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给中国的忠告绝不能忘！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陈志龙

　　显然，经济金融体系风险较大时，不是推进该项改革的最佳时机，这方面万万不可“赶工期”，不能“霸王硬上弓”，索罗斯当年的忠告“应该先加强后开放”今天看来仍不无道理。否则，鲁莽出错牌，“你的下一步可能就是你的最后一步”。

　　春节长假，得闲系统地再读一遍《朱镕基谈话实录》，有些章节今天读来仍富有启发。2001年9月17日，9.11事件过后第6天，朱镕基在北京会见乔治·索罗斯，谈话内容涉及产业结构转型、国企改革、国有银行改制、金融市场中机构投资者培育等问题。

　　《讲话实录》第4卷这篇谈话的注脚是这样介绍索罗斯的：索罗斯是美国金融界人士，长期从事国际资本运作，在1973年创立索罗斯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历任总裁、董事长。文字简洁中性，完全有别于常见的“金融大鳄”之说。

　　此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政府总理在电视上与索罗斯隔空叫骂说人家是“金融流氓”、“臭狗屎”，甚至发狠要把索罗斯抓起来“碎尸万段”，嘴巴是快活了，解决问题了吗？大国总理的襟怀、睿智、谦虚、深刻洞见让许多热衷于打口水仗的人相形见拙。

　　会见中，朱镕基与索罗斯交流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坦陈在金融方面的短板：“我们缺乏有经验和能力的人才”等“很多令我们头痛”的问题，朱总理一再表示“我更看重你的经验”。

　　索罗斯在会见中多次提醒中国政府要借鉴当年日本的教训，避免重蹈日本式激进金融开放的覆辙，有些话今天读来仍然余音绕梁，富有启发：“日本一度曾是世界上最强的经济体，经济快速增长。目前日本工业虽然仍然强大，但金融体系一塌糊涂。日本的工业产出多少，金融体系就丢掉多少。

　　中国应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中国（虽然）逃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主要是因为它的金融体系对外封闭，如果对外开放，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因此，应该先加强后开放……日本的的金融机构只听大藏省的，在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前，没有利用先进技术和经验培育国内机构，更没有对企业进行国际化和现代化的改造。没有学会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进入国际市场后，结果输得只剩下衬衫。”朱镕基接过他的话：“你说的还是客气的，你还没有说输得只剩下了裤衩。”

　　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在诸多教训反思的文章中，有一点是达成共识的，即日本在战后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没有正确评估自身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自负自大的金融管理当局过于乐观地推动了日元升值和金融自由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学会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结果泥淖深陷。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向日本输出金融自由化，借一纸“广场协议”，设局先让日元急速升值，后又操纵日元过山车式的贬值。日本长期出口主导型经济的路径依赖、币值动荡、金融自由化、信贷失控四大因素的负反馈机制加速泡沫经济的繁荣和崩溃，经济问题引发日社会和政治危机，政府走马灯似地更迭不停。危机爆发泡沫刺破时，盲目的金融自由化给了它致命的一击，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金融溃败的损失甚至超过了二战战败损失，成为战后一代人刻骨铭心的耻辱记忆。

　　当置身五彩泡沫和虚幻的财富效应中时，人们普遍是眩晕的。当年，信贷纪律松驰使日本不动产泡沫越吹越大，把国内房地产市场炒成一片焦土的同时，“日本美元”还满世界扫楼，狂扫奢侈品，从苏格兰的高尔夫球场曼哈顿的摩天楼，从法国的葡萄酒庄园到非州的橡胶园和金矿，都活跃着日本人的身影。

　　这一幕何其相似乃尔！近年来，中国某些方面与当年日本泡沫经济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国早已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像当年的日本那样，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钱多得满世界狼奔豕突无头苍蝇般乱撞，保险土豪在国内肆无忌惮地做野蛮人的同时，还以“走出去”名义满世界“收藏”奢华酒店，从数十亿美元的纽约曼哈顿中心的Baccarat（水晶宫）酒店一路扫到华尔道夫酒店，这种“暴发户”式的“走出去”真的是我们所期待的国家战略吗？

　　全世界都瞪大了警惕的眼睛看着你，揣测你下一步还要干什么，然而千方百计设局让你钻。当年的日本就是吃了美国的迷魂药而浑然不知，从活蹦乱跳到偃旗息鼓，短短也就几年时间，先开门揖客再“关门打狗”，最后煮熟的鸭子还是全飞了。

　　被胜利充昏头、骄纵自负的日本金融决策体系精英们过分高估了他们对于市场的预测和操控能力，最终犯下了严重的历史性错误。等到市场如巨石崩落，山呼海啸时，他们束手无策。如本文开头那场对话中所说的不只是“输得只剩下衬衫”，而是“输得只剩下了裤衩”了，一群近乎光屁股的日本土豪辉着大把美元在裸奔，整个国家进入失去的20年。

　　日本泡沫经济沸腾时，也有少数头脑清醒的人曾经发出警告说，日本要警惕泡沫，然而无论是政治家、银行家还是媒体，都沉浸在赶超美国的巨大喜悦当中。《朝日新闻》的文章说，那时候人人都很兴奋，根本听不进去不同声音，所有的警告都不起作用。“在人们兴奋的时候，他只喜欢听他喜欢的东西。

