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做了一项中国经济常识性的研究工作——二元体制经济学专栏结语

　　《二元体制经济学》专栏共连载17天，今天就此写一篇感言性结语，与大家分享自己的心理动态和研究历程。作为《二元体制经济学》专栏之十八。

　　以东亚新兴国家和地区同样人均GDP水平时的速度为经验，理应还会高速增长的中国大陆经济在2012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到了8%以下，2015年又到了7%水平。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增长速度的下行？还有什么办法能够稳定住速度？实事求是地讲，从1984年大学毕业留校到在北京教学研究，期间真正投入时间和精力专注做一项学术研究的，还就是2014到2021年这8年。

　　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笔者认为首当其冲的因素是计划生育时间太长且力度过大。2011年在从事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工作时，读到有关国家由于人口减少而出问题的文献，发现从国际竞争力看，计划生育很可能会给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很大麻烦。除了年末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中表达了这种看法，我也在2013年8月的演讲中建议停止计划生育，并在2015年和2018年分别发表了“生育管制的经济后果”和“再论生育管制对国民经济的因果影响关系”两篇学术论文，以及一本名为《中国：增长放缓之谜》的专著。除此之外，我还认为人口城乡迁徙户籍管制和土地房屋体制也是造成收入差距和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两者共同造成了国民经济增长的消费需求不足。大的方面，计划生育还是国策；学者层面，有的认为计划生育不影响增长，有的甚至认为其促进经济发展。研究还是有一些超前的麻烦，但自己感觉还是将经济增长下行的原因讲清楚了。

　　2018年笔者开始观察和研究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未来还有没有中高速增长的可能？从城乡差距和收入水平分层以及相关数据看，较大规模人口在耐用消费品、家具、住房、居住条件、汽车等方面还没有充分享受工业化发展应有的内容，在这些方面的消费水平并不高，收入需求弹性较大。以此为据，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还有15年左右的时间。考虑到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是大规模物质财富生产的时代，劳动生产率和增长速度将处于高和中高水平。也就是说，在未来15年中，国民经济还将处在工业化发展阶段，有中高速增长的可能。

　　这就到了下一个问题，如何将增长支撑并稳定在中高速水平？原来没有打算做二元体制经济分析方法和框架，本想将国内外各经济学大家们分析中国未来增长的论文综述，再加以自己的想法，综合整理写一本书就可完成此项研究。但是，阅读一些文献后发现，事情并不如想象的那么简单。

　　首先需要知道的是，中国1978年以来的高经济增长究竟来自于哪里？清楚此项，可以温故而知新，给未来的改革和增长提供启示和借鉴。在专栏中已经论及，1957—1977年，投资和就业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42.15%和2.64%，GDP年均增长速度为4.97%；1978—2010年，投资和就业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9.15%和2.05%，GDP年均增长速度却高达10.01%。也许是阅读不够，但在我所读到的文献中，结论要么比较定性和模糊，要么明明是改革推动了增长，但研究计算的增长结果与改革学理上无关。

　　1970—2018年，欧美日韩TFP（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在0.80%—1.10%之间，而中国TFP则为3.49%。国内外学界习以经济学教科书解释为常，大多都以为由广义技术进步贡献。其实从琼斯TFP质疑和菲斯佩奇观察TFP增长曲线所持观点分析，中国额外的TFP应当来自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笔者本想在现代经济学库中找到一个普遍适用的经济数理模型核算并解释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来源，但发现很难找到合适的模型。于是笔者用笨办法，即按照中国实际，去寻找中国中高速经济增长的来源。在分解中国比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达国家额外多出的TFP结构后，发现一部分由产品市场化交易和劳动及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提高效率贡献，另一部分由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使资产交易零到市场价溢值形成；还有一部分增长潜能：是土地作为无价值的资源，在出让市场发生零到市场价的溢值，通过购地者支出、出让金收入和生产法方面摊入，实际以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一部分增加值计入了GDP。最后从学理上看，计算工具其实是一个讲中国故事的归纳性核算模型。

