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刚过：推进改革要大干了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周天勇

　　中国30多年来发展的实践和历史证明，没有意识观念上的思想解放，就没有扭转乾坤式的大力度的改革开放，也就不可能在每一次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关键时刻将其翻转为上行。

　　国内外许多人士在观望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深化体制改革大业，会不会停顿下来。我认为，这种担忧可以放心。

　　春节过后，给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2月6日上午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他指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抓改革的关键，要把改革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来抓，不仅亲自抓、带头干，还要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做到重要改革亲自部署、重大方案亲自把关、关键环节亲自协调、落实情况亲自督察，扑下身子，狠抓落实。

　　我认为，今天我们遵循的仍然是当年邓小平同志“不争论、求实效、推改革、搞开放”的路径。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率从2007年的14.2%下降到2016年的6.7%，已经持续了9年之久。我们遇到了新的问题：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和经济主力人口收缩，人口增长速度低迷，致使经济增长速度也因之而下降；传统工业化提前结束，生产过剩，发生了挤出性的产业转移；以往是储蓄率高，投资强劲，现在是高杠杆，投资领域缩小，资本还过剩。

　　对外开放中，过去是出口强劲、资金和技术净进入、服务业贸易逆差小，开放推动经济增长，今天则发生了资本净流出、产业净转移、出口增长乏力、服务贸易逆差加大等新情况；而世界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的抬头和漫延，对中国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影响也增加了不确定性。

　　如果不能扭转，任其下去，会带来一系列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深度下滑，财政收入吃紧，养老金缺口增大，金融体系坏帐增加，失业问题严峻，实现共同富裕的难度也将加大。怎么办？我们每一次在国民经济困难时冲出重围，都得益于坚决推进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每一次经济增长速度进入L型下行通道时，将其变化为J型的上行，都是由突破性和大力度的改革开放扭转的。

　　第一次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国民经济J型高速增长，是20世纪80年代初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农村体制改革，城镇适当放开个体经济发展，国有企业放权让利，东部地区兴办出口加工区等改革开放启动的。

　　第二次90年代初国民经济J型高速增长，是确立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进一步明确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允许外资在中国投资兴办企业，上海浦东、沿江沿边内陆等进一步开放引发的。

　　第三次21世纪初国民经济的J型高速增长，则是由加入WTO倒逼国内改革，大规模清理文件，制造业准入全面开放等发动的。结论是，对于国民经济长期性下行的扭转，从30多年的历史看，只有突破性和大力度的改革开放，才能扭经济增长下行翻转为上行。

　　其次，每一次突破性的改革开放，其推进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动力不可能永久持续下去，从规律上讲，存在着边际动能递减和最后消失的客观趋势；如果没有再一次突破性大力度的改革开放，想起动新一轮J型国民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

　　如分田到户、联产承包，对于突破当时集体经济的吃大锅饭和低效率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随着农业的现代化、市场经济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及非农业流动，其边际动能就递减，甚至到最后释放完毕。这时，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速度到倒U型最高点，再掉头下行。

　　再次，在周期性下行时，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刺激，只是起暂时的提升作用，不可能有将经济从L型翻转为J型扭转乾坤式的作用。

　　如2008年开始的经济增长下行，2009年在货币方面加外币贷款，比上年新增贷款10.5万亿元；财政政策上，中央政府扩大了赤字和增加了国债及投资项目，各地各层政府也加大了融资平台债务扩张和建设项目，使经济增长速度在2009和2011三年间提升外，甚而，2012年又开始下行，一直到2016年上半年。

　　第四，虽然改革开放30多年来技术进步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但每一次国民经济J型增长，与20世纪后期美国信息高速公路、大数据、智能制造、新能源等革命性突破不同，不是由颠覆性技术进步和革命性新产业发展启动的。

　　从现有的文献研究看，改革开放后的前10年中，装备技术的引进，旧生产能力的技术改造，也即对国外进来的技术的学习、模仿和应用，对国民经济增长也出现了一个J型推动的作用。但是，到了中期10年左右，转变成了资本规模和数量型投入推动的增长；后期10年左右，仍然是资本和资源型投入推动为主，虽然在一些重大技术进步方面有所启动，但是经济增长总体上由技术和产业创新效率推动的权重还是在下降。

　　2008年开始，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一路下行，2012年破8%，2015年破7%，期间我们也在一些技术进步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在总体上没有形成颠覆性的技术突破，没有成为中国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引爆点，国民经济增长下行也没有得以扭转，迎来新一轮的S型增长。

　　第五，从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三次下行到上行增长的更替，即前一次S型增长乏力，需要有新一轮的S型增长启动。

　　（1）1978年，我们讨论的是，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搞阶级斗争，还是要发展经济？是废除人民公社，传统的农村集体经济，分田到户，联产承包，还是坚持社队体制？工业都由国家办，还是让农村也办一些集体工业？是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还是将企业变成一个国家生产的车间？是搞一点市场分配资源和商品，价格有一些由市场供求决定，开个双轨制口子，还是全部都搞计划经济？是允许一些个体经济存在，还是不让他们存在？

