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特长周期的中国二元体制转轨决定了中国经济学的特殊性

　　专栏按语：2021年底，笔者就自己2019到2021三年二元体制与经济增长和稳定关系的研究，集中整理写了四篇论文。今天摘编第一篇《从转轨到并轨：超大规模二元体制经济学的内在体系》第四节第一部分，作为《二元体制经济学》专栏之四。

　　前面已述，如果我们从经济分析的客体看，有成熟的一元市场经济体系国家、农业向现代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计划经济国家和体制从计划向市场转轨国家。因此，从经济学体系上讲，有分别相对应的现代宏微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东欧社会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有奥塔锡克、兰格等人）和萨克斯的经济体制转轨方案（后面论及由于是瞬时转轨，来不及也没有必要建立一个经济学分析框架体系）。不同的客体，有不同的解释其运行和增长机理的学理方法和体系。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其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有很大的差异。因而经济学逻辑方面，有相互区别的市场经济现代经济学和二元结构转型发展经济学。中国为什么需要有二元体制经济分析逻辑框架和方法体系？因为中国与前苏联各国和东欧各国两到三年左右时间的瞬时转轨相比，从计划向市场转轨是一个已经45年特长周期的过程，并且还没有结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采取了一步接一步连续不断的行动方式，去完成每一阶段所要完成的任务，最终达到改革既定的目标。这种渐近式改革，决定了其在时间上是一个特长周期的二元体制转型过程。那么，为什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近并特长周期的过程？与瞬时转轨国家比较，其原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多民族大国转轨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治理进行逐步和渐近的转轨。与前苏联除俄罗斯外的各国及东欧各国相比，中国是一个多民族、人口规模第一、国土面积排世界第三的大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不仅是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过程，也是利益重新分配和结构重新塑造而伤筋动骨的过程。民族单一、人口经济国土规模不大的国家，思想意识较易统一，对转轨带来的利益同族共庆，对利益损失和暂时的困难容易给以理解。因此，瞬时转轨，国家的社会经济不会深度休克。而多民族国家，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稍有不慎，就会涉及到国家的统一和安全。前苏联的市场化转轨，没有从经济体制着手，而先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俄罗斯采取瞬时转轨，作为当时还是多民族、人口多、经济规模大和国土面积第一这样国家，犯了体量太大、成份复杂、转型猛烈导致休克太深的大忌。多民族和人口经济国土规模大的国家，在转轨时期，需要有较强国家治理能力的政治力量，施以边改革、边试错、边选择和边推进的行动。因此，较强政治谋划和领导，成为中国渐近改革的特征。多元政治力量既有竞争又有意见多样化，保证了体制改革科学化。但是，容易存在政治力量间看法不一、利益冲突、行动掣肘的问题，或者如苏联和南斯拉夫使国家解体；或者如有的中亚和东南欧国家治理能力弱化、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政策不能实施，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其次，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耦合运行，是一个需要足够时间不断试错和磨合的过程。人口、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信息，产品和资产，还有收入和消费等等，其横向流动、循环和置换，是市场经济体系最为必要的功能，而产权、供求、交易和价格等是其流动和循环不发生阻碍和不遇到阻断的内在必要耦合装置。与前苏联国家和东欧各国体制转轨不一样的是，中国在坚持公有制为主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下，进行从计划到市场的体制改革，国有企业和土地住宅公有，能否与市场经济货币、负债、资产、价格和利润调节，与要素城乡、区域、行业、企业间的流动，与市场经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循环等之间能否耦合运行，出现了理论上的疑问和实践方面的错位。因此，既要坚持公有制为主，又要所有制结构与市场经济运行相耦合，需要较多的时间去选择不同的体制安排，进行试错和磨合。

　　第三，生产要素配置市场化和土地房屋资产化两项重大的改革并没有完成，甚至资产化改革还在艰难地试点。许多一元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一元市场经济转轨的重大任务并没有完成。在人口迁移以及劳动力和资本要素配置方面，以户籍为主体的一系列阻碍人口迁徙和劳动力流动的计划和行政体制仍然存在，国有银行和债市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供应依然存在着准入、有无、额度和利率等所有制方面的歧视；城乡大量的土地不能通过市场供求、交易和价格机制配置，造成巨额的土地要素闲置和低利用；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方面存在着纵向控制回归、激励机制缺位、内部人控制、道德风险转嫁和监督成本过高等问题，其权益资本利润率远低于竞争性民营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水平；而在土地住宅方面，城乡土地和农村房屋使用财产权归属不清，不能通过市场交易定价成为货币化和财富化的资产，仍然是农业经济时代或者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没有价值的自然资源、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计划与市场已经并存了45年，并且可能还要继续存在10到15年，当然有计划与市场此消彼长和二者僵持胶着等情景，但二元体制仍然是中国经济重要和深刻的特征之一。

　　需要清醒地看到，因为是遵循“北京共识”转轨道路，中国需要坚持公有制为基础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价值观。然而，如何既坚守社会主义原则，又能够形成市场经济有机调节和运转的内在机制，使经济流动、循环和置换能够顺畅进行，实事求是地讲，至今学者们、实践上和体制安排研究者都还没有找出二者之间能够耦合运行的理想模式。因此，中国仍然是一个没有完成一元计划经济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转轨的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二元体制国家，也仍然是一个没有完成从农村农业经济社会向城市工业经济社会转型的二元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即中国是一个体制和结构双转型的国家。

　　也许读者要问，那么俄罗斯、东欧和其他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为什么在分析工具上没有出现二元体制经济分析方法？这是因为它们大多都是计划向市场在五年左右的时间中瞬时完成转轨的国家，除了实用的转轨方案和短暂时间中不成体系的转轨经济学外，时间长度不够用和改革实践不需要形成专门的二元体制经济学分析工具。

　　中国体制转轨特长周期和丰富伟大的实践，特别是对未来经济增长潜能的寻求，需要有一专门的二元体制经济分析方法和体系。能够简单套用同一经济学方法，去分析这些不同类型国家的经济运行、供求平衡、生产产出和经济增长吗？回答是否定的。中国这样一个经历了从1978年到2022年长周期体制渐近转轨的国家，计划与市场并存的时间接近45年。二元体制转型，是无时无刻不决定国民经济运行、供求、产出和增长的基础性因素，也是中国经济学理分析客体最基本的特殊性。

　　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5期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