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周小川：中国储蓄率仍有45%，为全球最高  11月12日，主题为“预测与战略”的财经年会2020今天在北京召开。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要点： 很多民企感到制造业产能过剩 而服务业不让投 周小川认为靠市场机制理顺国内服务业的发展。他分析称，国内部分行业的产能已经过剩，处于“去产能”阶段，需要发展新产能，投资新产能，“这个产能可能在服务业，服务业有空间，有人去投资。但是不是允许你投资？允不允许私营企业去投资？投资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附带的限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周小川看来，因为产能过剩，很多民营企业家感到制造业已经投不出去了，投资机会也在减小，但服务业的部分领域又“不让投”，“这样的话就减少了投资的机会”，周小川称。 他强调，确实有一些服务业的发展要考虑到产业发展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这其中需要找到平衡点，“这个平衡能够使我们权衡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具体产业的发展，从而稳定GDP的增长。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安全？很难用一个绝对杠杆来划，这是需要考虑的”。 中国储蓄率仍有45%，为全球最高 周小川表示，中国十年前储蓄率达50%，现在是45%，仍是全球最高。 金融业占GDP的比重在很大程度上跟一个国家的储蓄率有关，储蓄率越多，需要金融服务就越多；没有储蓄，或者是储蓄很低的国家，既然没什么存款，大概也就做不了多少贷款。所以，中国的金融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会和储蓄率相关的。 金融业应该说还是和实体经济处于共生的关系，金融业占GDP的比重提高到10%，是不是这就意味着泡沫化，意味着自我循环，需要做深入的分析，不能太简单化地看待。 住房抵押贷款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作用越来越大 金融业所谓收入再分配的作用，最主要的做法是住房抵押贷款。住房抵押贷款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可以大致地解释，高收入的人存钱多、低收入的人借钱多。特别高收入的人买房直接拿现金，低收入的人必然要依靠抵押贷款。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也是一个收入再分配的角色。[详情]

　　原标题：周小川：中国储蓄率仍有45%，为全球最高  11月12日，主题为“预测与战略”的财经年会2020今天在北京召开。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要点： 很多民企感到制造业产能过剩 而服务业不让投 周小川认为靠市场机制理顺国内服务业的发展。他分析称，国内部分行业的产能已经过剩，处于“去产能”阶段，需要发展新产能，投资新产能，“这个产能可能在服务业，服务业有空间，有人去投资。但是不是允许你投资？允不允许私营企业去投资？投资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附带的限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周小川看来，因为产能过剩，很多民营企业家感到制造业已经投不出去了，投资机会也在减小，但服务业的部分领域又“不让投”，“这样的话就减少了投资的机会”，周小川称。 他强调，确实有一些服务业的发展要考虑到产业发展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这其中需要找到平衡点，“这个平衡能够使我们权衡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具体产业的发展，从而稳定GDP的增长。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安全？很难用一个绝对杠杆来划，这是需要考虑的”。 中国储蓄率仍有45%，为全球最高 周小川表示，中国十年前储蓄率达50%，现在是45%，仍是全球最高。 金融业占GDP的比重在很大程度上跟一个国家的储蓄率有关，储蓄率越多，需要金融服务就越多；没有储蓄，或者是储蓄很低的国家，既然没什么存款，大概也就做不了多少贷款。所以，中国的金融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会和储蓄率相关的。 金融业应该说还是和实体经济处于共生的关系，金融业占GDP的比重提高到10%，是不是这就意味着泡沫化，意味着自我循环，需要做深入的分析，不能太简单化地看待。 住房抵押贷款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作用越来越大 金融业所谓收入再分配的作用，最主要的做法是住房抵押贷款。住房抵押贷款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可以大致地解释，高收入的人存钱多、低收入的人借钱多。特别高收入的人买房直接拿现金，低收入的人必然要依靠抵押贷款。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也是一个收入再分配的角色。[详情]

