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专栏作家 祁斌（编译）
[译者题注]
互联网泡沫的破裂远非21世纪初华尔街最重要的事件，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使得世界意识到恐怖主义时代的来临，2007年7月开始上演的次贷危机成为了华尔街最大的噩梦。这场危机不断蔓延，最终演变成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把当今世界复杂交织在一起的金融系统带到了崩溃边缘。直至今日，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仍然受到那场危机阴影的影响，我们甚至无法判断危机是否真的已经结束……
本文为《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书籍节选连载第十七章：“不平静的新世纪”
（2000—2019年）
接着就是“9·11”。在一个美丽而清爽的夏末的早晨，两架被劫持的客机撞上了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大厦，两座大厦随后轰然坍塌。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内，纽约的金融区罹难的人数超过2500人，而毁掉的办公面积比大部分美国城市整个城市的办公面积还多。附近的许多大楼都受到波及，数月之内将无法使用。曼哈顿的下城整个区域覆盖上了厚达几英寸的水泥尘土。清理工作长达9个月的时间。（位于华尔街街头的三一教堂的庭院有数英亩的面积，它由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志愿者们负责清理，因为海岸警卫队的创始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埋葬于此。）
对于纽约和美国经济而言，这都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纽约股票交易所闭市达4天之久，这是自1914年以来时间最长的连续停止交易。而美国所有的民航航班也禁止运营长达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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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处理器，发明于1960年代并于1972年面市，是一项史无前例的重大技术。在过去的40年里，世界为之焕然一新。人类历史上，信息第一次可以由人之外的其他主体处理、存储和调取。信息处理的成本也大大降低：1950年代需要支付1000美元获得的运算能力，今天只需要花费不到1美分；今天一般中产阶级家庭十岁孩子在书桌上所获得的计算能力，是1970年美国国防部都负担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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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金融史上最大的泡沫之一正开始发酵。与很多技术泡沫的案例一样，许多投资者可以看到互联网商业用途近乎无穷的潜力，但在一个全新的商业环境中，互联网公司如何盈利仍然没有人能够看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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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亚马逊不可能在微处理器和互联网之前就出现，但它从某种角度来说仍然是一门传统的生意。亚马逊和一百多年前的百货商店一样都出售实体货品。而谷歌，另一个互联网时代的传奇，其大部分盈利则来自于广告。同样，这与20世纪初的报纸的盈利模式没有什么差别。但承载广告的媒介摇身一变，成了搜索引擎，而这绝对是新兴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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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后市场完全被疯狂的情绪控制了。一年半以后，纳斯达克指数飙升至2686.1点，而再过6个月后，指数攀升至令人目眩的4572.8点，较该年年初1月1日上涨了70%。2000年3月10日，巅峰时刻来临，纳斯达克日间触及5132.52高点，但是在当日收盘时小幅回落到5048点。诡谲多变的华尔街风向又一次在瞬间陡然转换，由小幅下滑转为彻底崩盘。到2002年7月1日，纳斯达克指数已跌至1172点，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从巅峰足足下跌了77%。甚至到了10年多后的2011年，纳斯达克指数也只回升至其鼎盛时期的一半多一点。直到2015年该指数才重回其2000年的高点。
成千上万家互联网公司，其中许多充其量不过是有一份商业计划书并随后上市了，随即迅速破产。而无数投资者，昙花一现般地短暂实现了纸面富贵，迅速从百万富翁回到了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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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股票的价格从它们2007年秋季的高点下跌了一半以上。而危机波及的范围已经不再限于美国，而是全球了。近几十年来，没有哪个行业像金融业这样完全地实现了全球化。1977年，全球跨境借款的总额只有6840亿美元，到2005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9.8万亿美元，而2008年3月已经上升到了33.7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十分惊人。
要找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起源，我们需要一直回溯到罗斯福的新政。1938年，罗斯福政府成立了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来增加抵押贷款市场的流动性。在1930年代，要获得抵押贷款十分困难。抵押贷款通常会趴在放款银行的账面上数年，这极大地限制了人们可以获得抵押贷款的数量。