　　在谋划中国未来经济中高速增长时，发现不可能在现代经济学库中找到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测模型。比如在索洛增长模型中，就没有何种改革可以推动经济增长速度的变量和因果互动关系设置。有的文献强调，若要加快增长速度，需要在人力资本贡献方面做努力。其实，在市场竞争的体制场景中，人力资本要素由供需和价格机制调节配置，同样无法说明需要人为安排一次改革才能积累和发挥人力资本增长潜能的学理关系，并且也无法得出与模型分析对应的需要进行人力资本体制改革的政策含义。笔者发现由于农村户籍管制而淤积的剩余劳动生产力规模很大、城乡闲置浪费的土地要素不少、国有企业中低效率利用的资本也数量不小，如果对这些进行改革，肯定会推动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但是，现有的经济增长仿真模型中无法加入这些因果变量。在2020年下半年，笔者才想明白，用普遍性现代经济学增长模型分析如何通过改革使中国获得新的增长潜能，在逻辑上无法实现计算。

　　经济学是人们认识经济事物的方法。就像人们用体温计可以观察自己的体温但不能测量牛的体温一样，索洛增长模型可以仿真市场经济体未来的经济增长，但不能仿真中国这个还不完全是市场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增长。笔者原本的想法就如前面所说，就此写一两篇论文，出一本书了却研究，根本没有构建新分析方法、制定新研究框架的想法。实在是找不到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潜能的现成的分析范畴、方法和逻辑框架，才去胡思乱想。

　　中国、欧美市场经济、经济发展中、瞬时转轨等国家也不一样，解释和仿真其各自经济增长的模型自然也会不一样。站在此山，回首细看此山，中国实际是一个特长周期的二元体制转轨国家，其增长的动力来自于不断的体制改革。于是展开、借鉴、组合和形成了二元体制国家、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转轨阶段、改革内容先后、渐近改革、二元体制扭曲、扭曲可纠正、扭曲不可纠正、体制标准值、体制扭曲值、体制扭曲差值、体制性剩余、改革TFP、二元体制自然经济增长率、解释型增长核算模型、仿真型增长预测模型、资产债务货币联立模型等系列性的分析范畴、方法和逻辑框架体系。也就是说，试图为中国二元体制经济分析，提供一个适用于观察这个特殊客体的体温计。

　　从二元体制生产侧的仿真增长模型看，一是计算二元体制经济自然低增长速度；二是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推演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贴入获得的增长潜能，仿真推进农村住宅资产化改革获得零到市场价溢值潜能，预测城乡土地资产化改革获得的零到市场价溢值潜能；三是计算如果调水增地增加土地要素数量能够得到的增长潜能。笔者的意图是，建立推动重大体制改革和采取重大发展举措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变量和互动关系的特殊的增长模型。

　　在需求侧方面，笔者认为，生产增长需要消费需求的可能性边界。将二元体制经济分析贯彻到需求方面，计划生育形成的人口迭代收缩、户籍管制等体制梗阻、土地交易收入分配扭曲、高房价挤出等是二元体制居民消费需求收缩的四大体制性根源，可以与当期的产能过剩比较和平衡。但是，笔者及其团队还没有建立起二元体制需求侧经济增长的仿真模型，以及二元体制均衡增长仿真模型，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经济增长还有一个稳定性方面的考量。笔者先分析了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其零到市场价溢值成为经济增长潜能的重要来源。另外一个方面是进入21世纪后，出让土地和城镇房屋资产的可抵押性为债务安全和币值稳定提供了信用保证。目前看来，城镇住宅和出让土地是资产，而大量的农村住宅和城乡土地不是资产，只是禁止交易和没有价值的资源、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即二元资料和资产体制并存。未来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加剧，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需要赤字刺激，土地出让流量资产规模收缩，城镇住宅存量资产增长回落，高负债发展模式又成为必然。债务规模扩大与资产保证信用之间失衡，难免金融体系崩溃。