　　新浪财经讯 “《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主任董云庭出席并演讲。 董云庭直言，知识产权不清晰、产权保护不到位和文化因素是导致我国在高新技术领域难有突破的几个因素。 在文化方面，他认为一是缺乏包容失败的机制，“一个大的项目怎么可能不出错呢？爱迪生发明电灯经过一千多次实验。但是我们如果项目出错了，一下子就没戏了”。第二是社会心态浮躁。第三是专利变成圈项目的工具。“去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全国专利已经有714万，我认为可能90%都是垃圾，只能充当花瓶，圈项目的钱”。第四是教育缺乏培养创新与探索精神的机制。 他建议，第一，为企业减轻税负。第二，保护企业家的产权，有了安全感才会考虑为长期发展去做投资。第三，应将突破关键技术瓶颈上升为国家战略，做好顶层设计。“企业要成为创新的主体，把创新作为第一要务，企业家的精神非常重要。我们创新的动力可能真的不太足”。[详情]

　　新浪财经讯 “《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出席并演讲。[详情]

　　新浪财经讯 “《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北极光创投创始人、董事总经理邓锋出席并演讲。 邓锋建议政府改善营商环境，是的中小企业可以再竞争中持续发展。他提出，第一，改善“强关系”的营商环境，严惩行贿和受贿的人。“今天在中国基本上所有2B的生意都是强关系。你的技术多好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打进这个客户”。“不把灰色的打掉，不严惩受贿和行贿的人，中国2B真的做到科技创新很难做到”。 第二，改变国企欺负中小企业的现状。邓锋以三大运营商举例称，“看看中国三大运营商的财务指标，看看它的应付款有多少，它的应付款代表了我们的应收款，很多企业被逼着先去做服务，根本不给你钱”。甚至“有一个运营商，基本上平均要两年时间才能付企业钱”。“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凡是跟运营商做生意，没有一个企业长期做得很大。一时由于一个领导的关系做起来，但过两年又不行了，它在商业上就没有说遵守商业规则，也没有双赢的概念，从来都是“我赢你输”，从来都是这种思路，把你压榨到最后”。 第三，改变低价中标的招商模式。邓锋认为，低价中标导致企业不重视研发投入，只想着如何节省成本。他以安全设备为例称，“安全设备全都是看着好像不错，挺好的，但其实很多问题都是摆设，就是一个表面文章，根本给没有把真正的科技开发做好，反正不出事的时候看不出来，好几年以后才出了事”。 第四，部分行业规则定得过高，导致执行效果很差。邓锋以临床实验举例称，“新的技术临床要求特别高，没有人能达到。怎么办呢？实际执行当中就变得很低，违反就违反了，那你当初定那么高规则干吗？好像听着跟世界接轨了，但谁都做不到，最后变成谁都不按照那个标准来，又都变得很差”。 以下为实录摘编： 邓锋：我是一个在中美两地都做过科技创业，也做过科技风险投资的人，每个地方都做了超过十几年，每个事也都做了超过十几年，所以可能看的面更有国际视野。我站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微观的业界实践者、从业者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关于“自主技术的瓶颈与突破的问题”的想法。 过去的十几年来，中国的自主创新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我刚回国的时候想做科技投资，2005年找到好的企业都很难，真的非常难，大家投资都投到一些商业模式创新的地方。今天再来看中国的风险投资变化，谁都说自己是做科技投资的，因为确实科技投资的机会也多，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芯片、生命科学、生物技术等等，都出现了很多很多机会，已经不能跟当年同日而语，甚至有些地方已经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跟美国、欧洲、日本都可以媲美，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确实都是一些点，没有连成线，没有一个面。