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就自己2018到2022四年半二元体制与经济增长和稳定关系的研究，集中整理写了一些学术论文，本着为今年推进市场化改革提供一些学理参考的想法，今天专门在公众号撰写了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学理方法。为《二元体制经济学》专栏之九。
笔者2014年开始思考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原因，发表了一些论文，完成了《中国：增长放缓之谜》一书。2018年起，想就如何支撑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进行数理关系的研究，读了一些使用索洛和其他模型分析的文献，总觉得其说明并包括预测，与中国的经济体制、运行和增长针对性不强。比如许多文献计算分析部分和提出政策含义之间没有关联性。在开始的时候，自己也不能清晰地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1．一些可能是笔者创新的想法
迄今为止五年半的思考中，我对二元体制经济运行和增长形成了以下想法。（1）索洛模型暗含的假定是市场经济运行体制，而中国是一个特长周期的二元体制转轨经济体，经济方法分析的客体有所不同。（2）二元体制存在着扭曲，一些扭曲可以纠正，而另一些扭曲不能被竞争主体和市场机制加以纠正。（3）体制扭曲被变通纠正的部分需要支付额外成本使效率降低，而不能纠正的部分则导致资源配置的闲置和浪费。（4）一元市场经济体与二元体制经济比较，包括二元体制经济体内部计划管理部分与市场竞争领域之间，大量经济活动在数量方面有市场竞争标准值和计划干预扭曲值。（5）市场竞争标准值与计划干预扭曲值之间的差值，表现了扭曲程度的大小，据其可以计算出要素及资产闲置剩余、收入消费缺损和GDP产出损失等规模。（6）二元体制剩余，可以通过体制改革消除扭曲，不断地释放生产、收入、消费和GDP的增长潜能。
2．二元体制改革TFP的定义及其自然经济增长率的特点
而在思考解释刻画过去和仿真推演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时，发现这样一些未被归纳的变动和特点。（1）1978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不全部来自于广义技术进步，其1/3多来自于经济体制要素配置体制改革对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对零价格住宅资产溢值的动态平稳释放。（2）大规模建设土地出让从零到市场价的溢值，不论是投资支出，还是收入分配，最终还是以有关的房地产和金融行业增加值计入了GDP。（3）二元体制国家自然经济增长，或者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与市场经济国家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前者增长潜能来自于改革体制扭曲对体制性剩余的释放；而后者增长潜能来自于流动性不足，通过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增加货币供应和降低存贷款利息。因此，如果不进行外部推动的大力度体制改革，其自然经济增长必然地位于低速度水平。
3．如何解释中国过去的增长奇迹
原以为在现代经济学模型库中寻找一个现成的模型，把中国历史数据代入，就会解释中国1978年以来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来源。前面已述，中国1957—1977年和改革开放1978—2020年，投资（也可以用资本存量变化）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41%（去掉前增幅过大的前两年）和16.46%，就业劳动力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62%和1.18%， GDP年平均增长率却分别为4.98%和9.26%。1978年以前与改革开放后相比，在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年均增长幅度分别是改革开放后249%和222%的情况下，GDP年平均增长速度却低了4.28个百分点。无论是新古典市场经济的索洛模型，还是宏观凯恩斯主义和微观市场经济的哈罗德-多玛模型，包括结构主义描述经济发展的乔根森模型，都不能够使人满意地解释其来自于哪里。
作为中国学者，自己觉得应当将中国过去经济奇迹的来源讨论清楚。于是抱着试一下的心态开始了工作，可能有这样一些进展。
（1）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TFP增长率远高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成熟的发达国家。先去观察比较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数据，根据亚洲生产率组织的分析，中国1971—1977年TFP年均增长率为-2.04%。1978—2018年间，中国、日本和韩国TF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49%、0.9%、0.79%、1.04%；根据佩恩表等数据，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TF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9%、0.93%、0.86%和0.94%。
（2）阅读了一些学者对TFP投入和增长形态与教科书表述不同的研究结论。琼斯通过欧美1980到2000数据分析认为，研发人员投入增长向右上倾斜的曲线，并不带来TFP增长曲线的向右上倾斜性变动。欧洲和美国TFP年平均增长率分别在1%和0.9%上下波动，并且幅度并不很大。菲斯佩奇评论到，创新带来的TFP增长，并没有呈现出指数增长态势，而是一条变动平缓的曲线。自己觉得，从工业革命后的长周期看，无论技术创新如何日新月异和内容如何纷繁复杂，TFP增长曲线总是一条在1%水平上下微幅波动并几乎平行于横轴的曲线。
（3）在二元体制经济学中，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中，可能要明确在广义技术进步之外，还有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贡献的TFP。如果将新兴工业化和成熟发达国家TFP增长看成一个近乎于常数1%的变量，则中国1978—2018年全部TFP增长率的71.35%来自于改革开放。这可以在中国1978到1985年推进农业农村家庭承包、乡镇企业计划外发展、城市城镇工业计件工资制等改革，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不变或者相对较少变化，技术进步幅度并不大，而产出水平却大幅度提高中得到验证。
4． 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归纳总结型核算模型
于是笔者用分块归纳和整体综合的方法，对中国过去经济增长奇迹的来源进行搜寻和加以总结。
（1）改革TFP的结构分解和计算。在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广义技术进步TFP和改革开放TFP的基础上，进一步根据中国所进行改革的实践对其再次分解，一是要素市场化改革改善配置带来的TFP，二是城镇住宅市场化改革资产零到市场价溢值的TFP。由于城镇住宅体制改革是1998年进行的，因此将其之前的TFP，原则上全部归于要素市场化的贡献；而1998年后，因对城镇住宅零到市场价溢值，并其交易变量可收集和计算，可以求出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形成的溢值性TFP，并与改革总TFP相减，结果就是1998到2020年阶段要素市场化配置对TFP的贡献。
（2）土地零到市场价的溢值。国内外经济学家在讨论中国经济奇迹时，都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变动：即土地和住宅等资产，在禁止交易的体制安排下，不能市场经交易而其价格为零；而对土地住宅资源、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体制进行改革，允许其市场交易，无论这一地块和住宅什么时候发生交易，其价值都是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
中国建设用地出让，从农村征用时价格为零，而到招拍挂市场上竞拍时，突升到较高的行政性垄断价格。实际的国民经济核算中，用地者以投资的方式向地方政府支出用来购买土地款，地方政府实际上分配和收入了购地者交纳的土地出让金，生产法方面其溢值通过房地产业增加值、金融机构有关贷款利息、土地与建筑不分的企业利润、物业公司的房租地租、居民自己的住宅虚拟给自己收入一笔房租和支出一笔房租（按道理应当是地方政府收到70年租金和居民虚拟支出租金）等平衡方式已经计入了GDP。这项改革的一些瑕疵另说，只不过现在将其进行分解，主要是证明很大一部分经济增长来源于土地的资产化改革。
至此，笔者最后综合总结的可能比较符合中国实际和对中国经济奇迹解释靠谱的模型为：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责任编辑：宋源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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