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2020年会十大金句

　　《财经》2020年会十大金句

　　原创： 刘胜军 亚当斯密经济学

　　当政府的所有职能都没有发生变化，提出高质量发展，就等于强化了监管。

　　——李铁

　　作 者 | 刘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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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部分行业的产能已经过剩，处于“去产能”阶段，需要发展新产能。服务业有空间，但允不允许私营企业去投资？投资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附带的限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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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美国宪法还在，还有效力，而且宪法很难改，美联储的独立性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肯定政客会一直把锅都扔给美联储，自己不背锅，但这种事情美联储的主席们早就适应了，早就习惯了，除非发生美国政治体系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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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和朱镕基讨论中国汇率和美国贸易失衡的看法时，我惊讶于他对中国经济弱项和所需补救措施的详细了解。另外，朱镕基对这类问题的洞察程度让人印象非常深刻，这在世界领导人中也是数一数二的。那些年来，我们讨论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中国如何将社会职能从国有企业中分离出来、银行监管的最佳形式、让当时刚刚起步的中国股市独自发展的必要性等等话题。在那些年间，我越来越欣赏朱总理，很难过地意识到我们以后可能不会再见面了，我们直到今天也没有再见面。他当年当任副总理兼中国央行行长的时候，我们成了朋友，我一直密切关注着他的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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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的是风险在不断地累积，好听一点说信贷错配，难听一点说，制造了大量的僵尸企业，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风险。这样的调整早晚是要到来的。我们国家实际上边际资本产出率在明显上升，我们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效率已经下降了，有没有产生大量的新的僵尸企业，不知道。但如果我们现在看到经济有所疲软，再度大声疾呼宽松货币政策，我不反对周期调控，但在大幅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脑子里想一想，形成新的僵尸融资渠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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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面临的严峻挑战，是否一个“高质量”就可以解决？当政府的所有职能都没有发生变化，提出高质量发展，就等于强化了监管。各个部门都拿“高质量”作为严苛的条件，结果反而是限制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因此，相比中低速增长的问题，我们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发展制度和环境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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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2014 年相比，我们现在营商环境的综合排名有了显著的提升，2014 年我们排第 96 位，今年世界银行新的报告我们排第 31 位，当然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但，我们不能因为这样的指标的改善就对营商环境满意了。比如获得信贷，我们 2014 年获得信贷排名 73，2019 年仍然 73，到了 2020 年掉到 80。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获得信贷的艰难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有一部分企业实质上是获得担保的，比如有些国有企业还债面临问题的时候就会有人来帮助他。特别是当金融监管使得金融机构要对风险更加重视的时候，那些不能获得救助的企业就会更难获得信贷，因为他们的风险要由金融机构承担。金融机构的容错空间很小是导致这个问题的根源之一，我们要做很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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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推论，说货币政策不可依赖，而财政政策或许可以。所以世界各国不约而同的都把眼光转向了财政，中国本来是在幕后运作的财政政策，现在甚至财政官员也浮出水面表现自己。如果经济在下行，增加财政支出必然是越来越大的赤字，赤字的投资手段就是发债，一到发债又转回来是金融问题。财政和金融其实是一个问题，我注意到最近很多人在讨论财政债务等等，说实话还是要好好学习最基础的金融理论。黄达教授几十年前就指出：“在宏观层面，金融和财政事实上是国家的两个钱口袋，而且是两个互通的钱口袋。”债和货币大家好像觉得不是一回事，其实是一回事，无非是一个主体发行的流动性程度不同的债务和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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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对外开放今天已经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战略。在改革开放中受益的不仅仅是外方，也应该是中国的总体金融行业。一些专家和前政府高官在说，其实是通过开放促进改革，我们非常赞成这个观点。当开放了以后，资金进来了，就会影响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尤其投资标的、中国上市公司的总体水平。我相信，中国资本市场上会越来越没有空间给康美医药、康得新这样作假的公司。监管已经意识到，有些对外开放的过程，也就是倒逼国内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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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银行是金融开放最大的受益者。我总结机会有三条。第一，与高手过招能提高你的素质，就像打高尔夫球，天天找不会打的打你永远提高不了。第二，通过开放来促进改革，给我们营造好的制度环境，没有开放有的时候改革真难往下深入。第三，用引进来换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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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大量投放货币信贷，并且这些投放的信贷资金过多集中在地方政府及其平台和房地产开发中。建了许多高铁、高速公路、机场、港口、各种景观等等，房地产连片开发，到处高楼林立、鳞次栉比，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年变化之大甚至超出我们的想象。由于地方政府债台高筑，靠出卖土地即土地财政维持运转，这样各地土地价格成倍上涨，土地收入大幅度增加，同时暴富了一大批房地产开发商。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年销售额不过几百亿，而近两年，其销售规模连续突破 5000 亿、6000 亿大关。土地出让收入也成为政府重要的资金来源渠道。货币信贷大量投向地方政府及其平台和房地产开发的同时，人均货币工资成倍提升，此外，住房、交通、物流等各种成本均大幅度提高，致使中国长期存在的比较成本优势不断地被吞噬，以至于大部分生产制造企业出现生存难题，甚至向东南亚等地转移生产能力，现在正处在一个方兴未艾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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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