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建议尽快从计划生育转向鼓励生育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周天勇

　　尽快实施放松、放开和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才能修补浅化“人口坑”，并形成未来越来越上翘的人口恢复性增长曲线。如果全面开放自主生育，生育率仍旧不理想，应当实行鼓励生育政策。

　　由于计划生育实行的力度过大和时间过长，造成人口生育减少，人口增长下降，由此带来劳动力增速放缓，甚至负增长。消费因人口增长下降和老化而萎缩，特别是购买住宅和汽车的主力消费人口增速放慢较快，甚至以后还会进一步下降。

　　加上市场经济机制约束和形成生育低文化，使未来中国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峻，可能历史上占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一的中华民族，到21世纪末时，下降到5%左右的小规模种族，在世界各种文明的竞争中，陷于弱势。

　　因此，需要尽快从计划生育转向鼓励生育。改善人口结构，逐步扩大消费，2036年左右实现一波J型经济增长，关键是现在就要放松、放开和鼓励新人口出生，停止和废除征收社会抚养费，在一段时间内适当放开外籍人才和女性人口迁移入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大部分在上面的曲线表示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面的曲线表示滞后20年GDP增长率的（%）。

　　一、需要从计划生育转向鼓励生育

　　尽快实施放松、放开和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才能修补浅化“人口坑”，并形成未来越来越上翘的人口恢复性增长曲线。如果全面开放自主生育，生育率仍旧不理想，应当实行鼓励生育政策。

　　通过放开生育的人口政策逐步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经济发展助益。首先，新增人口能扩大对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全面放开生育在短期内能增加母婴幼童用品的消费需求，中长期内能使教育、房屋、汽车、旅游等方面的消费需求有所增长，同时额外增加的需求将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有助于缓解产能过剩。其次，能缓解劳动力和人才供给危机。

　　当前，新出生的小孩可以享受到良好的教育，其中至少一半以上能接受高等教育。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也越来越显著。未来我国将成为以中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现在出生的数百万人口正好能满足届时我国对中高端创新人才和中低端服务型劳动力的需求。

　　最后，能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弥补养老金缺口。根据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及未来人均寿命延长的趋势，预计我国未来老年人口比例还将进一步升高，这会导致未来我国财政收入中对老人在医疗和社保方面支出迅速扩大，2036年时，如果人口增长颓势得不到改变，格局将非常严峻。如果在2017年全面放开，新出生的数千万人口未来可以平衡老龄化人口日益上涨的社保成本，防止出现财政和金融危机。

　　2012年开始，中国15~49岁总育龄妇女和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都在迅速减少，加上1/8左右的育龄妇女不孕不育，一大批妇女正在丧失生育能力。再者，随着妇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生育成本的增加，很多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大大降低。从目前这种态势看，停止计划生育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人口工程，越早实施越好。

　　仅仅依靠全面放开生育仍然无法弥补“人口坑”，未来还要适当地鼓励生育。实际上，实行所谓的“单独二孩”后，原来预计2014年会增加200万左右的新生育人口，由于只有100万对夫妇申报，使得真正生育的仅有47万。虽然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但是人口生育前景并不乐观，人的生育能力和生育意愿都在不断降低。

　　同时，我们提振经济增长的另一思路即重启城市化和促进人口流动。城市化以及促进人口流动，包括经济进一步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都会抑制人口增长，这些举措与增加人口提振经济的思路有一定的冲突。因此，如果全面实行自主生育后，生育率仍旧不理想，还应当实行鼓励生育政策，更大程度地填补“人口坑”。

　　计划生育体制的改革，应当厘清理论，从生育的计划管理思维转向生育由家庭和个人自主决策，与物的生产由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相适应。

