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突围方向在哪里

2017年02月07日09:25    作者:周其仁  (0)+1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周其仁

  这个世界上的竞争就两句话,你要么成本比人家厉害,要么手里有独到的。现在我们30年改革开放高速成长取得的伟大成就,从全球格局看正夹在中间了。总之,中国不创新、不改革,不会走出现在的困境。

中国经济的突围方向在哪里中国经济的突围方向在哪里

  中国现在面临的国际形势:外需萎缩,反全球化

  首先怎么理解中国经济从之前的高速增长转向6%~7%中高速的增长?要先理解全球的格局。

  假定有两个经济体,一个富有,一个贫穷。富国是10万块资本,300个人。穷国是10块钱资本,3000个人。前者类比是欧美和日本,后者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这两个经济中间之前有一道蓝墙隔开,大家各过各的日子,穷就是没资本,没资本就没有提高生产率的手段,很大程度靠人力、靠自然力,经济进步就很慢。富国资本雄厚,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所以贫富差距会拉大。

  现在把蓝墙打通,就是改革开放,把这个壁垒打开。打开以后:两个经济体加到一起算,资本总量就变成10万零10块钱,人口总量是3300人。要素的相对比例都发生变化,用我们熟悉的话就是“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

  第一,富国的资本总量只加了10块钱,但是人口总量加了3000人来抢,原来300人用10万块钱,现在3300人用10万零10块钱,所以资本的稀缺程度提高了。为什么全球化以后,华尔街可以赚到很多钱,道理就在这里。

  第二,富国有科技,3300人来抢科技,科技的稀缺性也提高了。但是富国经济的麻烦是,原来只是在300人现在要3300人一起竞争工作机会,劳动者的竞争加强了,这个过程中,富国的劳动者蓝领、下层白领难受了,因为他要面临3000个原来收入只有1块钱的力量的冲击,不会干拉倒。所以发达国家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道理也在这里。

  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二战后发达国家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被破坏,全球化以后两极分化严重,基尼系数上升。华尔街、硅谷赚到了大钱,但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人群很失落,制造业工人、中下层,在全球化过程中面临的压力要超过他们得到的好处。

  当然好处也有,就是中国的产品很便宜,美国享受到了稳定的物价,所以,穷人实际的生活水平降低得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和华尔街、硅谷一比,相对收入的落差就出来了。

  发达国家都是这样,二战后高的基尼系数降下来,然后又回上去,然后就带来了社会矛盾。因为很多美国的大妈大叔,够不到金融、也够不到高科技,人数上又是大头,就会有愤怒感,所以在全球化高涨当中发生了“占领华尔街”。

  现在这个全球格局,发达国家、美国的平均水平是在下降的,但是中国在提高。我们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200美金,升到现在的8000美金,深圳是几万美金(25000)。而美国呢,从1978年的13500美金升到现在也就5万美金。

  所以,特朗普也出现了,特朗普反映了一个趋势:所有大的变化中,并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集团、每一个板块都同等可以获得收益,有高有低,有得有失,所以社会矛盾就会起来。

  这里还要谈到一个术语:比较优势。李嘉图的理论,说的其实就是各国扬长避短,拣你生产率高的东西干,这样整个社会的总体产出就会高。但是萨缪尔森后来的研究结论说这不对,因为中国啥都搞,搞完袜子搞汽车,搞完汽车搞飞机,搞的大家优势趋同了,逼得发达国家不知道干啥了。老萨临死前就问了一个问题:原来造自行车的现在开始造飞机的,原来造飞机的造什么呢?他的结论就是:在共同的比较优势下,一方可能永久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中国就是通过这样,这些年赚了巨额的高额顺差。而美国比较优势没了,经济以外的规律就发生作用,贸易摩擦,制造壁垒,甚至国际紧张,都来了。金融危机也来了。

  从外部看,我们现在的经济下行首先就是全球的外需收缩,全球外需。如果你是一个主要靠内需发展的,受到的影响就小。偏偏中国在高速增长当中是高度依赖外需的,当然受到影响更大。

  中国现在面临的国内形势:成本优势减弱,体制成本重新上升

  从内部看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形势是成本在变化,并且核心是体制成本的重新上升。

  中国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就是因为有成本优势。我们不开放真是白穷了许多年,一开放发现穷就是竞争力。穷就是工资低,工资低就是成本低。同样一个产品成本低叫价就低,全世界的买家都是一样的,物美价廉当然买你的。

  但是现在这个成本在变化,劳动力成本、土地、能源,所有的价格都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变化,最近最典型的例子是曹德旺在美国设厂。

  成本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呢?是体制成本。

  仅仅把中国崛起归因于劳动力便宜,不准确,因为劳动力便宜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崛起。没改革开放前,劳动力更便宜,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奇迹,现在看非洲很多国家的劳动力比我们还便宜,但不是要素便宜就能够变成竞争力,要素变成竞争力要变成产品,要素变成产品要组织,组织要在一个体系里头运行。这就引申出来了体制的问题。

  所以,让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原来穷,而是把导致原来穷的封闭变成开放,在开放当中允许组织创新,进行体制改革。比如,如果不包产到户,农民就不可能解放出来,没有生产积极性,依然还会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

  有了体制改革,才有下面的一环扣一环。劳动力解放出来去哪里就业?这又逼出了民营企业。产能出来了,市场在哪里?所以又逼出了WTO谈判,1997年签约,五年预备期,2002中国冲进WTO,把世界市场打开了,把原来的障碍打开了。进了WTO,一开始还是“奖出限进”,后来尝到了甜头,全部杀进去,这才冲到了全球化的前沿。

