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程安排

  • 11月12日

  • 11月13日

  • 09:00

    开幕式

    09:10-10:10

    对话

    10:10-11:10

    主旨演讲

    11:10-12:30

    全体大会一:全球经济挑战与应对

    12:30-13:00

    午餐

    13:00-14:30

    全体大会二:适应中低增速 破解转型挑战

    14:30-16:00

    全体大会三:金融加速改革开放下的新机遇

    16:15-18:15

    《财经》年度对话: 中美博弈与破局

    16:45-18:15

    高峰论坛:全球新视野下的财富管理

    19:30-21:00

    煮酒夜话
    夜话一:未来·科技驱动产业升级
    夜话二:“数字金融”的前景与未来

  • 09:00-10:00

    主旨演讲

    10:00-11:20

    全体大会四:智能制造推动中国经济转型

    11:20-12:40

    全体大会五: 数字货币的冲击与应对

    13:30-17:00

    回顾与展望—-新医改10年闭门研讨会

    14:00-15:30

    高峰论坛:中国加速发展都市圈的挑战与机遇

    14:00-18:30

    高峰论坛:创造资本市场新价值暨《财经》研究今榜发布
    致辞
    主旨演讲
    《财经》研究今榜启动仪式
    主题演讲:资本市场改革与开放
    圆桌对话一:金融开放下的资管格局重塑
    圆桌对话二:新形势下的投资策略
    《财经》研究今榜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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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斐李富军谈跨区域资产配置:第一找增长 第二抗通胀
歌斐李富军谈跨区域资产配置:第一找增长 第二抗通胀

  歌斐资产多资产投资配置中心合伙人李富军 财经网讯  “国际通用的资产配置模型并不特别适用中国市场,跨区域资产配置应关注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全球有增长的资产到底是哪些,二是全球可以抗通胀的资产是哪些。”11月12日,歌斐资产多资产投资配置中心合伙人李富军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表示。 对于跨区域资产配置,李富军认为,从增长的角度来看,目前还是比较看多中国,中国作为大体量经济体,发展速度还是惊人的,而且中国的股票就全球来看非常有吸引力,估值很合理。此外,印度也是非常值得投资的市场,当全球的需求下降而一个国家的内需在增长,那它就是比较好的投资标的,值得配置。 从全球来看,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的不确定性都在增加,但无论是美国大选还是脱欧、中美贸易摩擦,它们会是短期影响市场的不确定因素,但影响到全球宏观经济和政治世界的可能性比较低。这种情况下投资判断最好的办法是守拙,避免资金过热、估值过高的资产是相对简单易行的方法。 以下为李富军发言实录: 提问:您对资产配置,尤其是跨区域的配置是怎么想的? 李富军:到了市场发现,在中国用国际上通用的资产配置模型不是特别适用,我们采用6040的模型,60股票40债券,如果在美国第二年获得正收益的概率是90%,这个数字在中国是60%,做简单的6040,在中国第二年赔钱和赚钱的概率是一半一半。桥水有比较有名的四象限,用增长和通胀做四象限的资产配置,如果把增长和通胀放在国内用指标,会发现这个指标是失灵的,很多时候中国的通胀不能反映经济周期,如果你把通胀变成流动性,它还是很work的。 回到Rob的问题,我们怎么看,我们一直在想有没有两个核心的观点,第一是找增长,全球有增长的资产到底是哪些,第二是全球可以抗通胀的资产是哪些,用它们的相关性做一个综合。增长的话,我们还是比较看多中国,我们认为中国在未来的经济发展里速度虽然下来了,但是作为这么大体量的经济体,这个速度还是很惊人的,而且中国的股票就全球来看非常有吸引力,估值很合理。 我们最近看了一下印度的市场,印度也是非常值得投资的市场,原因有两个,第一是这个市场已经大到你不能忽视,它有2.5万亿美金的市值,总体GDP,它的人口官方13亿,我们聊了几个基金经理和当地的人认为会有19-20亿人口,这个国家主要经济的驱动力不是投资也不是出口,而是内需,如果一个国家有20亿人口,他的需求在增长,他会很好的成为一个跟全球经济去做相关性分散的点,当全球的需求下降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内需在增长,所以是比较好的投资标的,还是值得配置。 现在全球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的不确定性都在增加,有没有好的可以做防范的工具,我们认为黄金是比较好的做防范的工具,所以我们在组合里边加了一定比例的黄金,希望黄金能是很好的抵御尾部风险的工具。集合之前嘉宾说的,利用分散性和中国的特殊情况综合起来就是资产配置的思路。 提问:明年全球的宏观经济的情况会是怎样的,到底会衰退还是更好?你认为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 李富军: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经济学教授跟我们说一个事情,他说喝醉酒的人永远不会跳楼,你很少见喝醉酒的人跳楼,把它用到宏观经济,我们自己的观点是无论是美国大选还是脱欧、中美贸易摩擦,至少我们的观点认为它会是短期影响市场的不确定因素,也会对市场造成干扰,但是它会不会造成我们一直担心的战争或影响到全球宏观经济和政治的世界,可能性比较低。做很多宏观预测,很多时候不太容易得到比较确切的答案,这个时候做投资和任何判断最好的办法是守拙,你就保持住最原始的投资本质,避免资金过度热的、估值特别高的资产,去选相对便宜估值相对低的资产,就是比较好的简单易行的方法。 提问:现在全球的利率都处在比较低的水平,怎么看2020年对于债券的配置,在全球资产配置上配比相比过往应该增加还是减少? 李富军:我说一下关于中国债券,债券如果随着CDI上升十年期国债利率在3.5的%明年债券还会高配,宏观经济增长压力会有压力,债券的利率会继续下行,所以明年配置里债券是高配,但是相对于股票在三年的区间里我们还会更看好股票的配置。 《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主办,于11月12日-13日在北京举行。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详情]

《财经》杂志 | 2019年11月12日 21:43
祥付宝李紫建:互联网产业已经进入了下半场
祥付宝李紫建:互联网产业已经进入了下半场

   新浪财经讯 11月12日消息  主题为“预测与战略”的财经年会2020今天在北京召开。丰瑞祥总裁、祥付宝董事长李紫建出席并演讲。 李紫建称,互联网产业已经进入了下半场。在其看来,互联网产业的上半场以to C为主,企业要不断地占据流量入口,想办法把没一个消费者拉拢到自己的平台。但是到了下半场,消费者的数量增速已经很难拉动了,这时候的关注点就转移到了企业端,现在互联网的产业就是to B。 那么如何to B呢,李紫建提出,企业要对to B的服务有所穿透,“我们要跟它的ERP厂商穿透,要跟它的营销去穿透,我们在做支付的时候还要帮它做营销的延伸与渗透”。“现在这种数字化,不仅仅要求你最后给我一个结果,而是从这个过程设计里面的每一个环节,我都要去紧扣”。 李紫建表示,“科技驱动产业升级”已经在潜移默化地去改变了to C到to B,to B带来的不光是对客户服务的数字化升级,也包括公司内部人才升级的诉求。“那就要求员工必须要非常懂规则,每一个节点的规则要绝对地穿透,并且把这些穿透的规则能更好地去融合,这样才能符合这个产业的变化与发展”。[详情]

新浪财经 | 2019年11月12日 20:54
七牛信息许式伟:数字经济将从人口红利转向技术红利
七牛信息许式伟:数字经济将从人口红利转向技术红利

   新浪财经讯 11月12日消息  主题为“预测与战略”的财经年会2020今天在北京召开。上海七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许式伟出席并演讲。 在谈到数字经济时,许式伟认为,前十几年的互联网行业,基本上是靠流量经济带动的,投资人猛砸钱,就能很快见效,把高估值给催起来,这是人口红利带来的优势。但互联网行业发展到今天,流量已经见顶了,接下来很难再催生出快速产生效益的企业。 “我们其实判断,数字经济将从人口红利转向技术红利”,许式伟解释称,所谓技术红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叫硬核科技。“比如汽车行业,前面通过人口红利发展了滴滴这样的企业,但实际上可能接下来从出行这个行业来看,可能会需要更硬核的东西,比如自动驾驶,它实际上是一个技术红利,而并不是人数,或者是属于供需对接产生的需求”。 一旦成功,“它产生的效率释放肯定比纯粹的只是供需对接产生的效率释放要巨大得多”,许式伟也强调,当然,它的难度也会高很多,这也是从流量红利到技术红利变化的一个原因。 他还坦诚,企业做数字化改造,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投入期,可能短期没法见效,因此,要能够接受亏损。[详情]

新浪财经 | 2019年11月12日 20:53
华熙生物赵燕:探索用生物科技解决人类健康问题
华熙生物赵燕:探索用生物科技解决人类健康问题

   新浪财经讯 11月12日消息  主题为“预测与战略”的财经年会2020今天在北京召开。华熙生物董事长赵燕出席并演讲。 赵燕称,如果想彻底解决人类的健康问题,其实化学药物已经遇到了天花板,因此,需要考虑用生物科技的技术来解决。“生命是从单细胞发源的,到最后要解决生命的问题还得回到单细胞”。 “生物科技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不是像化学,A物质和C物质,只要找到B这个催化剂,放在一起,实验条件固定了,就能够产生新的D物质。但是生物科技不是,生命是在发展变化过程当中的,细胞也是一个生命的过程。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用大数据的分析,来找准它的生产实验条件,然后才可能减少走弯路”,她分析称。 赵燕距离称,原先的生产环节的发酵过程,最多是自动控制温度,而现在完全可以用人工智能设备,比如机器臂,它能够感受到温度、湿度和时间的长短,并可以自动调整,这就大大地提升了工作效率,这样,研发得到新的物质的机会就比原来大得多。[详情]

新浪财经 | 2019年11月12日 20:51
亦创科技张培武:很多房企老板去报清华EMBA 想转型
亦创科技张培武:很多房企老板去报清华EMBA 想转型

   新浪财经讯 11月12日消息  主题为“预测与战略”的财经年会2020今天在北京召开。亦创科技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培武出席并演讲。 张培武表示,数字经济推动下的科技创新一定会改变人们的生活,创造新的未来。他解释称,大数据、5G、区块链等技术都是面向全社会、全行业的,新技术的应用一定会有辐射和带动作用,给社会的方方面面和各行各业赋能,最终产生新业态和新模式。 他透露,“现在很多房地产业老板都来报清华的EMBA,大家都想转型升级”。他距离称,5G技术早就了智慧社区,“房地产业转型现在都叫智慧社区”。 “原来可能我们先是根据这个空间,怎么样卖更好的价格,考虑更多的是格式、风格。在5G条件下,在人工智能,在互联网、大数据的情况下,应该首先考虑智能化”,张培武说。 他强调,数字化已经在改变传统制造业,尤其是在4G环境和互联网条件下。“我们过去的设计很简单,拿画图板就开始画,后来又是CAD。但是过去传统产业要出一个产品很难,五年都算快的。为什么?设计出来之后,你把零件组织起来以后,再去生产、调试,行不行,一检验。不行,回去再修改图纸,然后再进行零配件的供应,这个周期很长”。 但现在不同了,“设计出来之后,已经可以在计算机上模拟,能实时看运动状态,及时修正设计”,他说。 张培武表示,5G条件下,由于实现了人机互通,尤其是物和物的互通,去中心化后,制造业的供应链会越来越短。 从外部来讲,企业与客户的需求将会联系得更紧密,“用户的定制化需求、个性化需求,我们会知道得更清晰”。[详情]

新浪财经 | 2019年11月12日 20:50
海量数据董事长陈志敏:企业数字化已经不可逆转
海量数据董事长陈志敏:企业数字化已经不可逆转

   新浪财经讯 11月12日消息  主题为“预测与战略”的财经年会2020今天在北京召开。海量数据董事长陈志敏出席并演讲。 陈志敏称,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一种重要要素,在国内的渗透比例已经相当高了,占整个GDP的30%多。 他强调,企业数字化已经不可逆转,“可能有的企业规模、行业特征,对数字化的敏感度不一样,但是你总是躲不掉的要做一些数字化转型”,“当然也有企业内部的数字化、外部的数字化,以及内部和外部整个数字化的连接”。 他分析称,不仅流程复杂需要数字化,或者附加值低、劳动密集型的企业需要数字化,包括像药品研发等高科技领域,现在都离不开数字化了,因为通过数据可以大大缩短研发过程,数字化已经由局部或者是部分过程,逐渐演变到全要素、全流程的渗透。 “未来,所有的企业或者产业一定是数字化的,但是数字化也要回归到解决企业的问题”,陈志敏表示。[详情]

新浪财经 | 2019年11月12日 20:49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陈煜波演讲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陈煜波演讲

   新浪财经讯 11月12日消息  主题为“预测与战略”的财经年会2020今天在北京召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陈煜波出席并演讲。[详情]

新浪财经 | 2019年11月12日 20:47
奥本海默李山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已接近尽头
奥本海默李山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已接近尽头

  原标题:奥本海默基金高级副总裁李山泉谈黑天鹅:全球流动性过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已接近尽头 财经网讯“全球的流动性过大,推动到今天,我个人认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能说走到尽头,已经走到了很难走的高度。”11月12日,奥本海默基金高级副总裁李山泉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奥本海默基金高级副总裁李山泉 谈及明年是否会出现黑天鹅事件,李山泉认为,在西方国家,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利率基本上为零,甚至是负利率。而量化宽松有没有上限,量化到什么程度,能够既刺激经济又不产生危机,这恐怕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李山泉表示,财政政策发展到今天,各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已经非常高,还有多大的余地继续发而不引起任何危机或者糟糕的事件,这个恐怕都是值得关注的领域,在这个领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黑天鹅事件。 而对于投资方面的理念,李山泉以黄金为例。他认为,黄金与其他资产的风向相反。由于影响黄金价格走势的因素非常多,对于金价的波动,李山泉表示不要定一个时机,很多人没办法找到低买高卖的黄金时机。 至于应该配备多少黄金,李山泉给出5%-10%的范围。 以下为李山泉发言实录: 我已经25年负责奥本海默基金,从我自己的经验看,它跟资产配置有关,不是简单的看市场的上升下降或者波动,我建议我的投资人进行投资的时候,5-10%放在一些最有潜力的。 黄金和其他资产是不一样的,它们的风向是相反的,当有其他问题的时候黄金有可能会向上,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会很担心所以才会购买这样的黄金,像这样的情况我会很担心,我不希望我的产品赚很多钱,如果我的产品利润很高,其他的产品可能深陷困境。 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大家真的想在黄金上做投资,你要把它作为资产的配置。为什么呢,因为黄金的波动挺大的,如果你想正确购买的话,今年涨了明年跌了,其实很难做一个纠正。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影响它价格走势的因素是非常多的,不是单一因素,这对投资人来讲是非常难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讲资产配置一定要去关注它,就像买保险一样,到底如何来操作,有很多具体的细节,你可以就买金条金块或相关的资产或其他已经配置的资产,或者买黄金ETF,或者是其他黄金类的金融产品、高杠杆的,这种产品可能有相反走向的三倍。 如果金价下降,其他会增加,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在这个领域投资,你可以买一些简单的产品,就是买金块,如果你想更多购买的话,还有其他的产品也可以符合你自己的投资组合的战略。 总的来讲,最近几年尤其从今年开始,黄金的金价又开始上升了,从全球来看大家都变得很担心,金融市场可能没有那么稳健,这就是金价为什么再次回升。 最近几周好像黄金又走落,大家能看到非常清楚的证明,可能全球的金融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可能得到了缓解,这也是为什么金价又开始下降了,因为大家在想是不是担心过虑了,这就是金价的波动。 这种波动不仅出现在今年,明年也会有这种波动,应对金价的波动最好是忍受它,不要给它定一个时间,找到时机本身就很难,有些人赚了很多钱。我知道大家都喜欢去抓时机,低买高卖就赚了很多钱,但很多人没办法找到低买高卖的黄金时机。 RobROSE:明年美国大选和全球经济的情况,美国在大选前后关于经济和贸易有很多怀疑的声音,你觉得明年全球的宏观经济的情况会是怎样的,到底会衰退还是更好?你认为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 李山泉:美国的大选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会影响未来全球的市场,不止是美国的市场。 这里头有两个重要的点我想点一下,首先是特朗普总统现在的这种政策会不会因为弹劾案终止,有人说绝对弹劾不了,很难说,因为会挖出一系列的问题来,到底能挖出什么来不清楚,这是一个未知数。 第二个未知数,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竞选到底谁能胜选不知道,如果特朗普真能够胜选,他的政策还能延续一段时间,如果民主党胜选的话,民主党几个候选人的政策已经非常清楚,对于全球的经济尤其是资本市场影响巨大,他现在提出的这些政策,比如这个麻省参议员当选的话已经很清楚,资本市场肯定会受到很大的打击,他的征税要朝着大公司征税,他让大公司赋税。 第二全民健保,谁来付这个钱的问题,他瞄准的是有钱人和大公司,而且要抑制主要药厂的价格,这些药厂也会往下掉。所以民主党如果胜选的话,这一轮对资本市场来说到底会经受什么样的考验,不知道,而且他还提出一点,像美国这种大公司尤其是跨国大公司,你在海外想躲这个税他是绝对不允许的,已经点了跨国大公司在海外,据说哪个国家税比较低他就通过账户的运作放到哪个国家,他想办法堵漏洞,如果哪个国家想保护,他会跟那个国家算账,这对全球的经济毫无疑问会是一个很大的影响,至于他能不能胜选是另外的问题。对未来全球的经济,美国的大选连着全世界,不止是美国,这就是我的看法。 RobROSE:你认为是否有一些负面的或者突然会发生的意外情况出现,就是黑天鹅事件,你觉得有可能会出现的黑天鹅事件会是什么? 李山泉:如果你能预测那就不能叫做黑天鹅,黑天鹅事件大部分是很难预测的,但是有几个苗头,我读了一些材料,一个是在政治上,像传染一样,从拉美开始,这个国家开始变得不安定,各种游行示威矛盾不断浮出水面,这个东西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在哪个方面会造成危机,小的国家局部的问题不大,只要是往大的重要的国家发展,这个事情就很糟糕,这有可能是需要关注的点。 再一个点是不能排除在某个点上或者某个领域发生一定金融危机的可能,因为接着王沿刚才讲的,全球的流动性过大,推动到今天,我个人认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能说走到尽头,已经走到了很难走的高度,比如货币政策,利息率这一个重要的手段基本上死掉了,尤其是在西方国家,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基本上为零了甚至是负利率,这个东西已经排除了不起作用了,就剩一个量化宽松,这个量化有没有上限,量化到什么程度,能够既刺激经济又不产生危机,这恐怕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包括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发展到今天,各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已经非常高,还有多大的余地继续发而不引起任何危机或者糟糕的事件发生,这个恐怕都是值得关注的领域,在这个领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黑天鹅事件。 《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主办,于11月12日-13日在北京举行。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详情]

《财经》杂志 | 2019年11月12日 20:38
钱于军:开放金融市场提升了中国整体金融业服务水平
钱于军:开放金融市场提升了中国整体金融业服务水平

  原标题:钱于军:开放金融市场提升了中国整体金融业的服务水平  “在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过程中,受益的不仅仅是外方,更是中国整体金融行业。开放之后,资金进来了,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和中国上市公司的总体水平也就提升了。”11月12日,瑞银证券董事长钱于军在以“不确定时代的变与不变”为主题的“《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瑞银证券董事长 钱于军 在钱于军看来,随着明晟基金的开放和大量外资流入中国,今年的A股市场有望成为全球市场范围内表现较佳的市场。“现在股市在2920点左右,如果能够达到之前所预测的3000点,则和去年相比能够上涨20%。如果20%左右的上升度能维持下去,那么今年A股将成为全球主要股市中表现中上的市场。” 今年,瑞银在中国国内(北京、上海)设代表处正好满30年。钱于军表示,瑞银是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受益者。“我们是唯一一个既能通过证券公司、又能通过法人银行而在国内开展在岸财富管理业务的外资机构。在未来的日子里,瑞银期待能多元化利用各类平台,最好地为中国的政府、企业和个人客户服务。” 以下为发言实录: 钱于军:感谢《财经》,又是新的一年年会,我这个环节的讲者都讲得非常精彩,在宏观层面,从他们各自的角度进行了解读。管总从外管局的角度讲得非常专业,马行长说招商银行是个“小银行”,我借着这个思路分享下瑞银的经验。瑞银也是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受益者,今年,瑞银在国内(北京、上海)设代表处正好满30年,我们将自己定位为一个重要的建设者。 我们看到,金融对外开放今天已经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战略。我们国家推行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时间比较早,在1990年底、1991年时,A股资本市场重新开放,而1992年就有了人民币特种股,当时境外的投资人包括瑞银就能够通过参与国内公司发行的B股特种股票,来参与我们A股的国内资本市场。2003年,瑞银又有了QFII资格,瑞银很荣幸能够成为第一批QFII,当时在外管局的批准下,我们拿到了额度,可以直接到境内进行美元换汇,投资A股市场。到了2011年,瑞银又有了RQFII,海外人民币可以回归。到了2014、2016年,瑞银分别有了沪港通和深港通。当然之后就有MSCI纳A,在其基础上,把中国沪深两市的总共约240多只中国A股成分股纳入明晟新兴市场指数。到今年11月下旬,纳入因子就会增长到20%,而起步的时候只有5%。这是4倍的增长。瑞银在这个过程中参与比较多,可以在香港通过瑞银亚太开户,经过港交所的交易系统,在国内沪深A股交易系统下单买入、将来卖出交易,我们是北向的主要外资券商。2006年,瑞银在A股参与北京证券的重组,最终成为第一家能独家管理全牌照的国内外资证券公司。2018年,瑞银又成为第一家独家控股国内全牌照证券公司的国际投资银行。 外资在中国的运作一般都是多牌照、多平台,我们国家实行分业监管,而瑞银既有全牌照的瑞银证券,又有法人独资银行瑞士银行(中国)。我们可以通过法人银行和证券公司,来双方面开展中国政府鼓励而中国客户需要的业务,比如我们全球领先的财富管理业务。所以,我们是唯一一个既能通过证券公司、又能通过法人银行来在国内开展在岸财富管理业务的外资机构。我们的投资银行理论上也可以通过法人银行做一些二级市场的债券类和定息产品,包括利率的衍生品服务。经过内部重组架构以后,现在投资银行主要通过瑞银证券来开展业务,但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期待能多元化利用各类平台,最好地为中国的政府、企业和个人客户服务。 跟大家分享一些外资参与A股市场的数据,来佐证我的论点。改革开放后,“对外开放”成为我国一个很重要的国策。其实,在改革开放中受益的不仅仅是外方,也应该是中国的总体金融行业。前面马行长讲到,中国金融机构更加能够对标学习,交流互通,最终使中国总体金融业务的水平得到了提升。最近也有一些专家和前政府高官在说,其实是通过开放促进改革,开放能够取得更加高水平的发展,我们非常赞成这个观点。 根据央行数据,2018年底整个外资持有A股总市值1.15万亿人民币,这是央行的数据,具有非常大的权威性。到了今年6月30号,短短六个月外资买入A股净买入5千亿,总持股量总金额达到1.65万亿,短短六个月增加了5千亿。2018年底,我们用上海综合指数收市在2493点,当年下滑不到25%。2018年, 如果以上海最大的A股市场作为标杆来算,A股应该是去年全球主要资本市场中表现比较差的一个,深圳也差不多。但今年,随着明晟基金的开放,外资开始布局,至少我们感受很深,大量外资流入中国。我们相信,按照今年的情况,现在股市在2920点,原来预测的3000点上下,还是有可能的。如果今年达到了3000点,则和去年的2493点相比,今年会上升20%,如果20%左右的上升度能维持,那么今年A股市场在全球主要股市里面会是表现中上的,有可能成为表现比较佳的市场。 但我相信,A股市场在今年也会展示出它的特色,外资从一个中长期角度来看我们的A股市场,很多外资在瑞银的平台上最喜欢消费类、高科技类的白马股,我们强调白马股的业绩透明度比较高,它的市场地位比较领先。坦率讲,如果大家仔细分析外资的布局,它的重点、重仓也就是A股市值里最大的那30到40个股票,他没有看那么多。可能三四十个股票占了外资大部分最大金融机构总持仓量的70%以上,这反映了国际市场的理性分析思维。 资本无国界,资本永不眠,资本可以进入所有不同经济体的资本市场。直接投资可能还需要在当地成立合资公司,还需要拿很多批文,需要经过绿地项目的建设,还有漫漫的投资回收期,比如三、五年到十年。在中国最大的石化行业,我早年做过很多顾问,有些光是等发改委批准外资进来,就经历了十到十五年。但对于金融类的投资即我们讲的资本市场,其流动性比较大,陆港通可以即时在香港下单交易,理论上方便了短炒,如果有这个必要。这是机制到位了,给了他这种自由,但是绝大部分国际资本都是监管层想要的中长期资本,因为他的布局不可能短炒。 我们把外资分为两大类:一大类光是明晟指数就能带动的、被动性的投资,明晟指数能带动的资金量,光是权益类就达到13万亿美元,还有富时罗氏又能带动2.5-3万亿美元。如果A股把这两个指数都纳入了,大部分被动性的国际大型投资基金如美国的领航集团等一跟进,我们预测光是今年就会有250亿美元。再加上主动性进入A股的资金,债券也开始进入彭博全球债券指数基金,2千亿美元的资金也必须要进入中国市场。当开放了以后,资金进来了,就会影响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尤其投资标的、中国上市公司的总体水平。我相信,中国资本市场上会越来越没有空间给康美医药、康得新这样作假的公司。监管已经意识到,有些对外开放的过程,也就是倒逼国内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 我的汇报就是这么多,谢谢大家的时间。[详情]

《财经》杂志 | 2019年11月12日 20:31
邢自强:看好人民币资产国际化吸引外资潜力
邢自强:看好人民币资产国际化吸引外资潜力

  原标题:邢自强:看好人民币资产国际化吸引外资潜力,中国占全球指数比例会更高 财经网讯 “比较看好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中,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化吸引外资进来投资的潜力,因为中国面临的大环境是储蓄率越来越低。”11月12日,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在被问及有中国客户在全世界配置资产的需求,也有世界客户在中国配置资产,这两个趋势哪个会是资产配置业务发展的重点时,邢自强表示,比较看好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中,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化吸引外资进来投资的潜力。 中国有这方面的优势,不管是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还是其他二级市场,在全球的指数里面的比例是非常低的,股票占全球2-3%的比例,中国GDP占全球16%。随着更加透明更加开放的资本市场的改革,比如这几年陆续做的QFII、沪港通,给大家更多的衍生品对冲的工具,对资本管制的担心越来越小,有更多灵活的工具,这种情况下中国占全球主要指数的比例一定会越来越高。 邢自强强调,我们做的一个分析显示,有可能在未来五到十年每年能吸引进来的总资金量接近1千亿美元,这块业务从中国自己面临的紧迫性、从我们各项改革路线图的角度来讲,都是非常具有潜力的。 此外,邢自强认为,中国能够实现高收入国家的目标。因为未来十年最大的一点被市场忽视了,那就是中国的城镇化,不是过去1.0版本,它主要是工业化推动的和硬件的投入,比如道路、建楼等等。 过去30年间,中国的城镇率一直是和工业化一起成长的,导致现在有很多大城市病,比如房价高、堵车、污染和社会问题等等。对于如何降低这些问题带来的危害?邢自强给出以下三点建议: 一是通过科技投资进行结构改革。例如,在京津冀长三角和大湾区会有城市聚集区,每个城市人口加起来有1.2亿人左右,把他们和卫星城市联系在一起,用通勤电车连起来。通过通勤电车的投资,建立起一小时生活圈。 二是需要结构性改革。以长三角来举例,这些户口必须要整合他们的医疗、社保保险等都要整合,苏州的人就可以去南京、无锡领保险金。 三是智慧城市的投资,这是城镇化的下一个阶段。不是硬件而是软件,5G、数据、云、AI和物联网的投资,我们期待在这方面,未来十年有1400亿美元的投资。 以下邢自强发言实录: 邢自强:非常感谢,150页的报告你都能读完还不会睡着,非常不容易,每本我们都会做一本摩根士丹利的白皮书,这本书是一个长期的探讨,就是关于重要的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投资,特别关注于国家的经济发展,三年前我们做了第一本中国蓝皮书,来分析是否中国会出现金融危机,我们的结论是不会,因为中国会有供给侧改革所有在结构化的改革,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能够帮助中国避免掉入中国危机。大家怀疑我们对中国长期的预期,还能实现高收入国家的目标吗,我们坚信中国能够实现这个高收入国家的目标,因为未来十年最大的一点被市场忽视了,那就是中国的城镇化,不是过去1.0版本,它主要是工业化推动的和硬件的投入,比如道路、建楼等等。 我们现在讲的是新型的城镇化,如果你谈城镇化的化,听起来是20世纪的时候,比如英国日本美国都是一个世纪前就城镇化了,但是中国今天城镇化的水平还是挺低的,60%,5.7亿人还是农村人,农村人口向县城迁徙的话他们的收入会翻番,从县城再到长三角大城市的话收入会再加倍,所以如果你的人口迁徙的话会增加你的迁徙率,这就意味着企业和员工更好的满足需求,因为有自由的人员流动和元素的流动,但是过去30年间因为中国的城镇率一直是和工业化一起成长的,所以现在有很多大城市病,比如房价高、堵车、污染和社会问题等等,所以如何能降低这些问题带来的危害呢,这是下一个阶段的城市聚集群和智慧城市投资要解决的事情。一方面是通过科技投资进行结构改革,我认为在京津冀长三角和大湾区会有这些城市聚集区,每个人口加起来都有1.2亿人左右,把他们和卫星城市联系在一起,用通勤电车连起来。今天我们有2千公里的通勤车,2030年我们认为应该涨到1万7千公里,未来几年都是广州去佛山短距离的电车,长距离的我们已经见过了,通过通勤电车的投资,我们就能够建立起一小时生活圈。第二,他们也需要结构性改革,我们拿长三角来举例,这些户口必须要整合他们的医疗、社保保险等都要整合,苏州的人就可以去南京无锡领保险金。 最后是智慧城市的投资,这是城镇化的下一个阶段,不是硬件而是软件,5G、数据、云、AI和物联网的投资,我们期待在这方面有1400亿美元的投资,这是未来十年,这会提升生产率。我们想想5G,因为5G的速度非常快,非常可靠,它能够引领电信的革命,就会有无人驾驶、智慧驾驶,北京从国贸到金融街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但是2030年如果有智能交通或者驾驶电动车,我们觉得30分钟应该就能到了,这并不是科幻情景。如果你看看中国今天科技发展的速度,它是可以实现的,比如今天在杭州的杂货店、北京的大兴机场,只要扫你的脸就可以登机托运了,这就证明中国在这方面领先于其他世界经济体,而且5G明年会扩展到300个城市,每年在研发上有3千亿投资物联网,我们期待有160亿物联网设备,比如你今天有智能手机是联网的,但是十年后你可能有10或者12个物联网的设备,每个都连到网上去了,涵盖工作生活的每个方面,我们的交通更简单,我们的街道更安全,通过这样做能够提高大城市人口的生活质量,就不用再担心堵车污染等问题了,所以到2030年有五大城市群人口为1.2亿左右,生活在一小时工作圈,30分钟就能乘通勤电车去上班。我们看到无人机快递,机器可以自己洗衣做饭等等。如果这么发展的话,这不是科幻电影,如果你看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话,它总是和城镇化的比率携手并进,通过城镇化继续前进的话,我们认为这个增长率可能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之一,这就足够帮助中国实现在2025年进入高收入国家。 就像刚才Rob说的,我们看起来都非常乐观,但还有很多障碍,金融上是不是可持续的,是不是有债务的问题,是不是有技术壁垒,我们在这方面研究了6个月之后结论是如果我们把结构性改革和技术的研发结合起来的话,就能够实现很多方面的目标,我说完了,谢谢。 提问:今天谈全球视野下的财富管理,看到两个趋势。一个是中国在开放,中国的财富管理的需求在增加,作为中国的富裕人群有在全世界配置资产的需求。第二,中国资本市场在开放,中国的股市被纳入MSCI指数里面去,所以有世界客户有资产配置在中国,从业务的角度来讲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两个趋势哪个会是业务发展的重点? 邢自强:我简单讲下您的第二个问题,我们比较看好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中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化吸引外资进来投资的潜力,因为中国面临的大的环境是储蓄率越来越低,人口老化,现在90、95后不怎么存钱,储蓄率未来可能跌破40、30。过去我们是自给自足的靠国内的储蓄就可以,以后随着储蓄率的下降中国的贸易项下不仅没有过去GDP高达10%的顺差,这几年基本平衡,再过几年是逆差,这是大的背景,我们从资本的输出国会逐渐变到资本的进口国,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平衡潜在的经常账户的立场,那就得靠资本账户吸引外资进来,中国有这方面的优势,比如您提到的不管是我们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还是其他二级市场,在全球的指数里面的比例是非常低的,股票占全球2-3%的比例,中国GDP占全球16%,六分天下有其一。从这个角度只要你不断做到更加透明更加开放的资本市场的改革,比如这几年陆续做的QFII、沪港通,给大家更多的衍生品对冲的工具,对资本管制的担心越来越小,有更多灵活的工具,这种情况下中国占全球主要指数的比例一定会越来越高。 我们做的一个分析显示有可能在未来五到十年每年能吸引进来的总资金量接近1千亿美元,这块业务从中国自己面临的紧迫性、从我们各项改革路线图的角度来讲都是非常具有潜力的,谢谢。 《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主办,于11月12日-13日在北京举行。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详情]

