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讨论中国经济既要有结构主义方法也需要二元体制视野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专栏按语：2021年底，笔者就自己2019到2021三年二元体制与经济增长和稳定关系的研究，集中整理写了四篇论文。今天摘编第一篇《从转轨到并轨：超大规模二元体制经济学的内在体系》第二节的第一部分，作为《二元体制经济学》专栏之二。

　　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大批亚非拉国家要走工业化道路，其目标是从经济社会落后的状态向发达的现代国家迈进，这是一个国家从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向工业城市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因发展中国家结构动态看不是既定的，而是一个变动的过程。因此，形成了两部门分析经济发展的结构主义方法。

　　那么，如何数理方面分析中国1978年以来经济发展的奇迹？就现代经济学的各学派看，有凯恩斯主义的哈罗德-多马、新古典主义的索洛和结构主义的刘易斯和乔根森等二元转型等三大经济增长模型核算和预测。而对中国的实践，有学者提出了新结构主义要素禀赋结构变动的增长理论，都或多或少地解释了中国建国以来GDP高速增长的来源。

　　然而，凯恩斯主义的增长理论，虽然强调国家的作用，但其运作的对象是微观一元的市场经济，当然他们相信政府用宏观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投资需求可以抹平萧条而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后面的分析中会提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其分析对象是既定一元市场体制的国民经济，侧重点在要素价格机制调节各种要素最优配置，以及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等方面。而结构主义的增长理论，其场景是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二元结构的发展中国家，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演进的过程中，重点分析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农业低生产率领域向城市工业高生产率领域转移推动的经济增长过程，结构性城乡就业供求及劳动力价格调节是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配置的动力机制。不论其之间有着对国家和市场二者的作用或对发达经济与发展中经济不同的看法，但其微观经济基础都是一元的市场经济体制。

　　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与上述其他理论相比，较为贴合中国发展历程地分析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从1978年以来源于要素禀赋结构后发优势的增长。其以一个经济体在每一个时点给定、随着时间可变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为切入点，来研究决定此经济体生产力水平的产业和技术以及交易费用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等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和影响，进而主张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应从其自身要素禀赋结构出发，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林毅夫，2011）。

　　我们1978年开始了其现代化意义上的二元结构转型过程。就目前看，中国也还是一个发展进入工业化进程中后期的大国。因而，笔者并不否认新结构主义经济分析方法解释中国过去和仿真中国未来的适用性。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正确改革方向、地方政府经济竞赛、基础设施资本快速积累等等方面的有为，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未来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转型，既需要边界清晰而不越位的有为政府，也需要从其自身要素禀赋结构出发，由政府提倡而市场主导选择和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因而，新结构主义是系统解读中国经济奇迹和判断中国未来经济在分析体系方面的重要创新。

　　然而，中国除了结构转型之外，还是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其体制并不如同东欧诸国和俄罗斯一样用两到三年时间完成了瞬时转轨，而是一个渐进了45年，二元体制还没有完成并轨的国家。因此，笔者认为，新结构主义经济理论可能并不能全面和准确地解释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其不足很可能在于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1978年以来，中国不仅发生了结构转型升级，还经历了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同时又是一个二元体制的国家，对这种双二元转型经济体经济高速增长的解释，只分析结构而不论及体制，针对性不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最明显的特殊性就是特长周期的二元经济体制，同时又是一个从农业农村向工业城市二元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国家。二元结构的要素剩余，主要是指农业中自然存在的结构性剩余劳动力；而体制性剩余要素则是指由于体制扭曲，在城乡和国有企业中闲置和低利用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源于1978年以后，农村土地承包、城镇计件工资、企业放权让利、价格和市场双轨制、产品市场销售、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土地房屋资产化等改革，释放了禁锢在计划体制中的生产力潜能和财富价值。如果人民公社不解体、集体劳动不废止且农民外出要请假，就不可能有农村结构性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和工业源源不断的转移，也不可能出现要素禀赋后发优势的经济奇迹。因此，对体制扭曲性剩余释放经济奇迹的解释，最需要的思路和方法还是二元体制的学理逻辑和框架。

　　其次，新结构主义经济学认为中国有效市场是过去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二元体制经济中，中国总体上不可能存在一个完善而有效的市场，二元体制场景中市场扭曲是一个常态。那么，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奇迹到底来自于哪里？二元体制经济分析认为，不断推进的改革，在不断地纠正市场的扭曲，释放了增长的潜能，提高了要素的生产力水平。目前，劳动力要素配置被户籍管制、子女教育歧视、居住成本高昂、医养社保分割和土地退出粘性等体制所扭曲；资本要素配置被银行歧视和国有企业低效率所扭曲；土地要素配置被建设用地指标和禁止二级交易所扭曲；资产市场则更是被禁止农村土地和房屋使用财产权交易所严重扭曲。迄今为止，存在和起作用的仍然是一个被扭曲的市场。

