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改革对中国中期增长前景至关重要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机构 imf

　　对中国经济中期而言，风险主要是改革进展缓慢以及继续依赖政策刺激和信贷来实现增长目标。虽然这能够支持短期增长，但却会因为生产率下降而损害中期增长前景，以及因为信贷和债务持续增加而使风险上升。

主动改革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

　　随着中国从投资转向消费、从工业转向服务业，中国的增长依然强劲，2016年将达到6.6%。但中国需要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取得更快进展，以促进中期增长并减少风险。基金组织在对该经济体的最新年度评估中如是说。

　　基金组织的中国代表团团长James Daniel向基金组织新闻表示，当局已取得引人瞩目的改革进展，尽管进展并不平衡；但他表示，中国对信贷增长的依赖尤给该国前景蒙上一层阴影。若不改革，增长将在近期维持较快速度，但很可能在中期下降更多，急剧减速的可能性也更大。

　　基金组织新闻：基金组织刚刚发布了对中国经济的年度评估。能否介绍一下基金组织对中国增长前景的看法？

　　Daniel ： 我们对中国的增长前景持积极态度，中国继续调动庞大的资源，追赶高收入经济体。我们预计增速会从2016年的6.6%温和下降至2018年的6%，此后还会进一步小幅下降。这里我们假设中国会持续从投资转向消费、从工业转向服务业。中国之前和（很可能）未来的增速是很多国家所梦寐以求的，这也是中国政策制定者所采取改革的积极反映。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增速会在中期下降，若改革不力则尤其如此。在加快推动结构性改革的更为“主动”改革情景下，中期增长将得以改善（至6.5%左右），但代价是短期增速将进一步放缓，因为高负债企业将被重组。在改革进展有限且持续依赖不可持续的政策刺激的“无改革”情景中，也存在下行风险。在此情景下，短期内将维持较高增速，但中期增速会下降更多，急剧减速的可能性也会更大。

　　基金组织新闻：中国计划向可持续的增长道路转型。再平衡是否正在推进？到目前为止有何影响？

　　Daniel ：再平衡是谈及中国时常用到的一个术语，但对不同人的含义不同。在我们的报告中，我们定义了再平衡的四个纬度，以及再平衡哪些方面的进度不均衡：

　　外部再平衡 进展顺利——经常账户顺差已大幅下降，不再以净出口拉动增长。

　　国内再平衡 有三个组成部分：从投资向消费转变，从工业向服务业转变以及减少对信贷的依赖。中国向服务业转型已取得巨大进展，向消费转型进展适度，但重要的是在减少对信贷的依赖方面进展很小。

　　环境再平衡 方面进度不一。增长的能源密集度已经下降，但空气污染仍然十分严重。

　　收入分配再平衡 也进度不一。国民收入中流向劳动力的部分已经增加，但收入不均仍十分严重，而财政政策在减少收入不均方面发挥的作用很小。

　　基金组织新闻：改革的进展如何？

　　Daniel ： 改革总体进展较快。改革在多个领域取得引人瞩目的进展。仅仅是每天跟踪数量如此众多的改革，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挑战了。在过去12个月，当局已推出多项重大改革，包括：（1）提高货币政策框架的现代化和市场化程度，包括提高汇率制度的灵活性；（2）改善财政结构，如将增值税推广至全部服务业，实施新预算法来提高地方政府财政的透明度；（3）鼓励城镇化，如通过提升农村土地权，提高养老金可携性，制定新的城市登记体系，使流动人口可逐步获得享有基本社会福利和居民福利的资格。

　　但改革也进度不一。部分关键领域改革进展较慢，如改善公司治理、防止薄弱国企更多举债、应对企业债务高企问题以及开放国家主导的服务行业等。结果是这使得资源分配恶化，长期增长前景减弱，脆弱性也有所增加。

　　基金组织新闻：中国短期和中期的主要风险有哪些？

　　Daniel ： 短期风险可能性较低，主要是可能出现的投资者信心下降、资本外流压力再度出现、企业无序违约以及资产价格大幅下跌，而这些可能通过规模、关联度和不透明性不断加大的金融体系所放大。对中期而言，风险主要是改革进展缓慢以及继续依赖政策刺激和信贷来实现增长目标。虽然这能够支持短期增长，但却会因为生产率下降而损害中期增长前景，以及因为信贷和债务持续增加而使风险上升。

　　我们也不要忘了也存在上行风险。在短期内，近期刺激措施的影响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而更重要的是，若在结构性改革和抑制信贷增长上取得更快进展，将大幅提升中期增长前景并减少下行风险。

　　基金组织新闻：未来需要采取哪些政策措施来确保中国降低脆弱性？

　　Daniel ： 重点是降低信贷增速。这只能从以下根源予以解决：追求不可持续的高增长目标、国企和地方政府的软预算约束、政府显性和隐性担保网络以及一些金融部门过度承担风险的行为。反过来，这就需要一个综合性的战略并果断采取措施，以解决企业债务问题，从公共投资转向支持消费的财政措施，强化银行缓冲并抑制金融体系风险，继续提高汇率灵活性，以及加强沟通和数据的透明度。

　　基金组织新闻：解决企业债务问题看起来是个关键。从可操作性上看，当局应该怎么做？

　　Daniel ： 是的，这是一个关键。中国的企业债务仍然可控；但其已达到GDP的145%左右，不论以任何方式衡量，它都已经很高了。此外，中国的非金融国企占用了约一半的银行信贷，但只创造了约五分之一的工业产出。所以首先，需要一个高层决定，停止对薄弱企业继续提供融资，并接受可能出现的近期增长放缓。这一决策将为其他措施铺平道路。当局需要一个战略来应对这些薄弱企业，尤其是国企。该怎么做呢？重要的是开展分类甄别，区分具有生存力的企业（应对其进行重组）和不具有生存力的企业（应开展破产清算）。开展分类甄别将实现损失的确认（如银行贷款的损失，需要予以确认），而这是监管当局所应鼓励的。

　　一旦这些损失得以确认，则需要在银行、企业和投资者间进行分配，且（必要时）由中央政府提供支持。那些具有生存力但薄弱的企业需要开展重组，这可能需要一个市场化的庭外流程，且一个完善的问题债务市场可能有助于这一过程。

　　最后，也是同等重要的，是需要解决社会成本问题（如裁员），如通过专项预算基金开展定向援助。

　　(本文作者介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