《财经》杂志 | 2019年11月12日 19:57
歌斐李富军谈跨区域资产配置:第一找增长 第二抗通胀
歌斐李富军谈跨区域资产配置:第一找增长 第二抗通胀

  歌斐资产多资产投资配置中心合伙人李富军 财经网讯  “国际通用的资产配置模型并不特别适用中国市场,跨区域资产配置应关注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全球有增长的资产到底是哪些,二是全球可以抗通胀的资产是哪些。”11月12日,歌斐资产多资产投资配置中心合伙人李富军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表示。 对于跨区域资产配置,李富军认为,从增长的角度来看,目前还是比较看多中国,中国作为大体量经济体,发展速度还是惊人的,而且中国的股票就全球来看非常有吸引力,估值很合理。此外,印度也是非常值得投资的市场,当全球的需求下降而一个国家的内需在增长,那它就是比较好的投资标的,值得配置。 从全球来看,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的不确定性都在增加,但无论是美国大选还是脱欧、中美贸易摩擦,它们会是短期影响市场的不确定因素,但影响到全球宏观经济和政治世界的可能性比较低。这种情况下投资判断最好的办法是守拙,避免资金过热、估值过高的资产是相对简单易行的方法。 以下为李富军发言实录: 提问:您对资产配置,尤其是跨区域的配置是怎么想的? 李富军:到了市场发现,在中国用国际上通用的资产配置模型不是特别适用,我们采用6040的模型,60股票40债券,如果在美国第二年获得正收益的概率是90%,这个数字在中国是60%,做简单的6040,在中国第二年赔钱和赚钱的概率是一半一半。桥水有比较有名的四象限,用增长和通胀做四象限的资产配置,如果把增长和通胀放在国内用指标,会发现这个指标是失灵的,很多时候中国的通胀不能反映经济周期,如果你把通胀变成流动性,它还是很work的。 回到Rob的问题,我们怎么看,我们一直在想有没有两个核心的观点,第一是找增长,全球有增长的资产到底是哪些,第二是全球可以抗通胀的资产是哪些,用它们的相关性做一个综合。增长的话,我们还是比较看多中国,我们认为中国在未来的经济发展里速度虽然下来了,但是作为这么大体量的经济体,这个速度还是很惊人的,而且中国的股票就全球来看非常有吸引力,估值很合理。 我们最近看了一下印度的市场,印度也是非常值得投资的市场,原因有两个,第一是这个市场已经大到你不能忽视,它有2.5万亿美金的市值,总体GDP,它的人口官方13亿,我们聊了几个基金经理和当地的人认为会有19-20亿人口,这个国家主要经济的驱动力不是投资也不是出口,而是内需,如果一个国家有20亿人口,他的需求在增长,他会很好的成为一个跟全球经济去做相关性分散的点,当全球的需求下降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内需在增长,所以是比较好的投资标的,还是值得配置。 现在全球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的不确定性都在增加,有没有好的可以做防范的工具,我们认为黄金是比较好的做防范的工具,所以我们在组合里边加了一定比例的黄金,希望黄金能是很好的抵御尾部风险的工具。集合之前嘉宾说的,利用分散性和中国的特殊情况综合起来就是资产配置的思路。 提问:明年全球的宏观经济的情况会是怎样的,到底会衰退还是更好?你认为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 李富军: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经济学教授跟我们说一个事情,他说喝醉酒的人永远不会跳楼,你很少见喝醉酒的人跳楼,把它用到宏观经济,我们自己的观点是无论是美国大选还是脱欧、中美贸易摩擦,至少我们的观点认为它会是短期影响市场的不确定因素,也会对市场造成干扰,但是它会不会造成我们一直担心的战争或影响到全球宏观经济和政治的世界,可能性比较低。做很多宏观预测,很多时候不太容易得到比较确切的答案,这个时候做投资和任何判断最好的办法是守拙,你就保持住最原始的投资本质,避免资金过度热的、估值特别高的资产,去选相对便宜估值相对低的资产,就是比较好的简单易行的方法。 提问:现在全球的利率都处在比较低的水平,怎么看2020年对于债券的配置,在全球资产配置上配比相比过往应该增加还是减少? 李富军:我说一下关于中国债券,债券如果随着CDI上升十年期国债利率在3.5的%明年债券还会高配,宏观经济增长压力会有压力,债券的利率会继续下行,所以明年配置里债券是高配,但是相对于股票在三年的区间里我们还会更看好股票的配置。 《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主办,于11月12日-13日在北京举行。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详情]

祥付宝李紫建:互联网产业已经进入了下半场
祥付宝李紫建:互联网产业已经进入了下半场

   新浪财经讯 11月12日消息  主题为“预测与战略”的财经年会2020今天在北京召开。丰瑞祥总裁、祥付宝董事长李紫建出席并演讲。 李紫建称,互联网产业已经进入了下半场。在其看来,互联网产业的上半场以to C为主,企业要不断地占据流量入口,想办法把没一个消费者拉拢到自己的平台。但是到了下半场,消费者的数量增速已经很难拉动了,这时候的关注点就转移到了企业端,现在互联网的产业就是to B。 那么如何to B呢,李紫建提出,企业要对to B的服务有所穿透,“我们要跟它的ERP厂商穿透,要跟它的营销去穿透,我们在做支付的时候还要帮它做营销的延伸与渗透”。“现在这种数字化,不仅仅要求你最后给我一个结果,而是从这个过程设计里面的每一个环节,我都要去紧扣”。 李紫建表示,“科技驱动产业升级”已经在潜移默化地去改变了to C到to B,to B带来的不光是对客户服务的数字化升级,也包括公司内部人才升级的诉求。“那就要求员工必须要非常懂规则,每一个节点的规则要绝对地穿透,并且把这些穿透的规则能更好地去融合,这样才能符合这个产业的变化与发展”。[详情]

七牛信息许式伟:数字经济将从人口红利转向技术红利
七牛信息许式伟:数字经济将从人口红利转向技术红利

   新浪财经讯 11月12日消息  主题为“预测与战略”的财经年会2020今天在北京召开。上海七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许式伟出席并演讲。 在谈到数字经济时,许式伟认为,前十几年的互联网行业,基本上是靠流量经济带动的,投资人猛砸钱,就能很快见效,把高估值给催起来,这是人口红利带来的优势。但互联网行业发展到今天,流量已经见顶了,接下来很难再催生出快速产生效益的企业。 “我们其实判断,数字经济将从人口红利转向技术红利”,许式伟解释称,所谓技术红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叫硬核科技。“比如汽车行业,前面通过人口红利发展了滴滴这样的企业,但实际上可能接下来从出行这个行业来看,可能会需要更硬核的东西,比如自动驾驶,它实际上是一个技术红利,而并不是人数,或者是属于供需对接产生的需求”。 一旦成功,“它产生的效率释放肯定比纯粹的只是供需对接产生的效率释放要巨大得多”,许式伟也强调,当然,它的难度也会高很多,这也是从流量红利到技术红利变化的一个原因。 他还坦诚,企业做数字化改造,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投入期,可能短期没法见效,因此,要能够接受亏损。[详情]

华熙生物赵燕:探索用生物科技解决人类健康问题
华熙生物赵燕:探索用生物科技解决人类健康问题

   新浪财经讯 11月12日消息  主题为“预测与战略”的财经年会2020今天在北京召开。华熙生物董事长赵燕出席并演讲。 赵燕称,如果想彻底解决人类的健康问题,其实化学药物已经遇到了天花板,因此,需要考虑用生物科技的技术来解决。“生命是从单细胞发源的,到最后要解决生命的问题还得回到单细胞”。 “生物科技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不是像化学,A物质和C物质,只要找到B这个催化剂,放在一起,实验条件固定了,就能够产生新的D物质。但是生物科技不是,生命是在发展变化过程当中的,细胞也是一个生命的过程。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用大数据的分析,来找准它的生产实验条件,然后才可能减少走弯路”,她分析称。 赵燕距离称,原先的生产环节的发酵过程,最多是自动控制温度,而现在完全可以用人工智能设备,比如机器臂,它能够感受到温度、湿度和时间的长短,并可以自动调整,这就大大地提升了工作效率,这样,研发得到新的物质的机会就比原来大得多。[详情]

亦创科技张培武:很多房企老板去报清华EMBA 想转型
亦创科技张培武:很多房企老板去报清华EMBA 想转型

   新浪财经讯 11月12日消息  主题为“预测与战略”的财经年会2020今天在北京召开。亦创科技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培武出席并演讲。 张培武表示,数字经济推动下的科技创新一定会改变人们的生活,创造新的未来。他解释称,大数据、5G、区块链等技术都是面向全社会、全行业的,新技术的应用一定会有辐射和带动作用,给社会的方方面面和各行各业赋能,最终产生新业态和新模式。 他透露,“现在很多房地产业老板都来报清华的EMBA,大家都想转型升级”。他距离称,5G技术早就了智慧社区,“房地产业转型现在都叫智慧社区”。 “原来可能我们先是根据这个空间,怎么样卖更好的价格,考虑更多的是格式、风格。在5G条件下,在人工智能,在互联网、大数据的情况下,应该首先考虑智能化”,张培武说。 他强调,数字化已经在改变传统制造业,尤其是在4G环境和互联网条件下。“我们过去的设计很简单,拿画图板就开始画,后来又是CAD。但是过去传统产业要出一个产品很难,五年都算快的。为什么?设计出来之后,你把零件组织起来以后,再去生产、调试,行不行,一检验。不行,回去再修改图纸,然后再进行零配件的供应,这个周期很长”。 但现在不同了,“设计出来之后,已经可以在计算机上模拟,能实时看运动状态,及时修正设计”,他说。 张培武表示,5G条件下,由于实现了人机互通,尤其是物和物的互通,去中心化后,制造业的供应链会越来越短。 从外部来讲,企业与客户的需求将会联系得更紧密,“用户的定制化需求、个性化需求,我们会知道得更清晰”。[详情]

海量数据董事长陈志敏:企业数字化已经不可逆转
海量数据董事长陈志敏:企业数字化已经不可逆转

   新浪财经讯 11月12日消息  主题为“预测与战略”的财经年会2020今天在北京召开。海量数据董事长陈志敏出席并演讲。 陈志敏称,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一种重要要素,在国内的渗透比例已经相当高了,占整个GDP的30%多。 他强调,企业数字化已经不可逆转,“可能有的企业规模、行业特征,对数字化的敏感度不一样,但是你总是躲不掉的要做一些数字化转型”,“当然也有企业内部的数字化、外部的数字化,以及内部和外部整个数字化的连接”。 他分析称,不仅流程复杂需要数字化,或者附加值低、劳动密集型的企业需要数字化,包括像药品研发等高科技领域,现在都离不开数字化了,因为通过数据可以大大缩短研发过程,数字化已经由局部或者是部分过程,逐渐演变到全要素、全流程的渗透。 “未来,所有的企业或者产业一定是数字化的,但是数字化也要回归到解决企业的问题”,陈志敏表示。[详情]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陈煜波演讲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陈煜波演讲

   新浪财经讯 11月12日消息  主题为“预测与战略”的财经年会2020今天在北京召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陈煜波出席并演讲。[详情]

奥本海默李山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已接近尽头
奥本海默李山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已接近尽头

  原标题:奥本海默基金高级副总裁李山泉谈黑天鹅:全球流动性过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已接近尽头 财经网讯“全球的流动性过大,推动到今天,我个人认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能说走到尽头,已经走到了很难走的高度。”11月12日,奥本海默基金高级副总裁李山泉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奥本海默基金高级副总裁李山泉 谈及明年是否会出现黑天鹅事件,李山泉认为,在西方国家,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利率基本上为零,甚至是负利率。而量化宽松有没有上限,量化到什么程度,能够既刺激经济又不产生危机,这恐怕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李山泉表示,财政政策发展到今天,各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已经非常高,还有多大的余地继续发而不引起任何危机或者糟糕的事件,这个恐怕都是值得关注的领域,在这个领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黑天鹅事件。 而对于投资方面的理念,李山泉以黄金为例。他认为,黄金与其他资产的风向相反。由于影响黄金价格走势的因素非常多,对于金价的波动,李山泉表示不要定一个时机,很多人没办法找到低买高卖的黄金时机。 至于应该配备多少黄金,李山泉给出5%-10%的范围。 以下为李山泉发言实录: 我已经25年负责奥本海默基金,从我自己的经验看,它跟资产配置有关,不是简单的看市场的上升下降或者波动,我建议我的投资人进行投资的时候,5-10%放在一些最有潜力的。 黄金和其他资产是不一样的,它们的风向是相反的,当有其他问题的时候黄金有可能会向上,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会很担心所以才会购买这样的黄金,像这样的情况我会很担心,我不希望我的产品赚很多钱,如果我的产品利润很高,其他的产品可能深陷困境。 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大家真的想在黄金上做投资,你要把它作为资产的配置。为什么呢,因为黄金的波动挺大的,如果你想正确购买的话,今年涨了明年跌了,其实很难做一个纠正。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影响它价格走势的因素是非常多的,不是单一因素,这对投资人来讲是非常难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讲资产配置一定要去关注它,就像买保险一样,到底如何来操作,有很多具体的细节,你可以就买金条金块或相关的资产或其他已经配置的资产,或者买黄金ETF,或者是其他黄金类的金融产品、高杠杆的,这种产品可能有相反走向的三倍。 如果金价下降,其他会增加,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在这个领域投资,你可以买一些简单的产品,就是买金块,如果你想更多购买的话,还有其他的产品也可以符合你自己的投资组合的战略。 总的来讲,最近几年尤其从今年开始,黄金的金价又开始上升了,从全球来看大家都变得很担心,金融市场可能没有那么稳健,这就是金价为什么再次回升。 最近几周好像黄金又走落,大家能看到非常清楚的证明,可能全球的金融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可能得到了缓解,这也是为什么金价又开始下降了,因为大家在想是不是担心过虑了,这就是金价的波动。 这种波动不仅出现在今年,明年也会有这种波动,应对金价的波动最好是忍受它,不要给它定一个时间,找到时机本身就很难,有些人赚了很多钱。我知道大家都喜欢去抓时机,低买高卖就赚了很多钱,但很多人没办法找到低买高卖的黄金时机。 RobROSE:明年美国大选和全球经济的情况,美国在大选前后关于经济和贸易有很多怀疑的声音,你觉得明年全球的宏观经济的情况会是怎样的,到底会衰退还是更好?你认为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 李山泉:美国的大选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会影响未来全球的市场,不止是美国的市场。 这里头有两个重要的点我想点一下,首先是特朗普总统现在的这种政策会不会因为弹劾案终止,有人说绝对弹劾不了,很难说,因为会挖出一系列的问题来,到底能挖出什么来不清楚,这是一个未知数。 第二个未知数,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的竞选到底谁能胜选不知道,如果特朗普真能够胜选,他的政策还能延续一段时间,如果民主党胜选的话,民主党几个候选人的政策已经非常清楚,对于全球的经济尤其是资本市场影响巨大,他现在提出的这些政策,比如这个麻省参议员当选的话已经很清楚,资本市场肯定会受到很大的打击,他的征税要朝着大公司征税,他让大公司赋税。 第二全民健保,谁来付这个钱的问题,他瞄准的是有钱人和大公司,而且要抑制主要药厂的价格,这些药厂也会往下掉。所以民主党如果胜选的话,这一轮对资本市场来说到底会经受什么样的考验,不知道,而且他还提出一点,像美国这种大公司尤其是跨国大公司,你在海外想躲这个税他是绝对不允许的,已经点了跨国大公司在海外,据说哪个国家税比较低他就通过账户的运作放到哪个国家,他想办法堵漏洞,如果哪个国家想保护,他会跟那个国家算账,这对全球的经济毫无疑问会是一个很大的影响,至于他能不能胜选是另外的问题。对未来全球的经济,美国的大选连着全世界,不止是美国,这就是我的看法。 RobROSE:你认为是否有一些负面的或者突然会发生的意外情况出现,就是黑天鹅事件,你觉得有可能会出现的黑天鹅事件会是什么? 李山泉:如果你能预测那就不能叫做黑天鹅,黑天鹅事件大部分是很难预测的,但是有几个苗头,我读了一些材料,一个是在政治上,像传染一样,从拉美开始,这个国家开始变得不安定,各种游行示威矛盾不断浮出水面,这个东西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在哪个方面会造成危机,小的国家局部的问题不大,只要是往大的重要的国家发展,这个事情就很糟糕,这有可能是需要关注的点。 再一个点是不能排除在某个点上或者某个领域发生一定金融危机的可能,因为接着王沿刚才讲的,全球的流动性过大,推动到今天,我个人认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能说走到尽头,已经走到了很难走的高度,比如货币政策,利息率这一个重要的手段基本上死掉了,尤其是在西方国家,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基本上为零了甚至是负利率,这个东西已经排除了不起作用了,就剩一个量化宽松,这个量化有没有上限,量化到什么程度,能够既刺激经济又不产生危机,这恐怕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包括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发展到今天,各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已经非常高,还有多大的余地继续发而不引起任何危机或者糟糕的事件发生,这个恐怕都是值得关注的领域,在这个领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黑天鹅事件。 《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主办,于11月12日-13日在北京举行。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详情]

钱于军:开放金融市场提升了中国整体金融业服务水平
钱于军:开放金融市场提升了中国整体金融业服务水平

  原标题:钱于军:开放金融市场提升了中国整体金融业的服务水平  “在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过程中,受益的不仅仅是外方,更是中国整体金融行业。开放之后,资金进来了,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和中国上市公司的总体水平也就提升了。”11月12日,瑞银证券董事长钱于军在以“不确定时代的变与不变”为主题的“《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瑞银证券董事长 钱于军 在钱于军看来,随着明晟基金的开放和大量外资流入中国,今年的A股市场有望成为全球市场范围内表现较佳的市场。“现在股市在2920点左右,如果能够达到之前所预测的3000点,则和去年相比能够上涨20%。如果20%左右的上升度能维持下去,那么今年A股将成为全球主要股市中表现中上的市场。” 今年,瑞银在中国国内(北京、上海)设代表处正好满30年。钱于军表示,瑞银是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受益者。“我们是唯一一个既能通过证券公司、又能通过法人银行而在国内开展在岸财富管理业务的外资机构。在未来的日子里,瑞银期待能多元化利用各类平台,最好地为中国的政府、企业和个人客户服务。” 以下为发言实录: 钱于军:感谢《财经》,又是新的一年年会,我这个环节的讲者都讲得非常精彩,在宏观层面,从他们各自的角度进行了解读。管总从外管局的角度讲得非常专业,马行长说招商银行是个“小银行”,我借着这个思路分享下瑞银的经验。瑞银也是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受益者,今年,瑞银在国内(北京、上海)设代表处正好满30年,我们将自己定位为一个重要的建设者。 我们看到,金融对外开放今天已经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战略。我们国家推行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时间比较早,在1990年底、1991年时,A股资本市场重新开放,而1992年就有了人民币特种股,当时境外的投资人包括瑞银就能够通过参与国内公司发行的B股特种股票,来参与我们A股的国内资本市场。2003年,瑞银又有了QFII资格,瑞银很荣幸能够成为第一批QFII,当时在外管局的批准下,我们拿到了额度,可以直接到境内进行美元换汇,投资A股市场。到了2011年,瑞银又有了RQFII,海外人民币可以回归。到了2014、2016年,瑞银分别有了沪港通和深港通。当然之后就有MSCI纳A,在其基础上,把中国沪深两市的总共约240多只中国A股成分股纳入明晟新兴市场指数。到今年11月下旬,纳入因子就会增长到20%,而起步的时候只有5%。这是4倍的增长。瑞银在这个过程中参与比较多,可以在香港通过瑞银亚太开户,经过港交所的交易系统,在国内沪深A股交易系统下单买入、将来卖出交易,我们是北向的主要外资券商。2006年,瑞银在A股参与北京证券的重组,最终成为第一家能独家管理全牌照的国内外资证券公司。2018年,瑞银又成为第一家独家控股国内全牌照证券公司的国际投资银行。 外资在中国的运作一般都是多牌照、多平台,我们国家实行分业监管,而瑞银既有全牌照的瑞银证券,又有法人独资银行瑞士银行(中国)。我们可以通过法人银行和证券公司,来双方面开展中国政府鼓励而中国客户需要的业务,比如我们全球领先的财富管理业务。所以,我们是唯一一个既能通过证券公司、又能通过法人银行来在国内开展在岸财富管理业务的外资机构。我们的投资银行理论上也可以通过法人银行做一些二级市场的债券类和定息产品,包括利率的衍生品服务。经过内部重组架构以后,现在投资银行主要通过瑞银证券来开展业务,但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期待能多元化利用各类平台,最好地为中国的政府、企业和个人客户服务。 跟大家分享一些外资参与A股市场的数据,来佐证我的论点。改革开放后,“对外开放”成为我国一个很重要的国策。其实,在改革开放中受益的不仅仅是外方,也应该是中国的总体金融行业。前面马行长讲到,中国金融机构更加能够对标学习,交流互通,最终使中国总体金融业务的水平得到了提升。最近也有一些专家和前政府高官在说,其实是通过开放促进改革,开放能够取得更加高水平的发展,我们非常赞成这个观点。 根据央行数据,2018年底整个外资持有A股总市值1.15万亿人民币,这是央行的数据,具有非常大的权威性。到了今年6月30号,短短六个月外资买入A股净买入5千亿,总持股量总金额达到1.65万亿,短短六个月增加了5千亿。2018年底,我们用上海综合指数收市在2493点,当年下滑不到25%。2018年, 如果以上海最大的A股市场作为标杆来算,A股应该是去年全球主要资本市场中表现比较差的一个,深圳也差不多。但今年,随着明晟基金的开放,外资开始布局,至少我们感受很深,大量外资流入中国。我们相信,按照今年的情况,现在股市在2920点,原来预测的3000点上下,还是有可能的。如果今年达到了3000点,则和去年的2493点相比,今年会上升20%,如果20%左右的上升度能维持,那么今年A股市场在全球主要股市里面会是表现中上的,有可能成为表现比较佳的市场。 但我相信,A股市场在今年也会展示出它的特色,外资从一个中长期角度来看我们的A股市场,很多外资在瑞银的平台上最喜欢消费类、高科技类的白马股,我们强调白马股的业绩透明度比较高,它的市场地位比较领先。坦率讲,如果大家仔细分析外资的布局,它的重点、重仓也就是A股市值里最大的那30到40个股票,他没有看那么多。可能三四十个股票占了外资大部分最大金融机构总持仓量的70%以上,这反映了国际市场的理性分析思维。 资本无国界,资本永不眠,资本可以进入所有不同经济体的资本市场。直接投资可能还需要在当地成立合资公司,还需要拿很多批文,需要经过绿地项目的建设,还有漫漫的投资回收期,比如三、五年到十年。在中国最大的石化行业,我早年做过很多顾问,有些光是等发改委批准外资进来,就经历了十到十五年。但对于金融类的投资即我们讲的资本市场,其流动性比较大,陆港通可以即时在香港下单交易,理论上方便了短炒,如果有这个必要。这是机制到位了,给了他这种自由,但是绝大部分国际资本都是监管层想要的中长期资本,因为他的布局不可能短炒。 我们把外资分为两大类:一大类光是明晟指数就能带动的、被动性的投资,明晟指数能带动的资金量,光是权益类就达到13万亿美元,还有富时罗氏又能带动2.5-3万亿美元。如果A股把这两个指数都纳入了,大部分被动性的国际大型投资基金如美国的领航集团等一跟进,我们预测光是今年就会有250亿美元。再加上主动性进入A股的资金,债券也开始进入彭博全球债券指数基金,2千亿美元的资金也必须要进入中国市场。当开放了以后,资金进来了,就会影响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尤其投资标的、中国上市公司的总体水平。我相信,中国资本市场上会越来越没有空间给康美医药、康得新这样作假的公司。监管已经意识到,有些对外开放的过程,也就是倒逼国内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 我的汇报就是这么多,谢谢大家的时间。[详情]