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很快简称为房利美（Fannie Mae），从放款银行处购入抵押贷款，或者作为自己的资产组合持有，或者将住房抵押贷款打包作为资产证券化产品卖给投资者。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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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区用蓝线划出边界，中产阶级区用黄线，穷人区用红线。联邦住房管理局根据这张分区图来决定它给哪些社区担保住房贷款。结果，银行纷纷避免给红线区贷款。这样就把即便是富裕的黑人家庭也排斥在抵押贷款市场之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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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此时，房利美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1968年，约翰逊政府为了让联邦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好看一点，把房利美划到了预算外，大笔一挥，就把美国的债务在表面上降了下来。房利美也不再是政府机构，而成为了一个“政府资助企业”①。不幸的是，政府资助企业一般都是些经济上的奇美拉怪物，是由多个迥异的怪物组成的怪物。希腊神话里，奇美拉的出现总是预示着坏消息的来临。显然，这一次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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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末，房利美和房地美（以下简称“两房”）规模巨大。两者的资产和负债加起来比美国之外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还要大。而它们的总部却坐落在华盛顿特区。
一般的金融机构总会把总部放在纽约、伦敦，哪怕是北卡罗莱州的夏洛特，而不会把总部设在世界最大的“企业城”①华盛顿，其存在的所有意义都是为联邦政府提供服务。排在“两房”之后，把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的第三大非政府金融机构恐怕就是当地的一个信用合作社了。
换句话说，“两房”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是政治②。拥有数十亿的现金流，两房确保那些监管两房的众议员和参议员们能够获得慷慨的竞选捐赠。如果华盛顿的政治人物对某个方面有所暗示，两房的慈善基金也总是心甘情愿，立刻慷慨解囊。两房的高管们大都是职业政客，大多数是民主党人，而非专业的金融家。两房的管理层和华盛顿政治圈之间的纽带既广泛且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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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两房”的隐性担保带来了更大的道德风险。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AIG）显然非常乐意为这些来自“两房”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劵提供违约保险。保险公司收取保费，而违约对他们来说就跟某一天早上太阳将从西边升起来一样不可能发生，这种买卖简直就是坐收渔利。
房价上涨按理可保证抵押贷款安全，因为房屋价值只要一直高于抵押贷款，银行利益就能得到保障。这种逻辑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其中不乏略懂金融之士。电视上开始大量出现提供便捷房贷的广告。
这些次级抵押贷款被打包成证券出售。诸如标准普尔、穆迪之类的评级机构给他们打出了投资级的高分。现在看来这些机构显然并不知晓这些证券背后的风险。
甚至发起的银行方有时也对风险浑然不觉。受此类证券高回报和高评级所暗示的低风险诱惑，银行在各自投资组合中包含了大量证券化的次级抵押贷款，甚至将旗下共同基金的资金也用于投资次级抵押贷款。与他们仰赖的评级机构一样，银行忽视了又一经济学铁定律：现行趋势不可能永远持续，风险必定永远与回报相匹配。
高收益低风险证券在经济学上是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它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会由于套利而迅速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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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阴云逐渐笼罩华尔街的主要银行，深知“两房”政治影响力的亨利·保尔森①秘而不宣地迅速采取了行动。“他们听到的第一声巨响，”保尔森向小布什总统讲到公司管理层时指出，“会是自己一头栽地的声音。”2008年9月7日，联邦住房金融局宣布接管“两房”。“两房”的高管和董事会被解雇，美国财政部则将收购相当于总股本79.5%的优先股权。股东持有的“两房”股票实际上一文不值。2010年6月，“两房”从纽交所退市。美国财政部至今为维持“两房”运营花费达1500亿美金，最终成本很有可能翻倍。
“两房”的轰然倒塌也抹去了华尔街对金融系统所剩无几的信心。恐惧取代了贪婪。货币市场基金遭遇大量撤资，商业票据市场几近崩溃。因为公司常利用后者来获取短期融资以支付工资和日常运营费用，所以联邦政府被迫向货币市场账户提供等同于银行存款账户的担保。银行间甚至开始拒绝隔夜拆借这种业内通行的做法，以避免出现隔天还款逾期。随着隔夜贷款利率（简称LIBOR，即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的飙升，其它利率也水涨船高。信贷市场的失灵波及众多贷款依赖度高的行业，比如汽车销售量急剧下滑。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申请破产。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破产，涉及资产金额高达6000亿美元。史无前例的最大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第二天，美国政府即向股票从70美金高位缩水95%的美国国际集团（AIG）提供850亿的信用额度，以保障其正常开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抵押贷款证券保险商，AIG一旦倒下，势必引发全球各大金融机构接连崩溃的连锁反应。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2009年3月跌至谷底，较2007年10月高位缩水超过一半，后随美经济走出衰退迈开艰难的复苏步伐才开始上涨。但华尔街身上却留下了永远的烙痕。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五大主要投行无一幸免；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购；美林证券成为美国银行旗下机构；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摩根斯坦利和高盛则采用了商业银行章程，接受来自银行监管部门更为严格的监督。
