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深化改革可以避免二元体制自然经济低速增长

　　笔者就自己2019到2021三年二元体制与经济增长和稳定关系的研究，集中整理写了数篇论文。今天摘编《二元体制转轨数理逻辑与未来经济增长仿真展望》的有关内容，并增补一些文字，作为《二元体制经济学》专栏之八。

　　2035前的15年中，从人口和劳动力老龄化和增长放缓，以及相关消费需求收缩的趋势看，加之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中国很可能进入低速度增长区间。但从1978年以来三次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增长速度的经验看，我们完全有可能稳定住增长速度，关键是安排和切实推进大力度的经济体制改革。

　　1．二元体制自然经济低速增长

　　  计划体制和二元体制不可由竞争主体纠正部分，往往是高消耗、低效率和中低速度增长的根源。1957年到1977年期间，中国资源配置是计划经济体制。前面已述，期间中国1957—1977年和改革开放1978—2020年，投资（也可以用资本存量变化）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41%（去掉前增幅过大的前两年）和16.46%，就业劳动力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62%和1.18%， GDP年平均增长率却分别为4.98%和9.26%。1978年以前与改革开放后相比，在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年均增长幅度分别是改革开放后249%和222%的情况下，GDP年平均增长速度却低了4.28个百分点。

　　我们现在还处于二元体制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轨的阶段。前面笔者也分析到，体制扭曲和体制性剩余常态化存在于二元体制经济之中。因20年前人口增长决定20年后就业增长，2035年前估算的就业劳动力年均增长为-1.11%，如果没有重大改革和发展战略措施，按高中低三种速度估计，年均投资增长速度可能在1.5%、2.5%5和3.5%。在这样低水平的要素投资走势下，2035年前平均2%到3%的经济低速度增长可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从1978年以来经济周期的增长变动看，1978—2020的年均高增长速度很明显来自于1978、1992和2001年三次大力度的改革开放。如果要避开二元体制自然经济增长低速度陷阱，最为关键的是部署第四次大力度的经济体制改革，并辅之于重大发展战略性举措与之配合。

　　为了说明上述推演，在学理方面要搞清楚二元体制中自然经济增长低速度这一范畴。一般来说，自然经济增长率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所生产产品和劳务总量的最大增长率，或者说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

　　潜在经济增长率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正常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即在各种资源正常充分利用情况下所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另一种是指最大潜在经济增长率，即在各种资源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增长率。而经济增长潜能，则是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没有达到最大可能经济增长速度水平，通过一定的措施将其推动到最大可能水平上的动能。在现代经济学中，自然经济增长率和经济增长潜能表述的是一元市场经济场景的数量关系和现象。然而，这两个概念在一元市场经济体制与二元计划与市场并存体制不同的场景中，其内涵和外延有很大的区别。

　　在一元市场经济体制下，自然经济增长率，是指假定经济不发生紧缩和通胀，国家不予以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控来抹平萧条和泡沫的状态中，投入资源和市场需求能够保障的经济最大可能的增长速度。而二元体制并存国家，其自然经济增长率，是指经济体制转轨放慢，纠正体制扭曲滞缓或纠正不到位，体制改革没有被落实场景中，低效率资源投入和市场需求不足所能够推动的经济增长最大可能的速度。

　　而就经济增长潜能看，一元市场体制经济中，如果处在萧条周期，国民经济流动性不足，通货收缩和失业率升高，会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和降低。其经济增长潜能，实际是最大自然经济增长率与萧条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差值。获得经济增长潜能的方式，是实施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给国民经济运行注入货币消除流动性不足。扩张性经济政策刺激潜能释放，使国民经济步入繁荣，加快国民经济增长达到自然经济增长速度。

　　然而，二元并存体制经济，要素生产、居民需求和货币流动性等各方面的潜能禁锢在体制扭曲之中，表现为体制性剩余。由于体制扭曲造成投入产出的低效率，高投入和消耗及中低速增长，或者其到工业化的中后期时增长乏力。因而，二元体制国民经济中的自然经济增长，天然地处于中低速的区间中。如中国从1959—1977年间，虽然投资和劳动力增长比改革开放后要快得多，且投入很大，但前面已述GDP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4.98%。而要想使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达到资源和市场能够保障的最大速度，关键是通过体制改革释放被体制扭曲禁锢的要素生产力和居民的市场需求力潜能。总量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无法解决体制扭曲性的要素低利用率、居民低消费和资产不能交易所致的流动性不畅和不足问题。

　　当然，在二元体制转轨的中后期阶段，较容易实施的改革任务大多已经完成，并轨的改革难度越来越大且越来越复杂；前期的改革大家都能够获得利益，中后期的改革可能要触及一些群体的利益，阻力越来越大；经济增长潜能在什么部位？到底进行什么样的改革，才能会释放增长的潜能，保证经济还会以中高速度增长？在基础的经济学研究方面还没有讨论和刻画清楚。如此种种，都是经济体制改革放慢和改革没有精准到位，致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一些影响因素。

　　2．未来自然经济增长可能陷入低速度的判断

　　这部分需要先将假设改革不推进情况下（当然，深化改革会坚决推进，这是毫无疑问的。笔者这里只是分析的需要予以假设。）中国未来二元体制自然经济增长速度趋势分析清楚。那么，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仿真估算未来中国的自然经济增长速度呢？

　　首先，假设体制改革放缓。本文先假定在2035年前的这一时期，应该到了改革进入二元计划干预和市场调节体制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轨的阶段。由于前述的改革部位和重点不明确，改革越来越复杂且越来越难，阻力也越来越大，二元体制陷于拉锯和胶着格局，禁锢在扭曲体制中的潜能得不到释放，增加投入要素方面的发展战略也不明确或者实施缓慢。