所以，实际上在很多地方都是跟世界水平相差很远，而且相差的水平不是以五年、十年来计，都是二十年、三十年的差距。 制造业可能是大家比较自豪的领域，中国制造业很强大，但是，制造业里稍微碰到精密制造的东西我们就不行了。半导体的设备，芯片我们比美国差，其实制造芯片的设备差距就非常非常远。简单的精密仪器上的四列导轨中国就找不到一个做得很好的。大家可能以为中国已经很先进的地方，其实有很多很多地方还差得很远。 所以，这些方面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自大的。不光跟美国比，就是跟日本、欧洲比，我们在很多地方也相差很远，这需要做投资的、做创业的多少年的努力。这其实也提供了一个机会，到处都有创新的机会。 今天中国的人才也已经非常多了，回来的海归也好，本土的也好，都非常强大了。资金上的支持跟当时不可同日而语，已经很多了，怎么用好其实有很多机会。 说到自主技术创新的瓶颈和突破，还不是基础的科学。最大的可能还是人才的问题，我们培养人才的方式有问题。中国人才的培养是应试教育，不是为了创新型人才培养，有一条我想强调，今天中国跟硅谷相比，很大的一条是全球人才，有没有可能吸引到全球的人才？为什么硅谷那么强大？人家都说硅谷叫“IC”，IC不是集成电路，叫Indian And Chinese”，Google是全球人才聚集的地方，这是创新最基本的要素。 我们看看大陆，今天讲“千人计划”，回来一些海归，但是能不能吸引全球的人才，跟世界上几大城市比较，北京是外国人才居住比例最低的，我们其实不是一个移民国家，更不要说今天在北京居住的外国人，有多少是搞科技创新的？大量的可能是商人，跟他的国家做生意的，这样的人很多，真正做科技创新的很少。 我们是不是需要只把硅谷的人才引进？不需要，现在我们投的公司，有些在罗马尼亚，罗马尼亚的数学非常好，它做计算机软件非常厉害，AI也非常厉害，工资还很便宜，俄罗斯就不用说了，莫斯科大学数学系的老师就一千多个，非常厉害。这些国家的工资又低，人才又多，能不能把他们吸引到中国大陆来参与我们的创新？怎么吸引这些人才？就需要一些基本的环境，有时甚至不是说给他多少钱。 比如说国际学校，我们跟北京市政府谈，北京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吸引人才，因为医疗资源、教育资源，北京跟很多地方比很好。即便如此还是不够，真正把教育做好，把医疗资源做好，就能吸引全球最好的人才，再加上税收和更好的环境，包括空气，如果能够逐渐改善，就可以把全球的人才吸引过来。平常我们老讲产学研，科技成果转化，其实科技成果转化这个词不应该这么用，这是错的，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学术界和工业界之间有一道很厚的看不见的围墙，各干各的，两边的交流很少。 硅谷就不是这样，硅谷有斯坦福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分校，老师们经常看到业界的大公司，包括英特尔都是斯坦福老师参与创立的。包括很多业界的人去学校讲课，讲的都是业界实际发生的内容。确实现在创新的重点是在工业界、企业，而不是大学。 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我可以说一下清华，有些系就跟个体户一样，每个老师自己搞一个小课题组，搞不了大项目，根本不可能搞大项目，而且他没有那些资源。现在做一个计算机的人工智能，需要的是数据，数据从哪里来？需要上百台、上件台的服务器同时工作才能做出一些研究，学校哪有这个？所以，从研究开始，选题开始，也不知道选什么样的题目，因为碰不上这样的题目，从选题开始就要跟业界结合。 不要说我先做出一个科技成果去转化，现在不是一个算法就解决问题的时候，说我做了一个很牛的算法，不是这样的，你需要大量的数据，在数据上去做一些新的创新。包括重视企业的创新，包括企业和大学的结合，我觉得这是硅谷成功的因素，也是今天我们碰到的一个问题。很关键的产学研结合的问题，这道墙打不破是不行的，我也在清华推动这件事，这是非常需要的。 整个营商环境，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特别重要。今天的问题是怎么深化市场化和法制化的改革。市场化当中，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我想说中小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您可能会说美国都是大公司，Google、微软都是大公司，你要知道他们开始做创新时都是小公司。过去三四十年，你看今天进入世界500强的大企业，所有的科技企业基本上都是由风险投资催化的，所有这些公司都是市场化的。给中小企业提供一个好的营商环境，是非常重要的，自主创新对科技企业是很重要的。 