　　人口生育，是由国家行政集中控制，还是由家庭和个人自主决策，是不同的人口再生产体制。中国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人口生育计划，理论上源于计划经济的理念，使人口再生产与资源、环境和生态等相协调。然而实际上，我们从解放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后，在物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方面实行了计划经济。但是，人口的生育—再生产却并没有实行国家集中的计划管理，生育权在家庭和个人，生育由家庭和个人自主决策。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在物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方面，逐步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即物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决策权，绝大部分由企业和家庭自主决策，由市场来调节。但是，人的再生产却从家庭和个人分散决策，改变到了由国家行政集中计划管制。实际上，物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与人的再生产以及他们的消费、劳动力供给等，形成了扭曲。

　　二、改革计划生育管理体制

　　人口再生产由国家计划管理的依据，是马尔萨斯及马寅初人口一直会“爆炸性增长”下去，以及人口与资源生态环境相协调的适度人口等理论。但是，理论上，学者们已经对生育抚养成本和机会成本对生育决策的影响、人口流动与城市对人口生育抑制、妇女受教育水平与生育高低的相关性、人口增长从高到低的转型规律和趋势等方面，进行了完整的讨论。

　　从实践上看，绝大多数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由于家庭自然经济的解体，经济和社会货币化、知识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产生了强大的抑制人口生育的自动调节力量，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在下降，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已经陷入人口增长停止和负增长的境地。

　　从中国计划生育的实践看，可以有计划，但是实际操作中无法使各年龄人口和男女人口结构按比例发展。这造成社会急剧的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和经济主力人口萎缩，劳动力在经济发展从人均GDP5500美元向15000美元冲刺时供应不足，以人口增长形成的消费需求突然拐向下行，以及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结论是，无论是物的生产等计划经济时，人口再生产自主决策，还是在物的生产等市场调节时，人的再生产却计划管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扭曲的。

　　因此，要根据世界学术界人口增长内在理论研究的进展和全球人口增长变化的实践，解放思想，转变计划生育理念，树立人口就是资源、就是财富、就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的理念。技术进步能改变人口与资源生态的关系，从而改革计划生育体制，实现生育自主决策，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货币化、知识化、市场化相适应。

　　废除生育的行政审批制，生育多少孩子，由家庭和个人自己决定，国家不再干预。2015年的人口政策调整，除了将二孩生育权回归家庭外，二孩以外和未婚生育仍然属于国家控制之内，未经批准的二孩以上和未婚生育仍属于非法。这极不合理。2017年，应当全面放开生育。

　　未来忧虑的是，由于中国社会货币化、知识化、市场化、城市化的进展，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青年人，考虑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成本和机会成本，以及担心影响事业和自己的生活品质等，生育意愿很低，加上结婚年龄推迟、独身家庭增多、不孕不育妇女比例较高，即使实行放开二孩的政策，愿意生育二胎的比例也大打折扣。

　　除了未来的人口政策需要逐步向鼓励生育转变外，全面放开生育，一些愿意多生孩子的家庭，可以弥补生育意愿较低的家庭；一些想要孩子的未婚妇女，可以通过获得捐精、试管婴儿等方式获得子女。多生和非婚生的合法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不生二孩造成的生育规模不足。在少子化和男女比例失调的社会，因为有需求，显然会形成一个打之不绝的拐卖儿童和妇女的市场。因此，调整一些法律条款，未婚生育孩子、各种原因的孤儿、贫困家庭子女等，能为社会间一些经济富裕、家庭文化水平高、有爱心的家庭所收养。以开正路，而堵邪道。

　　改变传统的生育观念，未婚生育并不违法；尽快修改目前的收养法，允许有意愿的家庭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领养婴幼儿和幼童，包括过继子女等；探讨代孕，讨论是否能以代孕方式解决不孕不育家庭对孩子的需求。

　　家庭和个人生育，有医院出生证明即可到户籍管理部门进行人口注册登记，有关机构不再进行行政管理。上幼儿园，就读小中学、职业学校和大学，单位招工和登记创业，参军服役，购车购房，人口管理，户籍迁移，等等，都与计划生育行政管理脱钩。

