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消除贫困日 知名经济学家这样看脱贫

　　国际消除贫困日，这些知名经济学家说…

　　来源：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每年10月17日是国家扶贫日，也是国际上的”消除贫困日”。

　　就在此前三天，瑞典皇家科学院宣部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与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三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对减轻全球贫困实验性方法上做出的贡献。

　　“贫困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中的重要课题，三位学者此次获奖，再次引起全球各界对消除贫困这一人类面临最紧迫问题的关注。

三位诺奖获得者

　　作为世界上做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减贫总人数达到七亿，占全球减贫总人口总数70%以上。在精准脱贫政策下，中国将在2020年实现农村人口全部脱贫。

　　过去20年，反贫困与社会公平曾以各种形式出现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议题中。

　　参加论坛的外方知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曾一一就中国减贫工作和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消除不平等等话题发表过精彩的演讲。

　　我们梳理了最近五年，部分外方经济学家对于反贫困与社会公平的探讨，在国家扶贫日放出。希望中国的减贫政策实践，能够为世界其他国家消除贫困提供参考。

　　阿马蒂亚•森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著有《论经济不公平》、《贫穷和饥荒》等

　　2017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

　　传统上，不平等以收入不平等为评估指标，现在讲不平等，还包括生活不平等性。不平等的来源则分为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和国内各阶层之间的不平等。

　　1998年，大概73%的全球收入不平等可以归结为是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到了2012年，数据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平等的来源已经是一半一半。也就是说，国家之间不平等从73%降到了50%，国内不平等从27%增加到了50%。

　　我认为原因在于国家之间的差异在大幅度减少，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在这个时期中国收入大幅度增加。

　　印度有一些特殊性，因为中国过去的增长率跟印度近几年的增长率非常的类似，但是印度对收入不平等现象的解决效果要差一点。

　　面对这些问题，一种说法是要提高市场经济作用，更好的促进经济规模效益。但没讲到的是，市场经济可能有一些失灵，我们可能需要有公共服务来补充。

　　在中国，重视教育的策略非常的成功，教育促进了经济发展，也有助于缩小不平等。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教育。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阶段，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这样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改革开放之前的基础教育。

　　在医疗领域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迅速腾飞，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改革开放前全民享有医疗这样一种政策取向。

　　杰弗里·萨克斯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全球发展问题专家

　　著有《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等

　　2017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

　　美国是全球化巨大的受益者，也是技术革命的贡献者，特别是在信息技术方面。

　　美国在经济和科技方面做的很成功，但在美国国内，收入不平等现象从九十年代之后就开始大幅度的加剧。

　　应对不平等，美国的观点就是轻税、薄捐，根据穷人的实际情况来给予相应的补贴。

　　但还有另外一种版本来自北欧，那就是重税，不从税务环节做财富再分配，而是用比较公平的方式把税收分配，公众都可以获得公费医疗、公费教育、带薪休假等。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第二种方法，因为它能够带来政治上的稳定。在瑞典、挪威、德国等国家，每个人都可以公平的受益，而不是光去照顾最穷的人。

　　在美国，一说到穷人大家就感觉到很不屑，甚至针对穷人有一种心理上的歧视。共和党人说，穷人我们也得征税，这样才能保证他们医疗的需求。也就是说，穷人已经不堪重负了——尤其受冲击多的是那些少数族裔——还要在他们身上挤出更多的油水来。

　　所以我喜欢那种全民覆盖的做法，人人都得到平等的待遇，不要只是在所得税的层面上进行再分配，还要考虑到其他的税种，比如说增值税。

　　在人类历史上贫穷的国家都需要帮助才能脱贫。中国是世界上对非洲捐款最慷慨的国家，中国捐款在非洲修公路、铁路、电站、电力设施、公共卫生设施，还提供培训，这可以说全世界影响最深远的扶贫，要特别感谢中国。

　　埃里克·马斯金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200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2018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

　　我想讲讲全球化和贫困的关系。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的支持者说，它可以解决贫困的问题。他们的理由是标准的，也就是比较优势理论：

　　发展中国家有很多贫困人口，还有低技能的人口，国际贸易能够让发展中国家专注于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产品，他们有低技能工人，是有优势的。

　　所以，通过国际贸易，发展中国家就可以利用低技能的工人，专注于这些商品的生产。在这个过程钟，他们的收入有所增长，就可以解决贫困的问题了。

　　但是在过去20年中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起码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的。

　　很多的工人发现自己工资停滞不前，大部分国家的不平等在加剧。我一直非常好奇，为什么比较优势这个理论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理论，好像没有成效呢？起码在解释这一轮全球化上效果不好呢？

　　我的观点是，这轮的全球化和以前的全球化的区别，就是生产过程已经国际化。

　　计算机设计在美国，程序在欧洲，在中国组装。这种生产的国际分工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本身地全球化。你生活在中国，但为世界另外一个地方的人打工。

　　对很多人来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很多人非常好，问题是这也排除了那些没有技能的工人，尤其是农村的劳动力。他们不能够从全球化从中受益。

　　对这一类人怎么办？答案不是要停止全球化的生产，因为全球生产已经带来发展中国家人均GDP的增长。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要提高这些底层工人的技能，这样他们就有在全球化形势下的工作机会。

　　上述这些通过在职培训和教育可以实现，当然教育和培训是很贵的。

　　所以，下一个问题就是谁来出钱。

　　这些没有技能的工人没有钱，全球雇主也没有积极性，因为出钱培训后，他们可能跑去为竞争者打工，投资就打水漂了。

　　所以必须有国家的政策来补贴这些私企，也就是政府要介入，提高无技能工人的能力，帮助他们摆脱贫困。

　　只有给他们赋能，给他们技能和工具进入全球的劳动力市场，我们才能够真正解决贫困的问题。

　　詹姆斯．赫克曼

　　芝加哥大学教授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2018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现在依然比较高，这显示了社会不平等。

　　经济学家喜欢看回报，得出的结论是在城市里发展教育回报更高。教育有城市户口的人，回报会比农村户口的人更高，隐含的意思是农村地区教育水平、产业基础都不健全，没有办法做很好的回报释放。

　　现在中国各省在教育支出和人均GDP方面差异也非常大，北京、上海一线城市的入学率和教育支出非常高，贫困地区教育支出比较低。入学率和毕业率上，城乡的差距也是非常显著，而好的教育是有质量增长非常重要的依托。

　　中国应该是采取一些措施，通过人力资本培养提高经济回报，至少在评估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把人力资本投入的回报作为平等的基础进行考虑，在此基础上去完善政策，看投哪些领域最值当

　　有些人说不平等就是不好的，不管是哪一种不平等。

　　但是我的理解是，在中国有些不平等是在过去10—15年出现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实际上这是市场机制传导的结果。

　　投入、外资，对于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以及年轻人对自己投入的增加……诸如此类的市场传导机制可以更强化，打破家庭的背景对孩子的影响，通过融资让他们获得更好的中学及大学教育。

　　这样的一种平等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而且能够促进人口的流动性。

　　但是也有一些不那么好的不平等。比如说教育无法获得和在人口移动政策方面的限制。我们需要去消除这些不平等。

责任编辑：霍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