我们碰到很多实际的问题，你去装修一下就知道，你要过多少个关卡，有很多障碍，中小企业根本不可能做到，除非你有很强的关系。我自己碰到一个问题，我想把公司从海淀移到朝阳，不允许。为什么？因为税的问题。这种营商环境不改善，根本没法做好科技创新。 硅谷有B2B的科技创新和B2C的科技创新，很多2B的企业做得很好。中国呢？百度、阿里巴巴、腾讯、BAT，还有京东、头条、滴滴、美条，都是2C的，做得很好，市场化。2B的有吗？华为可能算是一个，其它很难找得出来，华为还是出口国际上做的多。2B的科技创新有一部分，但是前面是靠商业模式创新。 为什么中国就出现这个问题？因为是强关系竞争生意，不是靠科技、靠技术。今天在中国基本上所有2B的生意都是强关系。你的技术多好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打进这个客户，打进客户靠什么？什么叫强关系，说得好听一点是做好客户关系，说不好听点，有多少灰色东西在里边。我们说领导腐败，下面每一个层次的人有多少腐败？渠道有多长？链条有多长？中间有多少个人要打点？能做得好吗？企业的利润全被这个吃掉了，根本做不好。 不把这些灰色的打掉，不严惩受贿和行贿的人，中国2B真的做到科技创新很难做到，这就是营商环境的事，不是说花多少钱做一个什么科技创新的新的行业，你把整个商业环境给改善才是最重要的。 中小企业创新，中小企业多受大企业欺负，受国企欺负太多了。不说别的，看看中国三大运营商的财务指标，看看它的应付款有多少，它的应付款代表了我们的应收款，很多企业被逼着先去做服务，根本不给你钱。中国有一个运营商，基本上平均要两年时间才能付企业钱。今天你干这个事，两年以后才能付你钱，多少企业被拖垮。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凡是跟运营商做生意，没有一个企业长期做得很大。一时由于一个领导的关系做起来，但过两年又不行了，它在商业上就没有说遵守商业规则，也没有双赢的概念，从来都是“我赢你输”，从来都是这种思路，把你压榨到最后。 你起到的是不遵守商业规范的坏典范的作用。今天不遵守商业规则，大量的这种大国企，也有政府不遵守商业规则。“为什么投资不过山海关？”一个是人才缺乏，一个是我们不敢到那边，一个没有商业信用的社会谁敢投？不是说所有，东北也有好的，就是说背后带有大家的一些考虑，都在这上面考虑。 低价中标，导致什么？本来应该是几千万的成本，结果几百万就中标了，甚至一分钱不要都中标了，这完全阻碍科技创新。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创业和我投资的很大一块是信息安全，低价中标你自己就受害者。因为大家不去搞创新，不去搞研发，信息安全是一个科技含量极高的，但是我再好进不去。结果你今天用的安全设备全都是看着好像不错，挺好的，但其实很多问题都是摆设，就是一个表面文章，根本给没有把真正的科技开发做好，反正不出事的时候看不出来，好几年以后才出了事。结果用这种方法，真正的科技创新没法干。低价中标听着好像是好的规则，但其实都是害了整个科技创新。 有些地方规则定得特高，甚至定的比美国还高得多，比如说临床的实验，可能新的技术临床的要求特别高，没有人能达到。怎么办呢？实际执行当中就变得很低，违反就违反了，那你当初定那么高规则干吗？好像听着跟世界接轨了，但谁都做不到，最后变成谁都不按照那个标准来，又都变得很差。 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营商环境需要改善的，其实也可以改善的。我选的这些听着好像是很大的问题，其实都可以改善，看怎么进步。其实可以制定规则，大企业不付款，一个规则下去，不付款就可以起诉你，罚你，国家可以规定“国企不能拖欠中小企业的钱”，像这些东西其实可以做到。我说的某些东西可以做到，所以我提出来。 投资上，国家原来说直接投给它认为好的企业，现在说不行，要跟市场结合，通过引导基金，投到市场化的基金，让市场化的基金投到科技创新企业。但是大家知道科技创新时间拉得很长，市场化的基金怎么办呢？政府给我20%，我自己再从市场上融80%，那80%的LP要求是短期的回报，结果导致整个基金的走向都是投向短期回报，没有人投早期，人民币基金一般是5年、7年，不会投10年。所以，现在早期的科技创新没有人投，或者说有一部分还可以是美元基金在投。政府的这种做法一定要改，投特别早期，就是投10年期或者更早，而且要给市场化，让市场化参与，同时利益让给他们，人家才愿意来。否则都做早期，听着好像挺市场化，但实际操作的效果达不到。 像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改善的，也是有方法，也是应该改的。 知识产权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听着我们这么重视知识产权，多少个专利，几个专利是有用的？其实知识产权的问题不仅仅是专利的问题，在知识产权方面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规则，是怎么执行的问题。遇到地方保护主义，你去起诉它不行。现在可以跨境抓人，好多东西一做，真正执行当中就发现不可能落到地。