邢自强:看好人民币资产国际化吸引外资潜力
邢自强:看好人民币资产国际化吸引外资潜力

  原标题:邢自强:看好人民币资产国际化吸引外资潜力,中国占全球指数比例会更高 财经网讯 “比较看好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中,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化吸引外资进来投资的潜力,因为中国面临的大环境是储蓄率越来越低。”11月12日,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在被问及有中国客户在全世界配置资产的需求,也有世界客户在中国配置资产,这两个趋势哪个会是资产配置业务发展的重点时,邢自强表示,比较看好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中,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化吸引外资进来投资的潜力。 中国有这方面的优势,不管是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还是其他二级市场,在全球的指数里面的比例是非常低的,股票占全球2-3%的比例,中国GDP占全球16%。随着更加透明更加开放的资本市场的改革,比如这几年陆续做的QFII、沪港通,给大家更多的衍生品对冲的工具,对资本管制的担心越来越小,有更多灵活的工具,这种情况下中国占全球主要指数的比例一定会越来越高。 邢自强强调,我们做的一个分析显示,有可能在未来五到十年每年能吸引进来的总资金量接近1千亿美元,这块业务从中国自己面临的紧迫性、从我们各项改革路线图的角度来讲,都是非常具有潜力的。 此外,邢自强认为,中国能够实现高收入国家的目标。因为未来十年最大的一点被市场忽视了,那就是中国的城镇化,不是过去1.0版本,它主要是工业化推动的和硬件的投入,比如道路、建楼等等。 过去30年间,中国的城镇率一直是和工业化一起成长的,导致现在有很多大城市病,比如房价高、堵车、污染和社会问题等等。对于如何降低这些问题带来的危害?邢自强给出以下三点建议: 一是通过科技投资进行结构改革。例如,在京津冀长三角和大湾区会有城市聚集区,每个城市人口加起来有1.2亿人左右,把他们和卫星城市联系在一起,用通勤电车连起来。通过通勤电车的投资,建立起一小时生活圈。 二是需要结构性改革。以长三角来举例,这些户口必须要整合他们的医疗、社保保险等都要整合,苏州的人就可以去南京、无锡领保险金。 三是智慧城市的投资,这是城镇化的下一个阶段。不是硬件而是软件,5G、数据、云、AI和物联网的投资,我们期待在这方面,未来十年有1400亿美元的投资。 以下邢自强发言实录: 邢自强:非常感谢,150页的报告你都能读完还不会睡着,非常不容易,每本我们都会做一本摩根士丹利的白皮书,这本书是一个长期的探讨,就是关于重要的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投资,特别关注于国家的经济发展,三年前我们做了第一本中国蓝皮书,来分析是否中国会出现金融危机,我们的结论是不会,因为中国会有供给侧改革所有在结构化的改革,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能够帮助中国避免掉入中国危机。大家怀疑我们对中国长期的预期,还能实现高收入国家的目标吗,我们坚信中国能够实现这个高收入国家的目标,因为未来十年最大的一点被市场忽视了,那就是中国的城镇化,不是过去1.0版本,它主要是工业化推动的和硬件的投入,比如道路、建楼等等。 我们现在讲的是新型的城镇化,如果你谈城镇化的化,听起来是20世纪的时候,比如英国日本美国都是一个世纪前就城镇化了,但是中国今天城镇化的水平还是挺低的,60%,5.7亿人还是农村人,农村人口向县城迁徙的话他们的收入会翻番,从县城再到长三角大城市的话收入会再加倍,所以如果你的人口迁徙的话会增加你的迁徙率,这就意味着企业和员工更好的满足需求,因为有自由的人员流动和元素的流动,但是过去30年间因为中国的城镇率一直是和工业化一起成长的,所以现在有很多大城市病,比如房价高、堵车、污染和社会问题等等,所以如何能降低这些问题带来的危害呢,这是下一个阶段的城市聚集群和智慧城市投资要解决的事情。一方面是通过科技投资进行结构改革,我认为在京津冀长三角和大湾区会有这些城市聚集区,每个人口加起来都有1.2亿人左右,把他们和卫星城市联系在一起,用通勤电车连起来。今天我们有2千公里的通勤车,2030年我们认为应该涨到1万7千公里,未来几年都是广州去佛山短距离的电车,长距离的我们已经见过了,通过通勤电车的投资,我们就能够建立起一小时生活圈。第二,他们也需要结构性改革,我们拿长三角来举例,这些户口必须要整合他们的医疗、社保保险等都要整合,苏州的人就可以去南京无锡领保险金。 最后是智慧城市的投资,这是城镇化的下一个阶段,不是硬件而是软件,5G、数据、云、AI和物联网的投资,我们期待在这方面有1400亿美元的投资,这是未来十年,这会提升生产率。我们想想5G,因为5G的速度非常快,非常可靠,它能够引领电信的革命,就会有无人驾驶、智慧驾驶,北京从国贸到金融街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但是2030年如果有智能交通或者驾驶电动车,我们觉得30分钟应该就能到了,这并不是科幻情景。如果你看看中国今天科技发展的速度,它是可以实现的,比如今天在杭州的杂货店、北京的大兴机场,只要扫你的脸就可以登机托运了,这就证明中国在这方面领先于其他世界经济体,而且5G明年会扩展到300个城市,每年在研发上有3千亿投资物联网,我们期待有160亿物联网设备,比如你今天有智能手机是联网的,但是十年后你可能有10或者12个物联网的设备,每个都连到网上去了,涵盖工作生活的每个方面,我们的交通更简单,我们的街道更安全,通过这样做能够提高大城市人口的生活质量,就不用再担心堵车污染等问题了,所以到2030年有五大城市群人口为1.2亿左右,生活在一小时工作圈,30分钟就能乘通勤电车去上班。我们看到无人机快递,机器可以自己洗衣做饭等等。如果这么发展的话,这不是科幻电影,如果你看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话,它总是和城镇化的比率携手并进,通过城镇化继续前进的话,我们认为这个增长率可能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之一,这就足够帮助中国实现在2025年进入高收入国家。 就像刚才Rob说的,我们看起来都非常乐观,但还有很多障碍,金融上是不是可持续的,是不是有债务的问题,是不是有技术壁垒,我们在这方面研究了6个月之后结论是如果我们把结构性改革和技术的研发结合起来的话,就能够实现很多方面的目标,我说完了,谢谢。 提问:今天谈全球视野下的财富管理,看到两个趋势。一个是中国在开放,中国的财富管理的需求在增加,作为中国的富裕人群有在全世界配置资产的需求。第二,中国资本市场在开放,中国的股市被纳入MSCI指数里面去,所以有世界客户有资产配置在中国,从业务的角度来讲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两个趋势哪个会是业务发展的重点? 邢自强:我简单讲下您的第二个问题,我们比较看好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中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化吸引外资进来投资的潜力,因为中国面临的大的环境是储蓄率越来越低,人口老化,现在90、95后不怎么存钱,储蓄率未来可能跌破40、30。过去我们是自给自足的靠国内的储蓄就可以,以后随着储蓄率的下降中国的贸易项下不仅没有过去GDP高达10%的顺差,这几年基本平衡,再过几年是逆差,这是大的背景,我们从资本的输出国会逐渐变到资本的进口国,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平衡潜在的经常账户的立场,那就得靠资本账户吸引外资进来,中国有这方面的优势,比如您提到的不管是我们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还是其他二级市场,在全球的指数里面的比例是非常低的,股票占全球2-3%的比例,中国GDP占全球16%,六分天下有其一。从这个角度只要你不断做到更加透明更加开放的资本市场的改革,比如这几年陆续做的QFII、沪港通,给大家更多的衍生品对冲的工具,对资本管制的担心越来越小,有更多灵活的工具,这种情况下中国占全球主要指数的比例一定会越来越高。 我们做的一个分析显示有可能在未来五到十年每年能吸引进来的总资金量接近1千亿美元,这块业务从中国自己面临的紧迫性、从我们各项改革路线图的角度来讲都是非常具有潜力的,谢谢。 《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主办,于11月12日-13日在北京举行。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详情]

中科院院长:科技创新的主要发展趋势和重点突破方向
中科院院长:科技创新的主要发展趋势和重点突破方向

  财经网讯 “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科技创新已成为影响和改变未来世界发展格局的关键力量。信息科技和生命健康是全球研发投入最大的两个领域,基础前沿是事关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础。”11月12日,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 白春礼主要对信息科技、生命健康、基础研究三个重点领域的进展和趋势作出分析和展望。 第一,关于信息技术领域的重要进展和趋势。 一是以芯片和元器件、计算能力、新一代信息网络为核心的技术加速发展,推动加快进入万物互联时代。人类社会(人)、信息空间(机)、物理世界(物)实现无缝智能融合,为各种工作和生活需求作出全方位及时的智能响应,将全面重塑世界发展格局,使人类文明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迈向新的智业时代。 二是人工智能作为引领带动新一轮科技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将对产业结构、产业形态以及社会生活带来决定性影响。通用人工智能总体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也是下一代人工智能重点突破的方向。 三是大数据作为信息社会的战略性资源,成为科技和产业竞争发展的制高点。据国际数据公司统计,目前全球数据总量每年都以倍增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44万亿GB,中国数据量将占全球近20%,大数据将带动全球GDP增长超过2%。 四是区块链作为信息技术发展的新方向,将为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提供强大动力。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信息的公开透明、不可篡改、不可伪造、可追溯,无需第三方背书,其广泛应用将显著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提升运行效率。 白春礼指出,围绕区块链技术,共识算法、加密算法等底层核心技术不断取得突破,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深度融合,将进一步提高其技术性能和可用性、安全性,加快进入大规模商业化应用阶段,成为数字经济进一步深化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第二,关于生命与健康领域的重要进展和趋势。 一是基因组学、脑科学成为生命科学领域最受关注的前沿热点。基因编辑技术自上世纪80年代出现以来,不断改进和发展,已广泛应用于生命科学研究和临床研究。此外,脑科学被看作是自然科学研究的“最后疆域”。 二是生命科学研究新技术新方法加速走向临床应用,推动医学向“个性化精准诊治”和“关口前移的健康医学”新阶段发展。细胞免疫疗法被认为是最有前景的肿瘤治疗方式之一 ,干细胞和再生医学有望成为继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后的第三种疾病治疗途径,引发新一轮医学革命。 三是合成生物学、人造光合作用、分子模块育种等新技术、新方法不断涌现,推动生物经济蓬勃发展。其中,合成生物学被誉为是继DNA双螺旋结构和人类基因组测序之后的“第三次生物学革命”,也被认为是改变世界的颠覆性技术。 第三,关于基础研究的重要进展和趋势。 一是超宏观方面的研究不断拓展,对宇宙起源与演化的研究持续取得重大进展,有望在重大理论、重大问题上取得革命性突破,使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实现新的飞跃。 二是超微观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微观物质结构研究开始从“观测时代”走向“调控时代”,将为能源、材料、信息等产业发展提供新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手段。 以下为白春礼发言实录: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参加今年的财经年会,与政商学界的专家们共同交流研讨,分析全球热点,展望全球及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科技的新趋势。借此机会我主要谈一点对当前科技发展新趋势的认识。 大家都知道也都切身感受到,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在各个方面都深刻影响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可以说,科技创新已成为影响和改变未来世界发展格局的关键力量。最近几年,关于科技创新讨论最多的、各方面都非常关心的,就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欧盟、OECD、MIT、兰德公司等,都对此发布了一系列分析报告。我院也组织了一批高水平院士和科技专家,系统分析了若干重大领域创新的主要趋势和重点突破方向。 结合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我的一些思考,我主要对信息科技、生命健康、基础研究等三个重点领域的进展和趋势作一些分析和展望,因为信息科技和生命健康是全球研发投入最大的两个领域,基础前沿是事关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础。 第一,关于信息技术领域的重要进展和趋势。 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是引领当前科技变革的时代大潮,半导体产业是顺应这一时代潮流的根基性、战略性和先导性产业,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乃至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最近几年,随着芯片与元器件、超级计算、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发展,为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加速发展带来广阔的前景,由此也引发了新一轮的创新创业热潮,对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一是以芯片和元器件、计算能力、新一代信息网络为核心的技术加速发展,推动加快进入万物互联时代。 硅基芯片和元器件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基石,其制程工艺不断提高,处理速度越来越快、存储能力越来越强、能耗越来越低。目前7纳米芯片已开始应用,5纳米芯片已经开始试产,3纳米芯片也正在研发。但硅基芯片的制程工艺已经逼近物理极限,摩尔定律面临失效。碳基纳米材料,特别是石墨烯和碳纳米管材料,被认为是最有希望取代硅延续摩尔定律的半导体材料之一。碳基器件相比传统硅基器件具有 5~10倍的速度和能耗优势,可以实现 5nm以下的半导体技术节点,满足 2020年之后新型半导体芯片的发展需求。当前碳基ICT技术主流研究方向主要包括,石墨烯、碳纳米管、碳化硅等。 超级计算是信息技术发展的重要基础。2018年,美国发布新一代超级计算机“顶点”,运算能力每秒20亿亿次,超过我国曾经连续5年排名世界第一的神威太湖之光。当前,全球超算强国都在研制下一代E级超算(每秒百亿亿次)。量子计算也是各国高度关注的战略制高点。一台操纵50个微观粒子的量子计算机,对特定问题的处理能力可超过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中国科技大学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今年初,IBM 也研发出可以脱离实验室环境运行的量子计算机。谷歌开发出54量子比特数的量子芯片,该芯片支持的量子计算机完成一个随机数字采样100万次的任务只需要200秒,而世界最强超算Summit需要1万年。当然对于这一成果各方面还有不同的看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通用量子计算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新一代网络通信技术发展进入快车道。2012年6月6日,全球IPv6网络正式启动。IPv6的地址长度为128位,是IPv4的4倍,其地址数量近乎无限。5G通信技术已经开始大规模应用,其数据速率是4G的百倍以上,传输延迟在1毫秒以下,能够支持在一平方公里内连接100万台设备。由于这些明显的技术优势,可以随时随地实现万物互联,成为数字经济乃至数字社会的“神经系统”。 进入万物互联时代,人类社会(人)、信息空间(机)、物理世界(物)实现无缝智能融合,为各种工作和生活需求作出全方位及时的智能响应,将全面重塑世界发展格局,使人类文明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迈向新的智业时代。 二是人工智能作为引领带动新一轮科技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将对产业结构、产业形态以及社会生活带来决定性影响。 谷歌阿尔法围棋在深度学习方面的关键性突破,掀起了人工智能发展的新一轮热潮。未来10年,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将进入高速增长期。麦肯锡公司预测,到2030年,约70%的公司将采用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新增经济规模将达到13万亿美元。 现在,专用人工智能在单项测试、大规模图像识别和人脸识别中,已经超越人类。随着材料、制造、动力、传感、控制等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硬件的成本大大降低,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工厂和普通消费者周围。各种智能终端、智能服务、可穿戴设备不断推陈出新,各种家政机器人、情感陪护机器人、娱乐机器人等正在走进我们的生活。比如,科大讯飞的“智医助理”机器人,其医学影像诊断的准确率已经达到94.1%,刷新了医学影像权威评测的世界纪录。 通用人工智能总体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也是下一代人工智能重点突破的方向。通过将人的作用或认知模型引入到人工智能系统中,人机协同可以更加高效地解决复杂问题,逐步实现人机混合智能。通过大幅提高机器智能对环境的自主学习能力,逐步实现自主智能系统。2015年,我院成立了“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主要研究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等,目前已成为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高地。 三是大数据作为信息社会的战略性资源,成为科技和产业竞争发展的制高点。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大数据具有可以反复使用、不断增值的特点,蕴藏着巨大的价值和潜力,是与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一样重要的战略资源。据国际数据公司统计,目前全球数据总量每年都以倍增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44万亿GB,中国数据量将占全球近20%,大数据将带动全球GDP增长超过2%。 一方面,大数据作为新兴产业,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数据服务已经成为信息产业中最具活力、发展迅速、潜力巨大的细分市场,相关的硬件制造和软件开发也吸引了更多的资金和研发投入。另一方面,大数据与现有产业实现深度融合,几乎应用到每个产业领域,加快推动了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使得生产更加绿色智能、生活更加便捷高效。 围绕大数据应用,形成新的、多样化的创新生态链,推动了共享经济的蓬勃兴起和发展,重塑了传统产业的结构和形态,催生了众多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也给我们的衣食住行带来了根本改变。麦肯锡预测,医疗领域未来10年因采取大数据技术,将减少2/3的医疗开支。大数据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自动驾驶、金融与商业服务、医疗与健康管理、科学研究等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在社会保障、突发事件监测预警、信用评估、城市管理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是区块链作为信息技术发展的新方向,将为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提供强大动力。 区块链技术作为比特币的底层技术被大众所熟知,是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多种技术的集成应用,可以实现信息的公开透明、不可篡改、不可伪造、可追溯,无需第三方背书,其广泛应用将显著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提升运行效率,因而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 围绕区块链技术,共识算法、加密算法等底层核心技术不断取得突破,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深度融合,将进一步提高其技术性能和可用性、安全性,加快进入大规模商业化应用阶段,成为数字经济进一步深化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比如在供应链管理方面,区块链技术保证了交易可追溯和数据不可篡改,可以有效避免交易纠纷,提升整体运行效率。在税务管理方面,应用区块链技术构建的“税链”网络,真正实现“交易即开票”“开票即报销”,可以大幅降低税收征管成本,有效解决数据篡改、一票多报、偷税漏税等问题。 我国在区块链的发展和应用方面具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我们移动互联网用户数量巨大、在线支付等应用普及,在数字货币、供应链、数字政务、社会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已经有一定的应用基础,未来有很大的应用前景。上个月,中央政治局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了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明确主攻方向,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第二,关于生命与健康领域的重要进展和趋势。 有人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在Science创刊125周年公布的125个最具挑战性的科学问题中,46%属于生命科学领域。当前,生命与健康领域正在走向 “定量检测解析”、 “预测编程”和“调控再造”,加速孕育一批具有重大产业变革前景的颠覆性技术,对药物研发、基因治疗、生物育种、生物安全、现代农业等领域带来深远的影响。 一是基因组学、脑科学成为生命科学领域最受关注的前沿热点。 基因编辑技术自上世纪80年代出现以来,不断改进和发展,已广泛应用于生命科学研究和临床研究。基因测序成本以超过信息领域摩尔定律的速度下降,2003年全球完成人类基因组测序花了13年、耗资27亿美元,目前只要几百美元、1小时左右就可完成。 脑科学被看作是自然科学研究的“最后疆域”。目前,科学家已经绘制出全新的人类大脑图谱,还通过脑机接口实现了对智能机器、义肢等的直接控制,为发展新一代神经及精神疾病的诊断、治疗技术方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人脑重大疾病诊治也取得重要进展,对帕金森、阿尔茨海默症、抑郁症等重大疾病机理的研究不断深入,新的治疗手段和药物不断涌现。11月3日,我院研发的抗阿尔茨海默症新药获批上市。此外,类脑智能研究也是当前一个研究热点,类脑计算芯片、类脑学习与决策等算法软件也取得重要进展。 二是生命科学研究新技术新方法加速走向临床应用,推动医学向“个性化精准诊治”和“关口前移的健康医学”新阶段发展。 细胞免疫疗法被认为是最有前景的肿瘤治疗方式之一 。2017年,诺华推出了世界首个CAR-T基因疗法,经美国FDA正式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我国也有CAR-T疗法已经上市,还有十几个正在申请上市。当然,细胞免疫疗法价格还比较昂贵(FDA批准上市的两个产品价格分别为47.5万美元和37.3万美元),也存在不良反应、细胞产品的质量控制等问题。 干细胞和再生医学为有效治疗心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严重烧伤、脊髓损伤等难治愈疾病,提供了新的途径,有望成为继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后的第三种疾病治疗途径,引发新一轮医学革命。比如,我院基于干细胞技术制备出引导脊髓组织损伤再生的生物材料,已开展修复脊髓损伤的大动物(狗)实验168例,显示出良好的临床前景,已经开始进入临床。 三是合成生物学、人造光合作用、分子模块育种等新技术、新方法不断涌现,推动生物经济蓬勃发展。 合成生物学被誉为是继DNA双螺旋结构和人类基因组测序之后的“第三次生物学革命”,也被认为是改变世界的颠覆性技术。目前,科学家已经能够设计多种基因控制模块,组装具有更复杂功能的生物系统,甚至创建出“新物种”。比如,可以培养出用于诊断早期癌症与糖尿病的细菌,合成出抗疟药物青蒿素、抗生素林可霉素等药物,更简单高效地生产生物燃料,很有可能引发相关领域的产业革命。 人造光合作用发展迅速,科学家已经能够采用硅太阳能电池和钴、镍基催化剂等可广泛获取的材料,研制出可以模拟光合作用的人造树叶,在无需外部电路控制和操作的情况下,利用太阳能将水分解为氢气和氧气。美国科学家研发出新型人造光合作用系统,效率是植物系统的10倍。去年,我院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单核锰催化剂,能够利用阳光,将水高效分解成氢气和氧气,为实现“液态阳光”构想迈出关键一步。 分子模块育种通过基因的直接选择和有效聚合,能够克服传统育种周期长、偶然性大和育种效率低等缺点,实现量身定制、精确育种。比如,针对糖尿病人等特殊人群,可以设计研制低糖的水稻。利用分子模块育种技术,我院研发出嘉优中科、中科804等系列水稻新品种,对我国农作物品种的升级换代和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关于基础研究的重要进展和趋势。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实现重大技术突破、抢占知识产权高地的基础,也是体现一个国家科技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基础研究的发展源于两个动力,一个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驱动,另一个是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牵引。21世纪以来,各主要学科领域在理论体系、重大问题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呈现出持续加速的态势。 一是超宏观方面的研究不断拓展,对宇宙起源与演化的研究持续取得重大进展,有望在重大理论、重大问题上取得革命性突破,使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实现新的飞跃。 宇宙起源和演化是基础研究中最重要的基本科学问题。目前,宇宙中能够观测到的可见物质仅占4.9%,而暗物质占到26.8%,暗能量占到68.3%。对暗物质和暗能量的研究成为物理学最重要的前沿方向,这也是认识宇宙起源和演化最关键的一步,被称为是21世纪物理学的两朵新“乌云”。所以,世界科技大国都在积极支持这方面的研究。比如,欧空局的普朗克望远镜、美国的费米望远镜,都开展了暗物质探测。2015年,我院成功发射了“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搭载了目前国际上最高分辨、最低本底的空间高能粒子望远镜。今年4月10日,全球六地同步直播发布了首张黑洞照片,这是人类首次看到距离地球5500万光年、质量为太阳65亿倍的超大质量星系中心黑洞的“面貌”。 引力波是宇宙演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天文现象,也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宇宙演化提供了重要的手段和新的途径。爱因斯坦早在100多年前就预言了引力波的存在,但是他认为引力波太微弱了,难以探测到。2015年,美国激光干涉仪(LIGO)两次探测到引力波信号,标志着引力波天文时代的开启,在全球兴起了引力波探测热潮。我国先后启动了太极计划、天琴计划,目前正在建设的阿里天文台,主要用于探测原初引力波。 支撑超宏观研究的大科学装置也在加速发展。我院建设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中国天眼”,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接收面积达到25万平方米(相当于30个足球场),将在未来10年内保持世界领先地位。此外,多国正在共同建设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接收面积达1平方公里,这是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的天文装置,预计2030年前后投入使用,将开辟人类认识宇宙的新纪元。 二是超微观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微观物质结构研究开始从“观测时代”走向“调控时代”,将为能源、材料、信息等产业发展提供新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手段。 2013年,科学家依靠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发现了希格斯粒子,完成了标准粒子模型确认工作的最后一环,由此标准粒子模型预言的61种基本粒子已经全部被发现,将人类对基本粒子的认识又推进了一大步。我院科学家利用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装置,发现了一种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被认为是该领域最重要的突破之一。 在量子调控方面,铁基高温超导、多光子纠缠、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天使粒子”马约拉那费米子等一批关键性突破,为物质科学的发展展现出更广阔的前景。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也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我院成功发射了世界首颗量子通信卫星“墨子号”,牵头建设的了世界上第一条量子密钥通信保密干线“京沪干线”,为量子通信走向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最近,英国科学家又成功拍到了量子纠缠的图像。 基础前沿还包括很多重要的学科领域方向,随着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深化,边界愈来愈模糊,不断催生出新前沿、新技术、新方法,不仅进一步深化了人类对自然世界规律和本质的认识,而且也为推动技术和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基础和发展源泉。 以上我主要介绍了信息技术、生命与健康、基础研究等当前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几个重点领域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其他各学科领域也都呈现出群发性的突破态势。 比如在能源领域,全球新一轮能源革命正在兴起,在可再生能源、第四代核能、大规模储能以及动力电池、智慧电网等方面,都取得了一批突破性进展,推动能源技术加速向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的方向转型。 新材料领域正在向个性化、复合化和多功能化的方向发展,石墨烯、柔性显示材料、仿生材料、超导材料、智能材料等层出不穷。 在先进制造领域,以智能感知、智能控制、自动化柔性化生产为特征的智能工厂大量涌现,3D、4D打印技术快速发展,个性化订制、柔性化生产、制造业服务化等,成为新趋势。 在深空深海深地探测方面,空天地海一体化观测体系不断完善,实现了空天海信息透彻感知、数据实时高效传输和充分共享;主要国家积极开展深空探测等重大航天工程,民营资本大量进入航天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新一轮空间探索热潮;海洋领域的关注重点从近海走向深海大洋,更加重视海洋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地球深部探测不断发展,使得地球更加透明,为新的资源能源来源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这些领域科技发展的新进展、新趋势,既为我们发挥后发优势、加快跨越发展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也对我们提出了重大挑战。特别是在人工智能、脑科学、量子计算、核聚变等领域,都有可能出现一些改变全球现有竞争格局的颠覆性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全局性、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些重点领域中,由于我国过去的基础薄弱、起点低,与发达国家仍有不小差距。但经过多年的努力和追赶,在很多重点方向上我国已经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我国科技事业进入到整体能力水平加速跃升的关键阶段。 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科技创新“三步走”战略。当前国家正在研究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将进一步明确我国未来一个时期科技创新发展的战略方向、重大任务和重点举措。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产学研合作和协同创新,强化高端引领、重点突破,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创新链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跃升,实现内涵式发展、高质量发展,加快建成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 谢谢大家! 《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主办,于11月12日-13日在北京举行。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详情]