在金融政策方面，奥巴马政府所推行的一部重要法规即所谓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以两院的两位主要提议人--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克里斯·多德（Dodd）和马萨诸塞州的众议员巴尼·弗兰克（Frank）命名。
很少有国会议员研读过这部长达2600页的法案；它很大程度上是领导层秘密开展的一项工作。民主党当时主导着参议两院，因此该法案几乎不反映任何共和党的意见。果不其然，这部暗箱操作下出台的法案非常糟糕；它并没有稳定美国的金融系统，反而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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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众不满意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于是2010年选举后，众议院变成共和党占多数，且参议院的民主党人数大大减少。到了2014年，参议院也由共和党所主导了。而在2016年，美国历史上发生了一场颠覆性的选举，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击败了备受青睐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成为总统。各州政府和立法机构也改由共和党所主导。尽管奥巴马总统在2012年连任，但其各项政策广受诟病，导致当下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民主党官员数量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少的。
这种情况不难解释。由于上述种种政策，本应稳健的经济复苏（因为历史上每一次严重的衰退后随之而来的都是强劲的复苏）最多也只能称之为疲弱。诚然，失业率在2009年6月达到高峰后呈缓慢下降的态势，并最低达到过4.3%；但是，失业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于就业机会增加，而是因为有大量的劳动人口离开了劳动力市场。劳动参与率，即劳动人口占劳动力市场的百分比，在整个奥巴马执政时期都持续下降，并达到1970年经济衰退以来前所未见的低位。
不过，经济复苏缓慢挡不住华尔街的再度繁荣。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2009年3月触底后，于2012年年中回涨百分之五十至21000点，重新达到经济衰退前的高点；而纳斯达克在2016年迎来了新一轮互联网泡沫，距上一轮已15年。其中部分增长应归功于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数字革命，我们看到了像Facebook和亚马逊这样了不起的成功案例。（假设某人在亚马逊1997年上市时投资了100美元，这100美元今天的市值则为49，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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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上有句名言：“淤泥仅在退潮后才会出现。”资本不足的机构崩盘，过度依赖杠杆的投机者破产，欺诈和挪用行为也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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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08年12月11日伯纳德·麦道夫的被捕，最大的一片淤泥才露出真容。作为伯纳德·L·麦道夫投资证券公司创始人，麦道夫①1938年出生于一个犹太中产家庭，1960年从霍夫斯特拉大学毕业，随后很快靠着自己5000美金的存款和来自丈人5万美金的贷款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起初通过粉红单交易分值股票②，但很快开始依靠创新的电脑技术传播报价。这项技术直接促成了纳斯达克的成立。麦道夫曾一度担任纳斯达克董事会主席兼理事会成员，其公司是华尔街近期内最大的市场做市商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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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道夫提供的回报率最不寻常的一点是其惊人的稳定性，多年以来月均回报率固定在比1%略低。在14年间，麦道夫基金仅有过7个亏损月，每次损失微乎其微。正是这种回报的稳定性引起了部分华尔街业内人士的质疑。早在2001年，为金融业界广泛传阅的《巴伦周刊》就提到了麦道夫极其难得的稳定性。一篇文章如此说道：“麦道夫的投资人对其表现赞不绝口，尽管他们不清楚他是如何做到的。”一位非常满意的投资人对巴伦周刊表示：“懂行人士也讲不清他的投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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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科普洛斯多次希望美国证监会（SEC）调查麦道夫的公司，但一直未果。2005年他递交了一份长达17页的备忘录详细阐述了他的质疑，SEC并未采取任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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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炸开了锅，在麦道夫被软禁家中等待保释结果的数星期内，东64街被摄像车堵得水泄不通。2009年3月，麦道夫对所有指控认罪，被正式逮捕并判150年监禁。因为表现良好，他预计可于2139年出狱，届时将20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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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介绍：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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