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思义：误读创新会危害中国经济战略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罗思义

　　只有创新引起资本投资增加时，创新才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石！

　　创新正确地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正确理解创新概念对中国经济战略至关重要。但是中国部分媒体对创新的解读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即认为创新可以替代资本投资，或者甚至认为创新与资本投资是对立的经济发展资源。为证明这些观念是错误的，本文将论述现代社会创新的先进典型案例——美国的信息/通信/互联网技术发展（即ICT 革命）。美国ICT革命清楚地说明，创新替代不了资本投资对经济的贡献，并且ICT 革命发挥的重要经济影响也是通过资本投资来实现的。

　　根据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和原则：

　　• 首先，我将论述美国ICT革命的真相；

　　• 然后，我将对这些真相进行理论解释。

　　这些真相对中国的意义显而易见。经济规律具有客观性，中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都不能违背经济规律。世界最先进的创新案例——美国ICT革命清楚地说明，中国的创新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客观因素的影响。

　　创新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中国强调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这无疑是正确的。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甚至是世界最大经济体。但中国的生产率仍远低于发达经济体。按照通常用于分析长期趋势的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的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3%，德国的30%，日本和韩国的36%。中国要达到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和人均GDP水平，还需要数十年时间，而创新将在这个过程发挥关键作用。因此，正确分析创新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对创新中关键要素缺乏清晰认识将会阻碍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部分媒体其中一个创新误读与概念混淆有关，即无法正确区分“追赶创新”与“前沿创新”之间的区别，拙著《一盘大棋？ ——中国新命运解析》对此有详细的分析，这里不再赘述。但有必要谈谈两者的主要区别。正如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正确地指出，世界经济创新和技术升级涉及到两个而非一个重要过程。它们是：

　　“世界前沿经济体的前沿创新（尤指美国创新）和落后经济体的追赶创新。这两种创新相互关联：前沿经济体创新越多，落后经济体追赶的空间就越大。以过去40年最有说服力的例子——中国为例，其人均GDP在1978年至2015年间增长了23倍。但中国 2015年人均GDP仍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对中国而言，实现追赶式增长仍然有可能。印度的增长空间更大，其2015年人均GDP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左右。”

　　鉴于中国生产率与发达经济体存在巨大差距，中国许多领域的追赶创新在未来数十年内仍然至关重要 。认为“中国可以跨越经济发展阶段，达到甚至超过美国等前沿国家技术或者其他形式的创新水平”的任何想法，纯粹是一种经济幻想，也必然不会成功。

　　但认为在追赶过程中只有“模仿”没有“创新”也是一种误解。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物流创新和其他创新方而不是低薪酬实现的“成本创新”，使得中国制造的各种价位产品都具有竞争优势，也是中国经济战略的关键所在。关于成本创新的基本经济框架和无数成本创新的研究案例，亦在拙著《 一盘大棋？ ——中国新命运解析》有详细介绍，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查阅。

　　除了对“追赶创新”的误读，中国部分媒体对创新的另一个误读与“前沿创新”有关，这也是本文谈论的重点。下文将以世界最先进的案例——美国 ICT 革命为例，分析技术前沿创新的真相。

　　中国一些媒体的一个基本认知错误，是认为“创新停留在理念层面足以，不需要落实到资本投资上”。这导致他们得出“创新可以替代资本投资”甚至“创新和资本投资是完全对立的发展战略”的错误结论。美国ICT革命的实例说明，这种观念是完全错误的。

　　美国ICT革命对美国经济影响几何？

　　要分析美国ICT革命过程， 首先就有必要论述与此相关的数据对美国经济的正面影响程度。图1为大家呈现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美国GDP年均增长率。数据是按照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以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

　　可以看出，美国经济增长总体趋势几乎是稳步地下降——美国GDP年均增长率从1969年的4.4%降至2017年的2.3%。但美国增长总体回落趋势有一个显著的例外时期。20世纪90年代初后，美国GDP年均增长率从1993年的2.8%升至2002年的3.5%。这是“ICT革命”的第一个阶段。

　　总的来说，ICT /互联网革命并没有帮助美国恢复以前的增长率，3.5%的增长率也远低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水平，但这帮助美国经济形势较20世纪80年代有了一定的改善。以前沿技术知识创新为基础的ICT/互联网革命帮助美国经济相较前一时期大幅增长，一年约增长0.7%。因此，有必要对美国经济加速，以及这段时期激进的前沿创新加以分析。

　　经济增长成因可以通过“增长核算法”进行详细分析，这可以清楚解释美国ICT革命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加速的原因。在此我将利用增长核算法分析经济增长的三个要素——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TFP），以及三者分别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TFP测算的是剩余残差，即不能被资本投资和劳动力投入解释的经济增长部分。

