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得主迪顿：人口越多国家就越贫穷吗？

　　文/摘编自《逃离不平等》 作者 安格斯-迪顿(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译者 崔传刚

　　人口增加是否会引发贫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而是取决于人口增长所付出的成本以及收益对比。

诺贝尔奖得主迪顿：人口越多国家就越贫穷吗？

　　“二战”之后的60 年间，世界人口死亡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下降，而人均预期寿命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与此同时，人均收入也出现了快速增长。这些发展奇迹的出现，远远超出了此前人们的普遍预测，甚至可以说是和人们的预测大相径庭。

　　细菌致病理论的传播使得贫穷国家也获得了虫害防治技术、清洁水供应、疫苗接种以及抗生素，千百万人尤其是儿童因此得以幸存。儿童存活率的大幅提高带来了人均预期寿命的快速增长，也使得穷国人民的生存机会渐渐追赶上了富裕国家人民，千百万原本会死去的儿童得以幸存。

　　人口爆炸引发的忧虑

　　预期寿命的大幅增加人人乐见，但是它带来的全球千百万人口增长却并非人人欣喜。世界人口用了几乎整个人类历史的时间，才在19 世纪初达到第一个10 亿。1935 年左右，全球人口达到20 亿，也就是说仅仅用了大概125 年的时间，世界人口又增长了10 亿。到1960 年，即仅仅又过了25 年，世界人口就增加至30 亿。1960 年世界人口的增速达到了历史最高的2.2% ，而此后世界人口的增速并未出现下降，这样的增长速度意味着，世界人口在32 年之后就可以翻倍。从这个角度看，人口正在爆炸性增长的说法并无任何夸大。

　　在20 世纪60 年代，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发达国家的普通大众、政策制定者、学术机构、基金会以及国际组织等都开始对人口爆炸问题产生警惕。人们对此的关心多数是出于人道主义，毕竟很多穷国已经很难养活自己的国民，而更多人口的出现，肯定会让现实更加雪上加霜。这就好比一户贫困人家，省吃俭用才能够准备上一顿粗茶淡饭，结果发现还有一堆没饭吃的亲戚等在大门外。大规模的饥荒似乎近在眼前。

　　在那些游览印度的游客看来，印度人口实在是太多了，而当听说印度人口还会出现亿万数量级的增长时，他们惊骇无比。如果未来还有更多的人口出现，那这地方岂不是会更糟糕？

　　国家安全也是一个为人所担忧的问题。日益增长的贫困肯定会成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沃土，这种情况已经在中国出现，所以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竭尽所能避免其可能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此外，还有一些大众不太注意的问题，也引发了部分人士的担忧。比如，优生理论一直十分关注人口的“质量”问题。尽管纳粹德国失败之后，优生学的概念已经不太流行且不受重视，但还是有人担心贫穷而且未受教化的人口可能比富有且受教化的人口增长得更快，从而威胁人类的未来。

　　更极端的是还有人以肤色问题为借口，要求对非洲和亚洲的人口增长加以控制，为此，不少国家制定外交政策，国际组织也发放贷款，基金会更是提供援助，它们这么做无非是为了让这些穷国少生点孩子，控制好人口规模。至于这些真正在生养孩子的贫穷国家是怎么想的，成了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

《逃离不平等》

　　人口增加是否会引发贫困？

　　为什么人口越多就越贫穷这样的思维如此普遍？有一种看起来显而易见的解释是：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口增加，那么人均所享有的食物和其他商品就一定会变少。不过，在经济学家看来，这种解释可谓是一种基于总量固定论的谬误：信奉这种理论的人认为，某种事物的总量是固定的，因此，人口的简单算术增长会引发匮乏的发生——这就像一个穷苦家庭吃晚餐时突然来了一群不速之客，必然出现食物不够分配的情况。