李铁:政府职能如没适应高质量发展转换,会约束企业
李铁:政府职能如没适应高质量发展转换,会约束企业

  原标题:李铁:政府职能如果没能适应高质量发展及时转换,会约束企业发展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李铁 财经网讯 “如果我们的政府职能没有及时转型,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转化为强化管理的工具,会约束企业的发展。”11月12日,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李铁首先表示,目前人均拥有40平米的住房确是事实,但包括8亿农村户籍人口的住房在村里不在城市,这些住房的平均建筑寿命二三十年,随着中国城镇化变革的推进,我们还有巨大空间挪移的机会。从农村住房转化为城镇住房,在不同的空间有不同的分布,一定会产生新的住房需求。换句话说,随着城镇化政策的推进,房地产市场还会有潜在的需求。 李铁还提到,日本和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饱和,就是建立在城镇化已经饱和的基础上。从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是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必须要经历的过程。任何一个国家都会从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中低速增长面临的条件制约因素其实很多,第一,制度的完善实际是制约增长的重要原因。第二,利益集团固化也会制约经济增长。第三,城市福利、社会福利的成本大幅度增加会抑制增长。第四,全球贸易竞争格局,也导致了发达国家即使在效率很高的制度条件下,也会遇到外部制约,导致增长速度也在放缓。而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在一些方面和国外有本质上的不同。 李铁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候,我们的综合成本最低。除低劳动力成本以外,我们还有通过公有制制度,例如土地公有制,通过政府行政力量降低要素的成本,用资源换投资,这点是任何其他国家并不具备的。 李铁还提及,拿资源换投资,唯有中国能做到。正是由于政府拿资源换投资,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其实我们很多其他制成品的企业都曾经通过发展房地产,来获得大量收入,降低企业成本。这种模式的后果,导致房地产投资加大、房地产供给在局部地区过热,也会面临债务、效率问题。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调动资源,效率肯定也会下降。 所以,中国经济面临的严峻挑战,是否一个“高质量”就可以解决?当政府的所有职能都没有发生变化,提出高质量发展,就等于强化了监管。各个部门都拿“高质量”作为严苛的条件,结果反而是限制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因此,相比中低速增长的问题,我们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发展制度和环境的限制。 李铁表示,中国要实现高质量、精细化、创新发展,要面对的是14亿人,不止是一部分精英和已经发展规模很大、资源最优越的高等级城市。在此过程中我们要高度认识过渡期间的政策问题。一方面人口面临着从中低收入人口向中等收入人口的过渡,同时各级政府也面临着转型,从过度强化管制的方式开始转型。把更多的资源配置方式交给市场。 李铁建议,当高等级城市的包容性下降时,外来人口被排斥,而要素成本在急剧增加的时候,我们应当寻找新的产业载体。我国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达19万平方公里,如果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大量的农村土地会闲置。如何释放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活力,应该是降低产业发展成本最好的空间。最近颁布的一系列推进农村集体土地入市的政策,如果得到深入的贯彻落实,就可以降低经济发展的成本。 李铁最后总结道,中国还有巨大的内需潜力,在外部挑战使全球的贸易格局相对固化的前提下,我们在制度还尚不完善、还在过渡期的时候,要善于利用我们的优势,在空间上、城乡人口的转化过程中、在制度调整过程中寻求转型发展的机会,这才是破解中低速增长的重要前提。 如何释放活力,降低成本,激发潜力?李铁表示,农民工进城,外来人口落户,就是最大的消费潜力。让集体土地入市,给予更大的政策空间,允许企业和集体合作发展产业、发展工业,允许城市资本下乡去寻找农村闲置用地和更多发展机会。在行政管理最薄弱的地方,在体制管理相对宽松的地方,我们可能给出一些模糊的空间地带,在这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发展机会,甚至在这里可以解决更多人的落户和定居。 以下为李铁发言实录: 李铁:很高兴又来《财经》年会,我一直纠结讲什么,刚才白院长的发言启发了我。原来我想讲城镇化,听到朱云来讲了房地产的事,我想讨论热烈一点,增加点气氛。,临时换了一个话题,谈一谈我们怎么来认识房地产的发展。刚才云来讲了人均40平米的住房,是不是我们的房地产就已经饱和了?我觉得这还是对中国城乡人口的分布和对房地产发展的现状不是特别了解。人均40平米的住房是现实,而8亿农村户籍人口的住房是在村里不在城里,目前是5亿多的城镇户籍人口需要买房,而其中曾经被拆迁的农民也转化为城镇户口了。城镇户籍人口买的住房,既有自己住的刚需型住房,也有改善型住房。这类住房是市场消费的最大主体。8亿农村户籍人口的住房在空间上要发生变化,为什么发生变化呢?因为2亿多的农民在城里,我们叫农业转移人口,他们在城里居住很多年,但是没有城市户口,也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他长期在城市定居的预期并没有得到解决。此外我们还有将近8千万的城镇间流动人口,这些人口都要通过未来可能的户籍制度改革来解决自己的定居问题。而且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还要有将近2亿的人口从农村进入城镇。 虽然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40平米,但这些住房平均寿命仅二三十年,我们还有8亿农民的住房在农村。随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从农村住房变成城市住房,我们还有巨大的空间挪移的潜力,城市住房在不同的空间有不同的分布,一定会产生新的住房需求。这也说明房地产市场会随着城镇化政策的演变产生新的潜在需求。 我们总拿日本和美国作为案例,其实日本和美国房地产市场饱和是在城镇化饱和的基础上发生的。此后经济也呈现中低速增长。我们看到美国和日本的数字,在科技发展最快、制度最完善的时候,也是经济增长速度最慢的时候。任何一个国家都会从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为什么发达国家很早就出现了中低速增长?因为中低速增长面临的条件制约因素很多,第一,制度的完善实际是制约增长的重要原因,干任何事情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容易;第二,利益集团的利益固化也会制约增长,因为新兴经济实体在竞争中面临着固化的利益集团而很难进入市场,第三,城市的福利、社会的福利成本大幅度增加,会减缓经济增长速度;第四,全球贸易竞争格局导致了发达国家即使在效率很高、发展水平很高的情况下,也因各种外部因素的制约减慢了经济增长速度。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国外有本质上的不同。 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候,成本是最低的。比如劳动力成本低,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都低,而我们还有通过国家的现行制度,例如土地公有制,通过政府行政力量降低要素的成本,用资源换投资,这点是任何其他国家并不具备的。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政府曾经强制性地开辟国际市场,但是没有办法在完善的制度条件下压低成本,但中国可以。所以我们的高速增长是政府拿资源换投资才造成的。 刚才高院长讲了政府要改善营商环境,你们看看每个城市政府的官员,本质上就是企业家。他们天天跟企业家谈判,给你什么条件,你到我这里投资。因为有了投资就可以解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资金来源。但是拿资源换投资是唯有中国能做到的,这也是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非常重要的特殊因素,是我们在经济学的书本里看不到的。 正是由于政府拿资源换投资,才促使了经济高速增长。除了新兴的互联网企业之外,很多企业包括海尔、格力都有房地产公司,都搞房地产,降低企业成本。这种模式带来了一个后果,成本需要通过不断的开发房地产才能得到补偿。当我们房地产投资加大、房地产供给在局部地区过热的时候,一定会出现新的问题,比如面临的债务问题、效率问题等。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调动资源效率肯定是低的。所以中国经济发展中遇到了严峻的转型挑战,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不是就一个“高质量”就可以解决的?如果我们政府职能都没有发生变化,我们却提出高质量的同时,等于强化了监管。各个部门都要把“高质量”作为一个严苛的条件,结果反而约束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这些年我们看了很多政策的提出,但是我们都知道政府还没有实现转型。但是当他把这写中央提出的要求转化为强化政府管理的一种工具,最后导致了大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挑战。 中低速增长是怎么来的,是因为国内经济转型遇到了严峻的挑战。所谓挑战之一在于成本发生了变化,用资源换投资导致了房地产发展供给出现过热,效率下降。 我们的管理在现有制度条件下,在没有转型的前提下,会约束企业的发展。从现在来看所谓的转型,是怎样解决中低速增长问题。我们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发展的制度环境。中国要走向发达国家的远大目标并不是凭空想就可以达到的,是要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们实现高质量、精细化、创新发展的目标,要面对的是14亿人,而不是一部分精英和已经发展很快、规模很大、资源最优越的高等级城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要有过渡,一方面要推动中低收入人口向中等收入人口过渡。同时各级政府也要面临着转型,怎么样把机会交给市场,从过度强化管制的方式转化到把资源配置交给市场。这就需要我们解决制度发展进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比如,外部环境条件的制约,内部投资的下降,需求的放缓。虽然我们要继续针对固化的利益群体去挑战攻坚,但是我更关心的是释放各类活力。因为我们有很大的活力空间。 我们要换一种思维,不要站在线性思维的角度下。在改革成本很高的地方,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去寻找低成本的空间载体,比如我们一些城市实行人口控制政策,但是我们还有2亿多的农民工,他们要实现市民化,要在城市落户,我们在什么地方给他们提供就业、居住的空间。这很重要,空间可以转换。 第二,当高等级城市的包容性下降的时候,外来人口排斥,要素成本急剧增加的时候,我们怎样寻找新的城市载体,像佛山、东莞发展很快,,他们的企业在哪里呢?并不在主城区,工业早就远离城市了,企业都在镇村了,这些镇村就是我们最好的发展空间。而这些镇村的土地是集体土地。所以集体土地入市可以降低经济发展的成本。我们现在有19万平方公里的集体建设用地,利用这些集体建设用地,不存在耕地保护问题,怎么样和城市结合得更为紧密,怎么样降低成本,要不要允许城市资本下乡和农村土地结合起来,寻求新的市场空间。 所以要解决中低速增长,我们要释放活力,降低成本,激发潜力。所谓释放活力,释放谁的活力?农民工进城,外来人口落户,蕴含着最大的消费潜力。怎样降低成本,怎样让集体土地入市,允许企业和集体组织合作发展产业、发展工业,允许城市资本下乡去寻找农村闲置用地和更多的发展机会,允许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像全国还有很多特大镇。我们可以在行政管理最薄弱的地方,在体制管理相对宽松的地方,给一些模糊的空间地带,在这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会,甚至在这里可以解决更多外来人口的落户和定居。 中国经济保持增长速度并不是没有办法实现,因为我们还有巨大的内需潜力。当外部挑战使全球贸易格局相对固化的前提下,我们在制度还尚不完善、还在过渡期的时候,我们要善于利用我们的优势,在空间上、在人群上、在制度上寻求转型发展的机会,这才是破解中低速增长的非常重要的前提,谢谢大家。 《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主办,于11月12日-13日在北京举行。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详情]

丝路金融李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很强增长潜力
丝路金融李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很强增长潜力

  原标题:丝路金融董事长李山谈财富管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很强的增长潜力 财经网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规模非常大的,非洲是非常具体的,他们有十几亿人口,这也代表着有一个很强的增长潜力,这种潜力是可以媲美一些最大市场的。可能比最大的市场潜力还要高,尤其是与东亚的增长比率相比,我觉得BNI机会确实很多,对于财富管理来讲。”丝路金融公司董事长、香港中国金融协会副主席李山上如此表示。 丝路金融公司董事长、香港中国金融协会副主席 李山 谈财富管理,李山表示,一带一路的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比如从中国到非洲,在过去五到十年里我们把它叫做新一代的财富聚集,整体财富的积累、高净值人群,这个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推动了经济的增长,这其实是最大的资本市场在我们的财富管理当中。 他还指出,30年40年前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做投资风险很大,如果看一下现金投资,我觉得你要找到一个最好的投资就是在过去30年中看到中国。[详情]

桥水王沿:明年政府赤字将大幅增加,需发行巨额债券
桥水王沿:明年政府赤字将大幅增加,需发行巨额债券

  原标题:桥水中国总经理王沿预测全球经济:明年政府赤字将大幅增加,需发行巨额债券 桥水(中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沿 财经网讯 “明年全球经济运行之时,政府将面临巨额赤字,且赤字还将大幅增加,政府需要发行巨额债券才能解决。但如果利率上扬,就会给市场经济体造成巨大的破坏。有三个办法能解决,一是增税,一是取消服务,一是印钱。其中,印钱的可能性最大。”11月12日,桥水(中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沿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王沿提到,很多人认为桥水是风险均衡的发明者。即把所有资产落入四个比较大的象限中,分别是增长高于市场的预期、增长低于市场的预期、通胀高于市场的预期和通胀低于市场的预期,把各类资产均衡的按照风险配置在四个不同的象限里。 谈到明年世界经济是否会出现“黑天鹅”事件,王沿表示,明年全球经济运行之时,政府将面临巨额赤字,且赤字还将大幅增加,政府需要发行巨额债券才能解决。但如果利率上扬,就会给市场经济体造成巨大的破坏。有三个办法能解决,一是增税,一是取消服务,一是印钱,其中,印钱的可能性最大。 以下为王沿发言实录: 王沿: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所有的回报可以分成三种,第一种回报就是没有风险的回报,像CASH,第二种回报就是市场的回报,大部分人不像我们这么管钱,所谓市场的回报,比如道琼斯指数一百年下来扣除通胀因素,每年的回报6%、7%,这就是一个市场的回报,尤其是在整个世界经济运行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原来那些表现良好的资产会特别差,表现不好的资产会突然非常好。2000到2010年整个股票跌了15%,2000年到现在可能涨了15-20%。 最好的办法对我们来说,就是桥水根据眼光不断买入卖出,这是一种skill。就像得奥林匹克金牌一样,几十年下来你要找到一个把东西做得好的人像大海捞针一样,有一个办法是非常有意思的。你把它分散,按照资产的类别和地理的分布尽量找到那些回报流,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很低,这就是全天候,我们去年拿到中国来,结果我们还没有开始发中国已经注册了100多家全天候,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市场基本的东西,不知道怎么适应,但全天候全是假的。2011年机构投资者称桥水是风险均衡的发明者。基本原理就是如果你找到各类资产在某一类经济环境出现的时候它的表现会比别人好,你会倾向把所有资产落入四个比较大的象限,在增长高于市场的预期、在增长低于市场的预期、在通胀高于市场的预期和通胀低于市场的预期,你把各类资产均衡的按照risk配置在四个不同的象限里。如果能不预测市场,能够做均衡配置的话,这是大部分都能实现的。从长期来说给基本的投资者一个可靠的稳定的回报是市场的最佳实践,谢谢。 Rob ROSE:还是跟明年有关,你认为是否有一些负面的或者突然会发生的意外情况出现,就是黑天鹅事件,你觉得有可能会出现的黑天鹅事件会是什么? 王沿:未来我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方法,我不一定能代表桥水做很多评价,能挣钱的去挣钱,能讲课的去讲课,讲不了课也挣不了钱都来开会,我也没法预测。因为我们是做机构的,我们不需要披露什么东西。 我们1600亿美元只有330个客户,我们不是做零售的,所以没有人知道我们怎么回事,但我可以讲一下明年。政府面临巨额赤字,这一赤字还将大幅增加,政府需要发行巨额债券才能解决,如果利率上扬就会给市场经济体造成巨大的破坏。有三个办法能解决,一个是增税,一个是取消服务,一个是印钱,他认为最有可能是印钱,有可能世界的经济形势进入完全不同的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运行方式。我们预测市场和别人没什么优势,但是我们做好分散化,这是我们比较独特的东西,谢谢。 提问:请问王沿先生,目前在中国,商业地产是很大类的配置品类,外资怎么看境内的,像北京和上海的商业地产。从全球配置角度来看目前是高谷还是低谷,未来配置的机会会不会更多? 王沿:我们不太懂商业地产。我谈谈个人的看法,如果你的资产配置里,房地产能够与一个和其他资产回报流相比相关性比较低的东西,进行相关配置是非常有用的,尤其在通胀高于预期的环境下。但我没有办法具体就某一个城市某一个时刻来做预测,不想误导大家,谢谢。 《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主办,于11月12日-13日在北京举行。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详情]

马蔚华:引进外资行有助学习其混业经营隔离风险措施
马蔚华:引进外资行有助学习其混业经营隔离风险措施

  原标题:马蔚华:引进外资行有助于学习其混业经营隔离风险措施 财经网讯 “中国的银行业成了世界上的主力部队,四大银行一直保持在前十的地位,改革开放给中国的银行业带来了非常好的机会。这次我们扩大改革开放,引进很多国际大银行,一方面在竞争中我们可以学习这些国际大银行他们混业经营的经验,特别是隔离风险的这些措施,而另一方面也给监管当局在制度上深化改革会奠定一些实践的基础”11月12日,国家科技成果转换引导基金理事长、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国家科技成果转换引导基金理事长、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 马蔚华总结改革开放带给中国银行业的机遇有三条。第一,与高手过招能提高你的素质,就像打高尔夫球,天天找不会打的打你永远提高不了。第二,通过开放来促进改革,给我们营造好的制度环境,没有开放有的时候改革真难往下深入。第三,用引进来换走出去。 “这次扩大改革也对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外部条件。从去年开放以后到今年的6月,有41家外资法人银行、59家外资保险公司和100多家分行开业,特别是9月份外管局宣布取消QFII和人民币QFII的额度限制,这样就使外资跨境资本流动更加顺畅。为境外机构托管的债券面值到今年10月底增长了20%,达到1.8万亿。外管局公布前三季度经常账户是顺差的,来华直接投资保持较高的规模,证券投资是顺畅的,资金双向流动是顺畅的,所以我觉得从本质上这是我们若干扩大开放引进境外参与者的结果,而跨境资本的平稳流动和改善毫无疑问为人民币汇率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支撑。”马蔚华指出。 他还表示,金融本身就是科技,它可以给我们中国的银行业更大的赋能,特别是可以解决我们的难题。比如普惠金融是个好的命题,但是谁都担心成本高风险大,使用人工智能以后就可以降低成本降低风险,这是我们开放以后在更大范围内可以让金融科技在中国银行有更大的作为。 聊私人银行,马蔚华认为,虽然现在我们私人银行信用卡走在前面,但是我们和国际最先进的水平和服务水平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管理水平就更有很大的距离了。 同时,他坦言,私人银行敢搞到今天,还有很多事我们做不了,比如对客户资产的全球配置,对家族的代际传承,这些我们做不了,因为很多制度没有办法解决,还有很多技术性的很难操作 以下是发言实录: 马蔚华:大家好,很荣幸参加这个题目的讨论,我让讲金融开放的机遇,招商银行是最大的受益者,我记得18年前这个时候也是《财经》论坛,那时候讨论什么问题呢,讨论入市的机会和挑战,讨论如何与狼共舞,我当时也参加了讨论,说实在的那时候心里没什么底,因为我们那个银行很小,我们的制度环境也不太适合商业银行的发展,但是十几年过去了,我觉得中国的银行业成了世界上的主力部队,我们中国的四大银行一直保持在前十的地位,我们这个小银行今年的市值也是世界银行的前十,所以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发展机遇。我前个月在纽约五大道,去巴拉德店,一进门老外经理就向我推荐招商银行的信用卡说能打折,我觉得这哥们是不是认识我啊,实际上不认识,所以我很自豪,奥特莱斯到处都是招商银行的广告。招商银行全国的刷卡量是全国名列前茅的,为什么呢,改革开放,我们第一次搞信用卡的时候,当时我的偶像花旗董事长史迪威尔(音)找我合作,我开始受宠若惊,后来想想不能合作,他叫我做前台发卡,他在后台,我成了发卡机器了,我跟他合作是因为有花旗,后来我找了一个打败花旗的另一个地区的一家银行跟他合作,请他来了很多专家,最后招商的卡就发起来了,我们不能和国家的大咖打交道,我们就没有这些见识,所以改革开放给中国的银行业带来了非常好的机会。 我总结机会有三条。第一,与高手过招能提高你的素质,就像打高尔夫球,天天找不会打的打你永远提高不了。第二,通过开放来促进改革,给我们营造好的制度环境,没有开放有的时候改革真难往下深入。第三,用引进来换走出去。 这三点我体会很深。私人银行过去我们哪知道啊,我们就知道中国有钱人会越来越多,然后就开始搞私人银行,当时和国际两个大行合作,我们用热脸贴了冷屁股,人家不跟你合作,所以当时我就发誓要把私人银行搞上去,我们有客户怕什么呢,几年以后我们还真的有名了,十年以后就更有名了,再次见董事长他就很遗憾,早知如今何必当初呢。但是说实在话,虽然现在我们私人银行信用卡走在前面,但是我们和国际最先进的水平和服务水平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管理水平就更有很大的距离了。 这次党中央国务院宣布了很多的改革开放进一步开放的措施,可以是全方位,但是我们现在的心情没有那么紧张了,很坦然,因为将近20年过去了,但是我觉得机会是有的,我刚才说高手过招,私人银行敢搞到今天,还有很多事我们做不了,比如对客户资产的全球配置,对家族的代际传承,这些我们做不了,因为很多制度没有办法解决,还有很多技术性的很难操作。我们这次开放,外国的商业银行也来做,第一是给我们一个学习的机会竞争的机会提高的机会,第二制度会随着竞争和中国商业银行的需求而不断改变。我当了十多年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每年都呼吁修改商业银行法,实行综合化经营,到现在还没有呢,这次我们引进了很多大银行,又给他银行业务又给他证券业务,他本身就可以混业经营了。一方面在竞争中我们可以学习这些国际大银行混业经营的经验,特别是隔离风险的措施,另一方面也给监管当局在制度上深化改革奠定一些实践的基础。 对监管我体会很深,我们在纽约建分行的时候用了十年,盖特那(音)跟我关系不错,他说马行长我不批你成立分行不是你的原因,你没问题,你们的银行很好,是你们国家的监管制度有问题有风险,你们监管央行没有分开,提高没有反洗钱法。回来我就跟行长说不是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很快就深化改革,央行和监管分离,反洗钱法也通过全国人大立法,我们在境外分行就非常顺利了。所以在这个方面扩大开放促进改革能使我们提高素质,能使我们有良好的制度环境,这次改革开放会给我们商业银行拓展能力,能够有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建立一个非常好的机遇, 第二,我们这次扩大改革也对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外部条件,我注意到最近一个月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上升将近两个点,表面看短期内受市场外部风险减弱的地区影响,因为中美贸易取得一定成绩了,但是我觉得本质上是我们金融全方位的开放,为人民币汇率的长期稳定提供了很好的支撑,因为次序的开放和跨境资本流动的稳定和改善,使人民币资产在境外的吸引力更加凸显。我算了一下从去年开放以后到今年的6月,有41家外资法人银行、59家外资保险公司和100多家分行开业,特别是9月份外管局宣布取消QFII和人民币QFII的额度限制,这样就使外资跨境资本流动更加顺畅。为境外机构托管的债券面值到今年10月底增长了20%,达到1.8万亿。外管局公布前三季度经常账户是顺差的,来华直接投资保持较高的规模,证券投资是顺畅的,资金双向流动是顺畅的,所以我觉得从本质上这是我们若干扩大开放引进境外参与者的结果,而跨境资本的平稳流动和改善毫无疑问为人民币汇率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支撑。 第三,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会给国内银行的金融发展带来一些积极的机会。我过去当行长的时候把银行当做一个IT企业经营,今天我觉得金融特别是银行就是个高质量的数据公司,所以它和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这些金融科技本质上有非常相似的结构性,所以现在境外全世界主要的金融中心都在努力打造金融科技的双中心,从纽约、伦敦到新加坡、香港是有规律的,第一,金融支持科技的发展通过各种形式,第二,金融本身就是科技,它可以给我们中国的银行业更大的赋能,特别是可以解决我们的难题,比如普惠金融是个好的命题,但是谁都担心成本高风险大,使用人工智能以后就可以降低成本降低风险,这是我们开放以后在更大范围内可以让金融科技在中国银行有更大的作为。 最后,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使我们金融业能够新的经济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今年8月19号,大家知道美国商业圆桌会议上亚马逊苹果181个大企业的CEO发表了公司宗旨的宣言,改变了过去从弗里德曼诺贝尔奖品获得者开始的股东利益至上,宣布公司的宗旨是让这个世界更美好,由此我想起了福特的那句话,一个好的企业和一个伟大的企业的区别,一个好的企业可以向社会提供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一个伟大的企业不仅提供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还要尽自己的努力让这个世界更美好,为什么他们有这样新的发展理念,就是他们看到了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地球这个世界面临很大的危机,人口爆炸、气候变暖、资源短缺、粮食安全、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拉大等等。2025-2030的可持续发展计划提出17个指标建成SDG,完成这些指标每年需要3.9万亿,我们现在政府投入和慈善捐赠只能解决1/3,剩下的怎么办,只有我们这些企业、投资者、金融家改变自己的理念,每笔投资每笔经济活动发生的时候就要注意它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的一致性,或许这些问题就能解决。 我觉得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不仅要创造财富,我们还要崭新的发展观,要占领理念的高度道德的高度,不光追求经济效益还要追求社会价值,不止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还要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我们要践行五大理念,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我觉得在一个开放的情况下我们中国的金融家,责任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就是我们的方向,谢谢。 《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主办,于11月12日-13日在北京举行。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详情]

屠光绍:完善和促进金融发展的三大趋势 重在"变"字
屠光绍:完善和促进金融发展的三大趋势 重在

  原标题:屠光绍:完善和促进中国金融发展的三大趋势,重在变字  财经网讯 “金融业正在经历变革,完善和促进中国金融发展的三大趋势性变化,重在变字。”11月12日,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理事、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前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屠光绍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理事、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前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屠光绍 屠光绍谈到完善和促进中国金融发展的三大趋势性变化,第一个趋势变化就是金融科技带来必然的变局。他表示,金融科技的发展会在三个层面影响金融格局。一是机构层面,即机构下一步竞争发展的形态,金融机构过去的优势可能会变为劣势,也会影响到我们企业、金融机构发展的路径。二是金融行业发展的业态,包括金融业态发展的边界和发展模式,可能会极大催化整个金融行业的分化,这种分化的趋势已经慢慢来临。三是金融生态,金融科技手段的运用对行业本身、金融机构的发展和竞争格局产生很大变化,金融监管如何适应这种变化也是构成这一生态的重要部分。 第二大趋势变化表现为,中国的金融体系正经历着必需的变革。他指出,金融体系无论从自身还是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都面临着很大的不足,这意味着必须要有变革,而变革的力量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新需求,二是供给侧改革会给金融变革提供支撑,三是开放,金融的开放也会不断的提供金融体系变革的力量。 屠光绍谈到,金融体系面临三大问题,一是大与弱的矛盾,中国金融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全球也是最高的,中国的金融体系非常庞大,但服务经济的能力和国际影响力还比较弱;二是新与旧的矛盾,中国新兴产业正在上升,但是新兴产业上升还不够,所以存在新旧动能的转化。对于金融体系来讲,金融体系对新兴产业的支撑也不足。三是效率比较低。 变革有三大路径,第一是要加快直接融资的发展,二是机构的发展模式的转型,无论是传统的金融机构还是股权的投资机构,必须要面临着发展的转型,适应经济发展对于金融服务所提出的要求;三是必须要重视业务和服务手段的创新。 此外,第三个“变”表现为,金融理念正面临着必要的变更。具体表现为金融责任的理念,金融服务的理念和金融风险理念的更新。 以下是发言实录: 屠光绍:谢谢袁满,她的名字寓意太好了,我们这个专题的讨论一定会非常圆满,当然不是因为我,主要是我后面有几位确实是大咖。首先非常感谢《财经》邀请我参加这样一个年度的论坛,前面一个论坛主要是宏观经济方面,下面转换到金融,我正好做一个转换,在这花十分钟谈一点看法,后面才能形成无缝对接,转换到其他几位嘉宾重要的见解上来。 年会的主题是战略和预测,按照李扬理事长原来说过的5分钟到10分钟可以讲一个小故事,30分钟可以讲一个自己的观点,观点要论证,15分钟比较尴尬,我只能讲点想法,非常抱歉,我刚刚从美国飞回来,没有来得及准备PPT,我按照一个提纲讲讲,题目是完善和促进中国金融发展的三大趋势性变化,重在变字。变化里的第一个趋势变化就是金融科技带来必然的变局,金融科技目前在金融市场上或金融业里,当然还包括科技界谈的最多最热的一个话题。大家去搜一搜,金融科技是非常热的话题。我们知道科技是不能代替金融的,同时科技也不能改变金融的本质,这个大家都是非常一致的观点,但是科技特别是我们现在谈到的金融科技一定能改变金融,金融科技正在如火如荼的发展中,我们以后会进一步体会到金融科技正带来的对金融体系的变局。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处在金融行业里不同的机构不同的行业,金融科技怎么更好的跟自己所在的行业特别是跟自己所在的金融机构很好的结合起来,通过金融科技的运用能更好的增强我们机构自身发展的能力和竞争能力,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要用更大的更全面的更综合性的视角来看待这样的变局,我认为金融科技的发展一定会在三个层面来影响金融大的格局。 第一是机构这个层面,我们把它叫做机构下一步竞争发展的形态。第二是整个金融行业发展的业态。第三是整体上金融更大的生态。我想从这三个层面才能更好的把握金融科技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的重大的变局。 从机构层面来讲,有了金融科技,金融科技的运用,不管你是哪种金融机构、哪种类型,它会影响到金融业务的各个环节,无论从资金的来源、银行资产的负债还是资金的运用,每个环节金融科技都会对金融机构的业务的发展和面对竞争的发展的各个侧面,对各个机构来讲会改变过去竞争发展的资源,过去传统的发展条件下企业发展有很多传统的资源配置,但是有了金融科技的运用之后我们对于机构支撑发展的资源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光体现在我们的优势和劣势会发生一些变化,甚至过去的优势可能都会变为劣势,也会影响到我们企业、金融机构发展的路径,我们的机构在金融发展过程中正在适应这样的一种变化,我看到很多金融机构都采取了很多措施,在资源的运用、管理的架构方面,当然包括人力资源的运用方面配置方面,都在不断的适应这种变化。 第二,还要从行业的业态,有了金融科技手段的运用,可能会打破过去的业态,包括业态发展的边界、业态发展的模式,可能会极大催化整个金融行业的分化,这种分化的趋势已经慢慢的来临,当然凭借他的实力、他的资源能力,他可能在发展过程中能更多的运用好金融科技,但是有些新的行业具有行业发展的后发优势,所以整个行业的分化、行业的重组、行业业态的延伸和变化在金融机构来讲在金融科技运用之后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最后我想对整个金融生态都提出了新的需求,它也必然会带来整个金融生态发生很大的变化,比如我们是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这就是一个小小的生态,金融科技手段的运用对行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对金融机构的发展和竞争格局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当然金融监管如何适应这种变化,这本身也构成了一个生态,这个生态的因素还有很多,我想随着金融科技手段的运用,对于整个金融生态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我想这是第一个变,我们把它叫做变局,金融科技正带来的必然的变局。 第二个变就是金融体系正经历着必须的变革,过去10月1号建国70周年,大家都在谈各行各业发展的成就,金融业也不例外,我们建国70周年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从无到有,现代的金融体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从国内到国际,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也支撑了我们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是我们要看到现在金融体系还存在着不足,这种不足是相对整个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增长已经从过去的高速增长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我们金融体系无论从自身还是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都面临着很大的不足,这就必须要有变革。 我个人认为,金融体系存在着三大问题,第一是大与弱的矛盾。中国金融的总规模在全球都是名列前茅的,大家也知道,中国金融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全球也是最高的,中国的金融体系非常庞大,当然看到了我们的发展成就,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的金融又比较弱,这个弱我们指服务经济的能力,我们在国际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弱的,这就是大和弱,从总量来讲。 第二,从结构来讲,就是新与旧的问题。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适应了大规模工业化时期的发展,我们也知道中国的经济正在面临这样一个调整转型,中国经济下行暴露了一个问题,传统产业的效率和在支撑经济增长过程中它的影响、所占的比重正在逐步下降,新兴产业这个力量正在上升,但是新兴产业上升还不够,所以我们正存在着一个新旧动能的转化。对于金融体系来讲,我们这种金融体系对新兴产业的支撑也是不足的,我前不久分析过中国的金融体系对于支撑新兴产业方面存在着五大痛点,主要就是这样的金融体系不能适应新兴产业创新产业科创企业的发展,这是在金融体系的结构上。 第三,在效率上,它的效率还是比较低,主要是在总量、结构和效率方面我们的金融体系还面临着很大的不足。 为什么金融体系正在经历着必然的必须的变革呢,这个变主要来自于三个力量,第一是需求,经济的增长、经济的发展模式和经济的发展阶段都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新的需求需要我们金融体系做出调整,适应这种新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阶段的新的需求。另外是改革,这两年中央提出了金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改革本身就是对金融的供给、金融服务的供给进行改革,来适应经济需求。第三个最大的支撑之一就是开放,今年金融的开放迈出了比以往更大的力度,也是我们下一轮开放的一个重点领域,所以金融的开放也会不断的提供金融体系变革的力量。 下一步的具体路径,金融体系变革的路径,我认为是三大路径。第一是要加快直接融资的发展,直接融资的发展我们叫了20多年,数字可能更早一点,我们年年叫年年讲,党和国家的最重大的报告也要讲,各个省市也在讲,直接融资的发展依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的任务,我不多讲了,曾经我分析过中国直接融资为什么发展得不快,我原来分析过十方面的原因,我想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发展直接融资。 第二,我们现在发展资本市场发展科创板,我认为资管新规的核心观点就是把过去庞大的资产管理理顺到直接融资这样一个领域。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这是今年在直接融资上发展的重大部署。 第二,我们机构的发展模式的转型,无论是传统的金融机构还是股权的投资机构,必须要面临着发展的转型,适应经济发展对于金融服务所提出的要求。第三,必须要重视业务和服务手段的创新。这是第二个变,金融体系正经历着必须的变革。 第三个变是金融理念正面临着必要的变更,金融理念大家谈得比较少,但实际上更深刻,大家对金融理念的反思不是从今年开始也不是从去年开始,大家知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都对金融的发展和金融的监管做出了一系列的安排,从防范金融风险、宏观审慎政策一直到逆周期监管等等都做了改革和调整,做了新的安排。大家也知道伴随着2008金融危机,不光是金融领域,社会领域在对金融的理念进行反思,这是我们刊布的但是又确确实实存在的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并没有结束。大家也知道,中国这几年进行金融的治理,防范金融风险,其实我们在从大量的案例反思,我们要有什么样的金融理念和什么样的金融意识,表明中国的金融和全球的联动,我们金融自身的进步。 我们如何看待怎么样理解在金融理念上必要的变更呢,主要是在三方面。 第一是关于金融的责任理念,金融是不是就是我们自己发展,为股东负责,我们能够挣钱,现在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大家知道现在谈责任金融或者金融责任应该说变成一个越来越流行的或者大家越来越重视的问题,国际上叫ESG,国内也在不断的践行,这是个非常好的现象,我们没有金融的责任,金融就是独木难撑,金融行业的发展不能与社会的进步、不能与社会公众福利的改善密切相关的话,那么金融必然难以前行,所以在金融的理念方面,当然我看到金融机构也在金融的责任方面,提出绿色金融,大家知道我们扶贫脱贫三大任务很多的金融机构都在参与,这是很好的变化,我觉得责任金融的理念必须进一步强化。 第二是金融的服务理念,金融怎么样服务实体经济,金融怎么样更好的践行普惠金融,离开了服务,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产业企业,服务公众,我们金融业不可能自身得到发展,最多就变成了我们自弹自唱,自我循环,最后也会失去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所以金融的这种服务理念也在不断的被强化。 第三,金融风险的理念,无论是全球的金融危机还是这几年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正在面对的金融的风险,对我们来说金融风险的特性是什么样的,金融行业就是一个风险行业,就是与风险打交道的行业,所以金融风险的理念必须深深的刻在我们金融的整个体系里面,当然对金融的风险我们需要有正确的理念,我们防范金融风险不意味着金融就没有任何事出现,没有个别的金融机构出问题,没有个别的金融风险要处置,金融的风险我个人总结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我们在金融风险和金融稳定方面带来的最大的是什么,有很多,我个人总结就是三句话,记住这三句话就会对金融风险有很深的理解。 金融风险防范的是系统性风险,不意味着单个的风险,只有更好的淘汰个别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反而才能保证金融系统的整体稳定。就像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如果没有淘汰,必须退市的就应该退市,那就没有更新的力量,整个资本市场就没有更好的生态。这就是我们怎么样看待科创板,大家原来说过都在关心科创板有多少家上市的时候,我提了一个问题,更关心将来有多少家下市退市。金融的风险、金融的稳定需要更好的理念。2008年金融危机大家看重的是更加注重系统性金融风险,整体的稳定,第二大家更关注宏观审慎政策,它也是着眼于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第三大家也知道叫反周期监管的政策,这都是防范系统金融风险。 在金融风险的方面我们要不断的强化,同时我们要更新的金融理念。这三个变化这三重重大的趋势性的变化正在经历、正在发生,而且这三个变化重叠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整个金融体系整个金融行业发展的总的基调,谢谢大家。[详情]