　　要测算这三个要素的影响，就不得不谈到过去一段时间经合组织、联合国和美国统计机构正式改变的经济增长成因测算方法。 “为何联合国、经合组织与美国正式改变其经济增长成因测算方法？”一文对此进行了解释，此文也收录于拙著《 一盘大棋？ ——中国新命运解析》。中国部分媒体在讨论创新与投资关系时犯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正式统计方法的改变，而是还在运用国际统计机构已摒弃的老统计方法。

　　经济增长核算法正式改变的原因是，以前的核算法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即并未将资本质量和劳动力投入的变化考虑在内。这不仅仅是个理论错误，它还导致了实践中的重大错误。事实上，更为准确的统计分析方法正是ICT革命促成的，它正好发生在ICT革命之后。

　　• 以资本质量变化举例，从1971 到2000 年间英特尔芯片上的晶体管数目从2300增长到4200万，即增长了近2万倍。认为投资一个技术容量是之前2万倍的微处理器与投资一个只有0.01%技术容量的微处理器等同起来，是明显的统计错误。同样，这些资本商品的价格迅速下跌—— 1996年内存芯片的价格只相当于1974年的0.004% ，即年下降约40%1。也即是说，仅三年时间，这些资本投资（内存芯片）跌至原价的22%。如果按照名义价格而不考虑质量变化和同等价格计算，那么结论是：三年后的总资本投资仅相当于三年前的22%，而事实上产品实现的功效是相同的。总之，资本投入测算如果不基于质量变化和同等价格计算，就会产生严重的统计错误。

　　• 再以劳动力质量变化举例，1953年韩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国民受教育程度较低。截至2014年，年龄25-64岁的韩国人口中有45%的接受过高等教育，年龄25-34岁的韩国人口中这一比例更是达到68%。将1953年的一个目不识丁的韩国农民一个小时的劳动质量，与2014年的一个拥有博士学位的工程师的一个小时的劳动质量相提并论，从统计上来看完全是一种误导。正如曾主导增长核算法做出正式改变的戴尔•乔根森指出：“就测算劳动力投入而言，不将劳动力质量变化考虑在内的统计是一种严重错误的方法。”2

　　统计测算时不将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质量改善计入在内的核算方法，会将资本和劳动力质量改善计入TFP中，导致TFP错误地增大。这是为何要对资本、劳动力和TFP的相对作用作出正确分析，以及有必要对资本和劳动力质量变化加以控制的原因——这在戴尔乔根森所著的¬¬《为何联合国、经合组织与美国正式改变其经济增长成因测算方法？》一文有更详细的分析。下文给出的数据均是利用经合组织和其他统计机构新批准的方法计算。

　　要把创新与增长核算法联系起来，应当注意：

　　• 引起资本和劳动力质量增长的创新，从统计上反映为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变化；

　　• 没有引起资本或劳动力变化的创新，从统计上反映为TFP的变化。

　　现在将对美国ICT革命期间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的两种创新作出分析。

　　美国ICT革命中各增长投入要素对美国GDP增长的贡献率

　　图2和图3为大家呈现的是各投入要素对1990-2015年美国GDP的贡献率，其中图2是5年移动平均值，图3是同比年增长值。由于要素增长必须持续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更多关注应给予图2中的5年移动平均线，而不是图3中的同比年增长线。本文采用两种统计方法是为了满足读者对不同统计方法的偏好问题。

　　数据显示，在ICT革命期间，TFP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只占较小一部分。也即是说，这种不引起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变化的创新，对美国经济增长作用相对较小。确切地说：

　　• 按照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TFP拉动美国GDP年均增长0.5%——从1994年的0.2%升至2000年的 0.7%；

　　• 相比之下，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合起来拉动美国GDP年均增长1.8%；

　　• 也即是说，在 ICT 革命中资本和劳动力对美国经济增长所发挥的作用是TFP的三倍多。

　　很显然，美国 ICT 革命期间，引起资本或劳动力变化的创新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要远远高于不引起资本或劳动力投入变化的创新。

　　把这些要素进一步细分，资本投入拉动美国GDP年均增长0.9%——从 1994 的1.3%升至2000年的2.2%。劳动力投入亦拉动美国GDP年均增长0.9%——从1994的0.9%升至1999年的1.8%。

　　美国ICT革命期间，可细分为更具体的三轮经济周期：1991-2001年， 2001-2009年，2009年到现在。图3按照同比增长进行了更详细的分析。

　　• 美国ICT革命始于1991年美国走出衰退低谷期，并一直持续到1999年，期间美国GDP急剧增长，从1991年的负增长0.1%飙升至1999年的4.6%。1999年后，美国GDP增速开始下降，尽管没有出现明显的负增长，但2001年增速降至1.0% 。这个经济周期是美国ICT革命的第一个阶段。