　　再次，新结构主义认为，可以通过宏观调控政策刺激流动性获得经济增长潜能。但是二元体制经济分析证明：之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获得了发展奇迹，最重要的是通过体制改革释放了要素的生产力和财富的市场价值。像一元市场经济体制变动的发展中国家，增长潜能在结构性的剩余要素之中。当经济趋于萧条时，实行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注入流动性，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扩张等方式转移利用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可以支撑一定目标的增长速度。但是，在二元体制经济体中，经济增长的潜能，是扭曲禁锢的体制性剩余生产要素和资产价值。财政和货币总量性政策刺激无法纠正体制性的扭曲，只有体制改革才能释放被禁锢要素的生产力和资产的市场价值。

　　第四，新结构经济学强调资源丰富国家公共租金管理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但实践中如果过度化会产生相反的负作用。其认为从资源商品收入中拿出合理的一部分用于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社会资本的投资，对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因势利导的支持。从中国经济的实践看，全口径的政府宏观税费收入占GDP比例一度曾达到38%，高于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平均宏观税负水平。特别是地方政府将农村城郊集体土地低补偿征用后，将其当作公共资源在行政垄断性的竞价平台出让，形成收入绝大部分归于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资金和债务源源不断地投入交通水利基础设施和楼堂馆场等设施。但是，与之相比，教育、医疗、养老和居住方面政府的公共服务投资严重不足。用公共资源去支持诱导产业发展，每一项重要的产业支持都由部门和地方政府来集中投入办大事，于是芯片、电动车、风能、太阳能、合作社和乡村振兴等诸事的政府补贴泛滥，骗补套现之风四起。后期的结果是：国内居民收入水平偏低，消费需求不足，产业资源配置信号和竞争机制受到扭曲，资源配置浪费严重，经济增长缺乏良性循环的动力。

　　最后，政府有为既有正向作用，有时也会因政府过度作为和乱作为出现负作用。市场有其失灵的方面，如信息不对称、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和贫富差距等等，需要由政府对其进行有为地调节和弥补。然而，一些地方政府的过度作为和乱作为，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作用，如在治理污染、控制碳排放、拆除违建、防控疫情等诸方面，缺乏因事、因企和因地精准治理，管控上往往出现诸如“拉闸限电”等这样“一刀切”的行动，成为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来源；一些地区形成各环节预算软约束下的地方政府上大项目、平台企业大幅举债、国有企业热衷垫资建设和国有银行敞口给地方投资平台和国企发放贷款的“追求新政绩—不还旧债务—越积债越多”的恶性循环；本来由市场调节和法律规范的经济运行，政府和各行政部门限制性规定越来越多和越来越细，就业、投资、建设、销售等前置的证书、资质和评价，过程中的验收、调研、评比、检查、整治和罚款等等，也多如牛毛。如此种种，影响了经济主体的营商环境，干预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加大了企业应对体制扭曲的成本，成为多年来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期主流结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其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认为对于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政府集中和分配资源的作用十分重要。因此，他们强调国民经济资本积累、工业化过程和计划调节，甚至人口控制的作用。特别在对外经济战略和政策上，采取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给出的策略建议是不引进国外投资，应当多借外债自己投资办企业。而提出的体制和政策安排是计划经济的进出口配额管理、汇率官定和高额关税。拉丁美洲许多国家是实施早期结构主义经济发展偏重政府主导理念的典范，与偏重市场调节主导理念和实施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港和新加坡等东亚地区相比，经济发展方面前者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早期似乎有一定成长，20世纪70年代开始乏力，后期则因经济负和低增长而进入了称之为“拉美失去的20年”；而东亚上述地区二战后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发展的奇迹。因而，后来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及其实践进行了这样一些调整：从过去强调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推动，转变为强调市场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从重视经济发展中物质投资，转变为重视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从计划管理、进口替代和借债投资国有工业，到取消配额、汇率放开、降低关税、出口导向和引进外资发展国内工业（周天勇，2020）。中国已到工业化的后期，资本的边际收益逐步下降，市场化配置的人力资本作用越来越大，还有二元体制国家土地要素及房屋资产市场化改革的潜能也很大，经济增长的来源越来越倚重于改革解锁体制禁锢形成有为和有效市场，并且边界清晰并不越位的有为政府。因此，目前实践上需要的是避免对新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形成曲解，防止一些部门和地方出现二元体制的并存胶着，甚至一些方面计划体制的复归。理论上看，二元体制视角和思路，可能是解释中国经济奇迹、仿真未来发展和制定发展战略及政策等方面，可能符合中国实际的不可或缺的分析思路和方法。

　　参考文献及名词解释：

　　1．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经济学（季刊）．2011，10（01）．1-32．

　　2．这里的楼堂馆场：指过度豪华的教育、医疗、文化等事业单位设施，政府、人大、政协和各局委办办公楼宇，各类会堂、供过于求和豪华的图书馆、博物馆、成就展览馆、体育馆、科技馆及其各类面积很大的广场等。

　　3．周天勇．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演变．发展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

　　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5期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