管涛:国内企业对汇率波动的风险管理处于被动状态
管涛:国内企业对汇率波动的风险管理处于被动状态

  财经网讯 “国内企业目前对于汇率波动的风险管理处于一种比较被动的状态,是一种滞后反应,这是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面对汇率弹性要面临的大挑战。”11月12日,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导、董辅礽讲座教授,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表示。 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导、董辅礽讲座教授,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 明年的人民币汇率会怎么走?管涛认为会有三种情形:如果市场相信政府有能力维持汇率稳定,市场不会主动攻击这种货币;好的情形是经济企稳美元走弱,中美贸易谈判取得积极的进展,此时汇率稳定就有基本面的支持,甚至不排除重回升值;坏的情形是中美贸易谈判出现新的波折,此时汇率稳定就会面临新的考验。大概率事件是这三种情形会交替出现。 管涛认为,国内企业目前对于汇率波动的风险管理处于一种比较被动的状态,是一种滞后反应,这是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面对汇率弹性要面临的大的挑战。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必须变成自己的文化,而不是一种被动的应激式反应。 首先,企业要建立财务中心的意识,聚焦主业管理好货币错配的风险,不要把货币风险管理作为盈利的工具。所谓货币风险管理,是企业支付一定成本把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如果不去管理风险,那么很可能由于汇率弹性的增加会侵蚀企业的主业利润。 第二,政策上应该鼓励银行给企业提供汇率避险的服务。很重要的问题是中小银行由于没有金融创新的资格,没有衍生品牌照,不能提供外汇衍生品交易服务,这在政策上应继续探索。 第三,除了银行我们还要研究是否支持其他机构给企业提供汇率避险的方案。自贸区是否可以试点引进非银行机构来给企业提供避险的服务,这是企业的痛点。 以下为管涛发言实录: 管涛:谢谢《财经》,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年会,我们这个环节是讨论金融加速改革开放下的新机遇,前面很多领导专家都讲到机遇,我讲讲挑战,我的题目是加强汇率风险管理正当其时。中国政府一再强调应对对外经贸摩擦关键是做好自己的事,一方面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今年我们做了一件事情把改革开放很好的联系在一起,很重要的事就是汇率市场化的进一步推进,这既是改革也是开放。 我们从一系列的指标可以看到随着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加,汇率风险的管理日益重要,构建了一些指标从存量和流量的指标来看国内企业目前对汇率风险的管理状况还是存在一些隐忧的,比如从存量的情况看到今年6月底,未到期的远期净购汇和民间错配比例是3.7%,比上个季度下降了2.3个百分点,同比回落了6.6个百分点,在破7前夕市场上的避险的操作是不充分的,这是从存量的情况看。 从流量的情况看更加高频的数据,因为存量是季度数,流量是月度数,同样可以发现在破7的当月8月银行的汇率风险对冲力度是加大的,特别是远期购汇的力度加大了,但是和去年同期相比甚至和2015年7月份811汇改前夕相比仍然是下降的,国内企业目前对于汇率波动的风险管理上更加处于一种比较被动的状态,是一种滞后的反应,而只有汇率波动了以后大家意识到有风险了开始进行管理,这是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面对汇率弹性要面临的大的挑战。 随着汇率市场化,外汇市场是一个有效市场,汇率是非线性变化随机游走的,任何用公式化概念化的方式方法预测或研判汇率走势都容易犯错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货币刺激汇率一定贬值吗?不一定,2013年日本搞量化质化宽松,2016年初日本搞负利率,货币刺激进一步加码,由于避险驱动日元升值,谁告诉你货币刺激本币一定贬值。今年7月31号美联储第一次降息,降息降出了加息的效果,美元没有贬值反而升值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随着汇率越来越由市场决定,汇率的变化事前难以预测,事后解释也是非常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汇率的风险管理显得越来越重要。 大家可能很关心明年人民币汇率会怎么走,我觉得会有三种情形,如果市场相信政府有能力维持汇率稳定,市场不会主动攻击这种货币,恰恰是今年8月份以后市场上仍然存在央行信仰,8月份以后并没有像有些人担忧的那样出现自由落体,关键是存在央行信仰,好的情形是经济企稳美元走弱,中美贸易谈判取得积极的进展,这个时候汇率稳定就有基本面的支持,甚至不排除重回升值,差的情形是中美贸易谈判出现新的波折,这个时候汇率稳定就会面临新的考验。大概率事件是这三种情形会交替出现,小概率事件是会出现差的情形。 811汇改以后人民币单边下跌,2017年人民币止跌反弹,全年升了6%以上,当时有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全球经济同步复苏,当前是全球经济同步放缓,前一个环节谈到了中国经济运行状态,谈到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实际上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下行应该并不是中国单独面临的情况,是全世界的主要经济体都面临同样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明年会不会是人民币汇率的一个拐点,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至少告诉我们我们不要随便去赌人民币汇率的方向。 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必须变成自己的文化,而不是一种被动的应激式的反应,首先企业要建立财务中心的意识,聚焦主业管理好货币错配的风险,不要把货币风险管理作为盈利的工具,货币风险管理是让你支付一定的成本把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让你自己能把自己的主业做好,如果你不去管理风险,那么很可能由于汇率弹性的增加会侵蚀你的主业利润。去年年初人民币1月份就升了3%以上,企业出口利润三四个百分点,最近人民币下跌,如果借了美债不进行对冲的话,在利差上的收益也会被贬值抵消掉,所以必须重视这方面的问题。 第二,政策上应该鼓励银行给企业提供汇率避险的服务,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中小银行由于没有金融创新的资格,没有衍生品牌照,所以他不能提供外汇衍生品交易服务,政策上应该探索,从国际上来看有一些外汇衍生品的交易属于基础产品,还不完全是很复杂的衍生品,比如有的国家把远期交易作为基础产品不作为衍生品,但是由于在中国国内它仍然作为衍生品,有一些银行没有金融创新业务的牌照就拿不到衍生品的资格,中小银行这方面的资格就会影响给中小企业这方面的服务。 除了银行我们还要研究是不是支持其他机构给企业提供汇率避险的方案,我们现在在自贸区要高标准的对外开放,自贸区是不是可以试点引进非银行机构来给企业提供避险的服务,这是企业的痛点。进一步加快外部市场的发展,扩大主体丰富产品放宽限制,现在市场比较关心的是不是能考虑随着外部形势的好转,适时调整这方面的政策,支持鼓励企业加强汇率风险管理,这是政策的既定方向。 我的汇报就到这里,谢谢。 《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主办,于11月12日-13日在北京举行。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详情]

李扬:发展资本市场 降低债务依赖
李扬:发展资本市场 降低债务依赖

  原标题:李扬:发展资本市场,降低债务依赖  “摆脱债务依赖可以有很多措施,包括减债、债转股等,但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治本之道,治本之道还在于发展资本市场。”11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以“不确定时代的变与不变”为主题的“《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李扬 李扬在演讲中表示,目前全球经济面临很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债务危机,它困扰着经济的正常运行。“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全球性的债务危机仍在持续,而走出危机,就必须减债。” 李扬认为,大多数国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会面临“增长靠投资、投资靠政府、政府没有钱靠借债”的局面。但他们必须要注意:借债绝不是免费的午餐。“要走出这一怪圈,治本之道就是发展资本市场。” 在其看来,金融业今后不能为自己而发展,一定要针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去发展、去改革。2019年,中国的杠杆率有所上升,这一现象值得警惕,必须在增加债务和防范债务风险中找寻谨慎的平衡。 针对未来资本市场的发展,李扬提出了两点建议: 一是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把科创板所试验的新机制运用到其他板块中,从而提高整个资本市场的规范化水平; 二是建立一个金融机构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应当让银行在市场上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包括投资、在资本市场操作等等。 李扬呼吁,资本市场下一步的发展,还是要大力发展金融科技。“不要把金融科技迅速做成泡沫,要知道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他认为,中国的金融科技处在世界的第一方阵,金融科技的深入发展一定会为提升中国金融体系效率做出卓越的贡献。 以下为发言实录: 李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参加这场讨论,我的题目是《发展资本市场 降低债务依赖》。下一步,中国金融要做的事千头万绪,其中第一件事就是发展资本市场,我将分两个部分讨论这个观点。 目前全球遇到的问题很多,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债务问题,它仍在困扰着我们的经济运行,2007、2008年危机到现在还没有过去。这个危机是典型的债务危机,从次贷变成了主权、私债,变成了全球性的债务危机。如果本质在此,走出危机就必须减债。十多年下来我们发现,不仅没有减债,反而债务越累越多。国际金融协会最近的材料公布了这样一令人沮丧的事实,目前全球债务占全球GDP的比重是3.2%,也就是说我们要想实现一个单位的GDP,需要有3.2个单位的金融予以支持,可见金融的效率是非常低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尤为突出,其中被点出了两点。一点是我们发展中国家普遍都是债务驱动型经济,也就是说经济要想增长,就只能增加债务,债务增加多了就变成了危机。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这些国家需要在借贷促进增长与防范过度借债带来的风险之间求得谨慎的平衡,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这个平衡是刀刃上的平衡,非常不容易找到。 第二个警告,在我看来意义很深远。看起来增加政府借贷似乎是为了促增长,是项目融资的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选择,但对大国家多数来说,在今后很长的时间里,增长靠投资,投资靠政府,政府没有钱靠借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要注意:借债绝不是免费的午餐,通过债务融资来配置资源就是跨期配置。20年的债,你把你儿子的资源用了,40年的债,就会把你孙子的也用了。所以在发债的过程中,必须瞻前顾后想到长达几十年的配置。基于这样两点判断,我们当然必须要走出怪圈,而走出怪圈的治本之道就是发展资本市场。 前面我们说了债务的增长,为了使它更加有分析意义,我们把债务和GDP相比,于是就有了大家很熟悉的杠杆。杠杆率的走势明显告诉我们:危机之前如果全世界杠杆率还相对平稳的话,危机之后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其中新兴经济体的情况更为严重。面对这样一个局面,我们立刻就有了一个结论,看起来,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日渐疏远了。1991年,美国国会银行委员会主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美国的货币政策离美国的经济日渐疏远。”这句话和我们说的“金融不服务于实体经济”是一个意思,那个时候美国就有这个现象,并且美国的货币政策的当家人毫不隐讳地承认了这一点。这是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而且是国际性的倾向,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点。如果说日渐疏远的话,当然货币政策的效力递减,现在为了达成一个点的增长,我们需要比往前更大剂量的货币政策的力度。 立刻就有一个推论,说货币政策不可依赖,而财政政策或许可以。所以我们看到世界各国不约而同的都把眼光转向了财政,中国本来是在幕后运作的财政政策,现在甚至财政官员也浮出水面表现自己。我们还要进一步说,当我们需要财政政策的时候,财政需要收入支出,如果现在经济发展的状态需要财政加大力度,就要增加支出,如果经济在下行,增加支出必然是越来越大的赤字,赤字的投资手段就是发债,一到发债又转回来是金融问题。于是我们看到,财政和金融其实是一个问题,我注意到最近很多人在讨论财政债务等等,说实话还是要好好学习最基础的金融理论。我们国家金融的态度,黄教授几十年前就指出:“在宏观层面,金融和财政事实上是国家的两个钱口袋,而且是两个互通的钱口袋。”你说靠财政,财政没钱了发债,转过来就是金融,当然债和货币大家好像觉得不是一回事,其实是一回事,无非是一个主体发行的流动性程度不同的债务和工具而已。 到这个层面我们就发现,如果经济长期下行,依靠货币政策依靠财政政策都不容易使得它回归正常,于是我们就必须依赖那样一些伤筋动骨的真实调整的手段,中国很早就采取了这个手段,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硬梆梆的,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件件都针对的是实体经济,或者是消灭一些或者是增加一些,总之它不再依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我想这就是我们的局面。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关于经济的那部分其实不长,那段文字很短,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写到里边了。大家知道四中全会的文件是管到2050年的,管到2050年的经济文件就俨然写了一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以我们今后主要的经济调控就要靠这些东西,不要过分的依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也正是基于此,我们有了一个对应的改革,那就是金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今后的发展不再是为自己而发展,一定要针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去发展去改革。其中之一就是发展资本市场。刚刚是说的全球情况,我们现在转来看中国,这是中国的杠杆率的情况,2017、2018杠杆率略有下降,2019开始有上升了,原因很简单:2017、2018年我们把防范风险放在重要的位置,结果经济下行了,到了2019为了经济上行,容忍杠杆率上升,现在已经上升了7%点几,上升得还是比较快的,进一步印证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的像我们这种国家必须在增加债务和防范债务风险中找谨慎的平衡。 这部分是政府部门的杠杆率,看起来比较平稳,但是它的尾巴翘起来了,翘的原因主要在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债务凸显,说异军突起毫不为过。如果我们经济像很多经济学家预测的,恐怕就会下行,明年破6,再过几年破5,会有几年这样。如果这样的话,金融手段都没什么用处了,而且民间投资上不来,出口也不行,消费更不谈,于是还要靠投资,我们会陷入20年前日本的情况,只有靠政府投资。而政府恰好这时候又没钱了,怎么办呢?发债,所以政府债会成为我们金融市场中的一个显著的现象,它现在已经是全世界第一大券种,今后会越来越大,今后我们必须要注意。 居民部门的情况也是杠杆率上升很快。和美国日本欧洲比较一下,欧洲日本的居民杠杆率是很平稳的,这告诉我们:一个现代的发达经济体居民的杠杆率应当是平稳的,企业的杠杆率也应当是平稳的,其实只有政府的杠杆率在不断波动。美国的情况就不平稳,像过山车,向上的部分是次贷,次贷是为了解决本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造成的经济危机,次贷正如名称告诉我们的它是一个不正常的,结果不正常就造成了问题造成了危机,然后它又恢复正常了,这是美国的情况。 我想说的是中国的情况。我们这条线在上升,而且沿着美国在造成危机之前的那个方向在上升,就知道这个事情也是不能多搞的,前车之鉴。再看企业,外国人老说中国的企业杠杆率很高,但是数字告诉我们这两年降下来了,仔细一看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企业杠杆率下降是因为企业不投资了,不投资、不借钱了,所以杠杆率下来了,这点就告诉我们:杠杆率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杠杆率高低绝对不能因此就说它好与不好,要看怎么变化。现在杠杆率下来了,是因为企业不干活了,企业不干活是最大的坏消息,这个要看得很清楚。因为企业是一个借钱的主体,国有企业、工业企业、国有工业企业、私营工业企业,分成四种类型、四组数字。大家看得很清楚,国企的债务最高。这几年国企债务占总债务的比重在迅速上升,如果我们货币政策采取了一些刺激企业的扩张性活动,则大部分都到国企手里去了。 我们讲的是现在对债务依赖的情况,当然这不是一个很轻松的话题。解决这个问题要怎么办呢?有很多措施,要减债、债转股,在我看来都不是治本之道,治本之道还在发展资本市场。发展资本市场为什么能治本呢?因为资本市场既投了资,又降了杠杆,企业里杠杆率分母是权益,分子是债务,筹资是增加权益的,而不变动这个分子,因此发展资本市场是走出怪圈的治本之道。习主席两三年来关于金融改革说了很多话,大家一定注意到他一次只说三两点,而其中必有资本市场,可见资本市场这件事情在他整个政策的设计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猜想他也认识到资本市场可以让我们既投了资、又降低了风险。 说发展直接融资资本市场,已经很多年了,我们都是有资格说这个话的人,最早那些东西都是我们写进去或者我们主张写进去的。但是讲到现在,我们遗憾地看到:间接融资比重还是很高。这时我们就要想,这几十年下来,是谁错了呢?很可能是我们找错了对标。我们在发展资本市场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美国,美国是一个极特殊的国度,美国的金融体系是独一无二的,原来各州分立,没有从中央到地方的金融机构,所以所有资金跨州的流动要靠交易,因为靠交易,所以资本市场发展起来了,但我们不是这样的,所以几十年来这条路走得不好。 下一步有几个问题或者有几个要点需要反思。 第一,恐怕还是要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科创板肯定是很好的举措,我们把科创板试验的新机制运用到其他板块中,从而提高整个资本市场的规范化水平,这肯定是应该的。 第二,资管比较多的是从银行多样化经营来考虑,其实在金融结构的分析上,绝大部分资管是把债务资金转变为权益性资金,变成投资、变成资本,这样的资管当然是值得我们欢迎的。更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讲了这么多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得不好,但是中国几十年来投资率极高,增长率极快,资本是怎么形成的呢?看一看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就知道是在银行中形成的,靠的是银行的中长期贷款。在座的很多是学金融的,翻翻金融教科书,银行是不能提供中长期贷款的,但是大家看数字,2019年4月中国存款类机构本外币国内贷款共144.387万亿人民币,其中长期贷款便有89.808万亿人民币,占国内贷款总额的62%。中国金融机构提供给工商企业的中长期贷款为54.21万亿元人民币,占全部国内贷款之比37.5%,美国相应指标为0.334万亿美元,占全部国内贷款之比为2%。 银行是不能提供中长期贷款的,这样一个事实必须注意,在发展资本市场要注意:中国的特色就是这个特色。所以我认为,中国需要建立一个金融机构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资本市场,而不是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非此即彼,应当让银行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包括投资、在资本市场操作等等。 我们还要再讲一个事实,我在好几个场合讲了这个东西,我列出了四个时间点。世界前十名机构的变动,第一个时间点是1990年,当时世界上前十名的机构以银行为主,从国别上来说日本全面碾压美国,这样一个结构是典型的工业化时期的结构,工业化需要大规模生产,需要大银行,大银行就是搞钱投进去就行了,这是个很典型的机构。我们需要的是大规模的商业银行。 到了2000年情况就变了,2000年制造业上来了,银行退掉了,10年这些银行就不在了,新兴的制造业上来了,从国别来看,美国重新领先世界,这是世纪之交。 到2010年危机期间,情况开始变得复杂。和2000年相比,发生变化的主要是:一批资源型企业上来了,比如中国石油、美孚、巴西国家石油、必和必拓等,但是只是历史的瞬间。 到了2019年,画风全面改变。高科技、新型金融机构崛起,从国别上来说中国、美国并驾齐驱。我特别想说的是金融产业,不再是那些大的商业银行,不再是宇宙行,而是那样一些新型的混业的金融机构:伯克希尔·哈撒韦是保险公司,也做长期投资、股权投资PE,做这些东西;JP摩根也是发端于投资银行的新型投资集团,他也不是搞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也做的是权益类投资。这个趋势告诉我们:下一步还是要发展新型的、以股权投资为重要内容的金融机构,不再是只存在汇兑的传统金融机构。 最后我呼吁一下,下一步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还是要发展金融科技,不要把金融科技迅速做成泡沫,你要知道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知道了这一点,中国的金融科技其实处在世界的第一方阵,中国金融科技的深入发展一定会为提升中国金融体系的效率做出卓越的贡献。这样,中国在新一轮的全球竞争中会立于不败之地。谢谢各位! 袁满:谢谢,刚才的演讲谈了很多立足长远的问题,但是我想谈当下的问题,在经济目前下行的阶段,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是递减的,虽然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很重要的金融体制转型和转轨的阶段,但是当下的调控还是要发生的。如果在当前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调控有效性递减的情况下,因为全球都已经是负利率的市场环境了,甚至债券的负利率都出现了,您觉得中国目前的货币政策还能持续多久?或者说中国有没有必要降息? 李扬:中国比较特殊,中国的金融体系有很多别人没有的金融结构,这样的结构阻碍了供应和需求在中国金融市场上完整而清晰地表现出自己,都是扭曲的。大家说中国没有放水,你要仔细看的话,放水其实放得很厉害。我一直这样认为,全球现在都处在这种情况,货币政策都要宽松,中国也应该如此。当然,中国的货币政策走向宽松不仅是政策调整,还有结构体制的调整,最近我们有好几个研究,有时间跟大家交流。[详情]

马蔚华:在纽约一家饭店,刚进门经理就向我推荐招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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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财经讯 11月12日消息  主题为“预测与战略”的财经年会2020今天在北京召开。国家科技成果转换引导基金理事长、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出席并演讲。 马蔚华称,改革开放给中国的银行业带来了非常好的机会。他回忆称,在中国加入WTO时,各方还在讨论如何与狼共舞,那时候心里是没有“底”的,制度环境也不太适合商业银行的发展。但是十几年过去了,中国的银行业成了世界上的主力部队。 “我上个月在纽约五大道,一进饭店的门,老外经理就向我推荐招商银行的信用卡,说是能打折。我觉得这哥们儿是不是认识我,实际是不认识的,所以我很自豪,到奥特莱斯那到处都是招商银行的广告”,马蔚华说。 在谈到招行的信用卡业务时,马蔚华还讲起了故事。“我们第一次搞信用卡时,我的偶像——花旗董事长找我合作,我开始是受宠若惊,后来想了想不能做,他让我做前台发卡,他在后台,那我成了发卡机器了,我跟他合作的再好,也是因为有花旗”。 “后来我找了一个打败花旗的另一个地区的一家银行,跟他合作,请来了很多的专家,最后招行的卡就发展起来了。如果没有开放,我不能和国际的大咖打交道,我们就没有这些见识”,马蔚华说。 马蔚华总结改革开放带给中国银行业的机遇,第一,与高手过招能提高自身素质。第二,通过开放来促进改革,给商业银行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第三,用“引进来”换“走出去”。 在谈到私人银行业务时,马蔚华也直言没想到,“过去我们哪知道啊,我们就知道中国有钱人会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就开始搞私人银行。当时和国际上两个大行要合作,这个我是主动的,结果我们用热脸碰到冷屁股,人家不跟你合作,所以当时我发誓要把私人银行搞上去,我们有客户,怕什么呢。几年以后我们还真的有名了,十年以后我就更有名了,再去见那个董事长,他就很遗憾,早知如今,何必当初呢”。 但马蔚华也坦言,招行自身和国际最先进的同行相比,服务水平还有很大差距,管理水平的差距就更大了。“这一次党中央、国务院宣布了很多的改革开放进一步开放的措施,可以是全方位的,但是我们现在的心情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很坦然,将近20年过去了。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机会是有的,我刚才说高手过招,私人银行我们搞到今天还有很多事我们做不了,比如说对客户资产的全球配置,对家族的代际传承,这些我们做不了,是因为很多制度没有办法解决,还有很多技术性的我们也很难操作”。 “我当了十多年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每年都呼吁修改《商业银行法》,实行综合化经营,到现在还没有。但是这次我们扩大开放,引进了很多国际大银行,像JP摩根,给他银行业务和证券业务,他本身可以混业经营,我觉得一方面在竞争中我们可以学习这些国际大银行他们混业经营的经验,特别是隔离风险的这些措施,而另一方面也给监管当局在制度上深化改革会奠定一些实践的基础”,他说。[详情]

马蔚华:改革开放带给银行业机遇 与高手过招提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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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于军:改革开放不可逆转 大的资本是很理性的
钱于军:改革开放不可逆转 大的资本是很理性的

  新浪财经讯 11月12日消息 主题为“预测与战略”的财经年会2020今天在北京召开。瑞银证券董事长钱于军出席并演讲。 钱于军表示,改革开放,对外开放中国A股或者国内资本市场应该是我们国家一个很重要的国策,其实在改革开放中受益的不仅仅是外方,受益的也应该是中国的经济总体金融行业的发展,前面马行长讲到中国金融机构更加有对标可以来学习、交流、互通有无,最终能够使中国总体的水平提升。最近也有一些行业专家和前政府的高官在说,其实是通过开放来促改革,开放能够取得更加高水平的发展,我们是非常赞成这个观点的。 根据央行的数据,去年年底2018年年底,我们整个外资持有A股总市值是1.15万亿人民币,这是央行的数据,是很官方的,非常权威性的。到了今年6月30号,短短的6个月,外资买入A股,净买入5000亿,总持股量总金额达到1.6万亿,短短6个月增加了5000亿。那么这里面大家回顾一下,2018年年底我们就用上海综合指数收市在2493点,当年下滑24%点几,将近25%不到,所以2018年A股如果以上海这个最大的A股市场作为一个标杆来算,因为深圳也差不多,应该是去年全球主要资本市场表现比较差的一个。那么今年随着我们讲得开放民生基金,外资开始布局,至少我们感受很深,大量的外资涌入,刚才我讲的五千亿在今年上半年,下半年还继续在涌入A股市场,我们相信今年按照我们现在的预测,现在大概2920点,上海A股综合指数,我们原来的预测比如说3000点上下,我觉得还是有可能,如果按照3000点跟去年的2490几点,我们今年会上升20%。如果这个20%的上升度能维持,我相信今年A股市场在全球主要的股市里面会是表现中上的,有可能是主要市场里面表现比较佳的一个市场。 钱于军指出,海外有很多其他的黑天鹅、灰天鹅,也有很多地缘政治和其他方面。但我相信A股市场在今年也展示出它的特色,那就是外资从一个中长期角度来看我们的A股市场,很多大盘股,很多外资在我们瑞银的平台上看最喜欢的消费类、高科技的白马股,它的业绩透明度比较高,市场地位比较领先。坦率的讲,如果大家仔细分析外资的布局,它的重点重仓的也就是我们A股沪深两市里面市值最大的30-40个股票,它没有看那么多,可能这30-40个股票占了外资大部分最大的国际金融机构总持仓量的70%以上。所以这个反映了国际的,刚才主持人也讲了这个理性分析,大的资本它是很理性的。 所以我相信改革开放是不可逆转的,开放了以后,资金进来了,对我们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尤其对它投资的标的,中国上市公司的总体水平,我相信会越来越少空间给那些康德星、康美医药这些做假的上市公司,因为我们监管意识到有些对外开放的过程也正是我们国内倒逼改革,提高我们自己取得高质量发展的过程。[详情]

管涛:明年人民币汇率怎么走?我觉得有三种情形
管涛:明年人民币汇率怎么走?我觉得有三种情形

  新浪财经讯 11月12日消息 主题为“预测与战略”的财经年会2020今天在北京召开。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导、董辅礽讲座教授,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管涛出席并演讲。 管涛表示,2015年8.1汇改以后,人民币汇率多次到7这个关口,今年5月份的时候是3次,每次到7这个关口大家都在争论是守7还是破7,8月份人民币汇率先是交易价破7,中间价破7,这个7应声而破。从当月的情况而看,人民币中间价下跌了2.9%,大概是8.1汇改以来仅次于8.1汇改当月的第二大当月跌幅,交易价跌了3.6%,是8.1汇改以来最大跌幅,这显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是明显增加。 我们一般理解汇率市场化改革好像都是要大张旗鼓、高举高打,但实际上这次人民币破7既不涉及到所谓银行间市场汇率浮动区间的调整,也不涉及到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的改革,它就是破了一个整数关口。但是它这次破整数关口的意义不次于一次改革,它扩大人民币汇率涨和跌的空间,增加了汇率弹性,汇率形成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有很多好处是立竿见影的显现,比方说促进外汇市场发展,提高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促进了贸易投资的便利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强了境外投资者的信心。 管涛指出,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币破7以后,除了第一周出现了少量净流出以外,第二周开始恢复了净流入,9月份净流入647亿元人民币,创了当月历史新高,10月份净流入也有320亿元人民币。相对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加,可以看到破7以后外部市场并没有出现大的波动,并不像大家担心的一破了以后就一泻千里,破7当月,外汇市场虽然出现了少量的供求缺口,但是逆差只有36亿美元,9月份的时候只有28亿美元,在2015年、2016年的时候,贬值预期比较强的时候,那个时候每个月逆差都有几百亿,个别月份上千亿。这次人民币破7没有出现大家担心的情况,因为在2014年以前,人民币长期是单边升值,2015-2016出现了人民币单边下跌,2017年以后人民币止跌回升。 大家可能关心明年人民币汇率怎么走?我觉得会有三种情形,一种情形如果市场相信政府有意愿,有能力维持汇率稳定,市场不会主动攻击这种货币。这恰恰是什么情形呢?今年8月份人民币破7以后,市场上仍然存在央行信仰,破7以后并没有像有些人担忧的那样出现自由落体,关键是存在央行信仰。当然好的情形是什么样呢?经济企稳,美元走弱,这个时候汇率稳定就有基本面的支持,甚至不排除重回正当的升值,差的信息就是经济下行,美元走强,这个时候汇率稳定就会面临新的考验。大概率事件是这三种情形会交替出现,小概率事件会出现这种差的情形。 管涛表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家都知道2015年、2016年8.1汇改以后人民币单边下跌,2017年人民币止跌反弹,全年升了6%以上,有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全球经济同步飞速。当前是全球经济同步放缓,前一个环节大家谈到中国经济运行状况,谈到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实际上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下行压力并不是中国单独面临的情况,是全世界主要经济体都面临同样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明年会不会是人民币汇率的一个拐点?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至少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去赌人民币汇率的方向。[详情]