大家都知道知识产权保护有用，都知道中国未来发展需要做，执行层面、操作层面的东西没有设计好做不到，再好的规则放在那儿也是摆设。 这些问题提出来不是抱怨，都是可以一步步进步的。只要多提取我们这些在第一线实践者的声音，一步步改善，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如果能够很好地跟第一线的人了解一些情况，设计一些可行的方法都是可以做到的。 总的来说我还是很乐观的，虽然有这些问题，但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中国还是在前进的。十几年前我刚回国，2005年时问题比现在多多了，今天看有这么大的进步。再往后看，十年以后进步可能会更大。所以，从大的角度来说，我为什么还持续地做高科技早期的风险投资？就是看到了机会大于问题，也是可以突破的。 谢谢大家！[详情]

　　新浪财经讯 “《财经》年会2019：预测与战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举行。北极光创投创始人、董事总经理邓锋出席并演讲。 邓锋建议政府改善营商环境，是的中小企业可以再竞争中持续发展。他提出，第一，改善“强关系”的营商环境，严惩行贿和受贿的人。“今天在中国基本上所有2B的生意都是强关系。你的技术多好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打进这个客户”。“不把灰色的打掉，不严惩受贿和行贿的人，中国2B真的做到科技创新很难做到”。 第二，改变国企欺负中小企业的现状。邓锋以三大运营商举例称，“看看中国三大运营商的财务指标，看看它的应付款有多少，它的应付款代表了我们的应收款，很多企业被逼着先去做服务，根本不给你钱”。甚至“有一个运营商，基本上平均要两年时间才能付企业钱”。“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凡是跟运营商做生意，没有一个企业长期做得很大。一时由于一个领导的关系做起来，但过两年又不行了，它在商业上就没有说遵守商业规则，也没有双赢的概念，从来都是“我赢你输”，从来都是这种思路，把你压榨到最后”。 第三，改变低价中标的招商模式。邓锋认为，低价中标导致企业不重视研发投入，只想着如何节省成本。他以安全设备为例称，“安全设备全都是看着好像不错，挺好的，但其实很多问题都是摆设，就是一个表面文章，根本给没有把真正的科技开发做好，反正不出事的时候看不出来，好几年以后才出了事”。 第四，部分行业规则定得过高，导致执行效果很差。邓锋以临床实验举例称，“新的技术临床要求特别高，没有人能达到。怎么办呢？实际执行当中就变得很低，违反就违反了，那你当初定那么高规则干吗？好像听着跟世界接轨了，但谁都做不到，最后变成谁都不按照那个标准来，又都变得很差”。 以下为实录摘编： 邓锋：我是一个在中美两地都做过科技创业，也做过科技风险投资的人，每个地方都做了超过十几年，每个事也都做了超过十几年，所以可能看的面更有国际视野。我站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微观的业界实践者、从业者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关于“自主技术的瓶颈与突破的问题”的想法。 过去的十几年来，中国的自主创新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我刚回国的时候想做科技投资，2005年找到好的企业都很难，真的非常难，大家投资都投到一些商业模式创新的地方。今天再来看中国的风险投资变化，谁都说自己是做科技投资的，因为确实科技投资的机会也多，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芯片、生命科学、生物技术等等，都出现了很多很多机会，已经不能跟当年同日而语，甚至有些地方已经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跟美国、欧洲、日本都可以媲美，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确实都是一些点，没有连成线，没有一个面。所以，实际上在很多地方都是跟世界水平相差很远，而且相差的水平不是以五年、十年来计，都是二十年、三十年的差距。 制造业可能是大家比较自豪的领域，中国制造业很强大，但是，制造业里稍微碰到精密制造的东西我们就不行了。半导体的设备，芯片我们比美国差，其实制造芯片的设备差距就非常非常远。简单的精密仪器上的四列导轨中国就找不到一个做得很好的。大家可能以为中国已经很先进的地方，其实有很多很多地方还差得很远。 所以，这些方面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自大的。不光跟美国比，就是跟日本、欧洲比，我们在很多地方也相差很远，这需要做投资的、做创业的多少年的努力。这其实也提供了一个机会，到处都有创新的机会。 今天中国的人才也已经非常多了，回来的海归也好，本土的也好，都非常强大了。