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维迎 著名经济学家
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结构政策，能让企业家精神自由发挥的首要条件就是自由，是让企业家能够创造的自由，做生意的自由。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法制，就是要求这个社会制度本身是有规则的。
经济转型需让企业家精神自由中国企业家面临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问题。过去30多年中国的企业家主要是靠套利来赚钱，中国的经济也是靠企业家的套利发展的。我们在计划经济下创造了太多的不均衡，几乎所有的消费品都在短缺。那时候你只有胆子大，办一个企业就赚钱了，因为整个市场全在不均衡状态。
30年过去之后，我们套利和模仿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下一步中国经济究竟怎么发展，就转到另外一类的企业家，或者是另外一种企业家功能，主要靠创新。
对每一个今天再要办企业的人来讲，不要再希望按过去那种套利的方式发财，而是一定要比别人做得更好，实现降低成本的创新、增加价值的创新，才有可能有剧烈的颠覆性，获得成功。
创新是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创新是充满不确定性的，而不确定性是不能量化的。大数据没有帮助创造比尔盖茨和马化腾，企业家面临的是另一种问题，企业家的决策不是靠数据可以分析得出来的，过去不能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我们想象一下，今天我们消费的产品，或者我们认识的主导的产业，20年前谁能知道？30年前谁预知到？没有人。同样未来20年、30年究竟什么是中国经济的主导产业？我看很少有人能够预测到，就算他预测到，我们也不会相信，只有通过他打拼，他成功了，我们才知道。
企业家精神一直是我30多年来致力于研究的课题，企业家有一种特殊的素质，他们是一类与众不同的、人类当中少有的一部分人，甚至说我们人类的整个发展，全是企业家精神造成的。包括十万年前人们走出非洲的时候，最初走出非洲的人就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包括中国往海外移民的时候，也是企业家精神。所以这一类人对人类真的太重要了，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对未来的感悟，对未来的判断力，是我们常人不具有的。
回到当前的中国经济转型的话题，我认为最核心的就是能不能让企业家精神自由发挥作用。如果你不能让企业家精神自由的发展作用，你制订的任何的政策，其实都是于事无补的。
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结构政策，能让企业家精神自由发挥的首要条件就是自由，是让企业家能够创造的自由，做生意的自由。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法制，就是要求这个社会制度本身是有规则的。
如果这个社会的规则过分的乱，任意的由当局者去操纵的话，那企业家精神就不会真正发挥出来。有了自由和法制，就意味着企业的制度环境就比较稳定，企业家会对未来有一个预期。成功与否就取决于他自己。这个时候好多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就会跃跃欲试。
经济学家强调特别多的，就是实有产权的保护。200年前亚当斯密说过，和平、轻赋税化、宽容的司法行政，能够把一个最原始的国家发展为最大限度繁荣的国家。我认为他这个判断是对的。
(本文作者介绍：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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