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低？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滕泰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也在不断扩大和发展。但是从整体来看，即使按照较低的标准，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所占比重也仅有30%左右。而在1980年代的社会调查中，在美国就有66.7%的居民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在瑞典这一比例是75%。

　　近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再次提到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问题，并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必须强化人力资本，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必须发挥好企业家作用，保障各种要素投入获得回报；必须加强产权保护，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产权保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感。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只有按照要素贡献和边际报酬进行分配，才是真正公平的分配制度；针对目前中国收入分配领域的扭曲现象，只有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要素占有的公平性，建立完善的要素市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才能真正扩大内需，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橄榄型分配格局，有利于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增长

　　如果一个国家中等收入群体占得比重最大，那么社会将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如果中等收入群体占的比重较小，则分配格局将呈现为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如果高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规模依次增大，则社会的分配格局将呈现为金字塔型。中等收入群体占人口的60%—70%时，形成了橄榄型的收入分配格局，对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民福利的提高都是最有利的。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有利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也有利于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由过去主要依赖外部市场，向依靠内需转变的任务。如果中国呈现出哑铃型或者金字塔型的收入分配格局，对于培育持续稳定增长的国内市场都是不利的。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普遍较低，也就是说由于其生活条件普遍较好，在每个单位的新增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一般较低，对于整体经济的拉动有限；而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尽管较高，但是整体收入水平限制了其消费能力，而且其消费结构一般集中于生活必需品，对于整体经济的升级换代也缺乏带动力。同时，哑铃型或金字塔型的收入分配结构，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哑铃型分配格局下，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容易向激化的方向发展；而金字塔型的收入分配结构容易导致阶层固化，社会缺少流动性，往往陷入僵化停滞的局面。

　　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保证了其稳定的支付能力；同时中等收入群体表现出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可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向消费型增长转变。同时，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也更倾向于新型消费品，对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的接受能力普遍较高，也更有利于配合中国经济向高端内生性经济转型升级。中等收入群体占据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也最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在这样的格局下，低收入群体通过一定的奋斗，有可能上升至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也可以通过努力，进入高收入群体，阶层之间有着良好的流动性。

　　因此，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动社会向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转变，既有利于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又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增长，因此也是提高国民福利的必然要求。

　　抑制中等收入群体壮大的因素有哪些？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也在不断扩大和发展。但是从整体来看，即使按照较低的标准，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所占比重也仅有30%左右。而在1980年代的社会调查中，在美国就有66.7%的居民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在瑞典这一比例是75%，而在总人口不过1.2亿左右的日本，长期以来有“一亿中流”的说法，即一亿人自认属于中产阶级。由此可见，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明显滞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任务非常急迫。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认为，房价上涨过快、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过高、要素占有公平性较差、行政权力参与财富分配等原因，是抑制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和快速壮大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大中城市中，房价上涨过快成为抑制新生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重要原因。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大学以上学历的年轻人是新生中产阶级的主要后备力量。他们在毕业后凭借自己的学识和能力，很快在大城市获得稳定工作，进入白领阶层，或者成为专业人士、企业管理者，中产阶级群体由此得以不断扩大。但是过去几年，远远高于收入涨幅的房价增速（图1），使得居住成本占据了年轻人收入的相当大部分，挤占了本应用于改善生活和提供发展的其他支出。

　　房价上涨过快，也是分配机制扭曲的重要表现。其本质一方面是人为制造的土地要素稀缺，导致能够获取土地资源的房地产开发商获取了过高的回报；另一方面是住宅的投资品属性被过度放大，扭曲了其消费属性，掌握资金要素的部分群体可以利用其资金优势和金融杠杆扩大财产性收入，进一步挤压了普通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就必须改变土地要素、资金要素在分配中占据过高份额的局面。一方面恢复住宅的消费品属性，降低投资性、投机性买房需求，尽快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另一方面通过“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为核心的房价管控政策，将房地产库存转化为有效供给，满足居民的刚性需求，改变土地要素收入挤占劳动、技术、管理应得份额的状况。

　　财政收入占比过大、增长过快也是抑制中等收入群体增长的原因之一。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的宏观税负为37%，高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与发达国家的高税收高福利不同，中国在低福利水平征收高税负，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更大。从增速来看，财政收入增速一直高于国民收入增速（图2），而直接影响企业和居民所得的所得税增速一直高于整体财政收入增速。

　　企业所得税主要影响企业的税后利润，直接影响到企业主的红利收入。调查显示，目前小微企业、中小企业的税负普遍偏重，从纳税额占营业收入比重来看，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承担的比重甚至超过了上市公司。个人所得税尽管在政府整体税收中所占的比重不高，但是它却广泛影响到工薪收入群体。在西方发达国家，工薪阶层人数占比将近50%，但只承担了个税的5%，10%的高收入者承担了60%，1%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30%。2014年，中国的工薪所得税在个人所得税中的比重已经占到65%，有人认为个人所得税实际上已经成为“工薪税”。过重的税负不仅减少了企业和居民的当期收入，而且长期影响劳动者、技术人员、管理者的可支配收入，不利于经济发展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因此，减税的总体指导思想要有利于鼓励劳动、技术、管理等要素所有者获得更合理的要素回报，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长期以来，一些行业和企业凭借其在要素占有上的有利地位，长期收入分配中占比过高，挤占了其他方面的收入。例如，在中国2000多家上市公司中，银行的利润一直占据了一半以上的份额，这就意味着其他行业的企业很大程度上是在“给银行打工”。例如，对比发现，比较扣除各种税费后的“裸价”，中国的汽油价格要比美国高出30%左右，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垄断造成的财富重新分配。在电力、电信等领域，也广泛存在资源垄断或行政垄断，导致部分企业长期依靠垄断获取财富，挤占了其他行业和企业的收入分配份额。