资金上的支持跟当时不可同日而语，已经很多了，怎么用好其实有很多机会。 说到自主技术创新的瓶颈和突破，还不是基础的科学。最大的可能还是人才的问题，我们培养人才的方式有问题。中国人才的培养是应试教育，不是为了创新型人才培养，有一条我想强调，今天中国跟硅谷相比，很大的一条是全球人才，有没有可能吸引到全球的人才？为什么硅谷那么强大？人家都说硅谷叫“IC”，IC不是集成电路，叫Indian And Chinese”，Google是全球人才聚集的地方，这是创新最基本的要素。 我们看看大陆，今天讲“千人计划”，回来一些海归，但是能不能吸引全球的人才，跟世界上几大城市比较，北京是外国人才居住比例最低的，我们其实不是一个移民国家，更不要说今天在北京居住的外国人，有多少是搞科技创新的？大量的可能是商人，跟他的国家做生意的，这样的人很多，真正做科技创新的很少。 我们是不是需要只把硅谷的人才引进？不需要，现在我们投的公司，有些在罗马尼亚，罗马尼亚的数学非常好，它做计算机软件非常厉害，AI也非常厉害，工资还很便宜，俄罗斯就不用说了，莫斯科大学数学系的老师就一千多个，非常厉害。这些国家的工资又低，人才又多，能不能把他们吸引到中国大陆来参与我们的创新？怎么吸引这些人才？就需要一些基本的环境，有时甚至不是说给他多少钱。 比如说国际学校，我们跟北京市政府谈，北京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吸引人才，因为医疗资源、教育资源，北京跟很多地方比很好。即便如此还是不够，真正把教育做好，把医疗资源做好，就能吸引全球最好的人才，再加上税收和更好的环境，包括空气，如果能够逐渐改善，就可以把全球的人才吸引过来。平常我们老讲产学研，科技成果转化，其实科技成果转化这个词不应该这么用，这是错的，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学术界和工业界之间有一道很厚的看不见的围墙，各干各的，两边的交流很少。 硅谷就不是这样，硅谷有斯坦福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分校，老师们经常看到业界的大公司，包括英特尔都是斯坦福老师参与创立的。包括很多业界的人去学校讲课，讲的都是业界实际发生的内容。确实现在创新的重点是在工业界、企业，而不是大学。 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我可以说一下清华，有些系就跟个体户一样，每个老师自己搞一个小课题组，搞不了大项目，根本不可能搞大项目，而且他没有那些资源。现在做一个计算机的人工智能，需要的是数据，数据从哪里来？需要上百台、上件台的服务器同时工作才能做出一些研究，学校哪有这个？所以，从研究开始，选题开始，也不知道选什么样的题目，因为碰不上这样的题目，从选题开始就要跟业界结合。 不要说我先做出一个科技成果去转化，现在不是一个算法就解决问题的时候，说我做了一个很牛的算法，不是这样的，你需要大量的数据，在数据上去做一些新的创新。包括重视企业的创新，包括企业和大学的结合，我觉得这是硅谷成功的因素，也是今天我们碰到的一个问题。很关键的产学研结合的问题，这道墙打不破是不行的，我也在清华推动这件事，这是非常需要的。 整个营商环境，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特别重要。今天的问题是怎么深化市场化和法制化的改革。市场化当中，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我想说中小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您可能会说美国都是大公司，Google、微软都是大公司，你要知道他们开始做创新时都是小公司。过去三四十年，你看今天进入世界500强的大企业，所有的科技企业基本上都是由风险投资催化的，所有这些公司都是市场化的。给中小企业提供一个好的营商环境，是非常重要的，自主创新对科技企业是很重要的。 我们碰到很多实际的问题，你去装修一下就知道，你要过多少个关卡，有很多障碍，中小企业根本不可能做到，除非你有很强的关系。我自己碰到一个问题，我想把公司从海淀移到朝阳，不允许。为什么？因为税的问题。这种营商环境不改善，根本没法做好科技创新。 硅谷有B2B的科技创新和B2C的科技创新，很多2B的企业做得很好。中国呢？百度、阿里巴巴、腾讯、BAT，还有京东、头条、滴滴、美条，都是2C的，做得很好，市场化。2B的有吗？华为可能算是一个，其它很难找得出来，华为还是出口国际上做的多。2B的科技创新有一部分，但是前面是靠商业模式创新。 为什么中国就出现这个问题？因为是强关系竞争生意，不是靠科技、靠技术。今天在中国基本上所有2B的生意都是强关系。你的技术多好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打进这个客户，打进客户靠什么？什么叫强关系，说得好听一点是做好客户关系，说不好听点，有多少灰色东西在里边。我们说领导腐败，下面每一个层次的人有多少腐败？渠道有多长？链条有多长？中间有多少个人要打点？