IMF驻华首席:2020年全球经济发展不会陷入衰退
IMF驻华首席:2020年全球经济发展不会陷入衰退

  原标题:IMF驻华首席代表席睿德:2020年全球经济发展不会陷入衰退 “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潜力是巨大的,更大的改革开放,更有活力的经济,能够使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无论国企还是私企,只要资源最终流向于最具生产力的部门,那么中国经济的未来也就是光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Alfred SCHIPKE(席睿德)在在以“不确定时代的变与不变”为主题的“《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 Alfred SCHIPKE(席睿德) 席睿德认为,2020年之后,全球经济发展不会陷入衰退。IMF预测,全球经济增长会慢慢有所上升,但发达经济体的增长会有所放缓,下行压力的风险加大,而新兴经济体会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 他表示,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来说,结构性改革都是重点,这样才能挖掘出国家发展的经济潜力。一部分国家的财政政策有点问题,出现了“债台高筑”的现象,席睿德建议,这些国家应该整合其财政政策。“如果这个整合做得好,也不会产生任何的负面影响。” 席睿德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仍存巨大潜力,考虑到人口结构的变化,现在中国的关键是通过改革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以下为发言实录: 席睿德:我知道现在已经是午餐时间了,我尽量进行一个简短的分享。 IMF对全球经济进行了一个展望,发现全球经济增长在金融危机之后有所放缓,而且这种放缓是同步的。另外,在贸易摩擦中,制造业是受损最严重的环节,其他行业也受到了类似的影响,但服务业相对来说保持得还不错。 再看政策方面,理解政策对我们预测经济形势是有帮助的,尤其是货币政策。在一些主要和先进的经济体中,货币政策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调节方法。 看一下2020年之后的经济发展,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场景?我们不会看到全球的衰退。IMF预测,全球经济增长会慢慢有所上升,当然这取决于很多前提。在预测明年全球的整体宏观状况时,我们有一些关键的假设,从去年到今年为止,部分新兴经济体出现了一些独特的因素,我们假定这些因素在明年不一定会再出现。 对于发达的经济体来说,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它们的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增长潜力减小,下行压力的风险加大,也就是负面影响可能更加占据主导地位。这些下行风险分别是什么呢?很多,我们讲“房间里的大象”,最主要的风险就是贸易摩擦。目前全球得货币政策比较宽松,但仍存在一定风险,我们也会担心资本的外逃。 我快速给大家几组数字,它们可以支持我的观点,特别是制造业的表现比较不好,它体现了全球贸易如今的状况,还有对工业的未来预测,包括一些耐用品的生产。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制造业是贸易的主要构成部分,而且还有一些信贷的原因,就国家来讲,比如汽车制造行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环境的标准、减排的严格要求也对行业施加了压力。制造行业反复显示走弱的信号,但服务行业得表现一直很亮眼,这就跟消费有关。不仅中国,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的。 再看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我们会问一个问题:通胀情况如何了?一讲到通胀就会讲到CPI,它是一个核心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波动,比如食品价格的波动。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指标。一些国家得市场通胀下降了,它代表什么呢?通胀受到了限制,或者出现了放缓,所以货币政策是一种很好的安排,我们对它的期待也会下降。 最后是金融环境,相对来说它还是比较缓和的,很大国家的政府都可以为自己提供资金。 对于全球经济发展的预期,我们看到的并不是衰退的前景,今年全球增长率达到了恢复式的3%,可能会达到3.5%。你可能不会定期看全球增长率,但你一定会熟悉中国、美国或一些主要国家的GDP增长率。现在全球实现了3%的增长,而在全球金融危机出现之前,这个数字是5.7%。关键点是什么呢?是发达国家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进步,它们未来一年的增长,有可能跟今年持平。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变化,就是美国的增长可能没有那么多,其最主要原因是财政刺激的出现,它可能会一直持续到年底。其他的发达国家如德国,现在经济增长也比较弱,正面临着改进经济状况的局面。 全球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新兴经济体来推动的。根据我们的预测,这种推动在明年会更为重要。现在,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幅度为3.9%,很快就会上升到4.6%,这主要归功于其中的一些关键发展中国家(当然他们也有一些发展困难),比如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等,我们会在明年看到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正常化。 对中国来说,今年的增速是6.1%,明年是5.8%,6.1%中有两个内容反映出政府的经济刺激和补短板政策,这些政策是非常好的,它对增长肯定有一些影响,当然也有贸易摩擦的因素。 在全球,谁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发达经济体都是灰色的,他们未来五年的人均增长率在1.3%左右,而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则是粉色的,平均增速要高于发达经济体。 IMF的工作是关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关注每个国家特殊的国情。如果要我们给出一些比较泛泛的预测,那么我们只能说: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正确的政策,但还是要有些财政政策的空间,尤其是对于那些货币政策工具都用光了的国家比如德国,我们建议其可以推行更多的财政政策。 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结构性改革是重点,这样才能挖掘经济潜力。新兴经济体的通胀率可能已经下来了,所以他们在这方面有一些活动空间。但一部分国家的财政政策有点问题,出现了“债台高筑”的现象,所以这些国家应该整合他们的财政政策。在我们看来,如果这个整合做得好,也不会产生任何的负面影响。 那中国怎么样呢?中国可以谈很多方面的问题。我先谈一个和生产率、经济增长有关的重要问题。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放缓,这是一个自然过程,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在往前走,速度肯定会降下来,但还有很多追赶发达国家的空间,要考虑到人口结构的变化,现在的关键是通过改革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在过去几年有所下降,那要怎么做呢?我就谈几点:第一,国企和私企的比较,他们的生产率是用ROE来衡量的,国企的收益率比私营企业低多了,虽然有了一些改善,但我们的改革重点就在这里。我经常问:在中国经济中,国有企业有多重要呢?其实现在没有像过去那么重要了。如果你观察一下,他们对附加值的贡献、对就业的贡献,还不到20%。但是,如果看一看银行对国企的放款,就超过了50%,所以很多资金都进入了国企,这些款无法被私企得到,这个问题比较需要解决。 怎么做呢?关键在于私营企业和金融体系。金融体系最终把储蓄转换为投资,它现在做得还不是太好,为什么?原因和我们所谓的一种心态有关,就是“国企不会违约”。这这也反映在评级公司的预测中,如果你是一个私企,评级是基于你的绩效,当然国企评级也是基于绩效,但是评级公司也会考虑:当你发生问题的时候,政府会不会帮你,如果政府要帮你,你的评价就高了。所以难点就在于私企,因为机构预料“政府不会帮它”;而对于国企来说,评级公司预测“如果它出问题了,政府一定会帮它”。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是金融机构,对评级比较高的企业,放款就会比较多,但如果给国企放了款,就不能再给私企放款了。 还有一个潜力巨大的地方,做好的话,可以提高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中国的生产率,就是继续开放经济。提到FDI,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在这方面的改善,但开放程度和其他国家比,还有很大空间。所以在这方面,希望中国能降低壁垒,提升进入中国的FDI。当然,有关这个问题,中国已经推行了很多举措,比如负面清单等。 我们做了一个定量实验,如果中国单方面为了自己,把所有的关税都取消,把非关税壁垒也给服务行业取消,结果是什么?如果取消对FDI的限制,甚至都不用全部取消,只要达到全球平均水平,就会使得中国的GDP增长率达到9.4%。你可能不知道9.4是什么概念,这种改善会反映为国民需求的增长,相当于印度尼西亚加荷兰每年的需求,所以中国还是有很大的潜力。更多的改革开放,更有活力的经济,能够使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可以是国企,可以是私企,只要资源最终流向于最具生产力的部门,那么中国经济的未来也就是光明的。谢谢![详情]

任泽平:用改革稳经济增长 财政政策优于货币政策
任泽平:用改革稳经济增长 财政政策优于货币政策

   新浪财经讯 11月12日消息,《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于11月12日-13日在北京举办,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出席会议并演讲。任泽平表示,我们当前要用改革的办法来稳定增长,财政政策优于货币政策。 任泽平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迈向GDP增速5%的时代。2019年三季度,中国的的GDP增速到了6%,一季度至三季度的经济增速分别是6.4%、6.2%、6%。所以,我们预计到了今年的四季度或者是明年的一季度中国经济将会迈入5%的时代。 任泽平说,对于现在的经济形势,我们建议用改革的方法来稳定经济增长,其中财政政策优于货币政策。 任泽平表示,对于明年的经济发展,我们在研究后有如下几个建议:第一,适当扩大赤字率。赤字率我们认为可以突破3%,赤字总额可以达到3万亿,为减税降费以及扩大基建的支出来腾挪出空间。第二,建议增加专项债的额度,从2019年的2.15万亿上调到3万亿。第三,优化减税降费,主要是从增值税减税降费转为降低社保缴费率和企业所得税,提高企业的获得感。我们今年说减税降费几万亿,但是企业的获得感不那么明显,我们建议可以提高企业的可得性和获得感。第四,增加国企利润上缴的比例,避免在经济下行的时候为了保地方的财政收过头税。第五,削减民生社保之外的开支,提高支出效率、优化支出结构。第六,继续推动我们的财税改革,给地方政府放权,稳定增值税中央和地方五五分成,落实消费税逐步下划到地方,同时货币政策适当地降息降准。 “中国能够开启新的一轮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潜力是巨大的。我们讲最好的投资机会其实就在中国”,在任泽平看来,中国人均GDP只有9700美元,不到美国的1/6,差距仍然巨大。另外,中国的城镇化率不到60%,我们还有20%城市化的空间;中国有14亿人,拥有世界最大的统一市场,美国是3.2亿人,日本1.3亿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也只有8000万人。 任泽平认为,我国每年有800余万大学毕业生,中国正在从由“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把中国放在世界来比较,相对于欧洲、日本,中国的创新创业活力其实非常活跃。在全球新经济的独角兽企业里,中美加起来独角兽企业个数占了全球的七成。 因此,任泽平建议,建议我国以六大改革为突破口来开启中国经济的新时代和新周期。包括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深化国企改革,消除所有制歧视;建立居住导向的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中央政府加杠杆,进行减税降费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以及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的积极性,给地方官员新的激励机制六个促进和激励经济发展方式,以期待营造一个万马奔腾、千帆竞发的局面。 (新浪财经 刘娜)[详情]

屠光绍:比起上市 更关注未来科创板退市公司数量
屠光绍:比起上市 更关注未来科创板退市公司数量

   新浪财经讯11月12日,在第十七届《财经》年会上,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前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屠光绍说,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在金融发展包括金融监管,从防范金融风险、宏观审慎政策到逆周期监管等做了新的系列安排。 “而伴随这次危机的,不止是金融领域的反思,更多的是对金融理念的反思。”在他看来,理解这种理念的转变,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金融的责任理念。他说,传统的金融发展为赚钱的理念,这种理念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当前越来越多的谈责任金融或金融责任,这被大家所逐渐重视,“金融机构的发展、金融行业的发展如果不能与社会进步,与社会公众福利改善相关,金融必然难以前进。” 二、金融的服务理念。金融如何服务实体经济,如何更好地普惠金融,“如果金融发展离开了服务,金融自身不可能得到发展。” 三、金融风险的理念。他认为,防范金融风险,并不意味着要做到没有金融机构出现问题。他说,对于金融风险,他总结为三点:1,金融风险防范是系统性风险,不是单个风险。只有淘汰有问题的金融机构,才能保证金融系统的整体稳定。他举例说,如果上市公司没有淘汰,就没有更新力量,资本市场就没有更好的生态,“像科创板,我更关心未来有多少家退市,而不是有多少家上市了。”2,要更关注宏观审慎政策,着眼于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3,监管的政策逆周期。 “在金融风险方面我们需要不断的强化,更需要新的金融理念。”他说道。 (新浪财经 张军)[详情]

李扬:借债绝不是免费午餐 发债过程中必须瞻前顾后
李扬:借债绝不是免费午餐 发债过程中必须瞻前顾后

   新浪财经讯 11月12日消息  主题为“预测与战略”的财经年会2020今天在北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出席并演讲。 李扬表示,2007、2008年的危机到现在还没有过去,这个危机是典型的债务危机,先从次贷然后变成了主权,变成了私债,变成的全球性的债务危机。如果本质在此,走出危机就必须减债。 他谈到,但是十多年下来之后,不仅没有减债,债务越累越多,国际金融协会最近的材料公布了这样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现在全球债务占全球GDP的比重是3.2%,也就是要想实现一个单位的GDP,有3.2个单位的金融予以支持,可见金融的效率是非常低的。 这样总的图景下,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尤为突出。发展中国家普遍地都是所谓的债务驱动型经济,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只能增加债务,债务增加多了就变成了危机。 第二个警告是,看起来增加政府借贷似乎是为增长项目融资的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选择。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在今后一个很长时间里,增长靠投资,投资靠政府,政府没有钱靠借债。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要注意,借债绝不是免费的午餐,我们知道通过债务融资来配置资源,实际上就是跨期配置。20年的债,你把你儿子的资源用了。40年的债,把你的孙子的资源也用了,因此你发债的过程中必须瞻前顾后,想到长达几十年的配置。”他说道。 李扬表示,基于这样两点判断,我们必须走出怪圈,而走出怪圈的治本之道就是发展资本市场。[详情]

任泽平:增加国企利润上缴比例 削减民生社保外的开支
任泽平:增加国企利润上缴比例 削减民生社保外的开支

   新浪财经讯 11月12日消息  主题为“预测与战略”的财经年会2020今天在北京召开。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副总裁级)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出席并演讲。 任泽平称,当前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并非外部因素,主要可能是内部原因,而中国经济的出路,也来自于内部的改革以及开放。 他分析称,第一,中国经济有“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其实“投资”也有“三驾马车”:基建、制造业、房地产投资。他分析称,基建投资在今年被寄予厚望,但真是情况却是大概只有3%-4%的增长。 “因为地方政府没钱了,以前(地方财政)来自企业的利润,来自土地财政,在今年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滑”,他还表示,制造业投资主要跟出口和企业利润有关,今年制造业投资也不景气。 在房地产方面,4月份以后,市场迅速降温,开发商拿地的积极性其实并不高。“我们预计应该在今年底包括明年,房地产投资也会放缓”。 “消费更不用说,因为居民收入的下滑,就业以及居民杠杆率的原因,消费其实也相对得比较低迷,现在大家谈到了所谓消费降级的现象”,任泽平表示。 “所有的迹象都在指向通缩”,他总结称。 下一步如何走?任泽平表示,要用改革的办法来稳增长,财政政策优于货币政策。他提出六点建议。 第一,适当扩大赤字率。赤字率可以突破3%,赤字总额可以达到3万亿,为减税降费以及扩大基建的支出来腾挪出空间。 第二,增加专项债额度。从2019年的2.15万亿上调到3万亿。 第三,优化减税降费政策。主要是从增值税减税降费转为降低社保缴费率和企业所得税,提高企业的获得感。 第四,增加国企利润上缴的比例,避免在经济下行的时候,为了保地方财政收过头税。 第五,削减民生社保之外的开支,提高支出使用效率。 第六,继续推动财税改革,比如消费税尽快地下还给地方。同时货币政策适当地降息降准,同时配合好宽信用的政策。 “从高速到中速增长,并不意味着天然有一个平台在那里接着我们,我们必须为此付出艰苦卓绝的改革努力,构筑新的增长平台”,任泽平强调,新的增长平台的背后实际上是新的增长动力。“如果中国能够开启新的一轮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潜力是巨大的”。[详情]

屠光绍:金融体系对新兴产业支撑不足
屠光绍:金融体系对新兴产业支撑不足

   新浪财经讯 11月12日消息  主题为“预测与战略”的财经年会2020今天在北京召开。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出席并演讲。 屠光绍在演讲中表示,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三大问题: 1.大与弱的矛盾。中国金融总的规模在全球都是名列前茅的,中国金融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全球也是最高的。中国的金融体系非常庞大,但金融又比较弱,这个弱指服务经济的能力, 在国际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弱的。 2.结构上讲,新与旧的问题。传统一些产业的效率和它在支撑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占的比重正在逐步地下降,新兴产业这个力量正在上升,但是新兴产业上升应该还不够,所以存在新旧动能的转换的问题。 对金融体系来讲,金融体系对新兴产业的支撑也是不足的。中国的金融体系对于支撑新兴产业方面存在着五大痛点,是这样的金融体系不能适应新兴产业、创新产业、科创企业的发展。 3.金融体系效率还是比较低。 屠光绍表示,金融体系变革的路径有三个方面: 第一,加大直接融资的发展。 “直接融资发展我们叫了20多年,而且我们在年年叫、年年讲,党和国家最重要的报告也要讲,各个省市也都在讲,就是要加快直接融资的发展,但是直接融资的发展依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的任务。”他说道。   第二,机构的发展模式的转型。无论是我们传统的金融机构还是我们的股权的投资的机构,必须要面临着我们发展的转型,适应我们经济发展对于我们金融服务所提出的要求。 第三,必须重视业务和服务手段的创新。[详情]

任泽平:所有迹象都在指向通缩 应适当扩大赤字率
任泽平:所有迹象都在指向通缩 应适当扩大赤字率

   新浪财经讯 11月12日消息  主题为“预测与战略”的财经年会2020今天在北京召开。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副总裁级)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出席并演讲。 任泽平称,当前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并非外部因素,主要可能是内部原因,而中国经济的出路,也来自于内部的改革以及开放。 他分析称,第一,中国经济有“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其实“投资”也有“三驾马车”:基建、制造业、房地产投资。他分析称,基建投资在今年被寄予厚望,但真是情况却是大概只有3%-4%的增长。 “因为地方政府没钱了,以前(地方财政)来自企业的利润,来自土地财政,在今年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滑”,他还表示,制造业投资主要跟出口和企业利润有关,今年制造业投资也不景气。 在房地产方面,4月份以后,市场迅速降温,开发商拿地的积极性其实并不高。“我们预计应该在今年底包括明年,房地产投资也会放缓”。 “消费更不用说,因为居民收入的下滑,就业以及居民杠杆率的原因,消费其实也相对得比较低迷,现在大家谈到了所谓消费降级的现象”,任泽平表示。 “所有的迹象都在指向通缩”,他总结称。 下一步如何走?任泽平表示,要用改革的办法来稳增长,财政政策优于货币政策。他提出六点建议。 第一,适当扩大赤字率。赤字率可以突破3%,赤字总额可以达到3万亿,为减税降费以及扩大基建的支出来腾挪出空间。 第二,增加专项债额度。从2019年的2.15万亿上调到3万亿。 第三,优化减税降费政策。主要是从增值税减税降费转为降低社保缴费率和企业所得税,提高企业的获得感。 第四,增加国企利润上缴的比例,避免在经济下行的时候,为了保地方财政收过头税。 第五,削减民生社保之外的开支,提高支出使用效率。 第六,继续推动财税改革,比如消费税尽快地下还给地方。同时货币政策适当地降息降准,同时配合好宽信用的政策。 “从高速到中速增长,并不意味着天然有一个平台在那里接着我们,我们必须为此付出艰苦卓绝的改革努力,构筑新的增长平台”,任泽平强调,新的增长平台的背后实际上是新的增长动力。“如果中国能够开启新的一轮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潜力是巨大的”。[详情]

任泽平:今年基建投资接近零增长 因为地方政府没钱
任泽平:今年基建投资接近零增长 因为地方政府没钱

   新浪财经讯 11月12日消息  主题为“预测与战略”的财经年会2020今天在北京召开。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副总裁级)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出席并演讲。 任泽平表示,中国的基建投资在今年被寄予了厚望,但是今年基建投资接近零增长,大概只有3%—4%的增长。 “为什么?因为地方政府没钱,因为来自企业的利润,来自土地财政,在今年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滑,专项在几千亿无法对冲几万亿的缺口。” 他谈到,今年初房地产有一个小阳春,但是从4月份以后,市场迅速降温,开发商拿地的积极性其实并不高。 任泽平表示,今年1—9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还保持了10.5%左右的增长,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一个很重要的支撑力量。但是大家留意,主要是在消耗过去两年的土储。预计应该在今年底包括明年,可能房地产投资也会放缓。 任泽平建议以六大改革为突破口来开启中国经济的新时代和新周期。 第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于那些垄断的或者说开放程度不高的行业,比如说汽车、金融、能源、电信、电力这些领域,建议尽快地进行放,降低准入门槛。 第二,深化国企改革,消除所有制歧视,落实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 第三,建立居住导向的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最关键的是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 第四,中央政府加杠杆,进行减税降费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第五,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未来从重化工业转向高科技的创新企业,迫切地需要多层次资本市场和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推动。 第六,最重要的要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的积极性,给地方官员新的激励机制,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详情]

于学军:全球货币政策和科技发展将决定明年经济走势
于学军:全球货币政策和科技发展将决定明年经济走势

  “全球货币政策的趋势性调整和科技尤其是5G商业化应用的发展变化,会对明年经济发展产生较大影响。2020年,是值得细心观察和用心期待的一年。”11月12日,中国银保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在以“不确定时代的变与不变”为主题的“《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如此表示。 中国银保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 于学军 于学军表示,从外围国际形势即中国的外需来看,2019年是较为困难的一年。但明年有可能出现转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固定资产投资难以大幅扩大的情况下外需持续下滑。 在于学军看来,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在短期内难以出现趋势性扭转,这是由中国经济增长现阶段所处的宏观条件决定的。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所投放的信贷资金更多和过多集中在地方政府及其平台和房地产开发中。但同时,人均货币工资也在提升。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近两年政府加大减税降费和降低融资成本的政策力度,取得明显成效,但是否可扭转宏观成本上升、比较成本优势下降的局面,仍需假以时日,进一步观察分析。 从金融角度来看,于学军认为我国现正处于去杠杆和稳杠杆阶段,资产泡沫开始压缩,违约风险暴露明显增多,这给生产、投资等经济增长带来新的难题。同时,少数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上升,对支持实体企业发展也带来一定的影响。 以下为发言实录: 于学军:尊敬的各位嘉宾、朋友:大家上午好! 《财经》杂志是中国最具全球影响力和战略前瞻性的领袖媒体,有很多深度报道,广受读者的欢迎。我很高兴有机会参加今年的《财经》年会。我看年会的主要目的,是汇集国内外政商学界对全球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新趋势及热点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包括预测与战略,发现不确定时代的变与不变。根据这个范围,限于时间,我简单谈谈对中国当前及明年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些看法。 第一,从外围国际形势即中国的外需来看,2019年是较为困难的一年,2020年有可能出现转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固定资产投资难以大幅扩大的情况下外需持续下滑。1—9月以美元计算的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累计下降2.4%,其中出口减少0.1%,进口减少5%。虽然出口看起来减少不多,仅是微降,但相比前两年增长7.9%和9.9%的前值却是明显下滑;同时,与同期GDP增长6.2%来比,也明显成为一个“扯后腿”的因素。这主要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一是中美贸易摩擦直接造成的冲击,这使中美双方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今年以来均出现大幅度下降。二是全球经济增长转弱,国际贸易不景气。据IMF最新预测,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3%,WTO预测的全球贸易增长只有1.2%,均是近年来增长缓慢的一年。当然,从最新报出的10月份数据以及11月4日结束的第126届广交会的出口成交情况来看,外贸形势又似乎呈现企稳的态势。但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下一步仍取决于中美贸易谈判、中国投资环境变化以及全球经济恢复增长等情况,仍需要时间做进一步的观察与判断。 另一方面,我认为2020年真的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外部环境有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一是美联储从今年7月末开始的货币政策调整,已连续减息三次,联邦基准利率由初期的2.25%—2.5%调低至1.5%—1.75%。同时,美联储停止缩减资产负债表,近期又开始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这对美国及全球市场都会带来明显的影响,也致使各国货币汇率发生变化,并有可能刺激明年下半年全球需求回升,进而拉动世界经济增长。二是一些科学技术上的突破与创新,如5G的商业化运用已经开始,许多改变也许是意外的或会超出我们的想象。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区块链等,似乎也处在突破的前夜,加之5G技术的开发应用,也可能提供意想不到的助力,从而对经济增长带来重大影响,有的甚至对金融、货币等形成直接的冲击。 总之,不确定时代的变与不变,就国际环境及科技创新来看,我感到2020年有许多方面也许是值得期待的一年。 第二,从国内形势来看,经济下行压力在短期内难以出现趋势性扭转,这是由中国经济增长现阶段所处的宏观条件决定的。主要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货币信贷大量投放,并且这些投放的资金更多和过多集中在地方政府及其平台和房地产开发中,表观来看就是建了很多高铁、高速公路、机场、港口、各种景观等等,房地产连片开发,到处高楼林立,鳞次栉比,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同时出现的问题却是:地方政府债台高筑,靠出卖土地即土地财政维持运转,这样各地土地价格成倍上涨,土地收入大幅增加,同时暴富了一大批房地产开发商。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年销售额不过几百亿元,近两年其规模连续突破5000和6000亿元大关。据最新报道:全国前50名房地产开发商拥有的财富达1.5万亿元,人均超过300亿元。2018年全国各地政府的出让土地收入达到6.5万亿元,成为政府重要的资金来源渠道。货币信贷大量投向地方政府及其平台和房地产开发的同时,人均货币工资成倍提升,以打工为例,2008年金融危机前基本上每月挣几百元,现在已上升为几千元,差不多提高了近10倍;但在生活标准有所提高的同时,支出压力也明显加大。此外,住房、交通、物流等各种成本均大幅提高,致使过去中国在国际上长期存在的比较成本优势被不断地吞噬,以至于大部分生产制造企业出现生存难题,纷纷向东南亚等地转移生产能力,现处于方兴未艾之中。近两年来,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政府加大减税降费和降低融资成本的政策力度,取得明显成效,但是否可扭转宏观成本上升、比较成本优势下降的局面,仍需假以时日,进一步观察分析。 第三,从金融角度来看,现正处于去杠杆和稳杠杆阶段,资产泡沫开始压缩,违约风险暴露明显增多,这给生产、投资等经济增长带来新的难题。以公开的债券市场为例,今年1—9月已出现违约债券110支,规模达到863亿元。并且,债券市场发债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央企等有政府背景的发债主体发行利率较低,而有不少评级不低的民营企业却发行困难。同时,少数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上升,对支持实体企业发展也带来一定的影响。最近还碰到一个问题,今年以来由于受非洲猪瘟的影响,形成供给端冲击,导致CPI过快上升,这对宏观调控政策增加了新的压力。 就讲到这里,最后再强调一句话: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2020年也许是值得细心观察和用心期待的一年。[详情]

李铁:为何海尔、格力都要搞房地产?
李铁:为何海尔、格力都要搞房地产?

