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时不用再到奥马哈向巴菲特汲取正能量?

2016年05月03日08:59    作者:秦朔  (0)+1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秦朔

  从徐翔到巴菲特之间有多远?一念即一生,良心即安枕。而对有理想的中国投资人来说,制度在天,信仰由己。坐言起行,从我做起。

  当我在奥马哈的Hampton酒店开始敲击键盘时,一年一度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年会刚结束不久。从上午9点多到12点,下午1点到3点半,86岁的沃伦-巴菲特和92岁的查理-芒格端坐舞台之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回答投资者的问题。

  两位投资大师加在一起超过一个多世纪的投资经验,在几个小时尽显无遗。

  巴菲特、芒格说了些什么?

  他们有对投资炉火纯青的理解。巴菲特说,“我一生都在观察哪些东西可以进行商业运作,哪些可以做到,哪些无力做到。这并不复杂,不需要有很高的智商,但必须能控制情感。”

  他们关注商业中的人。问:为何耗资320亿美元收购航天航空精密器件公司Precision Cast?答:CEO马克-尼根是非凡的经理人,几乎独一无二的的经理人;他们关注商业中的变化,“不是固定在一个行业,钢铁或轮胎之类的,一定要具备弹性思维,思考将资产部署在哪些方面”;问谁是对手,巴菲特回答:竞争对手时时存在,而你需要关注的是使自己的产品更加完善,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客户那里,更关注客户、产品,才会得到客户肯定。不要总想着打败消灭竞争对手,而忽略你应该做的事。

  他们有返老还童的直率无忌。喝可口可乐会导致糖尿病、肥胖,那为何还要因投资可乐而自豪?答案是,“可乐和花生糖皆我所爱,我喝故我乐。设若吾有孪生兄弟,不喝可乐,日日只吃花椰菜,孰乐?其必患抑郁症也。女性比男性更长寿,汝岂因长寿而变性?”

  他们自有生活的乐趣。巴菲特说,吃喜欢的东西,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就是我最喜欢的生活方式。

  他们也有牢固的哲学。来自加州的华人提问,我们的子女如何投资?巴菲特说,不要担心小孩,不要妒忌别人IPO挣到大钱,不要妒忌彩票中奖的人,教育下一代坚持投资框架。芒格补充:一半的小孩子会在事业上失败,但不应该为此担心。

  他们也讲政治。芒格说他的选择是希拉里,巴菲特亦然,但他补充说,美国经济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无论特朗普还是希拉里,没有总统候选人或总统会将它结束。他们会用或好或坏的方法管理,但不会让经济真正偏离轨道。”

  最后一个提问,幽默感从何而来。巴菲特说“我觉得查理比我更有幽默感”,芒格一句惊人,“如果你准确地观察这个世界,必然是幽默的,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可笑了。”

  巴菲特和芒格的精神真好。一杯可乐加一包点心,且答且食,除了芒格在下午打了几个哈欠,两人全无倦意。巴菲特略微前倾,滔滔不绝,芒格稍稍后仰,惜语如金。

  巴菲特1959年遇到芒格,1965年通过购买股票获得伯克希尔的控制权。51年来,伯克希尔的账面价值从每股19美元增长到155501美元,年复合增长率19.2%,是世罕其匹的复利增长。2015年,伯克希尔的净利润为240亿美元,比2014年上升了21%。在福布斯2016全球富豪榜上,巴菲特以608亿美元排名第三。他说:“就我自己而言,1%的个人财富就已经足够我和家人使用,留下更多的钱既不会增强我们的幸福感,同时也不会让我们更加安康。”几年前他就承诺将捐出99%的财富。

  作为资本主义的成功典范,巴菲特却对命运的眷顾深感不安。他曾说,“我一直都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经济体中,它给那些在战场上拯救了他人生命的人颁发勋章,给一位伟大的教师授予来自学生父母的感谢函,但却给那些能发现证券错误定价的人带来成亿美元的财富。简而言之,命运对谁能挑到‘长麦秆’的分配方式是狂乱多变的。”他恪守简朴无华的生活。4月29日白天,我们去他位于Farnam街5505号的house参观。那是一栋在两条小路交叉口、绿树包围的老房子,朴素清静,和周围其他house没有什么分别。一位来自德国的投资者说,刚才看见一辆大车开走了。不知是不是巴菲特喜欢开的皮卡。我们看到院子里停了一辆白色轿车,老车,好像是起亚。