　　同时，一些个人利用改革过程中的制度不完善，占据公有资源为个人谋利，对于其他社会群体形成了明显的不公平。例如，在农村和城乡结合地带，部分集体所有的的土地被个人非法占据，搭建违章建筑，在拆迁中以社会稳定为要挟索要高额补偿，这已经成为各地的普遍现象。例如，在深圳福田区的岗厦村，在房屋拆迁的一夜之间，500多人在一夜之间通过拆迁获得数千万甚至上亿的收入。在深圳，还有不少原本是农民的“包租公”，坐拥一层、几层甚至一栋“握手楼”（指“城中村”里面相距很近的“农民房”，楼与楼之间相距很近，两楼里的人打开窗户即可握手），每年获取的房租收入堪称暴利。

　　这两种现象都可以归结为要素占有的公平性较差，它使得收入分配从起点上就偏离公平；同时这种现象使得收入分配与要素贡献无关，导致收入分配结果进一步扭曲。因此，反垄断、放松管制，促进市场自由化、产权民营化，不仅是“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公平收入分配的必然选择。同时，也应当尽快消除各种产权模糊地带，如对农村土地实现尽快确权，提高要素占有的公平性。

　　行政权力直接或间接参与收入分配，是收入分配机制扭曲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等方式，直接参与财富分配，不仅造成了地方财政风险的累积，而且也形成了大量的灰色分配，对于其他要素的正常财富创造和分配都起到了抑制作用。行政权力在资源分配中具备强制性，如果行政权力直接参与财富分配，不仅是腐败的源泉，也会影响到其他要素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行政权力必须回归服务社会的本质，直接或间接参与财富分配的做法必须遏制。

　　“软财富”是中等收入群体新的增长动力

　　“大萧条”和二战以后，西方国家逐步发展了一整套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收入调节收入分配的机制，它对于改善分配结果、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也逐步建立了转移支付的制度，并通过社保、扶贫等具体方式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也的确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的方式调节收入分配，对于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状况有一定的作用，但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则效用有限，过分扩大财税规模甚至会降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给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带来新的障碍。

　　在2013年出版的《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路》一书中，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创立的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就提出了以“供给要素贡献和边际报酬”为核心的收入分配六个核心主张：（1）遏制公共权力直接或间接参与财富分配。（2）减少垄断对财富的瓜分。（3）控制利用公共资源过度获取个体收入的现象。（4）对于创业企业或雇员人数、销售收入较小的小微企业应大范围免税。（5）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但调节的重点应该是严重偏离要素边际报酬的收入，比如房产持有和遗产继承等等。（6）无论是公共投资还是转移支付，长期来看都是低效率的，因此应该尽量减少公共支出和转移支付。

　　目前，以“供给要素贡献和边际报酬”的收入分配机制亟待明确和建立健全，中国的收入分配体制中的扭曲现象也迫切需要改革。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三年前提出的分配六大核心主张对于当下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按要素贡献分配，是公平分配的基础原则，人口和劳动、土地和资源、资本和金融、技术和创新、制度和管理这五大要素都是财富的源泉，在财富创造的过程中，各要素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果在分配过程中，各要素都能够得到自己所创造的份额，那么这样的分配就是公平的，谁创造的财富多，谁获取的报酬就多。而按边际报酬分配是公平分配的数量化原则，只有按照边际报酬，也就是最后一单位要素在财富创造中所做的贡献，来衡量这一要素的贡献量，才能有利于生产要素的更有效率配置。完善收入分配体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根本，就在于落实“按要素贡献和边际报酬分配”的原则，保障各种要素投入获得回报。

　　按照要素贡献分配，首先就要提高要素占有的公平性，破除消除各种不合理的垄断现象，放开市场准入，消除各种要素产权的模糊地带，保证收入分配从起点的公平性。

　　按照边际报酬分配，就必须完善要素市场，劳动、土地、资金、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充分市场化，让竞争的市场给要素定价，放松各种供给约束，解除各种供给抑制，让市场在要素供给和收入分配中充分发挥作用。

　　目前，中国经济正逐渐由工业硬财富时代向以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金融产业和其他服务业为代表的软财富时代过渡。技术、管理、创意等软财富的创造能力将取代传统的土地、资本而成为稀缺的要素。根据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原理，“稀缺要素将在分配中占主导地位”，掌握这些软财富创造能力的群体，也将在分配中获得逐步增加的份额，这就是未来中国中产社会形成的根基，这个群体也就是中国中等收入人群的基础。

　　中等收入人群，是新供给创造能力最强的人群，也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的最重要主体。如果能够落实“按要素贡献和边际报酬分配”的原则，保障各种要素投入获得回报，中等收入群体将会不断壮大，橄榄型社会早日形成，中国经济才能更加稳定持续增长，中国社会也会更加和谐。

　　(本文作者介绍：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