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本就是个非理性的怪诞物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萧戍闻

　　股市本就是这么个怪诞物，人类金融市场的发展史证明，苦心孤诣研究K线图和指数波动，没有用，但偏有人想从这上头复盘过去，预测未来。个股价格在这类预测中或膨胀或坍缩，于是人们拿“泡沫”形容之。

　　暴涨，狂跌，反弹。中国大陆地区A股市场的真风度！

　　这里是政策、概念跟民众情绪的非理性扭结之地；这里是行政干预之手和亚当·斯密老夫子所说的看不见的手，两下里或明或暗张弛较力的舞台；近来，这里更是互联网翻覆之所。

　　针对股市，十几年前，权威专家通过主流渠道发布官方信息，别无分号。几年前，股民们通过各种短信、邮件渠道传播各种资讯。目下，互联网实时直播全民参与市场实况，真实的见地、虚妄的推测、难辨的八卦……信息泛滥，民气激荡。个股们那“涨便买我”的召唤，如同刘伶“死便埋我”般大洒脱。更洒脱的是，一跌就卖，再涨再买的哲学，竟是各路股神们稳赚不赔的节奏。

　　股市风度，狂放有加，于今尤甚！要学会赏识这风度，就是学着随顺大势！

　　股市本就是这么个怪诞物，人类金融市场的发展史证明，苦心孤诣研究K线图和指数波动，没有用，但偏有人想从这上头复盘过去，预测未来。个股价格在这类预测中或膨胀或坍缩，于是人们拿“泡沫”形容之。

　　密西西比泡沫便是著名殷鉴。

　　很久很久(三百年)以前，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在法国用两年多的时间，涨13个月翻20多倍，跌13个月亏95%以上。那过山车，咱就不去复述了，只看古斯塔夫·勒庞先生在他的《乌合之众》里记载的一个小插曲。

　　说，有两位在当时被法国全社会公认的大学者，拉莫特先生和泰拉松神父，两位一向德高望重而富于理性。他们在密西西比狂飙中，彼此祝贺对方没有被卷进去。后来两人却在股票交易所台阶上擦身相遇，老成持重的学者尴尬的对话道：

　　“哈！是你吗？”

　　“哦！怎么可能是你？”

　　再后来，两人谋面时会高谈哲学、科学、宗教，但避谈密西西比泡沫。当他们不得不谈论这个财务灾难时，两人一致感慨“任何人都不要发誓永远不会受到别人的影响，即使是聪明人也不能排除在外。”

　　所以，在股市这个大怪物面前，不必对股灾、泡沫做负面评论，也别鄙夷人们在涨势中冲进来的疯狂和在跌势里跑出去的恐慌。因为这才是股市的真风度。

　　但这种风度实在不好适应。

　　当个人的财富被无情缩水时，毕竟心塞难受，于是散户开骂，网络成为语言暴力的泄洪区。行政当局也不接受这风度：竟有人(国内外一小撮游资、金融巨鳄之类)敢来收我地里的庄稼？！随即出手了。而“有人”也很知趣，发声明，求撇清，摊手给你看他的满仓：“大家都一条心思做多嘛！”

　　股市成了吞没财富的黑洞，而财富的缩水让人直接联想到破产。破产就是花的多挣得少，最后还不起债的现象。

　　个人可以破产，比如信用卡刷爆，无力还款；企业可以破产，比如无序发展，产能过剩，产品滞销，结果资不抵债了；政府可以破产，比如美国奥巴马政府提交的预算案没被通过，只好遣散公务员，衙门不办差了；国家也可能破产，比如冰岛、阿根廷、塞浦路斯都破过产。现在希腊也正在破产边缘摆荡。

　　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破产让人看到凄惨，并附赠由奢返俭式的痛苦。典型的场景是，小康之家破产后，原本体面过活的孩子变得营养不良，面黄肌瘦的在垃圾堆里翻检能果腹的东西；老人则形容枯槁的瘫坐在银行关闭的铁栅栏下号啼，因为退休金已经领不出来了。能造成这副惨状的，除了破产，还有陷阱——中等收入陷阱！

　　啥叫“中等收入陷阱”，大家上网一搜就知道了。总之就是社会的全面恶化。

　　财长楼继伟在年初提到过陷阱这事儿，引得不少专家学者得以置喙来彰显智慧。有的说中国掉进陷阱也不见得是坏事；有的说根本就不存在这么个陷阱，那都是危言耸听；还有的献计献策，要帮政府跨越陷阱。

　　结合股市风度下的种种阴谋论揣测，反观国家破产后，冰岛、阿根廷、塞浦路斯的实况，不难认清，决定事态发展的不是几个政客党棍，而是“文化”，也就是社会的集体记忆。所以我们干脆从文化上谈“中等收入陷阱”这个经济现象吧！

　　中国至今仍是一个封闭内敛的国家。

　　不要以为富裕些的民众遍游世界各国之后就拥有了国际视野，其实人们的看点还是西洋景，西洋货，民粹总是民粹，无可厚非。走出国门，带回观念，发表意见，引领风气之先的，总是少数精英。少数人带回来的，自然是少数派报告，也就是片面的国际视野。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到现在，都是这个模式。你引进宪政，我输入革命；你求助欧美，我取经苏俄。世界被一块一块的带回国内来宣扬。