　　• 美国2001年1.0%的低增长率后，于2004年迎来下一个增长经济周期的峰值 3.4%，此后美国GDP增速开始下降，直到2008/2009年陷入大衰退。2009年是衰退低谷，其时GDP增长率为负2.8%。2001-2009 年这个经济周期是美国ICT革命的第二个阶段。

　　• 2009年后美国经济开始复苏，但到目前为止还没达到以前水平。本轮增长周期峰值出现在2015年，达到 2.6%。2016年前三季度数据显示，美国GDP增长率将低于2015年水平。自2007年最后一个季度以来的整个经济周期，美国GDP年均仅增长1.3%，人均GDP年均仅增长0.5%。

　　除大衰退本身的影响外，美国每个经济周期的增长峰值明显呈递减趋势：1999年为 4.6%， 2004年为3.4%，2015年为 2.6%。这与图1所示的美国增长呈放缓趋势一致。下文将对每个经济周期的资本、劳动力和TFP增长模式进行分析，以反映三者分别对美国GDP和经济增长贡献。

　　TFP

　　图4为大家呈现的是上述三个经济周期间各投入因素对美国GDP年均增长率的贡献，为避免短期波动影响， 按照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首先分析第一个投入要素TFP，主要特点如下：

　　• 在互联网革命期间，TFP对美国GDP增长贡献作用不算非常大，其最多能拉动美国GDP年均增长0.7%。

　　• 正如预期的那样，反映失业率变化的劳动力投入在经济周期中出现强烈波动——劳动力投入拉动GDP年均增长率从最高值1.8%到最低值为- 0.4%不等。

　　• 资本投入对美国GDP增长的拉动作用最大，其拉动美国GDP年均增长的最高值为2.2%。劳动力投入仅在短期内超过资本投入成为美国GDP增长的主要来源。

　　这些数据清楚地显示，美国ICT革命期间，不引起资本或劳动力变化的创新（计入TFP）不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因为TFP对美国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只占到较小一部分。也即是说，在美国ICT革命期间，美国增长的主要来源是资本投资和劳动力投入，而非TFP。

　　因此，为呈现ICT革命期间经济增长的明显趋势，下文将着力分析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资的趋势。

　　劳动力投入

　　劳动力投入在增长核算法中被划分为以下几部分：

　　• 劳动力数量——经济中的劳动力总工时数量变化，是由工作人员数量增加或减少、以及人均工时的增加或减少共同决定；

　　• 劳动力质量——劳动力教育、技能等变化。

　　首先分析劳动力质量。美国劳动力教育和技能水平仍显著高于中国，特别是受大学教育人口比例。

　　• 2013年，美国25-64岁的人口中有42%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

　　• 根据《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仅有9%的人口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

　　结果是，劳动力质量提高对美国1990-2015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几乎比中国高一半。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劳动力质量改善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高于中国，但技能和教育改善对两国经济增长贡献都非常小。劳动力质量改善分别拉动1990-2015年中国和美国GDP年均增长0.16% 和0.23%。也即是说，教育和技能改善并不是影响中美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乔根森、何民成、凯文•斯德尔在其所著的关于美国ICT革命起源，以及第一阶段的最详细研究《信息技术与美国增长复苏》中指出：“虽然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对1977-2000年的大部分时期和大多数行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未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但在1995年后仅三分之一的行业显示接受大学教育的劳动力有所增长 。上世纪90年代末，经济强劲增长吸引了许多技能水平相对较低、就业经验有限的工人加入就业大军。”

　　如图5、6所示，到目前为止，经济周期导致总工时增加和缩短是影响美国劳动力投入变化的最大因素。体现创新的劳动力质量改善对劳动力投入变化的影响很小，远不及工时增加和缩短对劳动力投入的影响。

　　总的来说，从劳动力与TFP的统计趋势来看，美国ICT革命期间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因素既不是TFP ，也不是劳动力投入。

　　中国经济同样如此，尤其是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影响的结论更加明显：

　　• 劳动力质量变化对ICT革命期间的美国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作用相对较小，也不具决定性。

　　• 中国急需提高劳动质量对经济的贡献率并赶上美国水平，因而需要大幅提高劳动力教育和技能水平。这对中国经济会产生绝对正面影响，尽管它对经济发展整体贡献并不大。

　　资本投资

　　上文已经指出，ICT革命期间资本投资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来源——按照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资本投资拉动美国GDP年均增长 2.2%（见图7、8）。相较之下，TFP拉动美国GDP年均增长的最大值仅为0.7% 。

