,都是出口,我们是进口。但我也提醒各位金融专家,我们进口,都靠美元进口就坏了,人民币国际化要加速进行。在进口博览会上,总书记讲,再经过15年,我们将有40万亿美元的货物和服务贸易的量,如果都花美元,哪有那么多美元。所以,人民币的国际化,我看应该加速进行。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有这样的底气。我们还有一个底气,就是我们现在资源的配置,还没有真正实现三中全会所讲的由市场进行决定性配置的目标,我们的资源配置还没能够充分地体现它的价值,所以中国的改革和开放的红利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如果我们把改革开放的红利充分释放出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会更好。我们现在还没有释放红利呢,就能取得当前这样的一个成绩,如果齐心协力按党中央、国务院改革开放的方针,真的把改革开放的红利完全释放出来,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一定更强劲。所以,我们今后的目标,应该是新的经济引领。 总结一下我的讲话,我们要坚持互联网、物联网+、科技创新+,改革开放+,有了这三个+,中国的经济一定能实现长远的、持续的发展。谢谢![详情]

黄孟复:中国股市完全脱离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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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财经讯 由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原主席黄孟复出席并演讲。[详情]

黄孟复:政府减税降费要减到“痛”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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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财经讯 由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原主席黄孟复出席并演讲。 黄孟复称,过许我们也减了一些税,不管是5000亿还是8000亿等等,但是企业没有直观的感觉。问题出在哪里呢?从数据上来看,即使减了5000亿、8000亿以后,中国的财政收入仍然能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这说明减税是大有潜力的。 在困难时期要度过困难,应该谁来痛? 从职工、企业和国家这三方面来看,绝不能让职工痛,不能减职工的工资,不能解雇职工,要和员工一起共度难关。所以,员工的福利待遇不能动。 要不要企业痛?企业已经很痛了,成本的上升、利润的下降,如果再让企业痛下去,那这个企业很可能就保不住了。 最终要痛的是谁痛?“那肯定是政府痛”,黄孟复称,政府减税降费要减到“痛”才行,现在减费减痛之后,财政税收增长还有百分之十几,“那不行,那度不了难关”,必须大幅度地减税。[详情]

黄孟复:降低现缴社保费用 剩余部分由国有资产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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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财经讯 由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原主席黄孟复出席并演讲。 黄孟复认为,在当前经济处在比较微妙和困惑的情况下,大幅度减费减税势在必行。 现在企业端“费”的负担非常重,为什么企业要负担这么重的费?黄孟复称自己一直想不通。“我曾经在国有企业干了34年,当时我们是拿40几块钱、50几块钱的工资,我们创造了大量的财产。” 黄孟复说:“国有企业的员工所创造的财产应该用来给我们养老,”但是现在养老金是从哪里来呢?是从现在的职工的身上,他所缴的养老费,来养我们过去创造了大量国有资产的职工,这就是一个错位。 黄孟复认为,要降低现在员工的养老保险费,而把国有资产划归社保,来承担养老的费用,这样的话现在的年轻人就不需要缴那么高的社保。“从现实来看,从道义来看,都是应该做的。”[详情]

美联储前主席:美国经济增速将放缓到2%-2.5%的水平
美联储前主席:美国经济增速将放缓到2%-2.5%的水平

  新浪财经讯 “《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耶伦(Janet L. Yellen)通过越洋连线发表演讲。 耶伦表示,美国经济潜在增长在2%左右,据其分析,美国经济增长现在高于此前预期,但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目前看还是匹配的。“基本上比我们之前预期的债务要低、经济基本面要好,所以基本上2%的增长应该是未来几年的一个方向”。 她认为,未来美国经济可能会出现放缓,放缓到2%到2.5%的水平。“因为我始终相信我们不能过分提高增长率,因为毕竟现在美国要慢慢地放缓地增长,不需要走得太快,因为你要确保就业率的平稳增长,所以不需要增加太多的压力,否则的话可能通胀会过高”。[详情]

美联储前主席:新兴国家大量持有美元债非常危险
美联储前主席:新兴国家大量持有美元债非常危险

  新浪财经讯 由财经杂志主办的“《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现场连线对话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耶伦。 耶伦称,美国如果紧缩货币政策,将会对它的“邻居”产生溢出效应。美元走强将导致新兴国家资本外流,尤其是像阿根廷、土耳其、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压力非常大”。“美国外溢效应无法去避免,”她认为,这些相对脆弱的国家必须缓解这种影响,加强内部市场的建立。 “新兴国家使用以美元为主的债务非常危险,因为美元走强以及外汇增加,就会增加他们的负债。”耶伦称,在她担任主席的时候,非常欣赏中方的一些观点,需要谨慎地去积累美元的外债,要去避免这种相关的外溢效应。 “其实如果真的全球发生了系统危机,美国也无法幸免。”耶伦认为,美国做决策的时候,不光是看到美国本身的情况,还要看全球的政策。因为全球的状况肯定会影响到美国的政策,最后还是美国自己去承受这个后果。[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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