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的中国转型逻辑并不新鲜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张鹏

　　巴菲特了解美国，美国没有经济和制度转型的问题，他那一套投资的逻辑长期适合美国市场，但他对中国转型的经验认识并不多。他的“看多”中国未必有所收获但绝无损失。

巴菲特的中国转型逻辑并不新鲜

　　美国股神巴菲特在2016年伯克希尔股东大会期间表示对中国经济发展仍然乐观，相信中国政府对于处理经济转型与改革的经验知识比自己多。考虑到巴菲特对中国经济预期的言论一贯正面乐观，同时自从2008年投资比亚迪之后再无出手中国市场，我们只能说巴菲特是一位极为聪明同时不失坦诚的“生意人”。

　　难道不是吗？巴菲特了解美国，美国没有经济和制度转型的问题，他那一套投资的逻辑长期适合美国市场，所以可以“唱多”又敢“买断”美国。但是，他对中国都自认经验知识不多，没有必要像索罗斯那样“看空”中国动辄得咎千夫所指，“看多”中国未必有收获但绝无损失。所以说，巴菲特关于中国转型的言论是典型的“你好我好大家好”，如果套用刚刚流行起来的一句话就是“逼由你们中国人装，龙椅我巴菲特照坐”。

　　话说回来，中国人自己又对中国经济转型了解多少呢？敢像巴菲特这样承认经验认识不多吗？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依然道远且阻，既非巴菲特个人所能预见，亦非中国人自己说到做到轻而易举。为什么笔者会有上述这样的感受，缘于最近看了一本关于俄罗斯经济的书，即由陆南泉总编、李建民主编的《曲折的历程：俄罗斯经济卷》。尽管是在说俄罗斯经济，但是对于中国经济可谓殷鉴不远，正逢其时。

　　该书梳理了俄罗斯经济转型25年的历程、制度建设的基本面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认为俄罗斯选择激进的“休克疗法”式的经济转型模式具有必然性，是由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和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约束条件所决定的，然而无论从制度建设的成果，还是转型性危机深化和持续程度、经济转型付出的成本和代价看都很难说取得了成功。尽管如此，俄罗斯经济转型和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仍取决于制度转型进程。

　　具体来说，就是在转型过程中要集中解决以下六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问题：一是经济运营机制从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二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三是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与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四是实现政治民主化，建立法治国家；五是转变文化、观念与意识形态，即实现人的现代化；六是处理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成为开放性的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以上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制度转型才能实现，而随着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就达到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最终目标。”

　　不难看出，单纯地讨论经济转型，而不考虑没有制度转型，是没有太多意义的。譬如，俄罗斯与经济转型与政治转型是同一过程，尽管政治转型是一个质的变化，但还未起到积极推动经济现代化的作用。当然，政治转型的意义更多的体现在法治和人权层面而非发展经济，但是转型之后依然低效的政治体系照旧会滋生腐败，并且妨碍市场效率尤其是创新型经济的发展。就连俄罗斯官方的国情咨文也承认这一点。

　　另外，上述六个问题也是包括俄罗斯、中国在内所有的转型国家都需要理性面对的问题，经济转型和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仍取决于制度转型进程的结论也适用于这些转型国家。如果说俄罗斯经济转型的问题在于激进、过快而导致的不适应，那么如果中国经济和制度转型过慢而导致错失改革机会窗口、改革“空转”，中国渐进式经济社会转型不是一样难言成功吗？

　　如果我是媒体记者，有机会去美国这样一个非转型国家，遇到转型问题宁可去请教索罗斯，也不会去请教巴菲特。因为巴菲特一贯正面乐观、政治正确，没有什么新鲜特别的，索罗斯“看空”的逻辑反倒让我更有兴趣。

　　(本文作者介绍：供职于阳光私募行业，清华MBA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