　　具体来说，一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和结果：户籍体制及其连带的一系列体制性扭曲不能彻底改变，体制性劳动力要素剩余得不到释放；国有经济战略布局得不到调整，有利于提高效率的国有企业改革不到位，银行逆效率歧视性贷款体制得不到改变，国有企业和银行存在着大规模的体制扭曲性闲置和低利用债务；土地要素配置方面过度的计划指标、用地规划和用途管理得不到改革，且与市场化配置土地要素不协调，城乡大规模的闲置低利用土地问题得不到改变。

　　二是城乡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过程和结果：只有城镇居民住宅是资产；只有农村城郊集体向城市居住和工商业用地转移的土地，在行政垄断性市场上配置成为一次性的流量资产；大量的城乡各类土地和农村居民住宅使用财产权，仍然不能市场交易，是资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资产。

　　三是人口、资源和投入要素战略安排和实施的过程和结果：由于前20年计划生育管制的结果，后20年劳动力供给增长将会以年均负增长1.1%的态势变动；因人口增长率可能转变为负，并受劳动力负增长的影响，消费规模增长可能放缓和相对收缩，导致投资规模增长放缓和相对收缩，并且资本的边际收益率会下降；假定城镇土地和农村住宅由于阻力太大，土地所有制结构与市场经济运行不能耦合，土地和农村房屋不能够市场交易和资产化，导致城乡、区域和行业间投资和货币的循环梗阻。

　　其次，用索洛模型计算。假定上述改革因难度和阻力较大而不能被落实，二元体制既定不变。这里本文还是采用劳动与资本投入及其广义技术进步三结构的产出增长模型——索洛增长函数计算。

　　也许读者可能要提出的问题是，索洛模型计算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民经济产出和增长，用来核算和预测二元体制经济的产出和增长，是不是不可适用？本文认为还是可用。理由在于：二元体制如果改革不到位，体制不变，符合索洛模型体制既定和不变的假定条件。中国二元体制经济中，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劳动力和资本市场，要素投入方面有利润率和工资水平的调节，这符合市场机制和要素价格变化情况下，劳动力与资本之间存在相互替代的假定。中国农村房屋及宅地和城乡其他建设用地，均禁止交易，不是市场化的要素，符合索洛模型中没有土地要素变量。

　　再次，2035年前发展时期年均自然经济增长速度仿真。由于是计算二元体制经济自然增长速度，本文既不考虑和寻找改革对体制扭曲禁锢潜能的利用，也不考虑调节水资源布局和改造未利用土地会增加土地要素的供给。

　　生产函数法计算未来中国二元体制自然经济增长速度为年均2.41%。本文从生产函数法计算仿真了未来高中低三种二元体制下的自然经济增长率。限于篇幅，这里只介绍高中低不同水平仿真中的中位计算。

　　增长的要素和TFP贡献分解为：（1）劳动与资本投入增长与广义技术进步TFP增长分别为：投入工作的就业劳动力数量将从2021年的74314万人，下降到2035年的63458万人，年均负增长1.11%，投入的劳动力累积将比2020年减少11606万人。也假定未来提高居民收入，边际资本收益率下降，劳动力的替代系数从0.40上升到0.60，则劳动力投入增长贡献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0.56%。

　　（2）资本投入规模从2020年的4878443亿元增长到2035年的8699728亿元，投资增长率从5%下降到3%，资本要素替代率从0.60%下降为0.40%，则资本投入增长部分的GDP增长率为1.97%。

　　（3）假定年均广义技术进步TFP年均增长为1%。

　　除了生产函数法外，本文也进行了相关分析法。将1973—1996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作为自变量，1993—2016年的GDP增长速度为因变量，进行回归，总结出以下相关模型（1）（周天勇，2020）。

　　    Yt=-1.293+0.749×Rt-20

　　    F—0.0000，R—0.6017，Y—GDP增长率，R—人口自然增长率。

　　以此得出20年前人口自然增长速度决定20年后经济增长速度的定律。（周天勇等，2018）这里以2001—2015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作为自变量，代入上式，回归2021—2035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则从2021年的3.91%下降到2035年的2.42%，年均增长率为2.76%。这种黑箱式的外推计算，表明中国2035年前的年均自然经济增长速度处于2.80%以下。

　　3．政策含义：大力度体制改革能够稳定经济增长

　　本部分的政策含义是，计划经济和二元体制经济中，高投入、低效率和增长速度相对低，是其自然经济增长必然趋势。因未来人口老龄化和就业增长速度放缓，其也会传导消费需求发生变动而影响投资增长，国民经济自然低速增长的压力非常大。而从增长的可能性看，释放生产侧的经济增长动力，扩张和支撑住增长的需求可能性边界，必需和精准的体制改革为：

　　（1）大力度推进居民户籍及附着、国企资本及银行歧视、城乡土地等要素配置体制和土地及农村房屋的资产化改革，以释放大量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要素的生产力和土地，并获得农村房屋资产化的财富溢值。

　　（2）疏导城乡间要素和资产的相互流动和互换，理顺农村以地宅为本创业和资产化改革获得收入分配的体制，建立多渠道供给城乡居民住宅的新体制，降低城市化和人口城乡间相互迁移的居住成本。

　　（3）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需要实施，但笔者提醒的是，其只能治表，不能治本。只有体制改革才能释放生产力和获得价值溢值。因为二元体制经济体中，体制性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房屋等剩余要素和资产，被禁锢在户籍、国企、银行歧视、土地计划、禁止交易等体制中，对此财政和货币政策根本就没有解封和释放的作用。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