　　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这些不速之客是带着食物来的，那么，这次聚餐很有可能无论是在营养还是社交方面都超出我们最初的设想。所以说，人口增加是否会引发贫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而是取决于人口增长所付出的成本以及收益对比。对这个问题做一个最简单的解释，那就是：多了一张嘴，但也多了一双手。这个解释虽然过于简单，但是与认定新增人口没有任何贡献的总量固定论相比，它还是更接近事实的真相。

　　我们还需要看到，亚洲和非洲在人口爆炸性增长期间所出生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是父母主动的选择。但在当年，即便是这样的说法有时候也会遭到质疑，亚非的人们被看作性欲的奴隶，而孩子就是这种欲望之下不幸而又不可避免的后果。尽管在那个时候并非所有人都知道如何方便而又低成本地避孕，但是有绝对的证据可以证明(如果这个还需要证据的话)，即便不是每个家庭都是如此，总体而言每个孩子的降生都是父母理性思考后的主动选择。

　　所谓无限的欲望不过是我们西方人的一个借口，利用这个借口，我们对穷国进行所谓的“帮助”，让它们的人口减少生育。实际上不是他们不想要孩子，而是我们不想要孩子。没有人能证明这些国家的人真的想要得到这样的帮助，也没有证据证明减少生育就能对生活水平的改善有所帮助。事实上，一切恰恰相反。

　　父母想要多生孩子，并不必然意味着孩子越多这个社会越好；多生孩子的有些后果，父母也不清楚，而有的即使他们清楚，也可能会忽略。一个家庭的孩子增多，其他家庭的负担也会增加。当生养一个孩子的成本都是由这个家庭自己负担时，我们相信，父母们会仔细衡量其成本和收益，而只有收益大过成本之时，他们才会做出生孩子的决定。

　　孩子的出生或许会减少家庭中其他成员所享受到的资源，毕竟没有哪个孩子生来就能够为家庭经济做贡献。但是，如果考虑到未来的经济前景，以及为人父母的欢乐，完全可以说，多一个孩子就可以给家庭多增添一份幸福。

　　我们或许会担心，一些父母生孩子不过是为了压榨或者虐待他们，即便有这个可能，也不能证明别人就能替这些孩子做出更好的选择。当多生孩子也会增加其他家庭的负担时，随之而来的是一些更为严肃的讨论：孩子多了，学校和医院可能更拥挤；公地、清洁水、能源会相对减少；全球变暖进程加快。

　　这些被认为是由人口过多所导致的后果，通常被称为“公地悲剧”。而长久以来，是否需要以控制人口的方式来解决公地悲剧问题，是人们争论的一个焦点。

　　如何解决公地悲剧问题？

　　围绕着公地悲剧解决问题，人们提出了多种多样的方法。经济学家倾向于使用价格方法来解决此类的问题。有时候征税可以使人们关注某项活动的社会成本，而如果不征税人们就可能完全漠视这些成本的存在。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在全球范围内征收碳排放税，这项征税活动将非常有助于解决全球变暖问题。但是此类策略也存在问题，因为要确定这样的税种，其前提是要达成一定程度的政治共识，但实际上这是非常难的。

　　而诸如能源的获取、公地的使用，以及水权的归属等地方性问题，也需要依靠地方性的政治协商来解决。虽然从来无法保证一定会有相适宜的制度建立起来以满足相关政治行动的需求，但是地方政府的政治商讨确实可以解决很多争端，同时阻止人们将成本转嫁给其他人。医院和学校的配给也可以通过地方或全国性的政治协商予以解决。

　　一个恰当合理的政治体系，应当包含某种限制家庭规模的经济或者社会因素，而如果能以民主的方式进行人口控制，则可能是解决公地悲剧以及相似困境的较好举措。但是没有证据能证明外来者，包括外国政府、国际机构或者基金会等进行的人口控制会起作用。这些机构有自己的利益诉求，除此之外，对于那些所谓它们正在帮扶的人民的生活，它们的所知也经常极为有限。