能做得好吗？企业的利润全被这个吃掉了，根本做不好。 不把这些灰色的打掉，不严惩受贿和行贿的人，中国2B真的做到科技创新很难做到，这就是营商环境的事，不是说花多少钱做一个什么科技创新的新的行业，你把整个商业环境给改善才是最重要的。 中小企业创新，中小企业多受大企业欺负，受国企欺负太多了。不说别的，看看中国三大运营商的财务指标，看看它的应付款有多少，它的应付款代表了我们的应收款，很多企业被逼着先去做服务，根本不给你钱。中国有一个运营商，基本上平均要两年时间才能付企业钱。今天你干这个事，两年以后才能付你钱，多少企业被拖垮。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凡是跟运营商做生意，没有一个企业长期做得很大。一时由于一个领导的关系做起来，但过两年又不行了，它在商业上就没有说遵守商业规则，也没有双赢的概念，从来都是“我赢你输”，从来都是这种思路，把你压榨到最后。 你起到的是不遵守商业规范的坏典范的作用。今天不遵守商业规则，大量的这种大国企，也有政府不遵守商业规则。“为什么投资不过山海关？”一个是人才缺乏，一个是我们不敢到那边，一个没有商业信用的社会谁敢投？不是说所有，东北也有好的，就是说背后带有大家的一些考虑，都在这上面考虑。 低价中标，导致什么？本来应该是几千万的成本，结果几百万就中标了，甚至一分钱不要都中标了，这完全阻碍科技创新。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创业和我投资的很大一块是信息安全，低价中标你自己就受害者。因为大家不去搞创新，不去搞研发，信息安全是一个科技含量极高的，但是我再好进不去。结果你今天用的安全设备全都是看着好像不错，挺好的，但其实很多问题都是摆设，就是一个表面文章，根本给没有把真正的科技开发做好，反正不出事的时候看不出来，好几年以后才出了事。结果用这种方法，真正的科技创新没法干。低价中标听着好像是好的规则，但其实都是害了整个科技创新。 有些地方规则定得特高，甚至定的比美国还高得多，比如说临床的实验，可能新的技术临床的要求特别高，没有人能达到。怎么办呢？实际执行当中就变得很低，违反就违反了，那你当初定那么高规则干吗？好像听着跟世界接轨了，但谁都做不到，最后变成谁都不按照那个标准来，又都变得很差。 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营商环境需要改善的，其实也可以改善的。我选的这些听着好像是很大的问题，其实都可以改善，看怎么进步。其实可以制定规则，大企业不付款，一个规则下去，不付款就可以起诉你，罚你，国家可以规定“国企不能拖欠中小企业的钱”，像这些东西其实可以做到。我说的某些东西可以做到，所以我提出来。 投资上，国家原来说直接投给它认为好的企业，现在说不行，要跟市场结合，通过引导基金，投到市场化的基金，让市场化的基金投到科技创新企业。但是大家知道科技创新时间拉得很长，市场化的基金怎么办呢？政府给我20%，我自己再从市场上融80%，那80%的LP要求是短期的回报，结果导致整个基金的走向都是投向短期回报，没有人投早期，人民币基金一般是5年、7年，不会投10年。所以，现在早期的科技创新没有人投，或者说有一部分还可以是美元基金在投。政府的这种做法一定要改，投特别早期，就是投10年期或者更早，而且要给市场化，让市场化参与，同时利益让给他们，人家才愿意来。否则都做早期，听着好像挺市场化，但实际操作的效果达不到。 像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改善的，也是有方法，也是应该改的。 知识产权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听着我们这么重视知识产权，多少个专利，几个专利是有用的？其实知识产权的问题不仅仅是专利的问题，在知识产权方面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规则，是怎么执行的问题。遇到地方保护主义，你去起诉它不行。现在可以跨境抓人，好多东西一做，真正执行当中就发现不可能落到地。大家都知道知识产权保护有用，都知道中国未来发展需要做，执行层面、操作层面的东西没有设计好做不到，再好的规则放在那儿也是摆设。 这些问题提出来不是抱怨，都是可以一步步进步的。只要多提取我们这些在第一线实践者的声音，一步步改善，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如果能够很好地跟第一线的人了解一些情况，设计一些可行的方法都是可以做到的。 总的来说我还是很乐观的，虽然有这些问题，但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中国还是在前进的。十几年前我刚回国，2005年时问题比现在多多了，今天看有这么大的进步。再往后看，十年以后进步可能会更大。所以，从大的角度来说，我为什么还持续地做高科技早期的风险投资？就是看到了机会大于问题，也是可以突破的。 谢谢大家！[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