　　在泡沫经济的时候，他们只喜欢让媒体鼓吹上涨的声音。”所以，索罗斯在那次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见中，建言金融监管体系中专业人才重要，也委婉建议“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要更开放，要允许信息的自由流动、自由讨论、思想自由——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要听得进真话，有些真话可能难听，但能治病，忠言逆耳、良药苦口乃千年古训。

　　过去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中国经济金融体系虽有波折，总体来说还是顺风顺水，没有遭遇过重大危机，但当前的局面无疑是最复杂最具挑战性意义的。对进入持续调整期的中国经济而言，经济减速伴随着各种风险的叠加，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保持金融体系稳定性，积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去年以来，权威人士三次重要讲话都讲到要稳预期，保持大政方针不动摇、宏观政策不摇摆、重大政策出台要善于与市场沟通，要有底线思维，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个底线。过去两年间，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异常波动就暴露出不少突出问题。其中汇率问题尤为敏感，牵一发而动全身。

　　当今的中国应努力避免犯日本式的颠覆性错误，但人类经常“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未来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挑战。希望我们在复杂环境下的金融改革是冷静理性和建设性的，而不是狂热的、民粹的、破坏性的。

　　经济调整时期，保证一国金融市场稳定，首先要保持币值的基本稳定，这是定海神针，否则“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让市场参与者对本币有信心，这是稳定金融体系，解决一切复杂问题的根本。这方面我们是有成功经验的。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刚刚从过热中走出来的中国经济面临国内高通胀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东南亚国家出现货币危机，索罗斯攻击香港联系汇率，国内有限的外汇储备捉襟见肘，外部需求萎缩，出口形势十分严峻。

　　这时有人建议人民币一次性贬值，以刺激出口稳增长。镕基同志在多个重要场合明确表示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不参加竞争性贬值。在给人民银行、财政部等部委负责人的批示和信函中，他明确表示“人民币贬值的办法不可取，这将影响对整个金融的信心……” （见《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二卷）

　　经济困难的时候信心是金，信心胜金，信心十分重要。过去两年间，资本市场异常波动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信心溃散导致的市场恐慌。这也提醒监管当局，面对更加复杂的汇率市场，要密切关注市场情绪，避免因为市场透明度和有效沟通不足，误解和恐慌情绪蔓延导致市场的整体性溃败，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当前的汇率市场，虽然存在着严格的资本管制，但市场长时间单边下跌过程中，政策透明度、与市场沟通以及舆论引导的有效性一度似乎出了问题。伴随着“不具备贬值基础”到“不具备持续贬值基础”再到“不具备大幅贬值基础”等提法，市场走势一度大相径庭，容易引发类似“塔西陀”陷阱式的信任危机。

　　此间，一些并非外汇领域专家的“万金油”、“八脚猫”热衷于站台的财经评论员不负责任地叫嚣“人民币跌回八年前怕什么，跌回十八年前也没什么了不起”、“鼓吹现在是人民币兑美元贬值的最好窗口期”，说什么央行“乐见其成”，这种无知而谵妄的跌回“十八年前论”极不负责任。噪音某种程度上加剧市场混乱和扭曲，放大了恐慌情绪，极易引发“蝴蝶效应”。

　　在宏观经济多种矛盾和困难交织叠加的情况下，如何任由贬值预期不断强化，容易形成恐慌和踩踏，并极易向其它领域扩散。加之“影子银行”泛滥，“货币渗漏”、“货币暗流”汹涌，通胀预期抬头，它们相互强化共振，极易“影响对整个金融的信心”，加剧资金外流，进一步动摇汇率基础。

　　过去两年间，汇率贬值已达14%，与之相伴的是是外汇流失以近万亿计，新增供给吃紧，付出了近万亿外汇储备的代价。如果预期仍然得不到扭转和矫正，外汇流失会进一步加快，整体金融风险会上升。

　　当年，朱镕基总理称外汇储备是“政治储备”、“战略储备”。面对国内外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为保持金融市场的信心和稳定，坚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中央政府政府言出必行。当时的外汇储备才1400亿美元，仍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就是信心和信念的力量。

　　现在，我们的外汇储备与当年已不是同一个量级上，但人民币汇率短时间如果无节制地单边下行，极易加剧资金外逃，导致资产价格整体重估，甚至引发系统性溃败。14%的贬值区间应该说幅度不小了，为验证政策面一再表态的“人民币汇率不具备大幅贬值基础”的判断，近来官方发出权威的汇率维稳和干预信号，这是积极、正确的。

　　只要有利于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和市场信心恢复，包括适当外汇管制在内的任何行动都是必要的。进入新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开始了绝地反攻。说明决策层已充分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事情正在起变化，正在向好的方向演变。那些“从一个集市晃到另一集市”算命打卦胡伦瞎侃的江湖郎中、巫婆神汉们也该闭嘴了。

　　需要指出的是，从非自由兑换货币到可自由兑换的国际储备货币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战略性地相机决策很重要。它需要国内稳定健康的经济和金融环境推动，同时也需要外部金融市场的配合。

　　显然，经济金融体系风险较大时，不是推进该项改革的最佳时机，这方面万万不可“赶工期”，不能“霸王硬上弓”，索罗斯当年的忠告“应该先加强后开放”今天看来仍不无道理。否则，鲁莽出错牌，“你的下一步可能就是你的最后一步”。

　　(本文作者介绍：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财经作家。微信公众号njchenzhil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