　　很多以控制人口为名的活动都对穷国造成了伤害，甚至酿成严重的灾祸。印度就存在极为严重的滥用控制人口措施的现象。在印度，政府推行了所谓的自愿绝育政策，但事实上，这项政策常常变成强制性措施。虽然直接推行绝育政策的是印度的政客与官员，但是美国国际开发署和世界银行[微博]等机构不但鼓励这样的举措，还为之提供智力和财务支持，因此，对于这种人口控制手段的滥用，它们也负有很大责任。

　　人口爆炸也带来知识和创造力的增长

　　尽管世界末日的预言弥漫，但人口爆炸性增长却并未让世界陷入饥荒和贫困，正相反，过去半个世纪的真实情况是，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导致了人口爆炸，但与此同时，全世界的人口实现了大规模脱贫。这样的结果是如何发生？我们最初的预测为何会错得如此离谱？

　　当然，当时也有正确的预测。经济学家及人口学家朱利安-西蒙当初就不断地挑战“末日说”，他所做出的预言今天看来都惊人的正确，其大量的论证今日也广为人们所接受。在其著作《最终的资源》(The Ultimate Resource )中，西蒙称，土地和自然资源终有一天会被耗尽，它们都绝非繁荣的真正源泉，繁荣的源泉是人。

　　每新增加一个人，虽然多了一张嘴，但也增加了一个未来的劳动力，从长期看，这将使得平均收入与人口规模失去关联性。不但如此，一个新人所带来的，还有创造性的思维。这些新增人口所带来的某些新理念，不仅可以为他们的雇主带来利益，也会造福全人类。

　　如果说多了一倍吃饭的嘴同时多了一倍干活的手相当于什么都没有改变，那么这些新增头脑的新创意新理念，则可以提高每双手的工作效率。当然，不是每个新生人口都能变成爱因斯坦、爱迪生或者亨利·福特，也并非每一种新的理念都能够造福全人类。

　　但是，理念可以共享，所以不必人人都是天才，只要一种有益的理念在各地得到实践，那么受益的就是使用它的所有人，而绝非仅仅是这种理念的创造者本人。更多的婴儿诞生，意味着人人都要承受新增人口的成本，比如拥挤的学校和医院。

　　但是，人的增加却可以带来新的思维方式与生产方式，而这些都是经济增长的最终基础，也是人类摆脱贫困与病痛的工具。这些新的益处累积起来毫无疑问将远远超过新生人口所需要的成本。如果这样的说法成立，那么20 世纪50 年代和60 年代的健康改善就为这个世界带来了双重好处：不但人均预期寿命增加，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也带来了全球知识与创造力的爆炸性增长。

　　绝大多数当年的社会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对人口爆炸结果出现了误判，由此做出的错误决策给成百上千万人造成了巨大伤害。20 世纪人类有许多重大的知识性和道德性错误，在人口问题上的误判与政策失误，是其中最为重大的错误之一。

　　避孕本身并没有错。避孕行为使得夫妻可以控制生育率，让自己和子女都从中受益。避孕用极低的成本实现了对生育率的有效管理，也让全世界女性受惠。和很多其他类型的创新发明结果一样，最早从避孕中受益的仍然是富裕国家的人们，而这也就同时带来了一项新的全球不平等。

　　于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新的避孕手段以缩小不同国家之间的差距，就顺理成章成为一项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如同抗生素和疫苗接种的普及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进步，避孕措施也被认为有同样的作用。不过，那些建立在强迫之上、以牺牲千百万人的自由为代价的政策和手段是极其错误的。而那些富裕国家，也在帮助穷国的名义下做了帮凶。

　　富裕国家本应该帮助穷国，将它们所造成的不平等消灭掉，结果却是在全球造成了更大的不公。有的伤害是由错误的判断所造成，很多的政策制定者和科学家都过于盲目地相信自己的诊断和处方的可靠性。但是，这些错误的根源恐怕还是在于富裕国家本身，它们惊恐于一个可能有更多穷人的世界，更担心人口爆炸会引发全球性的社会主义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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