   新浪财经讯 11月12日消息  主题为“预测与战略”的财经年会2020今天在北京召开。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出席并演讲。 李铁表示,中国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国外不同。“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候,我们的成本是最低的”。他认为,这个“低”有共性,比如劳动力成本低,但也有特性,即通过国家制度来降低要素成本,比如土地公有制、通过政府强制力开启国际市场等,这是任何其它国家都不具备的条件。 “你们看地方政府,官员就是企业家,天天跟企业家谈判,我给你什么样的条件,你到我这里来投资,因为有了投资就可以解决一个城市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的公共服务。但是拿成本换投资、拿资源换投资,唯有中国能做到,这也是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殊性因素,是我们在经济学里看不到的”,李铁称。 在他看来,正是由于政府拿资源换投资,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很多企业,除了新兴互联网企业之外,海尔、格力都有房地产公司,都搞房地产,为什么?降低企业成本”。 但他也强调,正式这种模式带来了一个后果,即为了降低成本,就需要不断地开发土地、开发房地产来进行补偿。当房地产投资加大,房地产的供给在局部地区过热时,一定会出现新的问题,“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债务问题、效率问题,政府调动资源效率肯定是低的”。 李铁还称,如果政府的职能没有发生变化,当提出高质量发展时,等于强化了监管,各个部门都要拿高质量发展作为严苛的衡量条件,结果反而会限制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这些年,我们看到很多政策,政府没有转型,但是它把这个要求强化为政府管理的一种工具,最后导致了大量的企业生存遇到了严峻的危机”,李铁说,更重要的是解决发展的制度环境。[详情]

李铁:需通过户籍改革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定居问题
李铁:需通过户籍改革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定居问题

   新浪财经讯11月12日,在第十七届《财经》年会上,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说,人均40平米住房是现实,在买房和拆迁农村房子的过程中,有5.8亿人口转化成了城镇户口。 他说,这类群体的住房一是自有的补偿性住房,二是改善型的住房,这是当前消费最大的主体。其中,有2.2亿的“农业转移人口”住在城市中,没有户口,没有公共服务,他们的长期定居没有得到解决,还有将近8000万的城镇流动人口,他们都需要通过户籍改革来解决定居问题。 “房地产市场会随着城镇化政策的演变,存在新的潜在需求。”他说,在这方面,中国一直将美国和日本作为案例,但不同的是,美国和日本房地产市场饱和是在城镇化饱和基础上,逐步回到中低速增长的。 “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国外不同,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候,成本是最低的。”在他看来,这个“低”有共性,劳动力成本低,中国更多的是通过国家制度,即土地公有制,通过政府来降低要素成本,这一点是任何其它国家都不具备的。 他指出,中国成长最快的时候是政府拿资源换成本,给投资企业优势条件,这是研究中国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特殊的因素,在经济学中是看不到的。 (新浪财经 张军)[详情]

高培勇:应划清高速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分界线
高培勇:应划清高速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分界线

   新浪财经讯 11月12日消息,《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于11月12日-13日在北京举办,中国社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出席会议并演讲。高培勇表示,惯性思维是我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或者说是最大的障碍。在高质量发展阶段GDP的规模和速度固然重要,但是有更重要的东西,就是质量与效益。 高培勇说,惯性思维是我们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或者说是最大的障碍。在提出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前的重视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整个经济的运行是围绕着GDP的规模和GDP的速度而展开的。例如,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家,在过去谈论到经济发展的时候,几乎立刻想到的一个词就是“招商引资”,进而拉升GDP和税收,这种惯性思维不可取。 “我们必须说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转变过程,从过去的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到现在追求经济高质量增长的转变。”高培勇表示。 在高培勇看来,如果说这样一种惯性思维不告别,不摒弃,在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道路上,一旦遇到挫折和风浪,政党官员、企业家就会不由自主的立刻回到原有的高速增长轨道、原有的宏观调控的思维模式上去。 因此,高培勇认为,在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之间,应当划清一个相对明确的分界线,从而时刻告诫自己,现在的立足点是在高质量发展。我们要和过去的教育、过去所接受的理论、过去所熟悉的经济发展的韬略和实践告别,而转向新的与高质量发展相匹配的思维方式上去。 最后,高培勇表示,高质量发展包括三个要素,第一,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第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委主线;第三,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高质量发展阶段GDP的规模和速度固然重要,但是有更重要的东西,就是质量与效益。“质量第一、效益优先”这一新的提法,为了实现围绕质量和效益而布局的经济工作,从而谋划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浪财经 刘娜)[详情]

朱云来:想靠不断印钱把经济拉出泥潭,这是不可能的
朱云来:想靠不断印钱把经济拉出泥潭,这是不可能的

   新浪财经讯 11月12日消息  主题为“预测与战略”的财经年会2020今天在北京召开。金融专业人士朱云来出席并演讲。 朱云来称,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大量发放货币以解决经济问题。“短时间看貌似是解救了经济,但是长时间以后,它就像毒药一样,会恶化整个经济的效率”。 朱云来解释,“因为本来你做得不对,就得停了,现在不停,还让它继续,什么人都救,都发更多的钱,实际上变得效率更低。靠不断地印钱想把你从经济的泥潭里边拉出来,其实这是不可能的”。 朱云来强调,现在真正需要做的是认真审查经济,真正客观的衡量它,好的可以继续投资,不好的就需要停。“停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短时间的社会调整问题,过去也曾经用过,通过培训机制、调整机制,国家可以有一个过渡的职业培训的调整,包括失业保险”。 “这个东西是一个死结,如果不调整,不断地往前做,其实那个行业可能已经不行了,已经错了,它必须改,不改它也不会好,投更多的钱它也只会更不好。这是我们转型的一个最大的挑战”,他称,“特别是考虑到行业的结构,房子毕竟盖了这么多,我们未来真正新的产业应该是什么?如果是服务业,而且它面临的服务业是相对经济效率是比较低的,你怎么能够变得比较高效一点,这都是我们的一些挑战”。[详情]

白重恩:经济转型需要改善营商环境 释放企业活力
白重恩:经济转型需要改善营商环境 释放企业活力

   新浪财经讯11月12日,在第十七届《财经》年会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表示,“实现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企业应该起重要的作用,而这需要改善营商环境,让企业有积极性。” 他说,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数据显示,中国的营商环境已经由2014年的96位升至2020年的31位。在这个过程中,各地政府做了非常多的努力,但“我们不能因为这样的排名自满。” 具体来看,该报告统计的10个分项中,如建筑许可,中国排名从2014年185位上升至2020年33位;但也有一些分项指标出现了下降,如获得信贷从2014年73位下降至2020年80位。 “但排名的下降也不代表中国信贷环境变差。排序是相对的,其他国家信贷环境改善,中国的改善速度放缓,排名也会下降。”他说道。 税负方面,他认为,中国名义税率有些地方依然偏高,2019年政府在这方面做了较大努力,但执行情况依然有待观察。 此外,他认为市场准入障碍没有得到准确反映,市场监管仍然不到位,这导致假冒产品盛行,劣币驱逐良币;甚至出现错位,多部门对同一事情监管,让企业工作开展没了方向。 (新浪财经 张军)[详情]

标普:消费阻止经济衰退能力显现
标普:消费阻止经济衰退能力显现

  “在针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调查中,全世界23个国家不确定性都已经上升了,这是自90年代以来最高的”。11月12日,标普全球评级董事总经理兼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Shaun ROACHE在“《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表示,当未来不确定的时候,公司担心犯错的时候,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要等一等,持观望的态度。不仅仅亚洲是这样,在美国也是这样。美国在投资方面,从5%骤降到现在的0%,当我和美国公司交谈的时候,他们认为非常大的原因是不确定性,所以全球的经济放缓是投资方面的不确定性所影响的。 标普全球评级董事总经理兼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Shaun ROACHE Shaun ROACHE在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表示担心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好的消息,那就是全球主要国家居民消费并未表现出颓势,数据显示美国居民消费依然强劲。他认为美国居民之所以还敢花钱,是因为美国居民的收支平衡。如果在美国想找工作,还是能找到的,实际工资还是在上升,因此他认为只要美国消费者还在消费,就不会出现经济衰退,居民消费会阻止美国在未来几个月间进入衰退。 以下为Shaun ROACHE发言实录: Shaun ROACHE:上午好。我讲三条,希望大家能记住。我谈一谈不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意义是什么。 不确定性,大家觉得很高,从很多方面来分析,不确定性都很高。这是全球报纸提到全球不确定性的调查,大家可以看到,全世界23个国家不确定性都已经上升了,而且还挺高的,这是自90年代以来最高的,这明显反映出贸易战所带来的问题。 不确定性有没有影响呢?当然有。它影响到投资的增长,如果看看亚太的投资增长,一年前,差不多是7%,现在只有2%。当未来不确定的时候,公司担心犯错的时候,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要等一等,持观望的态度,放缓,所以投资肯定就会放缓,增长会放缓,不仅仅亚洲是这样,在美国也是这样。美国在投资方面,从5%骤降到现在的0%,所以在美国投资基本上不增长了,当我们和美国公司交谈的时候,他们认为非常大的原因是不确定性,所以全球的经济放缓是投资方面的不确定性所影响的。 现在的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居民是继续消费的,在消费方面还是比较平稳的,亚太是这样,消费情况在美国也是很强劲的,我们认为居民消费会阻止美国在未来几个月间进入衰退,为什么他们还在花钱呢?有几个原因:第一,在美国居民的收支平衡还是不错的。如果在美国想找工作,还是能找到的,实际工资还是在上升的。汽油的价格是衡量美国消费者情绪的一个指标,还是很稳定的,只要美国消费者还在消费,是不会出现衰退的,美国消费衰退的可能性在30%到35%之间,不会引起我们的恐慌。 投资在减缓,我们相信明年还是这样的情况,但不会出现衰退,增长可能会比较慢。在这里我们看一个例子,日本对于韩国的整个生产产值的影响,也就是1%到4%吧,在高科技的影响,但日本卖给韩国的产品,在其他地方没有办法替代掉日本对韩国的出口,韩国人所用的,比如半导体产业,是直接从日本进口的,毫无疑问,日本也收紧了韩国企业是不是能够获得这种材料的能力,这也激发了一种不确定的因素,是一种信任的问题,会影响到亚太地区的投资,尤其在韩国。今年上半年韩国投资非常非常弱。 总结一下,全球的关注点都在技术本身,我们刚才提到,更低更长时间的低利率,更长时间平缓的状态,是什么意思呢?澳大利亚和韩国,这两个央行都在把它的政策利率减少了200到250的基点,澳大利亚和韩国的做法,无论通胀或者贸易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们必须要降息,这些央行用QE的方法,因为它没有更多下降的空间了。考虑到更加宏观的经济状况,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种政策的状况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是非常深入的。 金融的风险,在过去几年当中,美国的公司债,很大部分美元的发债者都是在3B,什么叫3B呢?首先它非常接近于垃圾债,或者投机债,它是一个灰色区域。请大家注意,10年前、15年前,大部分的发债者都是在2A或者3A,怎么这样呢?美国的公司利润被缩减,评级在下降,答案并非是这么简单的。其他的原因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美国的发债者从2A变成3B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些管理人员积极在做一些决定,会影响这些公司长期发展的质量。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多负债,放在表当中,但还是不错的,因此更低更长的概念,就是说可以加入很多借贷,更多的负债,但可以在宏观的趋势当中,在美国有更多3B的公司出现。如果你是3B的企业,可能还会再下降一级,如果是A或者3A,风险会更高一级,如果美国因为受到了一个负面的影响,很大的可能是大部分的公司再一次的信用评级下降,或者会遇到一些下个阶段的信贷需求更高。我们想到更低更长的经济发展的时候,要想到企业债,这都是我们在未来十几个月当中要关注的。谢谢大家听我的演讲。 《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由《财经》杂志、财经网主办,于11月12日-13日在北京举行。 (嘉宾观点据现场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本人确认)[详情]

白重恩:四个部门管理一辆垃圾车 企业无所适从
白重恩:四个部门管理一辆垃圾车 企业无所适从

   新浪财经讯 11月12日消息  主题为“预测与战略”的财经年会2020今天在北京召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出席并演讲。 在谈到营商环境时,白重恩称,我国要实现从高速度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型,企业在其中应该起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经济增长的模式,过去我们比较多地依赖于政府主导的一些投资,但是显然我们现在不能再继续走这条路。要让企业起更大的作用,就要改善营商环境,让企业有积极性,同时又能有效地为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 他强调,当前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有一些老的思维习惯仍没有改变。 “比如一家企业要做一个产品,各个部门都说我要对这个产品说几句话,要有一套措施,而且很多管理的都是从计划的角度做的。他们做的这些规章制度,即使一家做都让这个企业难以适应,又是多家来做,就让我们的这个企业非常难以适从”。 白重恩举例称,自己去一家制作垃圾车的公司调研,发现有四个部门在管理这个企业,这就涉及到四套规章制度。“企业拿这四套规章制度一比较,只能生产载重量低于500公斤的垃圾车,否则必然要违背某一家的规定。让这个企业怎么做呢?当然以前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现在我们对各种管理,巡查、巡视都更严格了以后,这种不合理的措施对企业的影响更大了”。[详情]

高培勇:本轮减税降费与此前“绝对不一样”
高培勇:本轮减税降费与此前“绝对不一样”

   新浪财经讯 11月12日消息  主题为“预测与战略”的财经年会2020今天在北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出席并演讲。 高培勇指出,制约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第一位因素并非经济下行带来的压力,而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惯性思维”。 高培勇表示,惯性思维的根源在于习惯了当前从需求侧考虑问题的“语境”。高培勇举例称,不管是党政官员,还是企业家,过去在谈论到经济发展的时候,几乎立刻想到的一个词就是“招商引资”,“这样一种惯性的思维,包括你、我、他都是难以摆脱的”。 高培勇强调,如果不摒弃这样的惯性思维,那么一旦“高质量发展”遇到风浪,人们便会不由自主的立刻回到原有的“高速度增长”轨道,“这是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的一个问题,因而需要转变这种惯性思维”。 他举例称,财政政策在经济下行时有三种操作,第一种是减税降费,第二种是扩大支出,第三钟是增列赤字。 首先,在对象方面,高培勇表示,近年来的政策和以往我国所经历的减税降费政策“绝对不一样”。以往是给个人减税,以增加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个人的消费需求。给企业减税,增加企业的税后利润,从而增加企业的投资需求,这对扩大需求是极为有力的。但今年的减税降费明确减的是涉企的税费,给实体经济减税降费。两者比较,“前者过去是奔着扩需求去的,而在今天是奔着降成本而来的,或者你至多说起码在降成本基础上再加上扩需求,所以这是不一样的”。 第二减什么税?高培勇称,以往各界都聚焦“所得税”。因为所得税距需求的距离最短。减个人所得税可以增加个人的消费需求,减企业所得税,可以增加企业的投资需求。但今年减税降费的落点在增值税。 他解释称,第一是要落在企业身上,第二是要落在成本身上。“我们的价格要素就是三条,第一原材料和劳务投入成本,第二企业的合理利润,第三企业的税金,但是请大家注意流转性税金,不是其他的税金。所以减增值税实际上是直接减价格当中的构成要素之一,流转性税金,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第三,用什么方式去减?高培勇用,过去的减税降费是用政策性调整的办法,这是一种周期性调节方法,但是今年减的增值税不是政策调整的办法,而是通过改革,直接降低三个百分点。 “大家相信我,2020年这三个点的减税照样有效,2021年、2022年照样有效,除非哪一天说重新修正税法,这些都是政策叠加改革”,高培勇说。[详情]

格林斯潘:各国央行没有必要发行数字货币
格林斯潘:各国央行没有必要发行数字货币

  新浪美股讯 北京时间12日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周二表示,各国中央银行没有必要发行数字货币。 “他们没有必要这样做,”格林斯潘在中国财经杂志第十七届《财经》年度经济展望会议上说道。 他指出,各国货币是由主权信用支撑的,这是其他组织无法提供的。 格林斯潘说道:“美国的基本主权信用远远超出了Facebook的想象。” 该社交巨头今年早些时候宣布了名为Libra的加密货币项目计划,引起了轰动。该项目与全球主要的支付处理公司有重要的合作伙伴关系。 然而,上个月Visa、万事达、PayPal、Stripe和eBay表示,由于美国政府加强了审查,它们将退出Libra加密货币项目。 据报道,美国费城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帕特里克·哈克(Patrick Harker) 10月初曾表示,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央行将“不可避免地”发行数字货币。 2017年,比特币价格曾一度飙升至近2万美元,数字货币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许多比特币底层技术的爱好者表示,比特币的优点在于其去中心化的系统,这与机构的中央控制不一致。[详情]

高培勇:简单使用逆周期调节政策已无法解决经济问题
高培勇:简单使用逆周期调节政策已无法解决经济问题

   新浪财经讯 11月12日消息  主题为“预测与战略”的财经年会2020今天在北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出席并演讲。 高培勇指出,制约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第一位因素并非经济下行带来的压力,而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惯性思维”。 高培勇表示,惯性思维的根源在于习惯了当前从需求侧考虑问题的“语境”。高培勇举例称,不管是党政官员,还是企业家,过去在谈论到经济发展的时候,几乎立刻想到的一个词就是“招商引资”,“这样一种惯性的思维,包括你、我、他都是难以摆脱的”。 高培勇强调,如果不摒弃这样的惯性思维,那么一旦“高质量发展”遇到风浪,人们便会不由自主的立刻回到原有的“高速度增长”轨道,“这是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的一个问题,因而需要转变这种惯性思维”。 高培勇也承认,惯性思维的转变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但不管怎样,必须认识到,我们必须迈向高质量发展,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去做”。 他认为,可以在高质量发展与高速增长之间划出一条相对明确的分界线,从而时刻告诫自己,现在是在分界线的左边还是右边。 第一,“不妨回顾下在提出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前的高速增长的语言背景,那个时候整个经济的运行是围绕着GDP的规模和GDP的速度而展开的。谈到经济发展,谈到经济工作,不可能绕开GDP的规模和GDP的速度,但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说GDP的规模和GDP的速度当然重要,但是现在有比它更重要的东西了,那是什么呢?那是质量与效益,因而就有了‘质量第一、效益优先’这样一种新的提法。所以为了实现围绕着质量和效益而布局经济工作,而谋划经济发展,才有了新发展理念”。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在GDP的规模和GDP的增速以及GDP的质量和效益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呢?我觉得这是可以做到的”,高培勇表示。 第二,在谈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高培勇称,这是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政策的主线,它的对立面就是以逆周期调节为主要特征的需求管理政策。因而,从需求管理政策迈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高质量发展阶段所必需面对的问题。 高培勇称,有几个方面的转变必然要发生。其一,要从站在需求侧移步于供给侧;第二要由聚焦需求总量转变为聚焦供给的结构;第三要由关注短期的平衡转为关注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第四要由主要动用政策手段的操作转为深化改革的行动。 他举例称,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是因“新老矛盾交织,结构性与周期性问题叠加”所致,换句话说,导致经济下行的压力不是来自于一个方面,而是来自于一个或多个方面,不是来自于一个因素,而是一个或两个或多个因素。 “简单的操用逆周期调节政策去应对经济下行,绝对会有效益,但是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甚至不能解决最重要的问题。比如说,当面对周期性下行压力的时候,逆周期调节政策无疑是有效的,但是当面对体制性或结构性问题因素影响的时候,逆周期调节恐怕就不那么有效,而必须动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以解决”。 “我们必须对症下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世界上就不存在包治百病的万应良药”,高培勇称,“警醒自己,警醒大家,我们现在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谈论经济形势,讨论经济对策,而不是在高速增长的环境条件下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告别惯性思维,要学会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办法稳需求、稳增长、破解经济下行的压力”。[详情]

格林斯潘:央行是否发数字货币是政治而不是经济问题
格林斯潘:央行是否发数字货币是政治而不是经济问题

  视频 |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央行是否发行数字货币是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 以下是文字实录: 何刚:我来自《财经》杂志,我知道很多人都在热烈讨论来自不同的数字货币,比如脸书,中国也有数字货币的想法,我想问一下,发展数字货币现在的挑战是什么?在未来,美联储是否仍然会在国际货币体系当中做主导? 艾伦·格林斯潘:全世界的央行非常懂市场变化的规律,以及货币的流动性,所以央行是能够去预测的,如果他知道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或者发生了这种变化的趋势,这个问题可能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就是通过预测。我总是认为央行最主要的功能就是预测,或者是有一定的比较高的预测性,他知道现在经济流动的一种状况,如果可以解决的话,是可以解决的。如果央行有足够的预测能力,经济的知识,经济的专业,是能够支持我们的货币发展的,我不知道这是否作为一种答案回答了你,因为我就这个问题只能做这些评价。 朱民:您觉得央行是否也应该要发自己的数字货币,因为考虑到很多加密货币,以及Facebook的Libra。 艾伦·格林斯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各个国家或者央行发行的货币,没有其他组织,你刚刚讲到Facebook,但我们讲到的还是一种主权发行国,这可能是大家无法想象的,作为主权发行国,央行在这方面不会有任何的异议,这个并非是在经济领域的话题,更多是政治领域的一个话题。[详情]

格林斯潘: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投资萎缩根源
格林斯潘: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投资萎缩根源