  为什么学巴菲特不容易

  今年的巴菲特年会,有4万多人从美国和世界各地赶来参加,中国来客3000人。美国中美商会会长、生于奥马哈的Alan Beebe说,上世纪80年代他去中国,根本没人知道巴菲特,而现在,连司机都能聊上几句“股神”。

  巴菲特一向被视为价值投资典范。“作为一名投资者你的目标就是以合理价格买入一家公司的股票,这家公司业务要容易理解,其未来5年、10年和20年的营收几乎可以确保。如果你不想持有一家公司股票十年时间,那么也别想持有其十分钟”,“我想投资这样的公司,它的业务太好了,以至于傻瓜都能经营得不错”,“要在他人贪婪时恐慌,在他人恐慌时贪婪”,“交易越频繁,表现越差”,“潮水退去,你才知道谁在裸泳”,“收购一家公司的最佳时机是其深陷困境时”,“头晕目眩的投机者都想在午夜前几秒钟撤出,但问题是股市之钟没有时针”……这些写在股东信中的话,经常、反复地被引用。

  巴菲特原则的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2007年,我和老朋友段永平做过一期电视节目。他2000年后决定移居美国时,无意中发现了一本写巴菲特的书,能看得懂,有了到美国做投资的信心,从此由实业转入金融。“如果没看过那本书,我不知道敢不敢做投资,或者投的规模很小,中间很动摇,就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回报。”段永平认为,巴菲特的基本理念就是了解公司的折现价值,在价格和价值有严重偏差、价格远低于价值时买入,而分散撒胡椒面、或者拿个大黑猩猩往墙上扔飞镖,都不叫投资。“投资是你的钱投到一个你认为最好的公司里,既然认为最好,只投一小部分,把剩下的投给你认为不够好的公司,这逻辑就是错的。”段永平投资网易时,用了当时能动用的所有的钱。如果投资中发现错误呢?“马上改,不管多大的代价都是最小的代价。”

  既然巴菲特原则正确,为什么世间要再出巴菲特这么难?

  在年会现场,波士顿一家基金公司的一位管20亿美元盘子的基金经理对我说:“我也想像巴菲特一样长期持股,不交易,但是公司老板就会说,你这一年好像没有干什么事啊。巴菲特长期投资,是有长期资金支持。伯克希尔旗下有4家公司做财险和再保险承销,先收后付,有大量浮存金,在最终支付给投保人之前可以拿来投资。最后,巴菲特认为在懂一家公司后要集中持股,但什么是懂什么是不懂,是很难说的。如果股价下跌,一时亏损很厉害,我们的投资人就会无法忍耐。”

  上海的一位老牌基金经理回顾说,“公募基金的排名竞争导致无法贯彻价值投资原则。我亏钱,但排名在前25%,奖金比赚钱而排名不在25%要多。为了冲排名,就会忽略价值。国内很多前一年排名好的基金下一年很差,原因就是上年冲得太厉害。”

  在中国投资人酒会上,纽约金融论坛联席发起人陈凯丰指出,巴菲特有两个方面是国内投资者不太注意的。一是更多从一级市场而不是二级市场获利,2015年,巴菲特持有的运通卡、可口可乐、IBM、富国银行等当年二级市场买入的公司对于整个伯克希尔净利润的贡献不到25%,大部分利润来自一级市场的产业投资、并购和运营,比如BNSF火车运输公司、能源公司、Precision Cast、卡夫-亨氏食品公司等。二是巴菲特看个股也看宏观,比如看多股票看空固定收益产品,对大宗商品偶尔看多,对美元一直看空、最近看多,对波动性看空;在国别上,看多美国和德国,对新兴市场属于偶发性的投资,主要是担心新兴市场存在一些异常风险,会让整个本金损失掉。伯克希尔在看涨期权和看空期权上的交易量非常巨大,2015年的衍生品交易利润是6.3亿美元。

  事实上,当伯克希尔管理的资产规模大到一定地步时,巴菲特越来越倾向于产业投资和宏观对冲的策略。由于美国市场的有效性高,采取宏观对冲策略的确定性也比较高。

  在投资界要同时具备如此多的因素很不容易,所以巴菲特也就如此稀缺。

   “投资圣贤”与“江湖大佬”