  所以,中国的成本优势不完全是原来的劳动力便宜,主要是第二项优势,通过改革,把原来奇高无比的制度成本大幅降下来了。

  几位诺贝尔奖得主给出的理论,就是这套挺土的打法,把我们的体制成本非常显著地降下来。体制成本下降,加上原来的要素成本低廉,结合到一起再加第三个力量——学习曲线。最终构成了后来的“中国故事”。

  但是现在新问题来了。新问题是成本又上升了,原来的成本优势消失了。现在我们一般讲成本优势消失讲的都是劳动力、工资在涨,这个问题当然存在,但是被大家忽略的是:我们的体制成本重新在高速增长当中举头向上。

  1995~2012年是中国最高速成长的这段时间。我们名义的GDP是增长是8.6倍,全国工资总额涨了8.8倍,税收涨16.7倍,政府除税收以外的收入18.8倍,法定一定要交的社保五险一金增长了28.7倍,最关键的是土地,政府独家供地获得的土地出让金,涨了64倍!

  体制成本上升表现在什么地方?比如,我们到今天也没有达到税收一定要法定,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的。但我们现在很多的税收是行政部门直接定的。抽税的人定抽多少,政府定了,不经过人大的审核,就很容易一下子收过头。

  比如,这届政府说简政放权,但是很多后来增加的文件大部分都不是计划时代,而是高增长的时代加进去的,我们在这波下行就吃了这个亏。这些是体制性的问题。

  现在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大帽子,但是小绳索很多,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些事情加到一起摩擦系数就大了。高速增长的时候加大摩擦没有关系,问题是外需一收缩,这些变量就来了。

  还有对待新科技的态度,一波三折。

  还有城市化,我们的行政区划是组织化的。城市建设说好很好,但是浪费不得了,修了多少没人去的设施,耗了多少水泥钢铁,水泥钢铁有多少的排放,然后又回到我们的肺部。我们要跟着人口和资源的流动来发展城市化,人们愿意去的地方好好投:中心城市、城市群、城市圈。那些人不愿意待的地方就还林、还环境,建成有青山绿水的特色小镇。

  2017年中国经济的突围:体制改革与创新

  怎么确保我们的成本优势?有两个方法:降低体制成本;创新。

  中国现在面临的状态是:两个海平面,已经变成了三明治,我们夹在中间,成本已经顶上来了,市场成本也上升了。劳动力大家都贵,土地也在变贵。但是我们手里还没有多少独特的东西。

  这个世界上的竞争就两句话,你要么成本比人家厉害,要么手里有独到的。比如美国苹果卖到全世界,人们通宵排队买,他有你没有。现在我们30年改革开放高速成长取得的伟大成就,从全球格局看夹在中间了,底下有印度、有越南,比我们还便宜,招商引资的力度比我们当年还强,都学会了。

  在这个情况下,就无可阻挡的发生了整个经济增长的模式的变化。现在要继续我们的成本优势,但是成本当中的那块体制成本,这个东西没有改革,光靠民间解决不了。没有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主动地发起一轮一轮的深化改革,这个成本很难降下来。

  比如社保基金,我们现在很多的法定保障率交得比美国高。当初交那么多是没办法,当时是国企大面积亏损,所以社保交费率定得比较高。但当时就有一句话,以后要把大型的赚钱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划到社保去,用那个收益来抵社会保障。但是真要做的时候难度不小,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这条写进去了,就是要划一批国有资产到社保基金,然后把法定保障率降下来。

  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体制成本降,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上升,整个国家民族就会被拖住。所以,2017年,要继续进行改革突围。渐进改革的好处就是震荡低,不是一次性解决问题。但是渐进改革的难处是要“维持渐进”,所以体制改革一定要改到把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

  既然这个成本降不下来,那么可以延长它的时间,就是把成本曲线往右推,尽可能延长它持续的时间。因为,这条成本曲线一定会上去的,人均200美元到8000美元变成深圳的好几万美元,这个成本肯定会上去,但我们可以把整个成本曲线往右移,延长成本优势持续的时间。比如说工人很贵,就生产附加值高的东西,如果还生产袜子,如果还是这套工艺,这套生产率它就是很贵的。

  所以真正地对付成本压力就是不断地右移我们的成本曲线,形成一条长期来看持续有竞争力的成本变动曲线,这是商业世界里头的不二法门,也是整个经济体系和经济体系竞争当中的不二法门。

  降低成本的第一个突围方向,是刚才说的体制改革。而第二个突围方向是创新,通过创新来突破全球形成的僵局。引进新的产品,改变现有的品质,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夺取原料和半成品新的来源,创立新的经济组织。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创新很重要、很伟大,但是创新不是一定会发生的。成本曲线也不一定会右移,否则哪来这么多的过剩产能、僵尸企业、鸡肋的企业,还有病危停滞的企业?创新是有条件的。

  举例说,以色列800万人有3500家初创公司,并且特拉维夫主导了美国硅谷的高精尖研发,美国没有一家大公司不在特拉维夫设创的研发中心内,他们靠的是人、想法、发明创造,靠的是对教育的重视。

  总之,中国不创新、不改革,不会走出现在的困境。

  (本文作者介绍:教授、博导、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责任编辑:郑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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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周其仁 成本 体制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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