　　反映就业率升降的劳动力投入具有很强的经济周期波动。这意味着，劳动力投入在经济周期峰值时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甚至超过资本投入。但资本投资不受就业率等极端周期性波动影响。因此长期而言，资本投入对美国增长的拉动作用超过劳动力投入。在1990-2015年整个ICT 革命时期，资本投资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略低于60%，劳动力为略高于 29%，TFP为近11%（见下图）。

　　换言之，在ICT革命期间，美国增长的主要来源是资本投资，其贡献率是TFP的近6倍。

　　这些数据分析反映了何谓影响ICT革命的创新决定因素。创新主要通过资本投资影响美国ICT革命，即引起资本投资变化的创新，而不是没有引起资本投资变化的创新。这种资本投资并不是在美国现有技术水平上的简单扩张，而是在包含创新的更高技术水平上的资本投资。

　　按照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ICT资本投资拉动美国GDP年均增长翻了一番多，从1994年的0.4%升至2000年的0.9%。同期非ICT投资数据则从 0.9%升至1.3%。因此，ICT革命期间资本投资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来源。按照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GDP年均增长率提高了1.8个百分点——从1994年的2.4%升至 2000年的4.2%， 其中0.9%源于资本投资，0.6%源于劳动力投入，0.4%源于TFP。

　　总而言之，如图9所示，在整个ICT革命时期，59%的美国GDP增长源于资本投资，31%源于劳动力投入，20%源于TFP。

　　乔根森、何民成、斯德尔就美国ICT革命的第一阶段所作的详细分析指出：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部署是美国增长复苏的基础。自1995年以来，资本投资一直是美国增长复苏的关键因素，并且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又提高了一个百分点，而其中一半以上归因于ICT投资。”

　　他们还就细节指出：

　　“在1977-2000年的大部分时期，IT资本投资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增长率中位数达到19.11% 。相较之下，非IT资本投资的增长率中位数仅为2.17%。

　　IT资本投资几乎遍布所有的经济行业：

　　1995后，41 个私营经济行业中有37个行业受益于IT资本投资的提高。”

　　他们得出结论：

　　“资本质量改善的相对重要性已稳步上升。在1994-2002年期间，资本质量改善占资本投资总额的比例跃升到46%，反映了资本投资结构的急剧调整。”

　　从此处更新的数据可以看出，ICT革命开始以来，这种基本的模式一直持续着。我在此对增长来源作了进一步细分。如图10所示，各增长来源对美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如下：非ICT资本投资为41%，劳动力数量为20%，ICT资本投资为18%，劳动力质量改善为11%，TFP为10%。

　　结论：只有创新引起资本投资增加时，创新才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石！

　　综上所述，美国ICT革命路径显而易见，也助于澄清中国部分媒体对创新的误读。美国ICT革命包含极其深刻的创新变革过程。这些过程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 晶体管是1949年发明的；

　　• 第一个集成电路发明于1958年；

　　• 全球第一个微处理器供电设备于1971年问世，由英特尔生产；

　　• 互联网的发明是在上世纪60-70年代末；

　　• 首部个人电脑于1981年问世， 由IBM推出 ；

　　• 万维网是1989年发明的，它使互联网的实际使用成为可能。

　　创新是ICT革命的技术基础。但正如上述数据证明，促进经济加速增长的创新，不仅仅是停留在理念或者原型的创新，而是引起资本投资变化的创新。这些投资不是基于现有技术，而是基于创新技术的投资。从ICT革命可以看出，大量的资本投资用于微处理器、内存芯片、计算机、传动齿轮、互联网服务、语音和视频终端、触摸屏、光纤等等。美国ICT革命是基于巨大的投资——但投资仅用于新型创新技术，而非以前旧技术。

　　结合世界最先进的创新实例来看，中国应注意些什么？结论显而易见：

　　• “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根本”的观念是正确的。这不仅适用于经济发展追赶阶段，而且也适用于技术前沿阶段。

　　• 但前沿技术创新的最有说服力的例子——美国ICT革命显示，“创新可替代资本投资”的观念是错误的。创新主要是通过资本投资来体现其影响的。事实上，任何理念必须通过资本投资才能实现其价值——创新创造了新技术，它必须由新资本投资来体现价值。

　　因此，对于中国的发展来说，为创新和资本投资创造条件是关键。和任何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无法违背经济规律。对世界最先进的创新案例——美国ICT革命的分析，对中国具有极强的启示意义。创新无法替代资本投资。只有创新引起资本投资增加时，创新才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石。

　　注释

　　1， 见乔根森、何民成、凯文•斯德尔2005年合著的《信息技术与美国增长复苏》（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American Growth Resurgence）第2页。

　　2， 见乔根森、何民成、凯文•斯德尔2005年合著的《信息技术与美国增长复苏》（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American Growth Resurgence）第2页。

　　(本文作者介绍：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