  那么,如果巴菲特来到中国,情况会怎样呢?在奥马哈,我见到了巴菲特投资的比亚迪的王传福,他正为行业的过度竞争而烦恼。我注意到,凡被称为“中国巴菲特”的投资家如赵丹阳、但斌等,都曾痛感市场的有效性不够,在股价表现上往往“劣币驱逐良币”,投资者最终会赎回资金,抛弃长期投资的“巴菲特”。反而是泽熙投资的徐翔这样“一字断魂刀”的刀法屡屡胜出,但终究也是雨打风吹落。

  在奥马哈,我从手机上看到,北京时间4月29日,徐翔因涉嫌操纵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犯罪被依法批准逮捕,目前被关在青岛胶州看守所。去年11月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徐翔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股市内幕信息,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股票交易价格,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那天上午11点多,穿着白色阿玛尼上衣和灰色衬衫的徐翔在G15沈海高速宁波北至杭州湾跨海大桥庵东出口段被带上了手铐。半小时前,他在奶奶的百岁寿宴上得知抓他的消息,仓促离开,开车绕过杭州湾驶向跨海大桥。这时警方已封路,正等着他到来。

  作为“私募一哥”和所谓“中国对冲基金之王”,截至去年10月末,徐翔的泽熙旗下5期资金信托计划,都排在所有信托产品近一年绝对收益率的前10位。几年来,市场多次疯传徐翔要出事,均有惊无险。和一些上市公司的“特殊关系”曾是他飞黄腾达的原因,现在则成了负担。由于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等人和徐翔同时被批捕,业界普遍认为,徐翔案和中信证券高管案高度相关,即都涉嫌内幕交易。去年夏天A股暴跌,6月到8月,泽熙成功逃顶又精确抄底,在当时股指期货做空被限制的情况下,还能取得如此高收益,令人不能不怀疑是谁在高位为他接盘。

  徐翔是不是像网上流传的是权贵者们的“白手套”,持有泽熙基金的人到底是谁,不久就会清楚。我关注的问题是,徐翔为什么走上了和巴菲特不同的另一条路。

  我没有见过徐翔。他2005年从宁波到上海做私募,从不参加公开活动。《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见过他几次,采访过,也有记者跳槽去了“泽熙”工作,做公司调研。在上海,徐翔基本就在陆家嘴的“汤臣一品——东亚银行大厦——国金中心”三点之间活动,居住、办公、吃饭。2014年11月之后,徐翔在北京开了泽熙分公司,主要时间在北京。他的办公室在金融大街7号的英蓝国际金融中心5楼,距中国证监会不到1公里。他住金融街威斯汀公寓。

  如果说巴菲特是美国资本市场孕育出的常青树和超级IP,是以杰出投资家和“奥马哈圣贤”(Sage of Omaha)这样的称号而闻名;徐翔以及类似的徐翔们,更多是以秘不示人的江湖大佬身份和“涨停板敢死队”、点石成金、抄底逃顶等“奇迹”被市场传说,他们如火箭般升起,又如烟花般散去,并且夹杂着神秘、重组、私相授受、台底交易、权力、牢狱的气息。

  1930年,巴菲特出生。此前一年,华尔街在一片看不到危机的繁荣中突然崩溃。当时的代表性公司,美国钢铁公司的股价从每股262美元跌至21美元,通用汽车的股价从92美元跌至7美元。这之后,是参议院对股市的调查,发现了严重的操纵、欺诈和内幕交易;是1932年的银行倒闭潮;是从1933年开始的罗斯福政府对证券监管体制进行的根本性改革。然后,股市慢慢复苏。巴菲特的父亲是证券交易员,他11岁就购买了平生第一张股票。1947年,他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财务和商业管理,因为不喜欢空头理论,两年后转学到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1950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拜师于投资学大师格雷厄姆门下,以基本面为投资依据,开始了他的传奇一生,6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步入黄金岁月,并持续延伸,直到今天的夕阳红。

  巴菲特的神话,和美国经济的上行,大消费的形成,公司的全球扩张,以及法治化的市场是分不开的。

  1977年,徐翔出生。此前一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进入尾声。此后一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迈上经济持续增长的快车道,亿万人民群众为了改变自己命运而迸发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成为活力之源。

