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专栏按语：笔者本着为今年推进市场化改革提供一些学理参考的想法，选了审稿时间短、发表时间快的一些刊物投稿，一直等到第一篇论文6月底在知网刊出后，即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开辟专栏，连载这四篇论文的内容。今天刊登《从转轨到并轨：超大规模二元体制经济学的内在体系》的导言，《二元体制经济学》专栏之一。
《从转轨到并轨：超大规模二元体制经济学的内在体系》摘要：中国是一个因渐近改革而计划向市场长周期转轨的二元体制经济体。但目前，中国市场还存在着二元体制扭曲，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无法刻画过去经济增长的来源。基于此，本文给出解释1978年以来经济奇迹的分析框架和核算模型，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广义技术进步TFP年均增长至多为1%，用创新推动未来经济实现J型增长是小概率事件，而体制改革TFP却带来了71%的增长，且呈较高水平的倒V型增长。进一步对改革TFP分解发现，其来源于要素市场化配置对生产率的提高和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从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而土地资产化从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由于直接核算进入GDP，成为1978年以来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最大动能。对于未来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内在的因果推动关系，本文梳理改革的阶段、内容和行动逻辑，并考虑到二元经济体制的特长周期，以及需要用体制改革去释放体制扭曲所禁锢的增长潜能的特性，本文从体制扭曲可纠正、体制扭曲不可纠正、市场竞争标准值、二元体制扭曲值、市场标准值与体制扭曲值的体制扭曲差值、体制扭曲剩余、体制扭曲产出损失、体制性剩余再投入增长等数理联系逻辑过程，推导和建立了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内在数理关系的仿真模型。推演的结果是：如果进行大力度的要素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在坚持土地国有和集体前提下，实施土地和农村住房宅地使用财产权资产化改革，实施调节水资源分布、增加可利用土地的重大发展举措，则在2035年前的阶段中，经济增长速度可以稳定和支撑在年平均5%—6%的区间中。
关键词：二元体制；改革TFP；体制扭曲差值．．．．．．．．．．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2021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看，战后经济重建和恢复（1950—1956年）、苏联模式计划经济（1957—1977年）、计划体制向市场转轨释放（1978—2010年）和二元体制转轨并存胶着（2011—2021年）四个阶段的GDP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4.64%，5.12%、10.01%和6.92%。从体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第一阶段体制没有定性，但建国前经济因战争影响而生产收缩，其GDP属于重建和恢复性高增长；第二阶段向苏联学习，选择了计划经济模式，固定资产投资与就业劳动力要素投入分别增长42.15%（其中对1958年数据进行了平滑处理）和2.64%，但纵向集中配置资源的生产效率不高；第三阶段改革开放使资源配置从计划向市场转轨，固定资产投资与就业劳动力要素投入分别增长19.15%和2.05%，增长幅度比计划经济时期大幅度下降，但释放了禁锢在体制扭曲中的生产力；第四阶段人口增速下降、结构老龄化和体制改革难度加大，固定资产投资与就业劳动力要素投入分别增长6.91%和-0.13%，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应下降。
就业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变化，由20年前人口增长率所决定。据此，可计算出未来15年中就业劳动力平均增长率为-1.10%左右。笔者估计，未来投资增长速度会从5%向2%变化。与前面固定资产投资和就业劳动力要素投入增长与GDP增长的关系对比看，未来经济增长速度将会有很大的下行压力。1978—2010年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和就业劳动力要素投入增长幅度比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期间分别降低54.57%和22.35%，在此情况下，GDP增长速度却从5.12%提高到10.01%，翻了一番。因此，本文建立符合中国二元体制实际和有针对性的经济学逻辑框架和分析方法，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来源，并进行仿真未来支撑经济中高速增长推演。
计算国民产出和经济增长的模型，有假定一元市场经济体制场景的新古典主义索洛模型，有揭示发展中国家结构主义的刘易斯和乔根森等增长模型，有说明发展中国家前期要集中力量投入和市场过剩失效需要国家干预的凯恩斯增长主义模型，也有考虑凯恩斯主义需求刺激和市场价格与数量信号调节供给的均衡增长模型。而前苏联和东欧原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各个国家，都在两到三年时间中，实现了从一元计划经济向一元市场经济的瞬时转轨。因时间太短和实践过少，没有必要也未能形成转轨经济学及其经济增长模型。
