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救兵为何无法抵达市场

　　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在股市价格持续下跌的进程中，关于政策是否应该救市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不赞成救市的一方特别强调的是“战略理性”，赞成救市的则被认为是“情绪理性”。显然，这两种评价包含着并不隐讳的褒贬。争论到今天，甚至走上了字面“索隐”的旁门里去了——比如说，强调政策出手不是救济市场。不是救市是什么呢？市场期望的就是救援，期待的是来自政府的关怀。股市暴力式下跌5个多月，杀伐所至已不止是市场范围内，要救助的已不止是市场，还有民生。在这个时候，争论什么样的理性最理性，实在没有意义。

　　之前就已说过，政策必须出手，应该是无条件的选择，股市不是微观经济，它涉及的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是否会阶段性停歇，涉及的是中小投资者的切身利益是否能够得到保护的大问题。这是当下认识股市的应有格局。应该说，管理层的表态多次证明了他们有这样的认识，有这样的格局。从之前从严审核融资再融资的表态，到基金和QFII开闸，从要求基金公司保证一定仓位到近日“一行三会”适当放松对证券业管制措施的强调，都证明了管理层对市场持续下跌导致金融风险的担心。但是，类似的政策意向并没有转化为明确的政策措施。相反，每当市场的信心因为某种朦胧的政策预期而试图恢复时，屡屡被更大的恐慌情绪冲垮。因此，我们要问，是什么羁绊了政策，是什么导致了政策的犹抱琵琶半遮面？

　　从市场现状看，因为可以算出金额而格外可怕的大小非、基金分红，因为算不出金额而更加可怕的融资再融资冲动对股市构成了沉重的资金压力。在最近，就是因为这种压力，尽管管理层反复强调初期面市规模极小的创业板不会伤害主板，但主板仍然难以承受。相反，主板的不景气使得资金过分寄希望于创业板。从长远看，有助于资本市场发展的国家创新战略的创业板，还没有推出就与主板隐然形成了局部对抗，开始了左右手互搏。这是股市处于资金供应枯竭期的一个明显症状。显然，没有哪一个单独政策措施可以应对这种将持续两年以上的情况。

　　从市场的预期看，从紧的货币政策必然使上市公司的扩张势头有所停顿，因此，市场对上市公司今年的业绩预期普遍调低。而市场的低迷进一步抑制了投资者的进场兴趣。股市政策不能背离宏观调控政策这一大背景，是显而易见的。

　　从外部环境看，虽然美国股市出现初步企稳的迹象，但信贷市场危机的冲击波还未散去。次债危机在美国境外包括中国在内深度爆发的忧虑并未消除。奥运之后股市是否仍有活力是管理层的主要考量内容之一。在这种考量下，“好牌”是否现在就打出去需要研究。而与此同时，今年前两个月中国外汇储备中的“不明资金”规模又达到119亿美元和71亿美元。在防通胀这一首要政策目标下，对国际游资进入的担忧不得不让政府在决定是否救市时愈加踌躇。

　　除宏观和统筹考量因素之外，政策救兵无法抵达市场还有机制上的原因。目前，市场热盼两大利好一是印花税单边征收，一是暂停大小非解禁或定向解禁。前者需经财政部同意，而后者则需要大小非最大股东国资委首肯。不同部门有不同的工作重心，且牵涉不同的利益考虑，因此政策救市就成为格外复杂的博弈过程，难以迅速推出。

　　种种情况客观上决定了当下的政策界限只能达到最低程度的共识——防止大跌而无法助涨，甚至修复性质的涨也会引发不同意见。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政策隐遁的理由。牺牲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以规避可能的风险，是当前最大的风险。就市场形势而言，出台能治五脏大病的政策时机或还不成熟，但即使只能治疥癣之疾，也不应被嘲笑。此外，市场现在最需要的不仅是化解供求矛盾的应对，还有明确的政策善意。最大的善意，就是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明确论述。有了这个态度，市场才能获得化解重重压力的时间，才能维持着眼于未来的信心。