　　进行计划生育行政系统的改革，其人员规模应当缩小，其职能应当向鼓励生育、优生优育、孕期保康、妇幼健康等方面转变。

　　三、适当放开外籍人才和女性人口迁移入境

　　当前来华移民成为热点趋势，但是我国外籍人才比例仍然不足。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形象的提升，中国越来越成为具有吸引力的移民迁入国家。援引联合国的估计数据，2013年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外籍人士为84.85万人，近10年来的年均增长率为3.90%，比1990~2000年的3.00%有所提高，这意味着中国对国际移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此外，英国汇丰集团2014年10月公布的《外派人员调查报告2014》也显示了在“最吸引外籍人士居住的国家或地区”排名中，中国总体排名位列第三，仅次于瑞士和新加坡，并超过了美国、日本、法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 。

　　中国自2008年开始启动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以来，至2014年5月，有1306名外籍人才及其家属获得中国“绿卡”。我国引进的各类海外高层次人才在教育、科研以及产业创新等领域，对推动“中国创造”以及促进我国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另外，他们带来的资金、专业技术、文化以及人力资源等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但当前我国外籍人才的比例还是比较低。

　　据联合国估计，2013年居住在我国境内的外籍人员共84.85万人，仅占我国人口的0.06%，基本上处于全世界最低水平，且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10.8%，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2%，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6%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2% 。因此，中国应该进一步开放国际人才准入范围，开发世界“移民红利”，推动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

　　适当放开外籍人才入境的条件，重点是创新人才和女性人口。考虑到放松、放开和鼓励人口生育后，青壮年人口的抚养比在一定时期会有所上升，并且目前非老年人口结构中男女比例失调。

　　同时考虑全球华人和东南亚人口在文化宗教等方面较易融入，也考虑吸引海外华人人才和其他欧美澳等地非华裔高技术人才，可定向对欧美澳等地和东南亚愿意进入中国务工、居住、成婚的人口，重点是对创新人才和女性人口在一段时间内实行放开入境迁移的政策，并视不同的情况，给以居住许可证、工作许可证和允许其加入中国国籍，以此来增加创新人才，为推动创新创业增加人力资源，为产业领域增加劳动力人口，其中相当比例进入服务业，如旅游、医疗、健康和养老服务等领域，增加劳动力供给；同时缩小人口的性别比，增加生育人口，并且缓解中国一段时间内抚养负担的加重。

　　在放开外籍人才入境的同时还应当加强对移民人口的管理，应当在公安部成立下属专门的移民局。大量外籍人才涌入我国，为我国的经济繁荣、我国城市的国际化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为城市的管理、环境安全、社会稳定、文化融合等带来了挑战。尽管当前我国还不是发达国家，但随着中国的日益和平崛起，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将进入境内。

　　我国正在成为最大的移民迁入国家之一，应当加强外籍移民的融入服务和非常规移民的管理，改变当前进出移民管理实务分散在多个部门的局面，加强常态化的管理。目前，我国主要采取的是外国人在中国就业、外国专家在中国工作、留学生回国和在华留学生、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申请等多种制度并立的行政管理模式，该模式相互之间并没有直接衔接，不成体系，涉及移民事务也分散在多个政府部门之间，这为我国开发“移民红利”带来不便。因此，应加快不同签证之间的衔接，同时设立专门的移民局。

　　总之，通过创新、创业就业和生育三大体制改革，从而实现“十三五”期间由大力度突破性改革启动1978年以来的第四次J型经济增长，2025年时，由一组颠覆性技术创新引发产业革命启动第五次J型经济增长，到了2036年左右，则由20年前生育体制改革储备的经济主力人口的进入，推动起第六次国民经济的J型增长，最终在GDP规模上超过美国，并相对于印度保持中国的竞争力， 2050年时，实现中华民族人民富裕幸福、国家强盛和平的伟大复兴。

　　(本文作者介绍：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公众号天勇看经济zhouty-t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