  1990年,沪深交易所成立。它顺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但由于建立市场的初衷是为融资者而不是投资者服务,特别是为相当多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的融资服务,再加上有浓厚权力寻租特色的指标制、审批制,使整个市场始终无法真正走上法治化轨道,规制严而执行差,条规多但约束软,利益巨而惩戒轻,放就乱抓就死,国企滞民企难,等等。一个额度一个壳,关联交易流行,假账化妆难改,利益有多大,寻租的冲动就有多强。

  回顾整个一部证券史,不捞白不捞的短期行为,连赌场规则也不如的坑蒙拐骗和偷窃之道,权钱交易全面寻租,曾经比比皆是,投资者被鱼肉的悲歌何其之多。这种从根本上是利用投资者、糊弄投资者而不是善待投资者、对投资者负责的体制,引发了无休无止、无法真正解决的诸多结构性难题。

  但就是这样的波动高、干预多、好公司少、散户为主的市场,概念题材任性,热点切换迅速,恰为徐翔这样高中没毕业就出来炒股、脑子灵、禁忌少、下手快、敢操作、无信仰的操盘手创造了速成空间。梳理他这一路,其实始终逃不脱这样的路数:左手敢死队右手定增王,偏爱重组,炒作概念,坐庄拉抬,先知内幕,等等。

  从1990年中国资本市场确立,中国经济的增速并不亚于美国,甚至要快很多。这也是中国经济的黄金时代。从道理上,理应出现一批中国的巴菲特。而中国人的超级勤劳,超高储蓄率,在金融压抑下的超少投资渠道,三者结合在一起,又创造出投资者无比凶猛、愈挫愈奋的“动物精神”,为资本市场不断输血,韭菜割不尽,忽悠吹又生。很可惜,市场自身的制度和文化建设远远落后于时代,说市场是“绞肉机”过分了,但说是不负责任的“负心汉”,则又言轻了。

  有什么土壤生什么果实。所以,巴菲特是“投资圣贤”,我们盛产“江湖大佬”。

  市场是每个人都要过的坎

  诺亚财富研究总监夏春最近在FT中文网发表的文章指出,从1992年到2013年,中国扣除通货膨胀的实际GDP指数累计增幅远超主要经济体中的任何一个。如果把主要经济体1992年的GDP统一折算为1,2013年底中国实际GDP约为8.6,同期印度、巴西和美国分别为4.1、1.9和1.8。但是,同期中国上证综指扣除通货膨胀的实际累积回报却是一个让大家失望的0%,也就是说,1992年的1元钱投入股市22年后的实际购买力依然是1元钱,而同期巴西,美国和印度股市投资则分别增值至3.0、2.6和1.9元钱。如果投资者2000年以1元钱入市,那么到2013年的累积实际回报为负(实际购买力约为0.6元,无论是否将股票红利再投资),还不如放在银行的活期账户上,那样在2013年底可以获得0.8元的实际购买力。

  这一研究和秦朔朋友圈介绍过的富兰克林-艾伦、钱军、朱蕾等金融学者的研究结论类似。就是中国股市和中国经济的表现基本脱钩。

  今天再去追究中国这个圈钱市场究竟是谁之责,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体制的缺陷要超越,政府的职能要转变,投资者人性的弱点要克服。希望中国市场不仅是大市场,而且是好市场,而不是怪市场,扭曲的市场。管制越多的市场越不能产生伟大的投资家,让人有不作恶不作弊也能好好做投资的自由,把投资者的钱配置到好企业、高效的企业手里,我们的市场才会真有希望。

  巴菲特曾经说过,“中国找到了解放人类潜能的秘方,就像200年前美国人找到了这个秘方一样。”今天,不仅证券市场,很多中国的问题都在于,如何保护人民的潜能不被消解和挫伤。这就需要真正的法治建设。

  从徐翔到巴菲特之间有多远?一念即一生,良心即安枕。

  而对有理想的中国投资人来说,制度在天,信仰由己。坐言起行,从我做起。

  4月30日晚上,一批中国投资家聚在巴菲特年会中心旁边的希尔顿酒店。其中一位海外投资家说,芒格最近向他推荐了《美国的增长》一书,该书认为美国经济的全盛期是1940到2015,芒格和巴菲特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让我们祝福中国周期的来临吧。”大家举起了杯。

  那一刻,我在内心里祈愿: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经济建设好,把自己的市场建设好。希望徐翔之后不再有徐翔,希望中国的投资人将来有一天,不需要万里迢迢到奥马哈向巴菲特汲取正能量。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责任编辑:王元平 SF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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