　　然而政府和民间从来都是两张皮，精英游走于二者之间，大不合时宜，反倒加深了各方对立，即便精英们之间也没什么宽容和理解，最后甚至大打出手。以当代标准衡量，中国社会显然还不成熟，陈丹青先生说：“(近百年以来)一个均衡正常的(社会)生态，迄今还没有”。所谓不成熟的社会，就是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异过大的社会。

　　远的不说，只谈近现代中国历史，一直在上演政商勾结的戏码，二者联手劫夺和吞没着本该均给社会民众的经济利益。于是，在几乎代代永续的赤贫艰困里，公众无心建设精神信仰，只剩拮据导致的焦虑，为谋一碗饭，能放弃了一切，自由独立的思考也就甚无价值。

　　进入当代，我们中国大陆地区进入转型期。国民从自身内部要求社会的变革，希望从文化糟粕里走出来，将公众素养提升到比较高的水平上。这种求变心理是很强烈和迫切的，然而历史文化的负面影响不会在旦夕间得以肃清，这个冗长的流变过程是冷漠而平庸的。

　　吊诡的是，在冷漠年代，人们很容易亢奋。在平庸年代，人们很容易迷信。当自认为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之后，人们会共襄无稽之盛况。于是乎各类荒谬绝伦光怪陆离的社会乱象层见迭出，而舆论翻转只在分秒之间，也只有真相缺失，公众才能放心摆脱道义枷锁，更为随意的娱乐。

　　不过还好，矛盾越是尖锐，冲突越是严重，表现越是极端，矫枉过正的效果也越是明显。就像股市，剧烈动荡也好过崩盘。这种乱象甚至可以说是对历史文化负面影响的缓释。

　　其实，咱们为什么不能说说远的呢？积极的想想，中国历史传承下来的一个关键文化就是“均贫富”。

　　真懂得，又用好了的，首推春秋时代越国重臣范蠡，后世诗仙那句“千金散尽还复来”活脱就是说他呢，而且是千金来了再散，散了再来，如是者三！后来到战国时代，冯谖为孟尝君收租子不成，反倒一把火烧光债券契约的事，也很聪明，但比陶朱公的大智慧，总还差一点儿。差就差在一个是闲云野鹤，独立自由；一个是政客党羽，为“明主”效力罢了。

　　不懂得，但善用的，是历代义军首领们。他们哪个不是打着均贫富的旗号鼓动民气的？但结果都不太理想，得势之前是真不懂“均贫富”，得势之后是真做不到“均贫富”，无论权力还是权利，抢在手里就捏到死。就这智商，比冯谖、孟尝君差得远，更甭提跟范蠡比了。

　　网上曾流传一则轶闻，有记者向宋美龄描述延安的清明廉洁时，宋美龄无奈轻叹道：“他们(指延安)还没真正尝到权力的滋味。”蒋夫人是否说过这话，我没考证，但美剧《纸牌屋》里的弗兰克·安德伍德说：“为了钱而放弃权力，这个城市里，几乎人人都犯了这个错误。金钱是萨拉索塔的巨无霸豪宅，保质期只有十年，权力是古老的石砌建筑，能屹立数百年。”(He chose money over power. In this town, a mistake nearly everyone makes. Money is the McMansion in Sarasota that starts falling apart after ten years. Power is the old stone building that stand for centuries。)一向标榜自由民主的美国人，都对权力做如此露骨的表白，可见所谓成熟社会，不过尔尔。

　　来自英国的贝淡宁(清华大学教授)认为，中国人更喜欢“监护人话语”(guardianship discourse)，也就是由英才照料全社会的利益。英才自然不是那些“难得马前课，全放马后炮”的专家学者，而是政治精英。这是贝淡宁的历史结论。

　　然而，民众素养偏低，法制传统薄弱，社会不公明显，精神信仰苍白，这些是病根还是病态呢？社会民众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经济转型困难，既不能回到过去的低人力成本加工制造型经济，又难以攀上高科技产业经济模式。在过渡状态里，疲遢着，腐败横行，失业泛滥，社会动荡。这完全是一种清洗，中国，能这样吗？！

　　我们的祖先曾用“均贫富”这种古老、质朴的智慧拜托了清洗，现在，难道就丧失了智慧，迷惑在政商间的博弈、精英与民粹的龃龉中，难以自拔吗？

　　民众是不能靠所谓社会英才来管理全社会的利益的，经济或金融管理的药方不好使。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均贫富”最好使。当然不是要打家劫舍，劫富济贫，而是通过公众的努力，让社会各集团、各阶层在财务领域日趋透明，并推动分配模式日趋合理。改进教育，缓解精英与民粹的对立，要知道，许多农民工或留守儿童如果受到(与精英们)同等水平的教育，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要比你我大的多。

　　同样，政治治理的演进也需要公众的合力而为，只有打破官方、民间两张皮的历史遗患，像徐贲先生所言，让政治成为每个人的副业，才能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官儿就是我，而我却不是官儿的子民，这样，矛盾就会逐渐的缓解掉了。

　　慢慢来，这是一个渐进改良的历史进程，解决的好，未来就好，解决不好，未来就不好。就这么简单。

　　(本文作者介绍：金融大集团的从业小职员，“豆瓣阅读”认证作者，“第九课堂”认证讲师，文史国学研习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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