　　建不建立出口加工区，实行特殊的政策，计划外搞点来料加工、出口创汇，还是全国大一统，不允许东部沿海这样做？是我们解放思想，转变了固守过去体制的观念，才实现了文革10后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由改革开放启动了现代意义的国民经济第一轮的J型高速度增长。

　　（2）1989年后的一段时间里，经济增长速度在下行，却发生了公有制比重变化、经济领域和平演变、效率与公平谁为先后、计划多少为好等问题的争论。面对这些思想和理论领域的回潮，面对国际上1989年后对中国各方面的压力特别是经济制裁，党中央并没有后退到一大二公、计划经济和重新闭关锁国的体制上。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讲发展是硬道理，确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鼓励个体和私营企业大发展，放开外资企业准入，设立特区和浦东开放。实际也是20世纪80和90年代之交，国民经济衰退的关键时刻，又一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逆势而上，启动了第二次力度更大的突破性的改革开放。没有第二次解放思想，就没有20世纪的90年代新一轮的国民经济高速度增长。

　　（3）20世纪90年代后期，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国企坏帐增多重组、冗员下岗分流，经济增长速度又进入一个下行时期，美国对中国在国际政治、外交和贸易等方面的敌对也日益加重，10多年加入WTO的谈判旷日持久。怎么办？恰好2001年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美国需要中国支持反对全球恐怖主义，中美关系迎来一个自1989年后的改善机遇期。

　　美国主导的WTO谈判，让中国在2011年末，正式成为国际贸易组织的成员。实际，那时也引起了为什么要按照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经济规则进行体制和法律方面的改革，加入WTO后会不会对民族产业产生冲击，市场和经济的开放会不会影响中国政治经济的安全，WTO谈判的一些条款是不是卖国等等焦点问题的激烈争论。

　　有学者还责难，加入WTO是中国全面资本主义化的倒退。然而，我们对此也是思想解放，采取了理论上不争论，实际上实施了更深入地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开放战略。从加入WTO的结果看，我们实现了国民经济21世纪初的J型高速增长的启动，并有了10多年之久的高增长时期。

　　中国30多年来发展的实践和历史证明，没有意识观念上的思想解放，就没有扭转乾坤式的大力度的改革开放，也就不可能在每一次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关键时刻将其翻转为上行。

　　2013年以来，我们大力度地反腐，形成一个风清气正的社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已经大见成效。这种急风暴雨式的涤荡，已经告一段落。今后这方面的任务是制度化、常态化、稳固化。从大规模运动清腐，到制度管腐防腐。

　　我们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受到各大国之间激烈的经济竞争和博弈，国内的许多经济问题也急需解决。把中国自己的事做好，经济发展，仍然需要货真价实的经济增长，这无疑是中国办好一切事情的基础。

　　国民经济没有活力，创业创新没有动力，企业经营没有效率，技术不能日新月异地进步，产业没有颠覆性技术推动的革命，再大再高的大厦也会坍塌。

　　人民富裕幸福、公共服务加大、生态环境恢复、国家安宁强盛、中华民族复兴等等，需要经济健康发展与科学的对外开放。而发展和更高层次的开放，离不开各方面体制的深化改革。

　　虽然各有各的难事，但是世界各主要国家，特别是大国，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方面都在跑步，我们不进则退，也没有退路。唯有改革，是一条突出重围、跨越陷阱、推动发展、谋求复兴的出路。

　　我这里引用会议新闻稿的主体词和两段话：要抓关键问题、抓实质内容、抓管用举措。

　　第一段话：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抓改革，具有重要示范作用，要以上率下，真抓实干。党中央关于改革的精神要第一时间传达贯彻，党中央部署的改革任务要积极部署落实，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改革问题要认真研究解决。

　　要在研究改革思路上发挥主导作用，把住重要改革方案的质量关，把党中央要求和地方部门实际结合起来，抓关键问题、抓实质内容、抓管用举措，不做华而不实的表面文章。要把调研贯穿改革全过程，做到重要情况、矛盾问题、群众期盼心中有数，对改革举措成效如何，要刨根问底，掌握实情。

　　第二段话：改革越向纵深推进，遇到的硬骨头越多。看准了的事情，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敢于拍板、敢于担当，坚定不移干。对一些重大改革，其他层面协调难度大的，要敢于接烫手山芋，加强统筹协调，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营造良好氛围。各地区各部门要发挥深改领导小组作用，重要改革和重大事项要集体研究、集中部署，各方面改革工作要定期会商、及时通气。

　　作为一个学者的解读，其强烈的具体信号是：要用组织路线保证改革的实施，要各部门和各地党政一把手负责，改革推进慢和不推进改革的可能被换人；改革要有担当精神，要突破最难的体制改革；改革要部门和条块间配合并有整体性，大的力度和方向不能在细化时被弱化和转向；对以往的改革效果进行评估，走样和效果差的，对方案设计、可行性评价、改革实施等环节和部位，进行追责。

　　总之，通过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增长，我们已经在组织上安排好了，在工作方面腾出精力了，这事要作为今后五六党的中心工作，坚定不移地真干大干了！

　　(本文作者介绍：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公众号天勇看经济zhouty-t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