  朱民对话格林斯潘: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投资萎缩根源 贸易摩擦没有真正的赢家 11月12日,一场精彩纷呈的对话在以“不确定时代的变与不变”为主题的“《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演。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Alan GREENSPAN(艾伦•格林斯潘)与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朱民,从人口老龄化、社会福利支出挤占储蓄投资、全球是否进入衰退期、中美贸易摩擦,聊到数字货币、央行独立性等热门话题。 一、全球投资萎缩根源:人口老龄化,福利支出挤压储蓄空间 格林斯潘指出,21世纪 最大的特征是人口老龄化,这也是美国甚至全世界投资萎缩的原因。 因为人口老龄化,美国、英国等社会福利支出出现显著增长,福利的支出挤占了国内储蓄总额的空间,进而挤出了国内投资总额,后者正是生产力增长的主要决定性因素。 谈及中国,格林斯潘表示,过去五年间,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人均产出增速来看,中国始终位居首位,中国的储蓄和投资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远高于美国,这也是中国实际人均GDP和生活标准大幅上升的重要原因。但是中国的社会福利支出正在以与美国和英国同样的方式挤压储蓄总额的空间。 在格林斯潘看来,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但要阻止投资放缓、生产力增长放缓,只有尽量不要让社会福利挤压国内储蓄的空间。 格林斯潘表示,瑞典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为社会福利太高,所以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通胀率增到了500%,系统差点崩溃,后来他们做出改变,采纳了养老金的DC而不是DB系统,也就是固定支出而非原来的固定收益。 瑞典似乎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瑞典经验对其他国家而言并不可行。“剩下的国家不太可能回到过去了,因为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他们占的人口越来越多,社会福利支出就越来越多。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多年,没有得到简单的答案,因为不管是什么答案,都不会是很简单的答案。但是不论你怎么做,每一个国家尤其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克服这个困难。如果社会福利没有这么高,全世界的增长会比今天要高很多。”格林斯潘指出 二、全球经济停滞,但衰退尚未开始 今年下半年以来,全球多个国家出现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国债发行负利率等情况。一场关于全球进入衰退期的讨论在全世界范围内热议。在格林斯潘看来,毫无疑问经济走弱,但目前说衰退还言之过早。 “每周工业产值的差额在不断减小,还包括工业产品生产的数量也在缩小,但是现在还不能把它叫做是一个衰退的开始。”格林斯潘表示,在过去50年,所有的衰退的起点都处在净借入区间,但目前我们(美国)还处于借出阶段,因此短期内衰退的风险是很小的。 从全球范围而言,世界很有可能会进入通胀的压力之下,而非通缩的压力之下。“这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我不能把它叫做一种所谓的“经济衰退”,但从全球来看,确实是一种停滞状态。” 三、贸易摩擦没有真正的赢家,应采取措施避免双输 格林斯潘认为,如今,美国和中国主导着全球商品贸易流动和服务贸易余额,在当下这场关税战役当中,没有所谓的赢家或输家。“我们的关税之战、贸易之战,所谓的赢家,在自身的生产者身上也会有税种产生,因此它最终会回到一个基本点,即增加关税。这个关税本身会回到自己国家的人民身上。” 美国今天在关税收入的总量上已经超过了中国的关税收入。他说关税收入等于向企业和居民收税,很悲伤现在的政策决策者并不懂这些基本的经济规律,所以贸易战可能还会继续维持。 他呼吁,“关税之战所谓的赢方,其实也是输方,只是输多输少的问题,关税之战没有真正的赢家,我们希望有更多合理的行动或者措施,能够尽快将这样的所谓贸易战或者税收之战停止。 “如今,美国的钢材、铝和煤炭生产制造行业正向低成本国家转移,取而代之的则是蓬勃发展的软件业、医疗服务和机器人技术行业。在此情形下,特朗普式的关税政策一旦实施,只会推高价格水平,降低国民生活水准。”格林斯潘表示。 四、 央行发行主权数字货币是政治问题, 数字货币或为央行预测功能带来挑战 对于备受关注的数字货币及其对央行的影响,格林斯潘认为,央行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根据市场变化规律和货币流动性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如果央行有足够的预测能力,那么就可以支持货币发展。 关于各国央行要不要考虑发行数字货币,格林斯潘表示,只有各个国家的央行才能发行货币,其他组织则是不可以的。但央行发行主权数字货币并非是经济领域的话题,更多是一个政治领域的话题。 朱民解释道,主权国家的货币和央行的权威是法律制定的,不需要通过数字货币来执行,而数字货币会引起央行在现有的现金货币体制下政策的困扰。 五、美联储独立性短期没有问题,美联储主席已习惯于“背锅” 近期,美国国内要求增强央行独立性的呼声日益高涨。格林斯潘认为,短期内,担心美联储的独立性受到侵蚀“为时过早”。“但政客们肯定会一直把这个锅都扔给美联储,除了自己不背锅,其他人把锅都扔过去。作为美联储主席,这种事情我们早就适应了,早就习惯了。除非美国政治体系发生大变化,否则我其实并不担忧货币供给的操作,它还会继续保持稳定下去。” 以下为对话实录: 朱民:感谢戴小京的介绍,也很感谢会议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又一次回到这个平台,来和大家做一个沟通和交流。今天是和美联储前主席作一个对话。艾伦你好,你能听得见吗? 艾伦·格林斯潘:我肯定能听得见。 朱民:很高兴能再见到你,我们今天都非常荣幸能够请到格林斯潘先生与我们现场连线,他是美联储前主席,是跨过六位美国总统,我们都知道他曾经是最有权势的人,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一点,他是世界顶级的经济学家,也是非常顶级的统计学家,他喜欢数据,喜欢观察数据,分析数据,从数据中发现规律,以此来分析整个世界。 我在华盛顿的时候,经常去拜访他,听他的智慧,同时也去那儿蹭饭,谢谢艾伦,谢谢您这么多年来让我蹭饭和我对话,下次我去华盛顿的时候,我再去拜访您,再去找您蹭饭。 艾伦·格林斯潘:每次来的时候可以蹭两次,非常高兴能够再次看到你。 我今天跟大家解释一下美国经济是如何在变化的,然后全世界是如何也经历相似的变化的。 21世纪最大的特征是人口的老龄化,大家在图一中可以看到,在2018年,联合国选定的工业化国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8%以上。直到上个世纪,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一直要工作到死亡,能退休的人是非常少的。因此,退休的福利,特别是美国的社保和美国的医保,在21世纪有显著的增长,而且今后几十年预计会进一步大幅上升。 图二,我们能够看到在过去的50年中,美国的国内储蓄总额和政府社保支出的总和占GDP的百分比,一直是非常奇妙的稳定在30%上下,发生这个变化的是这个总数的构成,从这个数据中可以看出,随着社保支出的增长,国内储蓄总额出现了幅度与之相接近的下降,因此可以推出,福利项目支出的增长正在不断挤压国内储蓄总额的空间。 图三,看看英国的情况。在这方面尽管数据样本不够多,但可以看到它的数据结构的变化和美国是差不多的。 图四,我把欧洲其他国家的数据也放到了上面,主要是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比利时、芬兰,他们加起来的总体情况和美国和英国的情况也差不多。 图五,从1929年甚至1929年以前开始,在美国国内投资的总额就一直紧跟着国内的储蓄总额。但是近几年,投资已经超过了国内储蓄,二者的差额是来自国外借来的资金所填补的,具体表现就是外国储蓄净额的增长。 图六,我们可以看到这笔从国外借来的资金,体现为美国的国际投资净额,目前已经接近10万亿美元,15年前,甚至是更早的时候,它是非常稳的,而近期发生了最大的变化。而近年来,我们发现生产力的增速有所下降,原因是福利的支出挤占了国内储蓄总额的空间,进而挤出了国内投资总额。国内投资总额是生产力增长的主要决定性的因素。 图七,这里显示的是过去五年全球各个主要经济体人均产出的增速,美国的表现要好于其他很多发达的经济体。但是,中国在这五年一直是居于榜首的。 图八,美国和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实际人均GDP,中国低一些,但要注意的是爱尔兰的人均GDP被人们抬高了一些,原因是跨国公司处于税务方面的考虑,将在欧洲的总部设在爱尔兰。 与此同时,我还想指出一点,、就是在这个表格当中的第二部分。再看一下美国和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实际人均的GDP,美国和中国来讲,你会发现中国和美国GDP之和占到全球GDP的40%。 图九,它代表的是美国的联邦预算赤字,联邦预算的赤字往往会增加单位货币的供应量,正像这张图中所描绘的那样,最终导致通货膨胀的上升。在这里上方表格是下方图形的统计分析回归结果。资本拨款领先资本支出6个月,也就是说企业将资金用出去的平均时间为6个月,我们在回归分析中发现的情况也是这样的,而且调整之后的R2的值是最高的。该回归分析中的应变量是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现金流的比例,也就是企业管理层选择将多大一部分流动性现金资产变为非流动性固定长期资本。我们发现,美国5年期国债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差,以及美国联邦政府储蓄总额占GDP的百分比,非常明显的领先应变量两个季度。 第十二张表,这体现了一个应变量,并且叠加了经济衰退期,在过去50年当中,所有衰退的起点都在净借入区间,目前我们还处于借出阶段,因此短期内衰退的风险是很小的。每周工业产值的差额在不断减小,还包括工业产品生产的数量也在缩小,但是现在还不能把它叫做是一个衰退的开始。毫无疑问的经济走弱,包括工业领域的一些变化,全球很多地区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里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从这边到那边,也就是从现在到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等一下我会在提问的时间跟大家讲。 接下来继续看我们的数据分析。 这是用了另外一种不同的分析方法来看待全球经济不同的变动。 第十三张表,这是从欧洲的角度,其实现在欧洲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非常明显。现在最让我担心的欧洲的情况是非常具体的,也就是欧洲整个TARGET2系统(欧洲各央行间的清算系统 ) 的支付余额。这是欧元区央行的清算行所的数据,大部分的差额,包括德意志银行的余额差值,我觉得其他欧洲的国家,可以看到非常显著的分化,德国央行的余额远高于其他国家,欧洲央行本身是处于净借入状态,再加上贸易的作用,德国为欧洲很大一部分提供特别多的资金,再加上贸易的情况,很有可能德国是欧洲整个金融体系当中最主要的提供资金者。卢森堡也是一样,还包括其他的一些分支机构,都为它提供了资金的借入,尤其是德国扮演了这样一个提供资金者的角色,特别是给南欧,但我不知道这样的角色能持续多久。 可以看到,在这方面会出现,再考虑到进出口的情况,在欧洲,尤其是在南欧,我还是怀疑这样的一种借贷关系到底能够维持多久。 再看一下十四张图表,具体分析一下欧元区商品贸易额商品之间的关系,这是展示的是北欧和南欧之间的贸易差。北欧地区仍然是欧洲的经济动力所在,对南欧贸易顺差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德国。 第十五张图表展示的是,1960年美国实际人均收入,和中国现在的水平相仿,当时美国主要生产钢材、铝和煤炭,跟现在的中国情况非常类似。创造性破坏让这些行业出现了转移,转向低工资国家,比如中国。如今在美国这些行业被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蓬勃发展的软件业、医疗服务和机器人技术,这对于富裕国家是很自然的,如今特朗普式的关税政策,一旦实施只会提高价格,降低国民生活水准。 第十六张图表,中国的储蓄和投资占到GDP的比重要远高于美国,这是中国实际人均GDP和生活标准大幅上升的许多原因中的一个。 第十七张图表展示的是社会福利,中国的储蓄和社保支出之间,以及占GDP的比例,中国的社会福利正在以美国和英国同样的方式挤占着储蓄的空间,我发现这样的一个过程,在全球大部分国家都在上演。 第十八张图表,这是两个最主要的国家,美国和中国,主导着商品贸易流动和服务贸易余额。 第十九张图表,美国的关税收入从2009年3月开始就已经逐渐超过中国,让我们看一下所谓的贸易战到底是什么,这张表可以说明问题,就是美国的收入主要是来自于关税,这是从2008年3月份开始美国关税的收入,2018年已经提到了贸易战,这是美国一些数据的表明。 还有一点我们逐渐发现,关税本身就是税的一种,在关税的战役当中,没有所谓的赢家或者输家,我们的关税之战、贸易之战,所谓的赢家是在自己的生产者身上也会有税种产生,因此它最终会回到一个基本点,它会增加关税,这个关税本身也会回到自己国家的人民和正确者的身上。 在媒体当中有类似的报道,现在大家把它叫做关税之战了。我想说,在关税之战的双方,也就是最终会有一个反作用,反作用出现在自己国家生产者的身上,他会付出更多税收的成本,这些数据当中表明的是关税之战所谓的赢方,其实也是输方,只是输多输少的问题。中国和美国,根据这样的预测,在这场战争当中都会两败俱伤。所以,我们认为关税之战没有真正的赢家。 考虑到全球贸易的体系,很多人都会非常关注,这部分我会比较多留点时间来讲,我们希望有更多合理的行动或者措施,能够尽快将这样的所谓贸易战或者税收之战停止。我看着真是比较揪心,因为我在中国有很多朋友,工作也认识了很多人,他们都认为这种行动是非常无谓的,这种关税之战真的是双输的局面。 我上次来中国是2005年10月份,作为美联储主席访问中国的时候,朱镕基总理和夫人在中国领导人招待政要的钓鱼台国宾馆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晚宴,在饭前的茶会上我和朱总理有机会交谈,他说话的方式,让我对他当时是否真的退休了产生了一些怀疑,尽管各方媒体已经坚称他已经退休了,因为他对我们两国之间的关键问题的了解非常富有洞察力,这种洞察力和深刻的见解一直贯穿于我们11年的友谊。 当我们讨论了对中国汇率和美国贸易失衡的看法的时候,我惊讶于他对中国经济弱项和所需补救措施的详细了解。另外,我也被他对这类问题的老练程度印象非常深刻,这种老练在世界领导人中也是数一数二的。那些年来,我们讨论了很多问题,比如银行监管的最佳形式,让当时刚刚起步的中国股市独资发展的必要性等等话题,在那些年间,我越来越欣赏朱总理,所以很难过的意识到,我们以后可能不会再见面了,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再见面。他当年担任副总理和兼银行行长的时候,我们成为了朋友,我一直密切关注着他的职业生涯,他是伟大的经济改革家,邓小平的思想继承人,正是邓小平把中国从自行车时代带到了汽车时代,以及随之带来的一系列的变化。邓小平既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实用主义者,他推动了中国从封闭的中央计划农业经济向经济舞台上强大的角色转变,中国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当时由于严重干旱,所以政府放松了长期以来对农民个人土地的严格管理。根据新的规定农民可以保留大部分的农产品来自营自销,结果就是农业产量大幅上升。鼓励政府进一步放松管制,开发农产品市场,在几十年的经济停滞后,农业生产力蓬勃发展。 农业市场经济的成功鼓励了改革开放向工业领域拓展。同样适度放松约束带来了比预期更大的增长,支持了改革者的观点,改革者希望能够更快的走向竞争性的市场模式。没有一个改革者敢把这种新模式称为资本主义,他们反而使用一些委婉的说法,用邓小平的名言,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领导人拥有敏锐的洞察力,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内在矛盾和局限性,以及资本主义的成功有效性,否则的话,他们为什么会开始如此雄心勃勃的一项与传统如此格格不入的事业呢。 随着中国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走的越来越远,经济的进步取得巨大成功,早些年的意识形态的辩论慢慢就成为了历史。我第一次踏上中国是在1994年,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很久了,之后我又好几次访问中国,像所有访问中国的外国人一样,我每次都对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印象非常深刻,中国的经济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自行车经济发展成为一个去年生产2300万辆汽车的国家。在几千年来,农耕的土地上摩天大楼拔地而起。 近年来,中国也制定了很多市场经济的体制,而重大的变化仍然不停地涌现,最重要的是中国目前正在建立一个与美国非常相似的破产体系,所以中国的发展是惊人的,世界和美国都为此感到印象极其深刻。 我就说到这里吧,如果有问题,欢迎大家问我。 朱民:谢谢艾伦,谢谢您刚才非常非常精彩的发言和演讲,也谢谢您对全球经济局势的洞察,您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评论,以及您对中国经济发展未来的乐观和中国改革开放未来的乐观。 现在我们谈一谈您刚才谈的第一个事情,我们都知道,投资自2008年以来保持在低位,但也推动着世界经济的增长,不过您刚才非常独特的提出,您的数据说投资很低是因为储蓄很低,正是因为社会福利项目挤压了储蓄的空间,这都是因为人口老龄化。如果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人口结构越来越老化的话,在您看来,投资会不会继续放缓?生产率增长会不会继续放缓?因为人口老化是不可避免的。 艾伦·格林斯潘: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你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所有的经济政策制定者来说,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而医学越来越发达,使我们的平均寿命拉的很长,所以退休的问题,有的80岁的人都想不到要退休,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趋势的确是不可逆转的,我们也不想逆转它,要怎么做呢?尽量不要让社会福利挤压国内储蓄的空间,因为每个国家的情况,现在大概都是这样的趋势。只有一个国家现在真正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就是瑞典。瑞典在这方面做的特别不好,因为它的社会福利太高,所以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它的通胀率增到了500%,系统差点崩溃了才做出改变,他们怎么做的呢?采纳了一个养老金中DC系统,而不是DB,也就是固定支出,而不是原来的固定收益,瑞典似乎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是不太可能回到过去了,因为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他们占的人口越来越多,社会福利支出就越来越多,我在这个问题上也想了很多年,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因为不管是什么答案,都不会是很简单的答案。但是不管你怎么做,每一个国家,尤其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来克服困难。如果社会福利没有这么高,全世界的增长会比今天要高很多。 朱民:是的,这个问题的确是很困难,非常感谢您从自己独特的角度和数据来看待这个问题,我管它叫做“格林斯潘的挑战”。 我们假设特朗普让你当他的顾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说了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投资会继续走低,您刚才提到了资本拨款和现金流的对比,所以投资会一直走低。那么,我们最后都是低增长了,您觉得美国会不会进入像日本那样所谓的30年低增长低利率的经济停滞呢?如果特朗普要问你的话,你对他的建议是什么呢? 艾伦·格林斯潘:其实我觉得在这个领域,别人比我回答可能更加专业。我们在提供一些建议的时候,如果我觉得自己在这个领域并非是专家,可能我的答案并非是最好的答案。 朱民:刚才您提到了欧洲的情况,欧洲现在经济出现了极大的不平衡,我们刚刚看到,北欧对南欧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他们提供资金进入到南欧,因为南欧有极大的贸易逆差,给这部分进行资金的补充,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无法维系的情况,你觉得这会造成欧盟最后的崩溃吗?就像2008年我们所目睹的欧洲的局面? 艾伦·格林斯潘:我们知道,英国出现了脱欧的情况,它可能会在欧盟内部出现一些系统的调整,但是它的不确定性,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外部因素,它会不断地抑制资本的投资。我刚才所展示的这些表都是非常关键的,让经济能够持续进去的就是资金的供应,但这个资金的供应是有一些投资的鼓励,或者基于政治意愿之下的投资行为,但是这种做法并非是一种长期有效的方法。 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为什么中国的发展这么快呢?是因为中国具有一个能力,也就是社会当中的储蓄额是非常高的,这是其他经济体没有的,换句话说,问我的建议还不如问您的建议。 朱民:非常感谢您的称赞,我相信您的经验一定是比我丰富的。我知道您花了很多时间研究通胀这一现象,世界上很多地方的通胀率很低,你觉得在某一种情况下,通胀率会反弹吗?因为大家都在看通胀,包括股权市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你是否会突然某一天在未来我们的通胀又会上升,或者您觉得将来是一个低通胀的经济发展? 艾伦·格林斯潘:说到通胀,通胀是有什么所决定的呢?还是要看单位的劳动成本,它是由薪酬和生产率所决定的。如果我们的劳动力单位成本在不断上升,可能很难保持一个比较低的通胀率,我在之前的图表当中已经给大家展示,你很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个通胀的压力之下,而非是通缩的压力之下。这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我不能把它叫做是一种所谓的经济衰退,但全球来看,是一种停滞的状态。 我刚才也讲到,我们每个人都观察到了一种增长的步伐,但其他人为什么做不到像中国经济发展之快呢?我们要看到它背后的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中国以家庭为单位会把收入当中的一大部分作为存款,高于西方社会,他就会有很高的投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增长速度如此之快,尤其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尽管中国GDP的脚步有所放缓。 朱民:再回到中美贸易战的话题,主要是由美国挑起的,并非是由中国所挑起的,因为中国并不想跟美国有这种贸易摩擦。您提到了贸易战当中不会有所谓的赢家,但您也提到,很遗憾的是很有可能这种摩擦还会持续下去,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评价?贸易战解决不了,美国的赤字还是3%,而中国贸易顺差慢慢靠近零,但是很明显,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减少了30%,但中国对于全世界的贸易出口,还是比较高的水平,所以你刚才讲到了关税在美国会对美国国内的消费者形成一种反弹力,在企业项,也会增加更多的税,到底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破解当前的这样一个困境呢? 艾伦·格林斯潘:我希望我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做决策的人根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我只能这样回答。 朱民:所以他们真的需要您给建议才对呀。 艾伦·格林斯潘:我觉得他们不愿意听,很抱歉。 朱民:在座的有几百个听众,不知道您能不能看到我们的现场,我干脆将话筒给听众,有任何问题或者评论想要问一下格林斯潘先生。 何刚:我来自《财经》杂志,我知道很多人都在热烈讨论来自不同的数字货币,比如脸书,中国也有数字货币的想法,我想问一下,发展数字货币现在的挑战是什么?在未来,美联储是否仍然会在国际货币体系当中做主导? 艾伦·格林斯潘:全世界的央行非常懂市场变化的规律,以及货币的流动性,所以央行是能够去预测的,如果他知道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或者发生了这种变化的趋势,这个问题可能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就是通过预测。我总是认为央行最主要的功能就是预测,或者是有一定的比较高的预测性,他知道现在经济流动的一种状况,如果可以解决的话,是可以解决的。如果央行有足够的预测能力,经济的知识,经济的专业,是能够支持我们的货币发展的,我不知道这是否作为一种答案回答了你,因为我就这个问题只能做这些评价。 朱民:您觉得央行是否也应该要发自己的数字货币,因为考虑到很多加密货币,以及Facebook的Libra。 艾伦·格林斯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各个国家或者央行发行的货币,没有其他组织,你刚刚讲到Facebook,但我们讲到的还是一种主权发行国,这可能是大家无法想象的,作为主权发行国,央行在这方面不会有任何的异议,这个并非是在经济领域的话题,更多是政治领域的一个话题。 朱民:所以数字货币就不是央行要考虑的问题是吗?后面有一个嘉宾想要问问题。 提问:我们是做投资管理的,公共部门的负债在过去的10年当中上升的非常快,尤其在2008年之后的金融危机,政府债上升的非常快,这个问题很多央行都会遇到,关于借贷率,宏观债的比例,这种政府债跟企业债是有一些差别的,您是否会认为政府债的积累会成为一个长期的挑战或者问题?随着经济的增长,可能有更高的借贷率,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经济不好会怎么样?现在政府债真的成为了大家关心的热点,您觉得他是否会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危险因素呢?央行如何出手能够缓解政府债的比例? 艾伦·格林斯潘:没有债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债也没有所谓的投资,因此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要发现一个差别,你的企业股权和企业债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是由来已久的,我觉得几百年前就有这个问题了。但这个问题不是一个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权衡的问题,这大部分也是一个政治范畴的问题,很多主权国家都必须要应对管理债务的问题,你是如何管理自己国家的主权债的,对于你控制通胀率也是很关键的,你的信贷超过了储蓄率,就会拉高储蓄率。相反的,就不会出现这种事情,这个问题一直就是这样的,也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了。 朱民:谢谢您。还有一个政治方面的问题,您最近和其他的前美联储主席一起呼吁独立的央行建立的可能性,您认为这个央行的独立性是不是现在正在受到侵蚀?您是有所担心吗?您认为央行如何能够更好的加强自己的独立性呢? 艾伦·格林斯潘:这点还没到呢,但是你要记住,美联储是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来建立的,是美国政府批准签署了这项法案,这叫《美联储法》,所以才形成了美联储的这个体系,它的根就是政治来的,最终政治的确要产生一些影响的,我短期并不担忧,因为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现任的美联储主席的一系列操作,都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当你当了这个主席之后,有很长的一段时期来继续平稳这样操作,除非你个人推翻了,比如说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政治的传统,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偏离的空间,所以在短期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这个问题,还是依然会有人提出,但只要美国宪法还在,还有效力,而且宪法很难改,这里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肯定政客会一直把这个锅都扔给美联储,除了自己不背锅,其他人把锅都扔过去,但这种事情美联储的主席,我们早就适应了,早就习惯了,除非发生美国政治体系大变化。我其实并不担忧我们货币供给的操作,还会继续保持稳定下去。 朱民:是,维系央行的独立性是管理宏观经济的关键所在,谢谢格林斯潘先生非常精彩的发言,现在是10点过2分,我们的时间到了,就不了说,谢谢您。您气色非常好,我下次去华盛顿的时候,就去您的办公室,您刚才说的可以让我蹭两次饭。 艾伦·格林斯潘:谢谢。 朱民:我们有一个很精彩的艾伦·格林斯潘的演讲,如果能够给我三分钟的话,我愿意把他讲的东西简单归纳一下。 第一,2008年以来,我们观察到全球的投资都在下降,投资疲软,以美国为例,今天美国的投资与2008年比,按GDP的比重低了3个百分点,投资疲软是经济增长缓慢、劳动生产率缓慢、工资增长缓慢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为什么?他给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解释,因为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以后,储蓄下降,社会的养老等等支出上升,就是个人的整体储蓄+社会养老保险支出加总的水平没有变,但它的结构变了,储蓄压低使得投资只能下降,全球都面临这个结果,因为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投资会继续在低位,而且会继续下降,所以我们很可能会在长时期处于低增长的格局。这还真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想法,很厉害。 他说唯一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是瑞典模式,但瑞典模式和今天几乎所有国家的养老模式不一样,我们没有财务资金能把我们从今天的模式转到瑞典模式,所以这对未来养老金的改革是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如果这个不改,投资就会继续低迷,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通货膨胀持续低迷,他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跟投资有关,投资低迷,劳动生产率低,使得工人的工资上不去,通货膨胀上不去。所以,如果劳动生产率持续低迷的话,工资水平上不去,通货膨胀还是上不去,所以我们也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处于一个低的通货膨胀  的情况,低通货膨胀、低增长,利率水平已经很低,还在往低走,那就是典型的日本式衰退。我问他世界是不是在进入日本式衰退,他没有直接回答,但他认为低通胀、低增长、低利率的格局是存在的。欧洲处于一个不平衡的状况,因为北欧,特别是德国的出口不断盈余,盈余的收入就变成资金输入到南欧,使得欧洲产生了两个板块,盈余国和赤字国,这两个板块之间的互动差距越来越大,这是一个不平衡的结构,这个结构和2008年以前的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是非常相近的。 中美贸易摩擦在美国,不在中国,美国今天在关税收入的总量上已经超过了中国的关税收入,这个结构是不能想象的,他说关税收入等于向企业和居民收税,很悲伤现在的政策决策者并不懂这些基本的经济规律,所以贸易战可能还会继续维持。 何刚问他怎么看数字货币?他认为央行不见得要考虑数字货币,主权国家的货币和央行的权威是法律制定的,不需要通过数字货币来执行,而数字货币会引起央行在现有的现金货币体制下政策的困扰,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对数字货币的争议是很多的,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央行,包括我们的中国人民银行,都在研究数字货币。所以,他的结论也是很有意思的。 央行的独立性当然是宏观架构里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维持央行的独立性,还是特别重要的。他并不认为美国现在的央行独立性很糟,但隐含的是央行的独立性已经遭到了侵犯。 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一个90岁的老人,一个退休的前美联储主席,他的人生的经验和我们分享他对世界的观察,讲的非常精彩,再次感谢大家参加这个论坛。谢谢大家![详情]

曹远征:全球经济依然处于分化中 防范风险更为关键
曹远征:全球经济依然处于分化中 防范风险更为关键

  “世界经济在分化之中,而且分化之中有掉队的现象,全球的经济都有下行。”11月12日,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在以“不确定时代的变与不变”为主题的“《财经》年会2020:预测与战略”上指出,随着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全球处在新技术革命的前夜。从全球来看,在过去十年中间,尽管有种种宏观经济政策出台,利率甚至一度为零,但经济增长始终乏力,这样的低增长态势或将维持一段时期。 未来,全球经济的下行是否会演变为经济衰退?若进入衰退期,应对工具是什么?2008年金融危机是否还会重现? 对此,曹远征认为,在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中,货币政策似乎“已经走到头了”,唯一可选的工具便是财政政策。面对这样的形势,要求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予以紧密配合和协调,但遗憾的是,目前全球依然还在分化之中。 “这个分化不仅仅是政策的分化,最重要是没有协调性,于是货币政策还会有个别歧视,这会加剧市场风险,资金的流动变成无方向感,往往在各国之间进行冲击,引起汇率的极具波动,防范风险变成第一位的。” 以下为发言实录: 何刚:下面有请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先生发表他的看法。 曹远征:我上个月两次去欧洲,所以我们看到的看法是跟黄益平所讲的略有不同。2017年,全球进入复苏状态,70%的国家都在复苏之中,2018年之后,特别是以中美贸易冲突为代表的去全球化的发展,使全球经济出现严重分化。刚刚黄益平讲的美国经济依然不错,但注意一下,欧洲经济和日本经济也在大幅下行,欧元区经济增长不超过1%,日本在1%以下。与此同时,分化也延续到了发展中国家,从去年开始,发展中国家的高债务问题一直被关注,因此出现了类似阿根廷事件,当然也有这种分化在今年表现更加明显,印度经济下行速度非常之快,世界经济在分化之中,而且分化之中有掉队的现象开始,全球的经济都有下行。 于是问题就提出了,这个下行会不会到衰退?在欧洲地区很可能在明年进入衰退,马上更严重的问题,这样一个衰退以后,应对工具是什么,会不会出现2008年那样的金融危机?从两点上回答:第一,这个现象是怎么产生的,未来这个情况怎么应对,它的趋势是什么趋势?2008年危机是世界经济的转折点,改变了世界经济原有的态势,出现了两个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可以称之为新常态,全球全要素生产率都在下降,预示着新一代革命还在酝酿之中,并没有在经济中得到体现,尽管有很多亮点,像信息技术,但整个经济是全要素生产率在下降,全球处在一个新技术革命的前夜,这构成了在过去十年中间,尽管有种种的宏观经济政策,利率甚至到零,但经济增长始终乏力,这样一个低增长态势还会维持相当一个时期。 第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为了维持经济稳定,宏观经济极度宽松,特别是货币政策,利率走到零,带来的结果是所有经济体杠杆里都在高起。2008年的危机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就是杠杆快速衰退,为了避免这个,需要加杠杆顶住杠杆,你会发现各国债务,尤其中国政府的债务,占GDP比重在持续提高。日本已经达到了300%,美国超过了100%。这样一种高杠杆的现象,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合理的担心,如果杠杆高,高处不胜寒,就有衰退的风险。今年以来,黄金价格从今年5月份开始暴涨,整个金融市场的避险情绪在提升。 未来怎么对付?过去十年中,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到头了,特别是货币政策,利率已经是零,欧洲现在已经是负利率,我们现在不太理解负利率怎么操作。这时候传统认为的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方面,已经走到头了,唯一选的工具就是财政政策,财政在高债务的情况下是否能维持变成一个挑战。请大家特别注意,宏观经济政策有个新理论出现,就是财政货币化。在过去十年,发达经济体采取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两个:一是利率持续下行;二是通过货币供应支持国债发行。现在IMF的理论是说,印钞票买国债很可能有它的道理,如果下一次再出现这种困难,还要继续延续这种政策,它的逻辑是,只要不出现通货膨胀,货币就可以无限发行,国债就可以无限扩大,杠杆率就可以无限提高,除非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我想这很可能是下一次如果再出现困难,很多国家的唯一选择,这会对市场以及对经济带来重大的影响。 第三,面对这样的形势,要求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予以紧密的配合和协调,但很遗憾,全球现在依然还在分化之中,这个分化不仅仅是政策的分化,最重要是没有协调性,是对全球化的怀疑,合作的基础正在丧失。于是货币政策还会有个别歧视,这会加剧市场风险,资金的流动变成无方向感,往往在各国之间进行冲击,引起汇率的极具波动。明年尽管美国的状况不错,但全球状况并不乐观,风险在加大,特别是在这个市场开始工作的,防范风险变成是第一位的。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详情]

标普:全球投资放缓不完全因贸易 更多是技术造成的
标普:全球投资放缓不完全因贸易 更多是技术造成的

   新浪财经讯 11月12日消息  主题为“预测与战略”的财经年会2020今天在北京召开。标普全球评级董事总经理兼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Shaun ROACHE认为,影响全球投资放缓的原因不一定全是跟贸易战有关,更多的跟技术有关。 Shaun ROACHE表示,全世界23个国家的不确定性都已经上升了,这是自90年代以来最高的,尤其是在亚洲、在中国,明显反映出贸易战所带来的问题。不确定性影响到投资的增长,亚太的投资增长,一年前差不多是7%,现在只有2%。美国在投资增长方面,减税之后的5%骤降到现在的1%。 他认为,全球投资放缓的情况毫无疑问是中美关系所造成的,但也会有其它的因素。不一定完全跟贸易有关,更多的是技术所造成的,包括知识产权、外资的准入、公平性。“你要去华盛顿,去美国国会跟他们聊,他们都会聊到一个核心,他们最关注的就是在中国的贸易伙伴当中,在美国都会提到对技术的担心。这些原因都是由美国贸易代表在关税谈判的时候所提到的,大部分都是指向了技术。” (新浪财经 刘洋)[详情]

于学军:5G技术开发应用对明年经济增长带来重大影响
于学军:5G技术开发应用对明年经济增长带来重大影响

  原标题:于学军:5G技术开发应用对明年经济增长带来重大影响  新京报讯(记者 张思源)11月12日,《财经》年会2020在京召开,中国银保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发表主题演讲。于学军表示,2020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一些科学技术上的突破与创新,如5G的商业化应用已经开始,许多改变也许是意外的。同时,于学军认为,5G技术的开发、应用等,都对明年的经济增长带来重大影响,甚至可能对金融、货币等形成直接影响。 对于债券市场,于学军认为,债券市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是,债券市场的发债存在非常明显的分化,央企等有政府背景的发债主体发债利率较低,不少评级不低的民营企业发行不畅。 新京报记者 张思源[详情]

黄益平:美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僵尸融资渠道
黄益平:美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僵尸融资渠道

  原标题:黄益平:美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僵尸融资渠道  这个僵尸融资渠道最后会形成大量的僵尸企业,形成反通胀甚至是通缩的压力。 新京报讯(记者 张思源)11月12日,《财经》年会2020 在京召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在主题演讲中提出,美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僵尸融资渠道,目前我国实际上边际资本产出率已经在明显地上升,而货币政策刺激增长的效率已经在下降。 黄益平说,“我不反对逆周期调控,但是在我们大幅度地宽松货币政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脑子里头想一想形成新的僵尸融资渠道的风险”。 黄益平介绍,根据纽约大学的一位教授及其合作者的结论——“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环境有可能会导致一种僵尸融资渠道,这个僵尸融资渠道最后会形成大量的僵尸企业,形成反通胀甚至是通缩的压力。” 黄益平解释,过去金融学里研究货币政策宽松时,一般银行要找风险更大的借款人去贷款,也就是风险承担增加。但是在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环境下,实际上是因为融资成本极低的程度,以至于很多本来商业不可持续的企业获得了融资,导致很多过剩产能,看上去是经济还行,就业也不错,但实际上生产出来的很多产品,第一是效率比较低,第二是总体的通胀率被压下去。也因此在量化宽松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没有形成通胀的压力,反而是形成了通缩的压力。 新京报记者 张思源[详情]

白春礼:区块链技术将显著降低社会运行成本
白春礼:区块链技术将显著降低社会运行成本

  原标题:白春礼:区块链技术将显著降低社会运行成本  数据的不可篡改,可有效避免交易纠纷,提升整体的运行效率。 新京报讯(记者 张思源)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11月12日在《财经》年会2020上提出,区块链电子发票应用区块链技术构建的训练网络,可以真正实现交易即开票,大幅度降低税收的征管成本,有效解决数据的篡改,一票多报,解决偷税漏税的问题。 据悉,10月30日,深圳市区块链电子发票开票量曾突破1000万张,这也是继2018年8月全国首张区块链电子发票在深圳诞生以来的又一个里程碑。 白春礼指出,区块链电子发票的优势在于其按需使用,无需定期往返税务局领购发票,这极大的降低了公司办税人员的工作负担,提升了工作效率。此外,免费用票也让企业降低了额外的财务成本。用户在平台上购物时,即可自行申请开票。 白春礼介绍,区块链技术是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多种机制的集成应用,可以实现信息的公开透明。特点在于不可篡改、不可伪造、可追溯、无需第三方背书。在他看来,区块链技术的广泛应用,将显著降低整个社会运行成本,提升运行效率。 他提出,“在供应链管理方面,区块链技术保证了交易的可追溯,数据的不可篡改,可有效避免交易纠纷,提升整体的运行效率。” 新京报记者 张思源[详情]

周小川:当前经济结构转变重要内容是加快服务业发展
周小川:当前经济结构转变重要内容是加快服务业发展

  原标题:周小川:当前经济结构转变的重要内容是加快服务业发展  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刚刚超过52%。 新京报讯(记者 张思源)《财经》年会2020上,央行原行长周小川表示,当前经济结构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到去年年底,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刚刚超过52%。从全球横向比较来看,这是一个相对较低的数字,同时也预示着服务业的发展还有巨大的空间,是我们结构改革的最主要的内容之一。 周小川表示,仍旧有相当多的服务是不可贸易的。比如餐馆服务,你不可能在北京吃到世界其他国家当时做的菜肴,你虽然可以在互联网上约某个其他国家的理发师,但是你的理发不可能在那个地方实现的,这个例子比比皆是。因此,服务业仍旧在很大程度上看作是不可贸易的产品。 周小川在谈到服务业的发展效率时指出,服务业价格往上涨的速度并不比可贸易品的慢,基本上是一种同步增长甚至有时更快。 新京报记者 张思源[详情]

大摩邢自强:中国经济出现正面筑底回升迹象
大摩邢自强:中国经济出现正面筑底回升迹象

   新浪财经讯11月12日,在第十七届《财经》年会上,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表示,年初时候大家对全球经济充满了担忧,但目前,这种担心已经得到了缓解。 在他看来,缓解来自两方面原因:一、全球央行政策相对及时。20国央行放松货币政策、降息,利率水平即将达到2008年以来最低水平。同时,财政政策也有所应对,主要国家财政政策较比去年小幅扩张。 他表示,大家年初的担忧更深远的原因是企业信心受损后,企业不投资了、不扩产了,这间接对消费造成了影响;其次,是对美国经济能否独善其身的考虑。他说,最近,美国就业市场和工资增长有所放缓,“这说明贸易摩擦是没有赢家的。”对于此轮担忧,“中国在财政领域加大了减税降费、地方债支持基建等逆周期操作,政策应对比过去更加及时。” “中国经济增速虽然连续6、7个季度出现放缓周期,但也有新的迹象在朝着正面的方向出现筑底回升的可能性。”他认为,这表现在:一是企业去库存彻底,当前工业品库存水平是三年来最低,这是企业对未来不乐观局面判断后采取的措施,如果外部环境和出口有好转,将形成利好;二是中国老百姓在去杠杆。去年以来,老百姓消费信贷包括互联网金融消费信贷增速明显放缓,居民储蓄存款回升,这说明老百姓也在去杠杆。 他认为,基于企业去库存到居民去杠杆的转变,如果外部环境有所好转,中美贸易摩擦略有降温缓和迹象,这将为经济筑底回升出现温和复苏创造有利条件。 (新浪财经 张军)[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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