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底，笔者就自己2019到2021三年二元体制与经济增长和稳定关系的研究，集中整理写了数篇论文。今天摘编《从转轨到并轨：超大规模二元体制经济学的内在体系》第四节第三部分、《体制剩余：转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二元体制转轨数理逻辑与未来经济增长仿真展望》、《仿真推演：经济体制改革加快经济增长速度》第四部分，并增补一些文字，作为《二元体制经济学》专栏之六。
1． 数量分析的逻辑前提和二元体制思路
前面我们讨论了中国长周期二元体制大国、经济体制改革三大逻辑、扭曲可纠正和不可纠正等经济学特征和范畴。说明了这样一些前提：（1）中国是一个特殊的经济分析客体，不能简单地套用一般成熟市场经济体和经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分析方法讨论中国特殊的经济运行和增长。（2）中国市场化改革并没有完成，从过程上看到了二元体制向一元市场经济体制并轨的阶段；从内容上看，产品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但还有许多短板，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只是扭曲地进行了一部分，土地和农村房屋资产化改革才刚刚起步。（3）因计划体制在一些领域还较强势，并且行政管制纷繁多杂，资源配置与市场调节之间的扭曲是国民经济宏微观运行的常态。
我们能够计算体制扭曲造成的产出损失，并仿真未来如果有针对性地进行体制改革所获得的经济增长潜能吗？用学术语言讲，能不能揭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内在的数理关系，并且可量化解释过去增长奇迹来源和仿真推演改革推动增长的未来？
经济发展理论，就是用二元结构分析法，定义了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前者效率低下而后者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前者有很多的剩余劳动力和后者扩张需要劳动力就业，前者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后者流动转移，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二元结构分析给讨论二元体制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计划体系低效率而市场体系有着较高的效率，计划体系中禁锢了大量的资源—实际是体制性剩余，市场化改革解除禁锢就会提高整个资源配置的效率，获得改革释放的生产潜能。那么，如何建立起二元体制与生产和增长间内在的数理关系？
2． 市场竞争标准值和二元体制扭曲值及体制性剩余
衡量繁多的经济事物，有各种各样的指标。我们将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化发展中国家、转轨后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市场竞争领域的有关重要指标，定义为市场竞争标准值；将中国受计划和行政管制影响的有关重要指标，定义为二元体制扭曲值。
接着我们可以通过国际和国内比较找到2021年各类改革与增长关系有关变量的市场竞争标准值：市场经济国家曾经与我们同样人均GDP发展水平时的人口城市化水平77%，农业就业劳动力占总就业劳动力比例11%；中国完全市场化竞争的民营企业权益资产利润率5%左右，中国招拍挂土地价格200万元/亩左右（工商住宅等用地平均出让价，然而土地垄断拍卖），城镇住宅价格9874元/建筑平方米等。
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中国二元体制扭曲值：如人口迁移管制等约束下中国的常住和户籍人口城市化水平分别为64.72%和46%、农业劳动力占总就业劳动力比例22.87%，国有企业权益资本利润率1.5%，禁止交易的城乡土地价格为零，农村住宅不能市场化交易价格为零。
体制扭曲差值。如果我们将市场竞争状态下的人口流动、要素价格、市场状况、收入和消费水平、资产是否交易等数值和状况看成是标准值，而将二元体制经济体有关的数值和情况看成是扭曲值，则标准值和扭曲值相比较，就是体制扭曲差值。这是一个在分析二元体制扭曲中最为关键和核心的变量，其意义在于，通过它可以内在地度量扭曲的数量程度。长期以来，学界在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数理关系的经济学分析没有得到突破，原因在于虽然随处可见却忽视了对市场竞争标准值和二元体制扭曲值这两个数值，这致使体制扭曲差值这一二元体制最为主要的一个内生变量没有得到学理方面的重视。
3． 体制性剩余和产出损失及增长潜能
体制扭曲差值是一个在分析二元体制扭曲中最为关键和核心的变量，其重要学理和实践意义在于，通过它可以度量体制扭曲的数量和程度，建立起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内在的数理因果关系，使推进体制改革部位、重点和力度变化与经济增长速度的方案得以制定，并就不同的方案进行仿真试错和比较推演。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转轨国家的一个经济现象：资源和要素存在着体制性剩余。未曾想到的是，体制剩余成了我们二元体制经济分析的基础经济学范畴。这里体制剩余中的剩余，与经济学中另一概念消费者剩余中的剩余不同。它与发展经济学中的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中的剩余类似，但二者又有区别。二元经济体制中的资源和要素剩余，指由于体制扭曲和摩擦——体制因素使得资源和要素的数量、价格不能完全调整（incomplete adjustment），造成了资源和要素的闲置、浪费和低效率利用，是体制性的剩余；而发展经济学中的劳动力剩余，是结构性的剩余。（周天勇，2021）
首先，求出体制性剩余。可以以标准值和扭曲值的差值，估算出二元体制经济中由于户籍管制等造成的农村和农业领域中体制性剩余劳动力数量。因此，用体制扭曲差值与标的规模的数理关系，可以计算出各个方面的闲置和低利用，即体制性剩余资本、劳动力和土地要素数量和土地及房屋剩余资产数量（周天勇，2021）。
其次，用差值可以计算出体制扭曲造成的产出损失。依照“按照标准值应该有这样多，但是以扭曲值没有那么多；或者按照标准条件应当有，但是以扭曲体制没有”这样反事实的逻辑，计算国民经济产出损失。如用2020年国有企业权益资产利润率扭曲差值，可以计算出体制性剩余资产为63.12万亿元、当年生产总值损失为3.33万亿元。
最后，可以将体制性剩余倒贴投入，计算潜在的增长能力。以“体制扭曲场景下没有那么多，体制改革向标准值变化会达到那么多；或者体制扭曲下没有，体制改革会有”的市场条件和标准还原逻辑，估算向市场化改革所能够增加的国民经济产出。比如深化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如果改革到位，仅体制性剩余权益资本提高效率，就会有年均1%的增长潜能。再比如，目前零价格的土地资产化改革，放开交易，按照其年平衡和波动不大的交易率，从支出、收入和生产方面，计算出资产化改革土地零到市场价溢值的增长潜能。还比如，推进生活资料性质的农村宅地住房资产化改革，按其年平稳和波动不大的交易，其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可以归到每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潜能中。
名词解释：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又称为消费者的净收益，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一定数量的某种商品时愿意支付的最高总价格和实际支付的总价格之间的差额。消费者剩余衡量了买者自己感觉到所获得的额外利益。
摘编于笔者《探索与争鸣》2022年年第5期《从转轨到并轨：超大规模二元体制经济学的内在体系》、《学术月刊》2021第4期《体制剩余：转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现代经济探讨》2022年第4期《二元体制转轨数理逻辑与未来经济增长仿真展望》和2022年《改革内参》总第1770期（本期不涉密）《仿真推演：经济体制改革加快经济增长速度》等论文。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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