　　笔者并不是专门研究货币理论的学者，但为了在二元体制中货币、债务、资产和价格等关系的分析需要（见专栏之十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币供应简略的学理解释》），笔者将影响货币供应的力量分为来自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供给侧的因素是GDP加可交易的土地房屋资产及其价格，需求侧是债务余额及其利息率，而GDP和土地房屋资产乘以价格等于债务余额乘以利息再乘以债务对GDP和资产的周转速度。建立三联立的货币模型完全是为了研究方便。当然，模型既没有设计和加入资产价格变动、债务链断裂等变量的程度和风险预警，也没有与国际收支、人民币汇率等变量结合起来，进行币值大幅度波动的观察和监测，这需要继续深入研究。

　　需要提出的是，经常在报刊上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如减少人口会降低失业率并提高人均GDP水平，服务业会成为未来经济增长新的动能，中国工业化发展阶段已经结束，数字经济和技术进步会强劲推动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其实，一是人为减少人口会改变人口的年龄结构，造成消费需求收缩、产能过剩、增长下行的失业上升。这已经被人口越进入和越多的地方就业越容易，人口越流出和越少的地方就业机会越少所证明。二是从世界各国，如日韩的情况看，服务业比率上升快，并且到一定水平后，增长速度从高速向中速，甚至向低速变动，这有绝大多数国家经验数据可查，中国不可能例外。并且，增长的鲍莫尔诅咒，讲的就是工业化是物质财富大规模、专业化和高生产率的高增长时期，而大部分服务业很难大规模和专业化生产，并且实物劳动生产率较低，生产成本较高，使经济陷入低速度增长阶段。三是工业化是否已经结束，不仅要从生产是不是过剩，还要从消费有没有需求方面观察。笔者已经观察到一些收入阶层工业化阶段的物质需求还没有得到满足，生产过剩是因为这部分居民收入水平较低，需求支付能力不足。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工业化阶段并没有结束。四是所谓技术进步，包括数字经济等可以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即实现经济的J型增长。从全球各国一个长周期看，并没有数据给以验证。其理由在于，技术可以替代劳动和资本创造GDP，一些新GDP的产生意味着一些传统GDP的消失。但是，笔者并不是反对创新和技术进步，并且认为要重视和加大创新的力度。笔者担心的是，将经济中高速度增长全押主要甚至仅仅在创新上，愿望落空的概率太大。

　　最后，笔者要说的是，二元体制经济分析方法只是对中国这样二元体制的经济体有用。笔者的想法，一是坚持常识性。因为我们天天遇到国有企业资本利润率低于民营企业、城乡有大量闲置土地，如果改革就会提高效率增加产量这样常识性的现象，但是没有将这样一些常识变成算法分析工具。二是坚持简单性。无论是经济增长解释型的核算模型和仿真型的推演模型，还是三联立的货币模型，都是先简单化，如说明问题、大体框算、用以分析和设计方案，再进行学术方面的深化和复杂化的研究。三是坚持学以致用、能够计算、指导实践。一些模型较为复杂，但假定场景不同，与中国二元体制不符；解释或者仿真不可计算，或者计算结果偏差很大而不可信和不可用；或者从其计算内容中看不到问题，提不出针对性和数量化的改革方案和措施。

　　大有可能的是，中国从二元体制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轨完成，二元体制经济分析方法和逻辑体系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当然，如果突然有一天，一些市场经济国家也要加强行政管制，在一些方面制定计划体制，那么这套方法和体系在分析其经济运行和增长时可能还会用得上。当然，笔者所想的这套分析方法在学术方面只是想尽可能地解释中国过去45年，未来也可能只用15年左右，在历史长河中是很不起眼和很渺小的一项工作。特别是会有许多瑕疵和不足需要进一步改进，也需要大家共同讨论，加以完善和扶正。

　　笔者这8年的工作，想尽学者的一点责任，目的只有一个：顺着尽可能符合中国实际体制的思路，提供分析观察用的逻辑体系，建立可从数量方面解释和预测增长及稳定的数理算式，用以推演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任务安排、力度传导和各种结果，以此制定方案并予以实施，继续推动国家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在未来保持一个稳定和中高速的经济增长。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