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按语：2021年底，笔者就自己2019到2021三年二元体制与经济增长和稳定关系的研究，集中整理写了四篇论文。今天根据第一篇《从转轨到并轨：超大规模二元体制经济学的内在体系》第四节部分文字，并摘笔者《中国潜在和稳定增长的经济学分析—二元体制经济学的中国实践》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扩展，还做了些文字增补，作为《二元体制经济学》专栏之五。
一元计划体制和计划与市场二元并存体制，程度不同地造成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居民消费等各方面的扭曲。从经济运行看，在二元体制经济运行中，有扭曲可纠正和扭曲不可纠正两种状态。因此，也是二元体制经济学的一对重要范畴，它们反映的是体制存在的实际问题和改革消除体制扭曲对生产力释放的实践。
1．增长奇迹源于哪里？改革使得体制扭曲可纠正
二元体制国家中，其社会生产调节机制，一方为计划和行政，另一方为竞争程度不同的市场，资源配置扭曲是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常态化现象。然而，计划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使市场竞争主体在这种二元体制扭曲的场景中，为追求各自的经济利益，通过自己的努力对各类扭曲加以纠正，避免体制扭曲造成的产出损失，从而释放了被体制禁锢的巨大生产力。1978以来，增长的奇迹就来自于此。
如劳动者和企业对二元体制中的户籍管制、信贷歧视和土地不能交易等要素配置体制的扭曲的变通行为表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镇暂住务工、国有企业将从银行贷到的资金转贷民营企业、乡镇企业利用村庄的土地（政府规定禁止交易）生产销售商品等，由此农民工获得了务工工资、民营企业得到了利润、土地实际上贡献了地租。体制扭曲得到了纠正，避免了产出的损失。
改革创造了纠正要素配置经济体制扭曲和释放被计划体制禁锢生产力几个最基本的条件。（1）有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主体。如劳动者、创业者、企业家、合作社、公司、房东和土地拥有者等。（2）生产的产品能够在竞争性的市场上销售。虽然有不允许宅基地交易的经济体制扭曲，但市场是放开竞争的，通过农民兴办客栈和农家乐并在市场上销售自己的服务，扭曲得以纠正。（3）要素之间可以因市场供求和价格机制所调节而相互替代。如计划生育导致劳动力短缺和成本上升，如果户籍管制使企业得不到更多供应稳定的素质较高的劳动力，那么企业就可用人工智能、交易线上化、自动工艺等技术和资本进行替代来纠正。（4）要素可流动：如劳动力可从不能交易进而不能规模化生产的低生产率耕地中解放出来，转移到城镇中去务工。（5）经济主体可获得和使用要素。如虽然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但可通过承包和分配获得，并且农民可以在自己耕种的集体承包地上生产可市场化销售的农产品，企业也可在土地上面建设工厂。这些改革创造的条件，使得二元体制中的一些扭曲，可以通过追求经济利益市场竞争主体的各种努力所纠正。因而，成为二元体制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体制扭曲可纠正。
2．稳定增长怎么办？深化改革仍然扭曲的体制部分
目前受国际形势和国内人口增速放缓及老龄化等影响，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很大。如何稳增长？我认为，还是需要继续向市场化方向，将改革进行到底，向改革要潜能。主要是因为二元体制中，一些体制扭曲无法由竞争者自己去纠正，需要政府去改革本身所设置的各类法律规定、办事程序和行政方式，并提供市场导向的体制政策、营商环境和公共服务。因此，二元体制经济学中另一个重要的范畴是体制扭曲不可纠正，其实践含义就是继续深化改革，二元体制并轨，最终建立社会主义一元市场经济体制。
从目前产品98%由市场交易和价格95%以上由供求决定看，表面的感觉，似乎市场化改革已经完成，体制扭曲已经基本被解除。其实不然。从深层次的资源配置机制看，目前仍然是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二元体制。表现在三大要素配置的体制扭曲不可纠正方面：劳动力要素配置方面的户籍管制所附加的子女教育、居住成本、医养社保和土地粘性等体制扭曲，资本要素配置方面的信贷歧视和国有企业资本使用低效率扭曲，土地要素配置方面的禁止交易、不向农民分配用地指标和违建拆除等扭曲等，这些扭曲根本就无法变通，或者变通的成本和风险大于变通的收益，均无法由市场主体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所纠正。
为什么还需要对二元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体制进行进一步改革呢？原因在于有一些要素配置经济体制扭曲不可纠正，会导致要素闲置、浪费和低利用，其产出损失也不可避免。
首先，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方面的不可纠正性。资本要素虽有流动性强的特征，但在以下两种情况下也存在着配置扭曲的不可纠正性：（1）如果宏观税负过高，政府就会扭曲国民收入在企业资本投入和政府支出之间的配置，形成生产领域资本投入相对较少的产出损失；（2）如果银行和资本市场配置资本要素时，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存在歧视，加上国有企业经济主体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不清、内部人控制和道德风险转嫁，也会使配置资本的产出效率下降。
其次，劳动力要素配置扭曲方面的不可纠正性。人口在农村农业和城镇非农业两部门中无法市民化，无法成为稳定的劳动力要素。劳动者在其生命周期内有其最佳城市化的窗口期，但是由于户籍管制、教育歧视、土地非市场化粘性和居住成本较高等体制扭曲，劳动力流程表现为“青出老回”。结果就是在农村积累了大量的错过城市化的人口和闲置的劳动力，并且这种扭曲的后果在城市化过程中已经不可逆。只能在城郊、县城、城镇、集镇和大村庄区域内，通过体制性剩余土地要素与其组合形成新的产出能力来进行挽回。
再次，虽然农民和城镇企业有土地的使用权，但是由于前面已经提及的种种计划和行政管制，土地要素配置体制扭曲更有其不可纠正性。耕地流转集中方面，存在着租用谈判成本高、农民毁约较为普遍、诉讼成本高时间长、租价不稳定、农业补贴到不了农民手里等诸多问题。因此，农村家庭和其他乡村企业，虽有追求利益的动机，但无法将土地要素用于各类市场化产品的生产，也就无法纠正和避免土地不能市场化配置的扭曲和产出损失。农业耕地，也不能通过交易集中避免合约和价格风险，不能长期投资于地力，不能理想地实现长期稳定的农业规模经营。城镇中的一些土地也是如此，在国有企事业和国防用地中，有大量的闲置和低利用土地。或者不允许建设用地二级市场交易，或者允许交易但因规划和审批时间太长而实际上不能交易，或者土地使用者不能改变用途，都会使得土地要素配置经济体制扭曲无法加以纠正。
内容分别刊载于《财经问题研究》2021年第6期和《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5期，转载时标题有所改动，文字有删减和增补。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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