在用暗含市场经济体制为条件的模型刻画和推演中国经济的过去和未来时，都基于假定配置资源的基础体制是市场经济，而中国从1978年以来，一直是一个先计划向市场释放和后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二元转轨的经济体制。笔者认为，解释改革开放以来高增长奇迹的各种学理牛马不同，针对性较差；仿真未来经济增长前景时，描述的似乎是市场经济或单纯结构转型经济的场景，分析过程与对策建议之间逻辑关联不强（周天勇，2019）。
中国近45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既有转轨创新带来要素生产力和土地房屋财富价值的巨大释放、经济和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也有新旧体制之间的胶着和博弈，有数不清的改革碰壁和失败案例。这些既为经济学研究展现了波澜壮阔的转轨历程，也为从经济学视角解释中国过去和推演未来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和内在的定律。
这45年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界的变化，经历了不同创意和理论阶段，如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市场经济学知识的翻译引进、出外学习和大学教育普及，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确定转轨方向、选择行动逻辑、谋划改革方案、进行试点推广，提出和总结双轨制、渐近改革、北京共识、所有占有使用、企业制度、所有产权与经济运行关系、政府与市场、新结构主义等阶段。期间，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在同仁们的努力下，为形成一门符合中国45年改革、开放和发展国情、过程和规律的经济学，做出了丰富的贡献（王艳萍，2011）。
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经济，获得发展的巨大成就，改革是中国过去45年获得发展历史的主线。然而，体制改革空间怎样释放了蕴藏的增长潜能，解放了巨大的生产力，成就了高增长的时代？从定性方面和比较视角，绝大部分学者不怀疑改革对生产率提高的作用。但是，从定量方面，特别是找出和引入改革因素的内生变量，建立改革与增长之间的数理关系去解释改革对增长推动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此也许笔者阅读不足有所遗漏，但在目前所读到的文献范围看，可能还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如果中国经济一帆风顺，还会继续中高速强劲增长，那么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是大概率事件，也就没有必要对中国经济从学理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但是，从全球经济形势看，进入21世纪以来，主要经济体国家人口增速下降和老龄化加剧，使世界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其中第2个10年间反经济全球化兴起和大国之间贸易摩擦不断，第3个10年交替时又先后暴发了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引起了全球经济的低迷和动荡。就中国未来经济的变化趋势看，在2035年前的阶段中，由于受前20年人口生育所决定，就业劳动力年平均增长-1.11%，资本年平均增长率可能进一步从2011—2021年的6.92%下降到3%—5%之间，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降低到1.50%—2.50%之间。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压力很大，萧条会带来发展过程中诸多的风险和挑战。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在未来14年中在低投入水平下重现奇迹，将增长速度尽可能地支撑在5%到6%之间。
经济学，既要说明过去，理性和准确地展现中国工业化艰辛的努力，也要温故而知新，总结经验，探索规律，学以致用，比较推演、展望和仿真未来，经世济民。经济学不仅是解释过去的科学，也是指导人们正确行动的学问。需要中国的改革经济学研究从定性向数理深化，尊其内在规律、用其推断未来、借其寻找潜能、依其谋求发展。鉴于这些考虑，笔者试图在此方面做一些探索。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周天勇．索洛模型在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时的困境和改进思路．财经问题研究．2019（08）．13-23．
王艳萍．中国转型经济学20年——兼与国际比较．外国经济学说与中国研究报告．2011（00）．306-309．
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5期，页码：88-101+179。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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